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巴次仁拿起一个糌粑，熟练地捏成中空的窝窝头形状，填上一大勺拌着藏式辣椒面的生牦牛肉酱，一口放进嘴里，腮帮鼓囊几下，便吞进了肚里，这才端起桌上的酥油茶，一饮而尽，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牦牛肉有些家乡的味道，要是喝碗牧人茶就更好了。”
　　82岁的次仁曲杰满意地看着扎巴的吃相。“在拉萨藏餐馆里，能够做出地道生牦牛肉酱的，确实不多了。肉质要好，配的佐料也好。”16年前的2004年，退休后的著名藏汉翻译家次仁曲杰，指导儿子和儿媳，成立了拉萨最早的一家家庭式藏餐馆——藏家宴。
　　来自那曲市尼玛县阿索乡亚荣村的扎巴，是地道的藏北牧民后代，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已成为拉萨新移民多年的他，仍非常怀念家乡的美食。“我一开始根本吃不惯藏面，也喝不惯甜茶。在我们牧区，牛羊肉最爱吃煮的和生的，或者就是风干肉。”
　　一般在望果节左右，扎巴会开车回一趟老家，差不多15个小时左右路程。这个青稞成熟的季节里，他要穿越拉萨河谷的许多村庄——卫藏地区的青稞之乡，人们在等待果实的日子里庆祝丰收。此刻的家乡牛羊肥美，70头牦牛和200头羊，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原上撒欢。
　　扎巴经常会想起小时候在家乡自在快乐的游牧生活，带上糌粑、风干肉和牧人茶，一待就是一天。他每次从老家回拉萨的一段路程——那曲、当雄到拉萨，正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重合——这段主要为“青藏道”的“唐蕃古道”，是汉藏贸易、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曾描述道：“生命的水体，沿着从北极低地到赤道高地这一条徐缓上升的线，把其携带的生命漂浮物留在了我们的高山之巅。”这高山之巅正是西藏——在这个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上，藏地三宝：青稞、牦牛和茶叶，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
　　青稞：天地之合
　　恰古晓，央古晓！
　　祈福气呵，招灵魂！
　　从天上神域招来青稞魂，
　　从人间精域招来青稞魂，
　　……
　　6月中旬的日喀则，青稞地里一片碧绿，和远处的喜马拉雅雪山相映成趣。拉孜县民间艺术团的白玛曲珍，在排练堆谐之余，经常回夏拉村看看家人。在青稞成熟的望果节，她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收割后的青稞地里载歌载舞，庆祝丰收。
　　青稞在西藏种植历史悠久，是西藏播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藏语音译为“溪卡孜”——意为“如意美好的庄园”——青稞更是声名在外，据统计日喀则青稞年總产量近40万吨，被称为“世界青稞之乡”。
　　2013年，在白玛家乡附近的拉孜廓雄遗址，出土了距今约3200年的青稞种碳化物遗迹——这是西藏首次在雅江上游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作物遗存。“这为研究西藏高原史前农耕及栽培作物的起源演化增添新的佐证。”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祖军说。
　　西藏曾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过史前农作物遗存，但为单一的粟而不见青稞。20世纪90年代，山南昌果沟遗址中曾发现过青稞种遗迹，并将藏民族的青稞农耕史上溯到了新石器时代，不过昌果沟遗址青稞种遗迹所在地海拔不及廓雄遗址高。

　　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作为唯一可以广泛种植的谷物，青稞至少在3000多年前，就已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基，为藏族先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活保障。换而言之，在藏民族以“吐蕃”称号崛起于青藏高原之前一千多年，青稞就已经开始哺育先民了。
　　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圣者（指观音菩萨）“从须弥山缝间，取出青稞、小麦、豆、荞、大麦，播于地上。”西藏种植业起步，至少可追溯到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当时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开始出现木犁牛耕和引水灌溉，西藏高原先民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青稞和藏族的联系，贯串着西藏的历史。根据藏族的创世传说，当猕猴和罗刹女在泽当的原野上最初结合，他们的子孙从天神处获得了青稞之种I山南泽当的萨热索当，成为整个雪域高原的第一片青稞田，为此山南被称为“青稞的发祥地”。
　　“世界之巅在西藏，西藏之源在山南”——在被誉为藏民族之宗和藏文化之源的山南，位于雅江中下游的乃东诞生了西藏的农耕文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在此修建了西藏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随着吐蕃部落日趋稳定，最早的农业形式也在乃东建立起来。
