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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人户分离”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导致“户籍城镇人口”和“统计城镇人口”反映的城市化水平均存在较大程度低估。为排除人户分离困扰，本项目从乡村基层调查（农村劳动力输出演变趋势和农村人口结构现状）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文章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已在世纪之交出现增速缓缓向下的拐点，民工荒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结构性、区域性矛盾。我国城市化进程没有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不存在速度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城市化政策需要从加速增长的速度型向稳定增长提高质量转型。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城市化阶段；城市增长S曲线；城市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001-08
引言：现象与数据的背离——中国城市化率的困惑
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判断，人口现象和统计数据一直十分矛盾。从现象看，农村早已出现三八、六一、九九的人口结构①，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普遍有1/3至1/2已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输出每年新增量近几年一直持续递减，东部城市则普遍存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当地城镇居民的外来人口，这些现象在各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农村调研中，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民工荒”更是一个强有力的注脚，继2004年之后，2006年“民工荒”再次卷土重来。但是，从统计数据看，无论是户籍城镇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还是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一直都很低，政府部门和学界因此几乎一致认为：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目前仍然很低，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长仍然是今后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渠道，民工荒也仅仅是短期性、局部性、结构性、区域性现象，目前正在热火朝天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种种规划，也在这一判断之上勾画着宏伟蓝图。
我国城市化率的统计在改革开放后已有较大改进。《中国统计年鉴》对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划分有三种口径：第一种口径是按行政建制定义，即：城镇人口指市辖区内和县辖镇的全部人口，乡村人口是指县辖乡人口；第二种口径是按常住人口划分，即：城镇人口指设区的市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两种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第三种口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国统字[1999]114号）计算，2006年国家统计局对此进行了修订，于2006年3月10日发布《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国统字〔2006〕60号）。《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4－1（人口数及构成）的注释写明：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2005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基本均做了如此说明）。《中国统计年鉴》对城镇人口还明确定义为：城镇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登记对象均为常住人口（目前有关文件规定常住人口为在当地居住半年及以上者），且抽样调查是按区域抽样而不是户籍群抽样，抽样调查中，农村人口登记还区分出留村人口、外出务工半年以上人口（并区分外出地是县内县外、省内省外）。
从理论上说，上述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操作办法下，城镇人口和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应该已经较成功地排除了“人户分离”困扰，准确反映了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家属在内的真实城市化水平，然而，2005年我国仍然仅43%的城市化率，不仅与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现象相悖[1]，而且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工业化进程相悖，显然，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即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镇聚集。笔者不赞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判断。城市化本来就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更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后加速的城市化动力，恰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而不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难违背城市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性指标之一城市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个部分。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大量农民工进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未来趋势、面临问题和政策设计，可以弥补统计数据的许多缺憾，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均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从农村劳动力输出和乡村基层问卷调查入手进行探讨。
