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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价值契合了提升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现实需求。在理论上，中国价值沿着破—立—聚的逻辑理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破——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立——构建全球治理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聚——把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融入全球治理，凝聚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共识。在实践中，通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活动，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逐步彰显中国价值，通过承载中国价值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
〔关键词〕中国价值;全球治理;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65-09
党的十九大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国价值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而且还能伴随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在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提升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认同感，为我国在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发挥重要作用。
一、中国价值契合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權的迫切需求
全球治理话语权体现在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具体实践中，一个国家或组织的主张获得的价值共识和国际认同。换言之，价值认同是提升一个国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毋庸讳言，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还面临着价值缺位所带来的困扰。
（一）西方价值观主导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话语构建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源于西方，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价值观将自己视为唯一正当的、要求全世界与他们一致的普世价值，就如乔治·凯南认为的那样：“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是以与我们自己相仿的程度来评判别人”〔1〕。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是西方的制度、规则、观念等在全世界的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们将其作为普世价值扩展到全球治理领域，特别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融入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以个人自由、个体本位价值观立国的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人类面临的共同利益、其他国家的主张难免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全球治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方领导、他国配合”的模式，而非平等共赢模式。
西方价值观滋生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价值观主导下，不知不觉地将全球治理视为维护其实力增长、利益实现和价值观推广的工具，譬如美国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领导着一个单极世界，应该当之无愧地制定世界秩序规则，并准备好实施这些规则。”〔2〕同样，一些西方国家基于普世价值，炮制出“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并以此为借口干涉、损害他国主权，却没有看到自己制造了全球最大的人权悲剧。基于西方世界这一局部性的历史传统、国际关系现状，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主权让渡”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主张，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下，全球治理中主权原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各国应交出一部分主权。毋庸置疑，这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应然价值;然而，这一理念与主张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难免会造成强国对弱国的霸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侵害。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与主张的缺陷。
（二）中国价值的缺失影响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构建
价值观是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当前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不到位，导致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构建不到位，全球治理话语权不强。
第一，中国价值的不彰削弱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的能力。中国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主张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模式。近年来，伴随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性组织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多边外交舞台上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两重性，即经济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近十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来越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利益诉求与发达国家的相同点将越来越多;政治上，中国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同时，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其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阶段的二重性使得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存在交汇点和冲突点。再加之中国价值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彰显不够，导致在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合作与遏制、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期许与疑惧、周边国家对我国倚重与防范、多边场合对我国追捧与孤立并存”〔3〕的局面时，中国对自身参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的解释力不够，削弱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的能力。
第二，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率不匹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4〕，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取得巨大成就，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当前中国在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新时代，中国将在制度、规则、话语权等各方面推进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双向、平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更需要能够增强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不匹配，导致了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同度不高，如尽管多年来中美贸易通过优势互补促进了各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仍有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5〕，又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极大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但仍面临着众多的疑虑与观望，一些印度学者就认为这是一条征服之路。这充分说明，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亟待提升。 第三，中国价值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不到位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读。西方信奉国强必霸，所以对中国“和平崛起”不相信，以惯性思维妄议中国有野心，对中国发展感到恐慌。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良好的发展，并在各国际场合不断提出既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又兼顾人类发展要求的主张和议题，却被认为是挑战者，如乔纳森·芬比出版专著《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外交事务》刊登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的文章《无可阻挡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说中国主导世界是必然的》，《时代》周刊封面报道《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个领导人》。西方主张零和博弈，所以对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不理解，以旧有思维解释中国新概念，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抱有警觉心态，认为中国已对西方产生了全方位的威胁和挑战。阿伦·佛里德伯格出版《中美亚洲大博弈》，金骏远在《外交》上发表《现实和当前的中国威胁：现在是华盛顿担心的时候了》，《经济学人》封面报道《崛起中国的危险》。西方热衷划分势力范围，所以对中国“包容普惠”理念不明白，以西方传统曲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倡议和措施，最终得出南辕北辙的谬误。面对西方世界炮制的具有严重西方价值色彩的“中国搭便车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错误论调的甚嚣尘上，中国亟待通过加大中国价值的国际传播，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以消解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读与误会，延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便更好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國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理论逻辑