　　到了唐代，西藏地区的青稞种植已很普遍，成为当地仅有的三种麦类作物之一。《旧唐书-吐蕃列传上》有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杭稻，有青稞麦、衷豆、小麦、荞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隋书-附国传》中亦称：“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
　　西藏文明古老的时间观，同样建立于青稞生长成熟的周期。在《西藏的味道》一书作者杜冬看来，从春天的播种，到夏季的锄草，至仲秋的收割。青稞以其自有的、稳健的生长，营造着藏族人民的生活节奏，积累着雪域高原的文明。
　　西藏的古老文明，深深扎根于青稞田中——神秘的天文历算，以预测农时为根本任务;藏医药最初的源头，是发现青稞酒糟可以外敷治疗烧伤;横贯高原各地的商队，以农时忙闲作为自己出发和返回的依据;最古老的藏族歌舞，由青稞酒和幻梦酝酿而成。 　　青稞的播种和收割，在藏族歌谣中已有浩如烟海的记录，和古代汉语诗歌一唱一和。《诗经》中对田穑有过真实的记录：“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这描写的何尝不是播种青稞的情景？每年藏历正月（农历3月左右）举行启耕节，就是春耕春播仪式。农牧民们身着民族盛装，背着青稞酒，手捧五谷斗，扶老携幼来到田间，采用传统的“二牛抬杠”（两头犏牛共用一根棍轭拉犁）方式，开始春耕第一犁。
　　到了9月份，青稞成熟开镰收割之际，拉孜和江孜等地都要举办望果节。农牧民们换上节日服装，打着各色彩旗，手擎青稞穗，边唱歌边绕着青稞地转。行进中不断吹号、打鼓、诵经、唱诵：“德福来吧，吉祥也来吧！祈福气啊，招灵魂！从天上神域招来青稞魂，从人间精域招来青稞魂……”
　　继2014年联合完成青稞基因组图谱绘制后，2019年初，西藏农牧科学院和华大基因发表了关于青稞的起源与演化的最新成果——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通过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西藏南部。

　　“大麦在进入西藏、演变成青稞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藏族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参与这项研究的西藏农牧科学院博士曾兴权说，国外因为小麦的出现，大麦逐渐被排除在食用性主粮之外。只有在西藏，青稞这一类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我民，亿万之口。”藏文化的文明史，也是青稞的发展史。西藏很多地方除了青稞，其他粮食作物难以种植。作为西藏最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作物，青稞的生产和发展一直是影响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西藏农牧科学院的青稞创新团队，先后选育出了20多个青稞新品种（系），其中有“藏青148”“藏青690”“藏青2000”等。尤其是历时19年选育出来的“藏青2000”，具有产量高、产草多、抗倒伏、籽粒白等优点，切实起到了青稞大幅度增产，解决口粮的问题，惠及了上百万西藏农民。
　　如今，青稞制品又成为雪域高原生产的主要商品，如何提升其附加值？管新飞就是一位探路者之一，这位西藏藏缘集团的董事长，在2004年几乎押上全部家当，以藏族传统青稞酒为突破口，经过反复实验，将青稞酒保质期由此前的7天延长到13个月，且口感更醇，更符合大众口味，也方便储存运输。当年，这一成果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科技成果鉴定。
　　青稞酒的成功研发让管新飞踏上了实业之路。他去国外探访发现，工业啤酒不受欢迎。为此，2017年8月，在参加上海国际精酿展之后，决定制作青稞芽胚精酿啤酒，其中青稞占比大概38%。2019年6月18日，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来到藏缘集团考察调研，并为藏缘第一批稞芽胚精酿啤酒祈福。
　　随后，藏缘集团又将内地成熟的“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引进西藏，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大幅提升青稞价格和转化量。管新飞率先将青稞的收购价格提高到2，5元/斤，最好的3.5元/斤。“一罐青稞啤酒成本为0.8～1元，提升了青稞附加值至少20倍。目前达孜基地每年产2500吨，日喀则江孜也有对接，山南新基地每年需要原料5000吨。”

　　天人合一，天人互动。耐寒耐旱，耐碱耐瘠薄，这是青稞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青稞是西藏人生命的符号，也是藏民族精神的象征。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高鸿的长篇小说《青稞》，包括鲍传伟执导的电影《青稞》，都赋予了青稞极高的象征，意义——“青稞，是麦子总有成熟的一天;青稞，是麦子总有锋芒的一天。”

　　牦牛：高原之舟
　　体形犹如大云朵
　　腾飞凌驾行空间
　　鼻孔嘴中喷黑雾
　　舌头摆动如电击
　　……