1.从农村劳动力输出变化曲线看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事实上就是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聚集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我国东部农村已经较早从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中受益而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阶段，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本项目主要考察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及其对城市化率的影响。总体而言，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已高达1/3至1/2，这一点也是没有争议的，但我们还希望分析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阶段和趋势。为此，我们分别在中部和西部各选择一个典型的人口大省和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中部的河南省和西部的四川省，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城市化率的影响及低估程度进行评估。为了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选择当知青时住过多年因此非常熟悉的四川省安县黄土镇人民村，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家乡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在四川调查了687户共1 932人，在河南调查了533户共1 979人，两省共调查了1 220户3 911人②。四川安县位于成都以北150公里，河南鹿邑县位于郑州东南250公里，两县均为农业大县和人口大县。四川许多县的情况比我们调查的安县更为突出，有的县仅20万人即有10万人外出务工。本项目调查数据可靠且有代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转移的增长曲线和增速曲线，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期三次高潮并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在四川和河南获得的调查数据清晰勾画出1978～2005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经历的3个阶段：（1）80年代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务工的禁区被突破，但进城农民人数仍然很少，1981～1988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为5.96%。（2）9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整个90年代都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问卷数据表明，从1989年明显启动到2000年最高峰，12年间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高达39.43%！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89～1994年为第一个增长平台，1994～2000年进入第二个增长平台，2000年达到最高峰，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高峰来得更早些，1998年便达到最高峰。（3）90年代末之后农村劳动力输出仍在高平台运行，但增速趋缓并缓缓下降，世纪之交是一个分水岭，2000年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累计数量虽然仍在增长，每年新增人数却在下降，2000～2005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表现为－17.74%。
图1是根据表1中农村劳动力输出每年新增人数描绘的增幅变动趋势，图2和图3是根据表1中累计数据描绘的农村劳动力输出规模增长与增速变动形态，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农村劳动力输出经历的几个高潮以及2000年增速缓缓下降的趋势和拐点，将图2和图3叠加于图4，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增速出现缓缓下降的背离走势（见表1、图1、图2、图3、图4）。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安县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共533户1 979人调查数据整理。（2）本表“年均增速”讨论了两种含义：“年均增速Ⅰ”讨论每年新增量的年均增速，“年均增速Ⅱ”讨论历年累计数量的年均增速，此处主要考察农村新增外出务工人数变动趋势，即对增量的速度进行考察。（3）本表“比上年增长”以累计数据计算，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本表从1987年开始计算。
2.1 农村人口结构现状
城市化现象与统计数据背离的原因。不仅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速递减和民工荒现象让人深感城市化进程与统计数据的背离，农村调研中处处可见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处处难见青壮年劳动力，更给人强烈的直观感受，而这，恰恰又是城市化现象与统计数据背离的原因。在表2可以看到，本项目调查的3 911人中，已有1 405人外出1年以上，占36%，留村人口2 506人，占64%。在留村的2 506人中，15岁以下734人，占29.3%，46岁以上945人，占37.7%，两项合计比重高达67%，16～45岁青壮年827人，仅占33%，其中男性青壮年仅304人，又仅占青壮年中的1/3。我们在四川安县调研的近700户农户仅找到个别几户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没有子女进城打工，在四川剑阁县调研时，林业部门说，现在种树等需要临时找一两个青壮年男劳力都很难，农村甚至已经形成青壮年不进城务工就是没有出息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在最近一则被誉为全国留守儿童楷模的安徽巢湖留守女孩谭海美的报道中我们甚至看到，她回到农村就读的班里，56个同学中54个家长在外地打工③[2]。农村目前的这种人口结构，当然会产生城市化实际程度与统计数据背离的现象：农村适合外出务工年龄的劳动力少，这让人感觉城市化程度已相当高，但与此同时却是：年龄已没有优势向城市和工业输出的老人占了留村人口的相当比重（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比重，或者说城市化水平的降低）（表2）。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533户1 979人，两省共1 220户3 911人的调查数据整理；（2）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5～15岁年龄段7人中均为14和15岁。
2.2 城市化趋势和特点
尚有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在悄然改变。当然，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速趋缓并不代表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已出现下降趋势，从农村人口城市化角度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快速阶段，只不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随着教育水平提高从而通过读书进城的农村青年正在逐渐增加，由此改变过去几乎完全依靠打工进城的单一渠道，“学生潮”取代“民工潮”，已成为我国东部目前面临的新情况。不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这种高速增长在10年后将趋缓。表3是本项目问卷调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到，农村15岁以下人口随着年龄段趋小呈现出递减现象，尤其1岁至5岁人口数量减少趋势明显，这当然将显著影响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供给的潜力（见表3）。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533户1 979人，两省共1 220户3 911人的调查数据整理；（2）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5～15岁年龄段7人中均为14和15岁。