中国价值之所以能够满足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现实需求，是因为它在逻辑上具有科学性、严密性和彻底性。这一理论遵循着破—立—聚的逻辑理路：即破——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立——构建全球治理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聚——把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融入全球治理，凝聚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共识。
（一）中国价值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
当前西方价值观霸权有三个特点：在主体上认为自己就是全人类，陷入抽象的人的错误理论;在内容上视自己的标准为全人类的标准，沦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结果上要求全人类都和自己一样，否则就要遏制、围攻，成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根据这三个特点，中国价值在理论上具有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的特质。
第一，中国价值能够透视西方价值观在话语主体方面的虚假性。西方发达国家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代言人”，认为自身能够代表全人类，“人”的概念在他们那里没有阶级、没有时代、没有实践，是抽象的。西方的抽象人性论在西方传统哲学、西方宗教伦理中生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和形成。西方传统哲学从理性、理念和理智中去思考人的本质，这对于推动对人的本质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较少关注从实践中、从物质生活本身去思考价值问题，弱化了对社会实践的思考。西方宗教具有极强的排外性，欧洲中世纪接连不断的征伐大多以清除所谓“异端”为名;进入二十世纪，基督教更是掀起了“普世合一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推翻封建统治，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等学说，这为推翻封建统治、促进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便将这些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一定条件的学说进行固化，冠以“人人生而……”之类的词汇，将人的概念真空化、抽象化，成为虚假的人权学说。
中国价值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主体方面有力地揭示和打破了这一虚假性。中国价值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他具有历史性，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规定了作为中国价值主体的人民拥有的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质，面临的时代境况，以及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中国价值之所以具有实践性，是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所赋予的，中国价值的实践性决定了中国价值主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践的、真实的，他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与此同时，它还具有世界性，是由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刻，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人民所决定的，中国价值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中国价值同其他类型文明价值观存在共同性因素，即“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6〕。换言之，中国价值主张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以此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虚假性。
第二，中国价值能够揭穿西方价值观在话语内容上的欺骗性。西方价值观以“民主”“自由”等为内容，以此作为推行话语霸权的武器，但这些内容都是以西方自己的标准而设的，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譬如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们将民主的形式与实质颠倒，不管是否有利于人民，不管人民是否真正地当家作主，只要形式上不是其所谓的轮流执政、多党选举，就污蔑其不是民主;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一方面污蔑其他国家为非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却在世界上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毫无民主可言。又譬如在“自由”的问题上，他们过多地强调资本的自由和财产的自由，同时向世界描绘了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美好图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赋予人们从资本对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带给最广大劳动者的不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越来越受自己所创造的物的束缚和奴役，在这里，“自由”已经成为“奴役”的代名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干涉其他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标准要求其他国家，业已成为引发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将这些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自由民主学说概念化、标签化、普世化，成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欺骗性。
中国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科学地阐释这些话语内容的真正内涵，揭穿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欺骗性。以民主为例，习近平以“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8〕来阐释民主本质与形式的关系，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照搬其他国家的形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才能够真正反映出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在国家层面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倡导的是民主观念与精神的培育以及开展协商民主、参与式治理等实践”〔9〕;在个人层面 “主要表现为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提升民主素养、积极有序地参与民主”〔10〕。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来说，民主是在承认不同国家平等地位，尊重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作主，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 就自由来讲，中国价值秉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国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消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消除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克服资本逻辑，追求共同富裕。有学者认为：“实质性自由的获得取决于人们政治上平等参与的过程，及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境况中所享有的机会。”〔11〕在全球治理中，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各国应该有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权利。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秉持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等原则，尊重他国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谋求划分势力范围。由此可见，中国价值生动地阐释了超越西方民主、自由等话语霸权内容的价值取向，有力揭穿了西方价值观的欺骗性。
第三，中国价值能够超越西方价值观的排他性。西方价值观寻求“普世”性，但其实践效果具有排他性。西方以其强大的经济侵略力、政治颠覆力和军事威胁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标准，对与其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经济衰退、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美国在中东地区或直接站在前台，或隐居幕后，实施其“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却使中东被称为恶之花盛开的地方;美国以“自由伊拉克行动”为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它当时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印证了中国的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现代国家关系史上开启了一个极坏的例子。
中国价值理念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的是合作共赢。以金砖国家为例，在以往合作基础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厦门会晤）确立了“金砖+”合作理念，习近平在第十次领导人会晤（约翰内斯堡会晤）上阐述了其要义：“在不断强化五国团结协作内核，提升金砖向心力、凝聚力的同时，持续扩大金砖‘朋友圈’，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们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拓展‘金砖+’合作，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推动构建广泛伙伴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2〕这一论述就是倡议在金砖国家范围内，寻求超越西方价值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并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实现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价值在全球治理的彰显的一个例子。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价值在实践效果方面超越了西方价值观的排他性。
