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口结构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紧密相关，因此长远看，人口老龄化或生育率过低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在中国争论是要渐进放宽生育限制还是全面放开，主要是各方用于测算人口增长的模型不同。但决定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每一个模型的细微调整，就可能在测算结果上差出数千万人口来。
　　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在各地的实施，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人口变化的窗口。尽管这一政策全面发挥效应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但基于现行的实践可以小结两点：首先，申请生育二胎的人数远低于预期，这意味着当前的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其次，申请生育二胎的人数在不少省份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放开单独二胎后不会出现生育高峰。
　　基于现行单独二孩政策实践的观察，有人提出应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长不会如卫计委预测的那么高。加上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之间的差距，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即便是这一观察，实际上也和卫计委的测算属于相同的逻辑，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说增量，还包括存量的增长。这种宏观上的增长在微观上就意味着人均或户均收入的增加。
　　换言之，如果一个典型家庭里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那么收入增长意味着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迅速增加，從而挤压生育意愿。尤其是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后，生育率下滑几乎是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现象。
　　长期看，不管何种鼓励生育的措施，恐怕也不能阻挡生育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认为应当渐进式放宽人口限制的观点，往往拿出印度作为例子。这类观点认为由于印度没有控制人口，导致了印度规模庞大的人口，并且有可能于未来在人口总量上超过中国。
　　但这一推论背后没有说明的是印度同期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维持了年均约5%的增长。80年代初期，每名印度妇女平均生育5个孩子，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迅速降到了2.5以下。
　　当然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中印人口总量也有增加，但增幅已经急剧下滑，且这一趋势恐怕无法避免。对中国而言，当下需要甄别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出生率下滑的效应，以及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生育率下滑的效应。如果前者的效应已经极为微弱，后者带来的效应非常显著，那就需要当机立断全面放开生育。
　　即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也无法扭转生育率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生育率长期处于自然更替水平之下。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类刺激生育的措施，也无法改变极低生育的现状。长期而言，中国若不考虑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恐怕就会误入歧途。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