3.从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特点考察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学术界和政府几乎一致性的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城市化进程不可能也没有相异于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钱纳里等根据世界若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炼出来的统计分析数据和多国模型；事实上，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3]，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加速动力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性质，至今尚未完成向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的阶段和增长模式转型的阶段，而这即意味着人口必然大量从农村向城镇的聚集。在表4可以看到，中国各项数据除城市化率外，均与库兹涅茨统计表第二阶段中后期高度吻合。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认为，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期，即第3小阶段，人均GDP 575～999美元，三次产业结构14.0∶50.9∶35.0，城市人口比重65.8%（见表5），与此比较，我国2004年人均GDP已达到1 276美元（表4），已高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也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十分吻合，但我国正规统计数据计算的城市化率却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相去甚远，竟然低了24个百分点（65.8－41.8＝24）④[4]！
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我国学者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判断一般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城市化率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二是我国与库兹涅茨、钱纳里等根据世界各国数据提炼的国际数据比较，每个发展阶段的几个代表性指标中，中国都比较吻合，唯独城市化指标偏低。我们认为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紧密关联，但并非数据完全相等，不能用二者数据谁高谁低来进行城市化是否滞后的判断；第二中国指标与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等国际经验数据的比较，不仅不能说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而说明中国城市化统计数据存在较大低估，虽然中国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对城市化水平作了约6个百分点调整，但还远远不够，即使2005年11月1日零时的1%抽样人口统计数据，也没有解决城市化水平的低估问题，我们认为，对统计年鉴的城市化数据虽然不能完全按上述计算的24个百分点来调整，但至少应再作10个百分点左右的修正（见表4、表5）。
注：（1）本表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3－1、3－2、3－4、4－1；（2）2004年人均GDP折美元的汇率按《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18－2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1美元=8.2768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为人均GDP 1 276美元；（3）本表各年人口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数据；（4）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5）总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按城乡分人口中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
资料来源：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341页、356－357页。
4.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趋势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
我们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趋势更超脱于户籍统计的局限性，较准确反映城乡购买力的变化从而反映出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情况，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数据有一定影响，但该数据变化的动力更多缘于进城务工农民把他们过去在农村实现的购买力“带进”了城市。因此，农村消费品市场所占比重有规律的较大幅度的逐年下降，正好在相当程度上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村人口逐年向城市转移和农村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这个事实。在表6可以看到，改革开放27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按销售单位所在地统计，市占的比重逐年上升，县及县以下占比逐年下降，市占比1979年为32%，2004年上升到66%，县以下占比则从1979年的48%，下降到2004年的23%，尤其1993年，县以下占比突然锐减9.21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缘于当年轰轰烈烈的“民工潮”影响：大量农民进城导致购买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发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占比的突发性巨变。据了解，那一年并没有发生商业统计制度的巨变，可以算得上大事的，主要是粮食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放开以及城市消费品市场零售价格暴涨，可能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城乡比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如此之大，而且，县以下市场还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这又是与农业投入和土地相联系的，下降的幅度特别是猛烈下降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扣除农业生产资料这一块后，农村人口变化对市场比重的影响会更加重要。1992年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卖城市户口的热潮，也可能是导致当年出现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转移从而1993年农村消费品市场份额锐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表5数据较真实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率的低估现象，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数据看，我国户籍城市化率也至少应作10个百分点左右的调整（见表6）。
注：（1）1990年前数据摘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16-3，1990年后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17-2。（2）1992年及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各地区相加不等于全国总计，原因是全国数据进行了修正。