　　自称“亚格博”（藏语“牦牛老头”之意）的吴雨初，最近一直在忙碌一个展览。6月21日，“象藏艺术中的牦牛”展览在西藏牦牛博物馆终于开幕，这位馆长不无得意地说：“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西藏牦牛艺术形象的专题展览。”

　　牦牛的馴养历史，大概始于距今3500至4500年前，被驯养后的牦牛成为青藏高原居民最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雪域人民的“高原之舟”。象雄文化是前吐蕃时期的西藏本土早期文化，在西藏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并在青藏高原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早在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中，就有这样的传说：当世界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冈仁波齐时，便有了第一头牦牛。冈仁波齐是早期苯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四大宗教共同的神山，也是人们常说的须弥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的山褶，被传说为牦牛的背脊。 　　这个传说充满了对于早期世界的想象，以及对牦牛出现的好奇。藏族有句谚语：“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一个动物种群与一个人类族群，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罕见，具有典型的人类学意义。
　　在象雄文化和艺术中，牦牛是个独特的题材。西藏阿里的象雄遗址处，就曾发现牦牛驮鞍的残片。2000多年来，牦牛驮着牧人的家，四处游牧，甚至在古代战争中，牦牛还成为勇士们的坐骑。如今人们攀登珠峰，也是先由牦牛把登山物资驮运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象藏艺术中的牦牛”展览策展人范久辉从2013年起，就开始搜集本次展出的近200幅牦牛形象展品。为了拍摄壁画，他曾远赴尼泊尔徒步两个多月，展品从古拙的岩画到精美的托甲，从寺庙的壁画唐卡到民间的绘画装饰，象藏艺术中的牦牛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在吴雨初看来，藏族人民对牦牛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象雄文化时期，从壁画唐卡到家庭用品，都展示出对牦牛的艺术记忆，展现出牦牛在藏族人民生产、生活和生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也将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提供灵感。
　　十一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曾深情地讲述了牦牛与藏民族的关系：“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人民。”牦牛与藏族人民相生相伴、生生不息，深刻影响着藏族人民的性格，牦牛对于藏族人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如果没有牦牛，人类的脚步就不可能涉足这么深远的区域。”西藏题材摄影师卡布（陈虎长）的新书《西藏，西藏》刚刚出版，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自己和牦牛的动人故事。“动物当然是人类的朋友，但一种动物与一个人类族群，具有如此亲密无间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离的关系，实属罕见。”
　　卡布称自己最大的乐趣，是立于安静处细细观察。“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去记录并观察野牦牛的影像以及生活习性。那是一段在观察中等待，在等待中观察的日子。我相信，多年以后，我再见到牦牛，仍然会想起在羌塘深处，在那些荒凉的山坡之上，我和野牦牛初次相遇时的情景。”
　　野牛是现代野牦牛的祖先，是在距今约1200万年以前，从古羚羊中分离出来的。据古生物学家研究，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升高，动物生存环境的日趋寒冷，野牦牛在外表上被毛不断加长，绒毛不断加厚。最终，它成为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形最大的哺乳动物。
　　根据农业历史学家们的考证，牦牛与人类进化和民族形成关系密切，他们推测牦牛驯养时间与古羌民族形成的时间一致。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距今约为1万年至4000年左右，古羌人驯化了牦牛这一学说，目前仅见于史料记载（大于四万五千年前的牦牛头骨化石）。
　　人类踏足于青藏高原最早的年代，在2018年被刷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凌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的《关于西藏尼阿底地区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调查报告》，披露了西藏尼阿底旧石器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从而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前推到4万年前。