（二）中国价值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价值取向是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价值认同程度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价值创设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理论，其深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元主导下阐释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探寻世界意义。
一方面，中国价值在一元主导下阐释中国道路。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纵观这一历史可以看出，生命力强的文明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一个不会改变的内核起主导作用，没有这一主导，其必然无法生存和发展;二是具有包容其他文明的多元因子，没有这一因子，其生存和发展之路只能越来越窄。中国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一元主导，内嵌了多样解码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因子。
中国价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就坚持了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就能够使中国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時，中国价值蕴涵着向世界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因子。中国价值的视域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国内、国外以及整个人类，中国价值在不同视域中进行不同的阐释。在国内视域，中国价值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外视域，尊重不同价值观的平等地位、表现形式，并寻求与其他类型价值观的交流互鉴，寻找相互间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尊重各自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在整个人类视阈，中国价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民主为例，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任何国家和势力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定海神针”;对其他国家，中国尊重其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的实质，而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的各种形式上的探索;就整个人类来讲，习近平阐释道：“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13〕 ，“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4〕。“商量”这个词就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价值在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探寻世界意义。一般说来，一个国家要获得全球治理话语权，必须要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其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话语权就越大。因此，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15〕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具有多大的世界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决定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强弱。中国价值通过价值观传播与认同，使得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推动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中国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向。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二元的、对抗的、强者通吃的价值指向。西方国家以“文明与野蛮”划分世界各个国家，将各国分为盟友和“邪恶轴心”，在世界秩序中信奉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理念，成为世界混乱的重要根源。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价值指向，认为世界是多元化发展的，不论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道路都是多元的，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并互相尊重，而不是寻求“历史的终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规律，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走合作之路，而不是对抗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它体现了中国价值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向。 中国价值为创新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认同。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发展的方案，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提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方案;在国际关系领域，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毋庸置疑是以和平为基础的，是为了谋求人类永续发展福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公平、正义、民主特征，奠定了全球治理体系创新的价值认同基础。
（三）中国价值凝聚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共识
中国价值彰显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旨归：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及其与世界梦的相连相通。习近平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6〕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7〕因此，实现中国梦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最根本价值所在，世界梦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价值彰显了这一价值旨归。中国谋求的和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贡献者、推动者、引领者、维护者;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向世界庄严承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18〕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不仅仅是为中国发声，更是支持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世界事务各国商量着办，就是在凝聚中国价值话语体系的中外融通。令人欣喜的是，体现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正在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数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彰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连相通，凝聚了全球治理的中外共识。
三、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当前，中国声音之所以在世界上还不够响亮，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发展程度不够之外，还缺少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这是因为，话语权也是领导权。为此，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餓，失语就要挨骂。”〔19〕进入新时代，伴随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如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少认同”的突出问题呢？其关键就在于探寻以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议题
主动设置全球治理议题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其重要表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早期参与中，中国只能被动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规则及其议题;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政治地位极不相符，中国应从坚持国内国际两个战略良性互动的角度出发，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国际议题。如中国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就是体现了中国“开放融通、创新引领、包容普惠、共同发展”的开放理念;G20杭州峰会为中国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议题提供了最佳机会，通过议题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最终形成了“放眼长远、综合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的杭州共识，成功实现了中国价值的国际表达。
国际议题的设置是领域多样性和价值一致性的统一。全球治理的领域是多样和全面的，只在某一方面取得成效是不够的，需要在各个领域提高议题设置的主动性。如通过公共外交，蔡拓等人就列出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全球通信媒体与文化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大国关系治理、全球区域治理等诸多全球治理领域〔20〕，反映了中国人参与相关全球治理问题的议题设置与展示。当然，这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各个领域议题设置的价值指向应该是同向的、一致的，所有的领域的背后应该体现一种呈现出整体映像的价值导向，即中国价值。需要提醒的是，混乱的价值指向不但不能凝结中国形象，反而使得国际上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议题无所适从，进而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认同度降低，最终无法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