5.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与诺瑟姆城市增长“S”曲线的比较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符合一般规律，这是本文最后部分需要分析的内容。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一般经历增长缓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率30%以下）、增长加速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率30%～70%）、增速趋缓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率70%～90%）⑤。图5是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9年提出的城市化增长“S”曲线，他发现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一条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为这条曲线配上数学模型的是清华大学的谢文蕙教授[5]。
城市化增长S曲线本质上是一条逻辑曲线：初期阶段（T1）增长缓慢，时间漫长，城市化率在30%以下，此时城市化的相应动力机制和产业支撑还很薄弱，因而尽管该阶段曲线对应的函数的二阶导数大于零（即城市化加速度大于零），但此时曲线的曲率（即在此阶段函数的每一点处的一阶导数）虽然为正却增速缓慢，即城市化增速很小，城市化进程缓慢。这一阶段又可大致以10%为界区分为两个子阶段：10%左右之前，工农业生产力水平均较低，机器大工业和现代增长处于起飞的临界点，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少，从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极为缓慢；其后，城市化进程虽然依旧缓慢，但由于产业构成上，工业逐步替代农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第二产业的快速规模扩张和巨大的集聚效应，使城市化开始具有了真正强大的动力机制，城市化的加速度日益显现出来。中期阶段（T2）增长加速，时间缩短，城市化率在30%（即拐点A）～70%（即驻点B）之间，此时尽管加速度已转为负，但由于拐点A前长期的速度累积，城市化水平提高迅速，这种快速城市化的态势一直持续到逻辑曲线的驻点B，即城市化速度近似趋向零值的地方。成熟阶段（T3）增速趋缓，城市化率在70%～90%之间，此时曲线逐渐近似于直线，它对应的函数的一阶导数逐渐趋近于零（即城市化的增速近似为零），城市化增速趋缓，其间，会经历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区、郊区化、分散化、逆城市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增长等现象，但城市化率仍缓慢提升，并最终稳定在约90%的饱和状态，保持社会所必需的农业规模（见图5）。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也遵循上述规律？我们认为也不例外。中国城市化进程经历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一百多年时间的第一阶段：1949年前一百年是中国城市化开始发育的缓慢增长时期，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0%，从1949到1980年30年间，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30年间增长10个百分点，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20%，1980~1990年1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当时又值改革开放之机，在城市工业化加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工业和城市的“民工潮”的三股力量共同推动下，仅仅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再增长10个百分点，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0%（即逻辑曲线的拐点），进入城市化第二阶段（即城市化率30%～70%的加速增长阶段），世纪之交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早已进入中期阶段的后期，这一特点不仅十分吻合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提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统计数据，而且十分吻合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同的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增长S曲线。但中国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发展的成熟阶段，即整个社会最终需要保持的农业人口规模，将因中国人多地少，尤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山区多平原少（从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相对较低）等种种因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农业在相当区域比如西南的许多地区，将保持劳动密集型特点，因此，笔者估计，中国城市化成熟阶段时仍将需要保持近30%的农业人口。
6.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滞后于工业化，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城市化水平都不低，但形式和阶段有所不同。在西部地区，以城镇人口比重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不低，在东部，不仅以城镇人口比重计算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且城市密度较高，已进入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大都市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根据我们的调研认识，农村劳动力输出主体，已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劳动力向改革开放后新出生人群转变，平均年龄趋小、学历水平趋高、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急速下降等因素，都将进一步影响今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和供给的潜力⑥[6]。我们面临的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将进城农民工及家属留住，如何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和生活质量。正如国务院2006年3月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所指出，城市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社会可能比城市提前到来的挑战，我们认为，中国老龄化问题，农村将比城市严峻，西部将比东部严峻，欠发达地区将比发达地区严峻，因为年轻人、高素质人才更愿意到东部、到发达地区、到国外，同时，进城农民工在一定年龄后，估计将有相当比例的数量返回农村。
第三，农村劳动力主体和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目前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往往按照户籍人口规划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产业发展，而这不仅与目前城乡人口结构现状脱节，而且可能与未来农村人口数量和需要脱节，一些投在农村的资金，可能投在进城农民工身上更加科学合理。
第四，就业压力转型及挑战。学生潮取代民工潮，因寻职大学生而在上海“应运而生”的求职村、深圳的10元店，零工资就业，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蔓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越演越烈。