　　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纪录。尼阿底旧石器遗址的位置，在西藏最大的湖泊色林错与错鄂之间，一条名为琼俄藏布的河旁边。这一重大发现，令古羌人是藏族人的祖先一说显得缺乏科学证据，也佐证了正是4万年前就生活在更高海拔处的藏族人，驯化了牦牛。
　　2015年12月22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牦牛驯化成果——该研究通过获取野生和家养牦牛的群体基因组数据，发现牦牛驯化始于7300年前。
　　驯化野牦牛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用了好几千年，将野牦牛一代一代地进行人工优化，最终遗留下来的变成可以畜养的家牦牛。巧合的是，牦牛驯化及其驯化种群的大规模增长，与青藏高原史前人群两次大规模增长时间相吻合（通过人类群体遗传学数据推算）。
　　美国学者乔治·B.夏勒说：“人类对野牦牛的看法混合了想象和现实。野牦牛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羌塘，成为这一地区的象征符号。”羌塘是对西藏藏北草原的统称。之前，整个羌塘都是野生动物们的天堂。实际上，这一大片区域正逐渐被人类所占领，被季节游牧的牧民和他们的家畜所占據。
　　目前最大数量的野牦牛种群在羌塘。据《生物多样性》2018研究报告《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野牦牛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统计：西藏野牦牛的数量在12106-22436头，全国野牦牛数在27220～47138头。
　　有一种奇特的浑身披着金黄色毛发的野牦牛，生活在羌塘西部，当地人称其为“仲康巴”（金丝野牦牛）。2016年，卡布率领了一个约30人的剧组去拍摄它们，完成了纪录片《阿里·金丝野牦牛》，据多次在金丝野牦牛群的活动区域的跟踪调查，其种群数量不足100头。

　　《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已将野牦牛列为严禁贸易物种附录。2016年，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截止到2018年，羌塘、可可西里和阿尔金山保护区，均建起了大量的保护站。此前在这些区域中的牧民们，正从放牧者转变为保护者。 　　吴雨初与牦牛的情缘，始于1977年——在那曲嘉黎县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他和所有人困入绝境，是牦牛们拼死冲过被暴雪掩埋的垭口，带来了生命的奇迹。从此，他的心留在了西藏，留在了牦牛身旁——他真的在一片荒滩上建起了西藏牦牛博物馆。
　　“藏族驯养了牦牛，牦牛养育了藏族。”吴雨初把西藏牦牛博物馆建馆理念定为：“憨厚、忠勇、悲憫、尽命”的牦牛品格。数千年来，牦牛与藏族人民相伴相随，尽其所有。他对牦牛的重要性做了精彩提炼——“衣食住行运烧耕，政教商战娱医文”——这14个字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精神性格。
　　吴雨初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专门请牧民垒砌了一栋牛粪墙——可能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也没有把牛粪作为展品的。“牛粪作为牦牛产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燃料，曾经温暖了世代牧人的生活，这不就是历史生活的物证吗？”这或许也是亚格博心中，西藏牦牛博物馆真正的“镇馆之宝”。
　　在黑帐篷边和高原人唇齿相依了近万年的牦牛，因为它们对高寒、低温、缺氧环境的极端耐受能力，承载起高原人的生活与文明。人们一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它们的身上获取奶制品，这一过程包括从酥油中提取奶饼和奶渣，这种劳作中无不充满传承的仪式感。
　　“这些身着长毛披风的武士，是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处那片原野的象征。它们，就是羌塘的图腾。”卡布希望可以借助影像记录的方式，让更多人获取个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那片一眼望去荒凉的羌塘大地中，野性之美，就在呼吸之间”。

　　藏茶：东方树叶
　　一杯茶水
　　香满庭户
　　有糌粑相伴
　　胜过多少春露
　　加央罗典像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亲手为81岁的母亲索朗卓嘎准备早茶，这天是萨嘎达瓦日——吃完早饭母亲要去转“林廓”。出身茶香世家的他，目前是西藏朗赛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研发的“仁增多吉”低氟健康藏茶盛销藏地，2016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藏族有种说法：“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约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饮茶的习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传统饮食，以青稞、牛羊肉和乳制品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中富含茶碱、维生素，弥补了膳食结构中的缺陷，有助于维持体内酸碱平衡，预防消化不良。