（二） 积极提供彰显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规则
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变革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规则调整和变革中发挥前瞻性作用，对于中国价值获得国际认同，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该承认，现有全球治理秩序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其次，现有规则受到了新形势、新情况的挑战，亟需变革和改进。在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中，西方也高喊平等、民主、自由等口号，也在程序或形式上进行了所谓的“体现”，但是其实质和结果却走向了反面，亟需变革和改进。鉴于现有规则盘根错节，各个规则的生成、制定、执行情况都不一样，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变革和改进现有规则，使其真正符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彰显中国价值。再次，规则的制定和实践结果应立足于共赢。中国价值之所以能够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仅仅停留在理念上、口号上，而是落实到解决当前世界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其结果实现了所有参与者的共赢。目前，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削减，全球发展治理赤字愈加严峻。在此情况下，中国倡议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通过亚投行货币规则、投票规则制定的合理性，体现了其开放和包容〔21〕，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规则中的中国价值。 （三）巧妙嵌入中国价值到“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如前所述，中国能够多大程度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的一种尝试。“一带一路”承载了中国价值的导向，是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所有参与国不分种族、大小、强弱，都能够平等参与合作共赢，参与“一带一路”没有门槛要求，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需要承担强制性的其他义务，体现了中国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反思现代社会种种争端与冲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2〕，体现了中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一带一路”形成的是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格局，涵盖了不同种族、国家和文明，体现了中国对开放包容的价值追求。
“一带一路”直面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摒弃旧有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积极尝试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安全问题等诸多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全球治理新理念，造福世界各国及人民。在这一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和一次创新性探索。”〔23〕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以为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提供更加多样的合作方式，促使世界经济发展获得新动能。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它反映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越来越有成效，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格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是组织的优化、规则的完善以及技术手段的创新，更是价值观的重构。增强全球治理领域的中国价值传播与认同，对于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须指出的是，全球治理领域的价值观冲突从未稍有停止，中国价值在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与不同类型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与交锋。这需要我们加强对中国价值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不断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价值话语体系，在全球治理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倡议等各项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价值的传播和认同，最终推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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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学明】
〔关键词〕中国价值;全球治理;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65-09
党的十九大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国价值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而且还能伴随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在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提升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认同感，为我国在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发挥重要作用。
一、中国价值契合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權的迫切需求
全球治理话语权体现在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具体实践中，一个国家或组织的主张获得的价值共识和国际认同。换言之，价值认同是提升一个国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毋庸讳言，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还面临着价值缺位所带来的困扰。
（一）西方价值观主导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话语构建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源于西方，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价值观将自己视为唯一正当的、要求全世界与他们一致的普世价值，就如乔治·凯南认为的那样：“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是以与我们自己相仿的程度来评判别人”〔1〕。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是西方的制度、规则、观念等在全世界的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们将其作为普世价值扩展到全球治理领域，特别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融入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以个人自由、个体本位价值观立国的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人类面临的共同利益、其他国家的主张难免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全球治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方领导、他国配合”的模式，而非平等共赢模式。
西方价值观滋生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价值观主导下，不知不觉地将全球治理视为维护其实力增长、利益实现和价值观推广的工具，譬如美国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领导着一个单极世界，应该当之无愧地制定世界秩序规则，并准备好实施这些规则。”〔2〕同样，一些西方国家基于普世价值，炮制出“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并以此为借口干涉、损害他国主权，却没有看到自己制造了全球最大的人权悲剧。基于西方世界这一局部性的历史传统、国际关系现状，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主权让渡”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主张，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下，全球治理中主权原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各国应交出一部分主权。毋庸置疑，这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应然价值;然而，这一理念与主张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难免会造成强国对弱国的霸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侵害。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与主张的缺陷。
（二）中国价值的缺失影响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构建
价值观是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当前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不到位，导致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构建不到位，全球治理话语权不强。