第五，民工荒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挑战。本文分析认为，民工荒是长期性和根本性矛盾，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将加剧民工短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趋势肯定将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汇率政策、开放政策、外贸政策，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已面临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已从高速增长的速度型，向稳定增长提高质量转型，今后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重点，将是理清20多年来城市化高速推进中留下的问题和欠账，包括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城市基础建设、“民工荒”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和谐社会建设等。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全新的长期挑战。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24日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深情地说：“这些年，农民工是我最操心的事之一。国务院出台了40条措施，落实还要花大功夫。”⑦但愿这个时间能够尽量缩短。
* 本项目牵头人：刘世庆；执笔人：刘世庆、许英明、林睿；课题组成员还有蒋同明、王娟、刘渝阳、邵平桢、祝娟、苏林森、路卓铭、王文娟、王水平，他们参加了问卷调研、数据处理、资料收集、报告讨论和修改等工作。
注 释:
①三八、六一、九九分别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九九重阳节，我国普遍用它们指农村存在的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人口现象。
②河南问卷调查由许英明牵头，2005年7～8月完成；四川问卷调查由林睿牵头，2005年8月～12月完成；全部问卷的数据汇总工作由许英明牵头完成。
③田磊：《留守女孩谭海美的命运转折》，《南风窗》2006年4月下半月刊。
④考虑到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使用的是许多年前的美元价格，与目前情况有较大差异，我国学者郭克莎（2001，2004）、魏后凯（2003）、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等对不同年代美元进行了换算；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将人均GDP指标换算为1964、1996、1995、2000、2002、2004年美元，同时又采用“汇率－平价法”将我国人均GDP以美元衡量的换算数据进行了重估。显然，将过去美元换算为现在美元将提高各个发展阶段的人均GDP数值，而加入购买力平价法因素对人民币重估从而事实上高估后将起到部分冲抵作用，这种处理对本文研究对象的必要性不大。在本文讨论中，三次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更有直接关联，因此，本文不进行不同年代美元的换算处理。
⑤城市化现象事实上已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现在各种文献所讨论的城市化理论，尤其是城市化阶段理论，均为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城市化，本文讨论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也是如此。
⑥参见刘世庆、许英明、林睿等：《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及“民工荒”问题探讨》，载《开放报导》2006年第1期。该文详细介绍了本项目问卷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输出趋势的反映：（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锐减，仅占留村人口1/3。（2）输出主体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农村劳动力向改革开放后新出生人群转变。（3）平均年龄趋小：河南省鹿邑县郭窑等6村调查数据：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平均年龄1989年29岁，1995年下降到27岁，1998年后呈加速下降态势，1998年24岁，1999年21岁，2000年19岁，2001年17岁，这种变化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输出主体的变化，现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壮年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主体。（4）学历水平趋高：两省问卷数据反映出，农村外出务工者中初中毕业者人数从1990年以来一直持续攀升。1980年，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4，初中文化程度的只有1/4，2005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外出务工者小学文化程度占26%，初中文化程度占69%，高中文化程度占5%。这给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输出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随着义务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提高甚至大学扩招的影响，不仅意味着农村青少年就业和外出务工年龄的推迟，而且意味着他们对未来职业和就业要求的改变和未来进入城市的渠道的改变（作为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比重逐渐降低，读书后从学校毕业进入城市就业的比重逐步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将减少作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数量和供给潜力。（5）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1988～1992年4年高峰期后开始下降。197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1987年为16.61‰，1989年降到15.04‰，之后持续下降，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87‰。尤其是人口大省和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四川、重庆等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更低，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河南省为5.2‰、四川省已下降到2.8‰、重庆市下降到2.85‰（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南省统计局关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4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4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如此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未来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输出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影响今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和供给的潜力。
⑦复苏：《温家宝在重庆考察工作》，央视国际(2006年4月24日)。
参考文献:
[1]刘世庆.论中国城市化水平[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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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9）：44.
[6]刘世庆,许英明,林睿等.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及“民工荒”问题探讨[J].开放报导,2006,(1)：58.
