齐桓公：“化敌为友”
　　齐桓公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杰出政治家管仲的辅佐分不开。但管仲曾是齐桓公的竞争对手公子纠的心腹，在一次偷袭中，他射中了齐桓公的腰带，险些要了齐桓公的命。
　　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摒弃前嫌，重用管仲。
　　为了能让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后来，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
　　楚庄王：“惩恶扬善”
　　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楚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楚庄王初即位，大权旁落，为了自保，庄王佯装沉迷酒色，同时暗中观察。
　　《史记·楚世家》记载：“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鳴，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楚庄王听政伊始，便能杀数百恶人，进数百善人，显示了他对善恶贤愚的明察和励精图治、大展宏图的魄力。
　　“惩恶扬善”的用人模式，更多地出现在朝代更替时。新的政权为了稳住政局，巩固新生政权，大多要对前一朝进行清算，特别是对那些民愤大、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理。与此同时，也晋升一些民望好、品行端正的清正之士担任官职，以充实新生政权的队伍。
　　燕昭王：“引进人才”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国君，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在位32年。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最弱，屡次败于齐国。燕昭王对他的手下郭隗说：“齐国趁着我的国家动乱，袭击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少，不足以报复齐国。但如果能得到贤能的人才一同治理国家，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心愿。先生见到这样的人才，我愿意亲身侍奉他。”郭隗说：“大王如果一定要招揽人才，就先从我开始吧。那些比我贤能的人，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您的。”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六岁。”燕昭王招揽各国才俊，乐毅来自魏国，邹衍来自齐国，剧辛来自赵国，各国有用人才纷纷来到燕国。在短短28年间，燕国便由弱变强，攻陷齐国七十余城，足见“引进人才”的威力。
　　“引进人才”的用人模式，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种开放地、包容地、不拘一格地吸纳各国各地人才的模式，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一个政权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能够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强盛的态势。
　　治国之要，用人为本。用人的模式还有许多，但是要想国家强盛，关键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西汉刘向《说苑·谈丛》有言：“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可谓多矣，关键是能不能用。只有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真正地欣赏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天下忠士才能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
　　 （《领导文萃》2019年1月 杨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