第一，中国价值的不彰削弱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的能力。中国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主张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模式。近年来，伴随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性组织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多边外交舞台上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两重性，即经济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近十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来越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利益诉求与发达国家的相同点将越来越多;政治上，中国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同时，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其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阶段的二重性使得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存在交汇点和冲突点。再加之中国价值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彰显不够，导致在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合作与遏制、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期许与疑惧、周边国家对我国倚重与防范、多边场合对我国追捧与孤立并存”〔3〕的局面时，中国对自身参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的解释力不够，削弱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的能力。
第二，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率不匹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4〕，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取得巨大成就，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当前中国在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新时代，中国将在制度、规则、话语权等各方面推进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双向、平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更需要能够增强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不匹配，导致了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同度不高，如尽管多年来中美贸易通过优势互补促进了各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仍有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5〕，又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极大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但仍面临着众多的疑虑与观望，一些印度学者就认为这是一条征服之路。这充分说明，中国价值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亟待提升。 第三，中国价值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不到位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读。西方信奉国强必霸，所以对中国“和平崛起”不相信，以惯性思维妄议中国有野心，对中国发展感到恐慌。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良好的发展，并在各国际场合不断提出既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又兼顾人类发展要求的主张和议题，却被认为是挑战者，如乔纳森·芬比出版专著《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外交事务》刊登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的文章《无可阻挡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说中国主导世界是必然的》，《时代》周刊封面报道《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个领导人》。西方主张零和博弈，所以对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不理解，以旧有思维解释中国新概念，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抱有警觉心态，认为中国已对西方产生了全方位的威胁和挑战。阿伦·佛里德伯格出版《中美亚洲大博弈》，金骏远在《外交》上发表《现实和当前的中国威胁：现在是华盛顿担心的时候了》，《经济学人》封面报道《崛起中国的危险》。西方热衷划分势力范围，所以对中国“包容普惠”理念不明白，以西方传统曲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倡议和措施，最终得出南辕北辙的谬误。面对西方世界炮制的具有严重西方价值色彩的“中国搭便车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错误论调的甚嚣尘上，中国亟待通过加大中国价值的国际传播，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以消解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读与误会，延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便更好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國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理论逻辑
中国价值之所以能够满足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现实需求，是因为它在逻辑上具有科学性、严密性和彻底性。这一理论遵循着破—立—聚的逻辑理路：即破——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立——构建全球治理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聚——把中国价值话语体系融入全球治理，凝聚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共识。
（一）中国价值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
当前西方价值观霸权有三个特点：在主体上认为自己就是全人类，陷入抽象的人的错误理论;在内容上视自己的标准为全人类的标准，沦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结果上要求全人类都和自己一样，否则就要遏制、围攻，成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根据这三个特点，中国价值在理论上具有解构西方价值观霸权的特质。
第一，中国价值能够透视西方价值观在话语主体方面的虚假性。西方发达国家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代言人”，认为自身能够代表全人类，“人”的概念在他们那里没有阶级、没有时代、没有实践，是抽象的。西方的抽象人性论在西方传统哲学、西方宗教伦理中生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和形成。西方传统哲学从理性、理念和理智中去思考人的本质，这对于推动对人的本质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较少关注从实践中、从物质生活本身去思考价值问题，弱化了对社会实践的思考。西方宗教具有极强的排外性，欧洲中世纪接连不断的征伐大多以清除所谓“异端”为名;进入二十世纪，基督教更是掀起了“普世合一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推翻封建统治，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等学说，这为推翻封建统治、促进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便将这些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一定条件的学说进行固化，冠以“人人生而……”之类的词汇，将人的概念真空化、抽象化，成为虚假的人权学说。
中国价值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主体方面有力地揭示和打破了这一虚假性。中国价值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他具有历史性，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规定了作为中国价值主体的人民拥有的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质，面临的时代境况，以及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中国价值之所以具有实践性，是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所赋予的，中国价值的实践性决定了中国价值主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践的、真实的，他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与此同时，它还具有世界性，是由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刻，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人民所决定的，中国价值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中国价值同其他类型文明价值观存在共同性因素，即“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6〕。换言之，中国价值主张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以此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虚假性。
第二，中国价值能够揭穿西方价值观在话语内容上的欺骗性。西方价值观以“民主”“自由”等为内容，以此作为推行话语霸权的武器，但这些内容都是以西方自己的标准而设的，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譬如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们将民主的形式与实质颠倒，不管是否有利于人民，不管人民是否真正地当家作主，只要形式上不是其所谓的轮流执政、多党选举，就污蔑其不是民主;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一方面污蔑其他国家为非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却在世界上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毫无民主可言。又譬如在“自由”的问题上，他们过多地强调资本的自由和财产的自由，同时向世界描绘了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美好图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赋予人们从资本对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带给最广大劳动者的不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越来越受自己所创造的物的束缚和奴役，在这里，“自由”已经成为“奴役”的代名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干涉其他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标准要求其他国家，业已成为引发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将这些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自由民主学说概念化、标签化、普世化，成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欺骗性。