[作者简介]刘世庆（1950-），女，重庆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西部大开发研究；
许英明（1980-），男，河南省鹿邑县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西部大开发、产业经济研究；
林睿（1985-），男，成都市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西部大开发、农村劳动力输出和民工研究。
[收稿日期]2006-9-21
（责任编辑：罗哲）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城市化阶段；城市增长S曲线；城市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001-08
引言：现象与数据的背离——中国城市化率的困惑
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判断，人口现象和统计数据一直十分矛盾。从现象看，农村早已出现三八、六一、九九的人口结构①，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普遍有1/3至1/2已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输出每年新增量近几年一直持续递减，东部城市则普遍存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当地城镇居民的外来人口，这些现象在各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农村调研中，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民工荒”更是一个强有力的注脚，继2004年之后，2006年“民工荒”再次卷土重来。但是，从统计数据看，无论是户籍城镇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还是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一直都很低，政府部门和学界因此几乎一致认为：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目前仍然很低，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长仍然是今后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渠道，民工荒也仅仅是短期性、局部性、结构性、区域性现象，目前正在热火朝天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种种规划，也在这一判断之上勾画着宏伟蓝图。
我国城市化率的统计在改革开放后已有较大改进。《中国统计年鉴》对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划分有三种口径：第一种口径是按行政建制定义，即：城镇人口指市辖区内和县辖镇的全部人口，乡村人口是指县辖乡人口；第二种口径是按常住人口划分，即：城镇人口指设区的市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两种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第三种口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国统字[1999]114号）计算，2006年国家统计局对此进行了修订，于2006年3月10日发布《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国统字〔2006〕60号）。《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4－1（人口数及构成）的注释写明：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2005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基本均做了如此说明）。《中国统计年鉴》对城镇人口还明确定义为：城镇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登记对象均为常住人口（目前有关文件规定常住人口为在当地居住半年及以上者），且抽样调查是按区域抽样而不是户籍群抽样，抽样调查中，农村人口登记还区分出留村人口、外出务工半年以上人口（并区分外出地是县内县外、省内省外）。
从理论上说，上述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操作办法下，城镇人口和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应该已经较成功地排除了“人户分离”困扰，准确反映了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家属在内的真实城市化水平，然而，2005年我国仍然仅43%的城市化率，不仅与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现象相悖[1]，而且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工业化进程相悖，显然，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即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镇聚集。笔者不赞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判断。城市化本来就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更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后加速的城市化动力，恰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而不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难违背城市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性指标之一城市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个部分。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大量农民工进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未来趋势、面临问题和政策设计，可以弥补统计数据的许多缺憾，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均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从农村劳动力输出和乡村基层问卷调查入手进行探讨。
1.从农村劳动力输出变化曲线看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事实上就是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聚集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我国东部农村已经较早从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中受益而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阶段，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本项目主要考察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及其对城市化率的影响。总体而言，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已高达1/3至1/2，这一点也是没有争议的，但我们还希望分析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阶段和趋势。为此，我们分别在中部和西部各选择一个典型的人口大省和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中部的河南省和西部的四川省，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城市化率的影响及低估程度进行评估。为了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选择当知青时住过多年因此非常熟悉的四川省安县黄土镇人民村，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家乡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在四川调查了687户共1 932人，在河南调查了533户共1 979人，两省共调查了1 220户3 911人②。