　　清周蔼联《西藏纪游》中记载：“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盖酥油性热，糌粑干涩而不适口，非茶以荡涤之，则肠胃不能通利。”杨仲华1937年出版的《西康纪要》中亦称：“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裸之热，非茶不解。”

　　可见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和空气一样，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罗典笑言，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还重要。难怪明朝谈修的《滴露漫录》中记载：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是饮茶最多的民族。
　　藏茶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生活饮品，被称为“民生之茶”。但高海拔地区并不产茶，需要从四川雅安等产茶区输送藏茶到高原，因此藏茶也成为千百年来维系藏汉民族感情的桥梁和纽带。据唐陆羽《茶经》史料，藏语称茶为“横”，借用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从唐时，就开始大量输入藏地。科学家发现茶叶至少在1800年前就已输送到西藏阿里地区。
　　罗典家族与茶结缘颇深。姥爷果扎，昌都芒康人，家族三代从事茶马生意。他父亲、母亲的家族一直从事茶叶贸易，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对藏茶的文化历史也很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罗典妹妹开始从事茶叶贸易批发，创办的“雪域酥茶商行”，当时在西藏名气很大。
　　1999年，由于部分藏茶生产企业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影响了藏茶的声誉，罗典的父亲次仁顿典，决定在雅安名山县建厂，用自己多年来做藏茶生意建立起来的信誉，经营藏茶品牌。名山是雅安产茶最大的县，有茶马司遗址、世界茶文化圣山蒙顶山，茶文化资源丰富。
　　父亲对藏茶生产是门外汉，但他知道历史上已失传的茶叶品牌——如《格萨尔王》中英雄凯旋，王妃给他敬奉的“金叶巴扎”茶，还有“仁增多吉”，相传是藏王喝过的。这两种茶的原产地都在雅安。父亲为此注册了这两个商标，并聘请四川农业大学茶学教授为技术顾问，采用传统制作工艺进行生产。
　　茶厂2000年初开始建，同年10月就投产了。一个月后，首批50吨“金叶巴扎”康砖茶完成。11月，这批茶叶辗转成都、格尔木，经汽车、火车运到达拉萨。这批茶进入市场以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刚运送到拉萨，就被一抢而空。
　　长期以来，技术含量较低的边销茶里氟的含量很高，严重影响着藏区人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容易引起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为此，罗典毅然决定改做低氟的合格产品。2007年底至2008年初，公司三次失火，2008年又遭遇汶川地震，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如今，西藏朗赛的低氟茶和旅游产品茶，已在拉萨占据了大半个江山。 　　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国栋，先后出版了《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和《西藏茶文化》等著作，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茶教师”的他，多次去过朗赛茶厂所在地雅安。2019年11月，他参加了在雅安举办的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年会，并对雅安藏茶进行了考察。
　　藏茶名称的来历有其绵長的历史，既有中央政府治理的角度，比如“边茶”（也叫“边销茶”），亦有来自西藏民间的称呼，譬如“马茶”，也有发自产地采摘文化的称号，譬如“剪刀茶”。但要说明什么是藏茶，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赵国栋眼里的“藏茶”，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一般意义上茶叶的范畴，上升为一种健康理念与生活态度，或者是对西藏文化与环境的一种现代反思与追寻。而在这背后，又体现着四川、云南等省份与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区之间，在产业与文化维度上的有机联系。