中国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科学地阐释这些话语内容的真正内涵，揭穿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欺骗性。以民主为例，习近平以“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8〕来阐释民主本质与形式的关系，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照搬其他国家的形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才能够真正反映出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在国家层面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倡导的是民主观念与精神的培育以及开展协商民主、参与式治理等实践”〔9〕;在个人层面 “主要表现为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提升民主素养、积极有序地参与民主”〔10〕。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来说，民主是在承认不同国家平等地位，尊重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作主，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 就自由来讲，中国价值秉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国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消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消除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克服资本逻辑，追求共同富裕。有学者认为：“实质性自由的获得取决于人们政治上平等参与的过程，及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境况中所享有的机会。”〔11〕在全球治理中，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各国应该有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权利。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秉持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等原则，尊重他国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谋求划分势力范围。由此可见，中国价值生动地阐释了超越西方民主、自由等话语霸权内容的价值取向，有力揭穿了西方价值观的欺骗性。
第三，中国价值能够超越西方价值观的排他性。西方价值观寻求“普世”性，但其实践效果具有排他性。西方以其强大的经济侵略力、政治颠覆力和军事威胁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标准，对与其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经济衰退、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美国在中东地区或直接站在前台，或隐居幕后，实施其“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却使中东被称为恶之花盛开的地方;美国以“自由伊拉克行动”为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它当时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印证了中国的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现代国家关系史上开启了一个极坏的例子。
中国价值理念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的是合作共赢。以金砖国家为例，在以往合作基础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厦门会晤）确立了“金砖+”合作理念，习近平在第十次领导人会晤（约翰内斯堡会晤）上阐述了其要义：“在不断强化五国团结协作内核，提升金砖向心力、凝聚力的同时，持续扩大金砖‘朋友圈’，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们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拓展‘金砖+’合作，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推动构建广泛伙伴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2〕这一论述就是倡议在金砖国家范围内，寻求超越西方价值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并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实现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价值在全球治理的彰显的一个例子。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价值在实践效果方面超越了西方价值观的排他性。
（二）中国价值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价值取向是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价值认同程度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价值创设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理论，其深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元主导下阐释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探寻世界意义。
一方面，中国价值在一元主导下阐释中国道路。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纵观这一历史可以看出，生命力强的文明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一个不会改变的内核起主导作用，没有这一主导，其必然无法生存和发展;二是具有包容其他文明的多元因子，没有这一因子，其生存和发展之路只能越来越窄。中国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一元主导，内嵌了多样解码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因子。
中国价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就坚持了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就能够使中国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時，中国价值蕴涵着向世界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因子。中国价值的视域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国内、国外以及整个人类，中国价值在不同视域中进行不同的阐释。在国内视域，中国价值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外视域，尊重不同价值观的平等地位、表现形式，并寻求与其他类型价值观的交流互鉴，寻找相互间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尊重各自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在整个人类视阈，中国价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民主为例，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任何国家和势力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定海神针”;对其他国家，中国尊重其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的实质，而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的各种形式上的探索;就整个人类来讲，习近平阐释道：“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13〕 ，“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4〕。“商量”这个词就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价值在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探寻世界意义。一般说来，一个国家要获得全球治理话语权，必须要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其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话语权就越大。因此，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15〕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具有多大的世界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决定了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强弱。中国价值通过价值观传播与认同，使得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推动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中国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向。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二元的、对抗的、强者通吃的价值指向。西方国家以“文明与野蛮”划分世界各个国家，将各国分为盟友和“邪恶轴心”，在世界秩序中信奉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理念，成为世界混乱的重要根源。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价值指向，认为世界是多元化发展的，不论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道路都是多元的，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并互相尊重，而不是寻求“历史的终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规律，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走合作之路，而不是对抗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它体现了中国价值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向。 中国价值为创新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认同。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发展的方案，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提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方案;在国际关系领域，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毋庸置疑是以和平为基础的，是为了谋求人类永续发展福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公平、正义、民主特征，奠定了全球治理体系创新的价值认同基础。
（三）中国价值凝聚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共识