四川安县位于成都以北150公里，河南鹿邑县位于郑州东南250公里，两县均为农业大县和人口大县。四川许多县的情况比我们调查的安县更为突出，有的县仅20万人即有10万人外出务工。本项目调查数据可靠且有代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转移的增长曲线和增速曲线，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期三次高潮并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在四川和河南获得的调查数据清晰勾画出1978～2005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经历的3个阶段：（1）80年代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务工的禁区被突破，但进城农民人数仍然很少，1981～1988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为5.96%。（2）9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整个90年代都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问卷数据表明，从1989年明显启动到2000年最高峰，12年间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高达39.43%！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89～1994年为第一个增长平台，1994～2000年进入第二个增长平台，2000年达到最高峰，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高峰来得更早些，1998年便达到最高峰。（3）90年代末之后农村劳动力输出仍在高平台运行，但增速趋缓并缓缓下降，世纪之交是一个分水岭，2000年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累计数量虽然仍在增长，每年新增人数却在下降，2000～2005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新增人数的年均增速表现为－17.74%。
图1是根据表1中农村劳动力输出每年新增人数描绘的增幅变动趋势，图2和图3是根据表1中累计数据描绘的农村劳动力输出规模增长与增速变动形态，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农村劳动力输出经历的几个高潮以及2000年增速缓缓下降的趋势和拐点，将图2和图3叠加于图4，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增速出现缓缓下降的背离走势（见表1、图1、图2、图3、图4）。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安县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共533户1 979人调查数据整理。（2）本表“年均增速”讨论了两种含义：“年均增速Ⅰ”讨论每年新增量的年均增速，“年均增速Ⅱ”讨论历年累计数量的年均增速，此处主要考察农村新增外出务工人数变动趋势，即对增量的速度进行考察。（3）本表“比上年增长”以累计数据计算，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本表从1987年开始计算。
2.1 农村人口结构现状
城市化现象与统计数据背离的原因。不仅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速递减和民工荒现象让人深感城市化进程与统计数据的背离，农村调研中处处可见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处处难见青壮年劳动力，更给人强烈的直观感受，而这，恰恰又是城市化现象与统计数据背离的原因。在表2可以看到，本项目调查的3 911人中，已有1 405人外出1年以上，占36%，留村人口2 506人，占64%。在留村的2 506人中，15岁以下734人，占29.3%，46岁以上945人，占37.7%，两项合计比重高达67%，16～45岁青壮年827人，仅占33%，其中男性青壮年仅304人，又仅占青壮年中的1/3。我们在四川安县调研的近700户农户仅找到个别几户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没有子女进城打工，在四川剑阁县调研时，林业部门说，现在种树等需要临时找一两个青壮年男劳力都很难，农村甚至已经形成青壮年不进城务工就是没有出息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在最近一则被誉为全国留守儿童楷模的安徽巢湖留守女孩谭海美的报道中我们甚至看到，她回到农村就读的班里，56个同学中54个家长在外地打工③[2]。农村目前的这种人口结构，当然会产生城市化实际程度与统计数据背离的现象：农村适合外出务工年龄的劳动力少，这让人感觉城市化程度已相当高，但与此同时却是：年龄已没有优势向城市和工业输出的老人占了留村人口的相当比重（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比重，或者说城市化水平的降低）（表2）。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533户1 979人，两省共1 220户3 911人的调查数据整理；（2）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5～15岁年龄段7人中均为14和15岁。
2.2 城市化趋势和特点
尚有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在悄然改变。当然，农村劳动力输出增速趋缓并不代表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已出现下降趋势，从农村人口城市化角度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快速阶段，只不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随着教育水平提高从而通过读书进城的农村青年正在逐渐增加，由此改变过去几乎完全依靠打工进城的单一渠道，“学生潮”取代“民工潮”，已成为我国东部目前面临的新情况。不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这种高速增长在10年后将趋缓。表3是本项目问卷调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到，农村15岁以下人口随着年龄段趋小呈现出递减现象，尤其1岁至5岁人口数量减少趋势明显，这当然将显著影响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供给的潜力（见表3）。
注：（1）本表根据四川省黄土镇人民村687户1 932人和河南省鹿邑县郭窑村、许楼村、圈门村、杨庄村全部及古庄村、六里井村部分农户533户1 979人，两省共1 220户3 911人的调查数据整理；（2）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5～15岁年龄段7人中均为14和15岁。
3.从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特点考察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学术界和政府几乎一致性的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城市化进程不可能也没有相异于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钱纳里等根据世界若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炼出来的统计分析数据和多国模型；事实上，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3]，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加速动力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性质，至今尚未完成向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的阶段和增长模式转型的阶段，而这即意味着人口必然大量从农村向城镇的聚集。在表4可以看到，中国各项数据除城市化率外，均与库兹涅茨统计表第二阶段中后期高度吻合。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认为，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期，即第3小阶段，人均GDP 575～999美元，三次产业结构14.0∶50.9∶35.0，城市人口比重65.8%（见表5），与此比较，我国2004年人均GDP已达到1 276美元（表4），已高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也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十分吻合，但我国正规统计数据计算的城市化率却与库兹涅茨经验统计数据相去甚远，竟然低了24个百分点（65.8－41.8＝24）④[4]！