　　历史上，雅安是输藏茶叶的主要供给地之一。《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一书作者罗森（A.De Rosthom）曾说，康定（时称“打箭炉”）因为茶叶贸易，在西藏的名气要大于上海等大城市，同时在康定背后，雅安及周边地区是茶叶贸易繁荣的最主要支撑。
　　清周蔼联《西藏纪游》中对此也有记载：其由打箭炉入口卖茶者，络绎不绝于道。茶形如砖，土人呼日“砖茶”，每四砖为一甑。西藏所尚邛州（今一般指“邛崃”）、雅安为最，有锅焙子、日贡、八厦、新野之分。

　　“边茶有四绝：口感浓醇，气味沉香，包容兼收，汤色红亮。所谓包容兼收，指边茶可以和众多食材混合饮用。”站在拉萨夺底北路中央边销茶储备库边，罗典解释边茶行销高原有其必然性——选用大叶甚至茶枝制作的边茶，价格远低于只采芽尖嫩叶的绿茶，方块形的茶砖便于运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川输入西藏茶叶的生产加工方法，曾引起英印的极大兴趣，1905年3月，啥奇森作为“特使”，在加尔各答乘船辗转到达上海，从上海沿长江而行抵达雅安，去探求藏茶的秘密。
　　“英国对于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获利颇丰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在19世纪末期，随着英俄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剧，印茶暗度陈仓，潜运入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说。
　　哈奇森觊觎的藏茶秘密，就隐藏在雅安茶厂董事长李朝贵的《藏茶》一书中。他把藏茶加工工艺归结为32道。粗制茶未成型也未装篾打包，不利于运输，还需进一步加工，这一过程称为精作或精制。经过冲包（按包分甑定量，倒入木架篾篼内，筑压成砖）、倒包（以草纸、黄纸和商标分甑包好，叠放入篾篼，加盖封口，以长细篾条捆扎）即成为商品茶包。
　　在李朝贵心中，藏茶研究是一套系统工程。藏茶里有维生素、微量元素、膳食纤维三大营养素，再加上茶色素即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和多糖。“我更认定藏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茶，可以防治很多未来的疾病。比如目前最严重的代谢性疾病、“三高”和亚健康人群。”
　　在青藏高原，茶不仅是重要的日常饮品，更在漫长的岁月中衍生出独特的茶文化。在成形于公元10世纪左右的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中，就有王妃珠牡向凯旋的英雄敬茶的情节，并以歌唱的形式介绍了茶的起源和酥油茶的制作。
　　据《汉藏史集》记载，茶叶是松赞干布之重孙——吐蕃第35任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时传入吐蕃的，“神鸟衔茶救国王”，茶叶被当作一种保健药物受到赞普的喜爱。
　　藏族经典的民间寓言故事《茶酒仙女》，2016年由赵国栋翻译成汉文，才得以在汉地流传。它所表现的不仅是藏文化中的茶文化和酒文化，还有更多隐喻和丰富的内容，包括历史、宗教、法令、社会阶层等。
　　除了林芝易贡茶厂产的少量高端绿茶，藏地历史上茶叶全部从汉地运来，历史上被称为“茶马互市”——千百年来成为藏汉民族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活动。《茶酒仙女》中茶仙女对自己“功绩”的丰富陈述，再一次印证了当时汉地的茶叶生产、消费和对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藏族产生的巨大影响。
　　对于西藏来说，茶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商品范畴，成为联结西藏与内地和周边国家的精神纽带。陈一石在《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中总结：“无论茶马互市或者以茶易物，都使汉藏人民之间在经济上结下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促进汉藏地区物资的交流，增强民族之间的友谊和联系。”
　　中央继续加大对西藏等地边销茶的支持。2019年9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继续执行边销茶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公告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对边销茶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边销茶及经销企业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
　　青藏高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茶叶主要依赖外运，并形成了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商贸走廊——茶马古道，从西汉到明清，绵延数千公里，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透过一张张“东方树叶”斑驳的照片，往昔茶马古道上的车马喧闹，似乎还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