中国价值彰显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旨归：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及其与世界梦的相连相通。习近平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6〕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7〕因此，实现中国梦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最根本价值所在，世界梦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价值彰显了这一价值旨归。中国谋求的和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贡献者、推动者、引领者、维护者;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向世界庄严承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18〕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不仅仅是为中国发声，更是支持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世界事务各国商量着办，就是在凝聚中国价值话语体系的中外融通。令人欣喜的是，体现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正在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数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彰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连相通，凝聚了全球治理的中外共识。
三、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当前，中国声音之所以在世界上还不够响亮，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发展程度不够之外，还缺少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这是因为，话语权也是领导权。为此，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餓，失语就要挨骂。”〔19〕进入新时代，伴随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如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少认同”的突出问题呢？其关键就在于探寻以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议题
主动设置全球治理议题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其重要表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早期参与中，中国只能被动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规则及其议题;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政治地位极不相符，中国应从坚持国内国际两个战略良性互动的角度出发，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国际议题。如中国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就是体现了中国“开放融通、创新引领、包容普惠、共同发展”的开放理念;G20杭州峰会为中国主动设置内嵌了中国价值的议题提供了最佳机会，通过议题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最终形成了“放眼长远、综合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的杭州共识，成功实现了中国价值的国际表达。
国际议题的设置是领域多样性和价值一致性的统一。全球治理的领域是多样和全面的，只在某一方面取得成效是不够的，需要在各个领域提高议题设置的主动性。如通过公共外交，蔡拓等人就列出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全球通信媒体与文化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大国关系治理、全球区域治理等诸多全球治理领域〔20〕，反映了中国人参与相关全球治理问题的议题设置与展示。当然，这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各个领域议题设置的价值指向应该是同向的、一致的，所有的领域的背后应该体现一种呈现出整体映像的价值导向，即中国价值。需要提醒的是，混乱的价值指向不但不能凝结中国形象，反而使得国际上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议题无所适从，进而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认同度降低，最终无法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
（二） 积极提供彰显了中国价值的全球治理规则
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变革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规则调整和变革中发挥前瞻性作用，对于中国价值获得国际认同，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该承认，现有全球治理秩序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其次，现有规则受到了新形势、新情况的挑战，亟需变革和改进。在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中，西方也高喊平等、民主、自由等口号，也在程序或形式上进行了所谓的“体现”，但是其实质和结果却走向了反面，亟需变革和改进。鉴于现有规则盘根错节，各个规则的生成、制定、执行情况都不一样，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变革和改进现有规则，使其真正符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彰显中国价值。再次，规则的制定和实践结果应立足于共赢。中国价值之所以能够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仅仅停留在理念上、口号上，而是落实到解决当前世界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其结果实现了所有参与者的共赢。目前，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削减，全球发展治理赤字愈加严峻。在此情况下，中国倡议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通过亚投行货币规则、投票规则制定的合理性，体现了其开放和包容〔21〕，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规则中的中国价值。 （三）巧妙嵌入中国价值到“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如前所述，中国能够多大程度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的一种尝试。“一带一路”承载了中国价值的导向，是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所有参与国不分种族、大小、强弱，都能够平等参与合作共赢，参与“一带一路”没有门槛要求，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需要承担强制性的其他义务，体现了中国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反思现代社会种种争端与冲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2〕，体现了中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一带一路”形成的是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格局，涵盖了不同种族、国家和文明，体现了中国对开放包容的价值追求。
“一带一路”直面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摒弃旧有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积极尝试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安全问题等诸多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全球治理新理念，造福世界各国及人民。在这一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和一次创新性探索。”〔23〕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以为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提供更加多样的合作方式，促使世界经济发展获得新动能。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它反映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越来越有成效，中国价值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格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是组织的优化、规则的完善以及技术手段的创新，更是价值观的重构。增强全球治理领域的中国价值传播与认同，对于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须指出的是，全球治理领域的价值观冲突从未稍有停止，中国价值在助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与不同类型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与交锋。这需要我们加强对中国价值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不断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价值话语体系，在全球治理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倡议等各项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价值的传播和认同，最终推进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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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建波.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三个新着力点〔N〕.学习时报，2017-08-07.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1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N〕.人民日报，2016-09-29.
〔18〕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28.
〔19〕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20〕蔡拓等.全球治理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目录2～3.
〔21〕新华网.亚投行规则避免中国独断〔EB/OL〕.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08/c_127998803.htm，2019-02-11.
〔22〕鱼宏亮.“一带一路”蕴含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2016-09-02.
〔23〕罗世礼.“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的创新探索〔N〕.人民日报，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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