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我国学者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判断一般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城市化率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二是我国与库兹涅茨、钱纳里等根据世界各国数据提炼的国际数据比较，每个发展阶段的几个代表性指标中，中国都比较吻合，唯独城市化指标偏低。我们认为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紧密关联，但并非数据完全相等，不能用二者数据谁高谁低来进行城市化是否滞后的判断；第二中国指标与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等国际经验数据的比较，不仅不能说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而说明中国城市化统计数据存在较大低估，虽然中国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对城市化水平作了约6个百分点调整，但还远远不够，即使2005年11月1日零时的1%抽样人口统计数据，也没有解决城市化水平的低估问题，我们认为，对统计年鉴的城市化数据虽然不能完全按上述计算的24个百分点来调整，但至少应再作10个百分点左右的修正（见表4、表5）。
注：（1）本表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3－1、3－2、3－4、4－1；（2）2004年人均GDP折美元的汇率按《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18－2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1美元=8.2768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为人均GDP 1 276美元；（3）本表各年人口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数据；（4）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5）总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按城乡分人口中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
资料来源：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341页、356－357页。
4.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趋势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
我们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趋势更超脱于户籍统计的局限性，较准确反映城乡购买力的变化从而反映出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情况，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数据有一定影响，但该数据变化的动力更多缘于进城务工农民把他们过去在农村实现的购买力“带进”了城市。因此，农村消费品市场所占比重有规律的较大幅度的逐年下降，正好在相当程度上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村人口逐年向城市转移和农村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这个事实。在表6可以看到，改革开放27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按销售单位所在地统计，市占的比重逐年上升，县及县以下占比逐年下降，市占比1979年为32%，2004年上升到66%，县以下占比则从1979年的48%，下降到2004年的23%，尤其1993年，县以下占比突然锐减9.21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缘于当年轰轰烈烈的“民工潮”影响：大量农民进城导致购买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发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占比的突发性巨变。据了解，那一年并没有发生商业统计制度的巨变，可以算得上大事的，主要是粮食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放开以及城市消费品市场零售价格暴涨，可能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城乡比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如此之大，而且，县以下市场还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这又是与农业投入和土地相联系的，下降的幅度特别是猛烈下降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扣除农业生产资料这一块后，农村人口变化对市场比重的影响会更加重要。1992年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卖城市户口的热潮，也可能是导致当年出现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转移从而1993年农村消费品市场份额锐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表5数据较真实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率的低估现象，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变动数据看，我国户籍城市化率也至少应作10个百分点左右的调整（见表6）。
注：（1）1990年前数据摘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16-3，1990年后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表17-2。（2）1992年及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各地区相加不等于全国总计，原因是全国数据进行了修正。
5.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与诺瑟姆城市增长“S”曲线的比较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符合一般规律，这是本文最后部分需要分析的内容。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一般经历增长缓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率30%以下）、增长加速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率30%～70%）、增速趋缓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率70%～90%）⑤。图5是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9年提出的城市化增长“S”曲线，他发现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一条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为这条曲线配上数学模型的是清华大学的谢文蕙教授[5]。
城市化增长S曲线本质上是一条逻辑曲线：初期阶段（T1）增长缓慢，时间漫长，城市化率在30%以下，此时城市化的相应动力机制和产业支撑还很薄弱，因而尽管该阶段曲线对应的函数的二阶导数大于零（即城市化加速度大于零），但此时曲线的曲率（即在此阶段函数的每一点处的一阶导数）虽然为正却增速缓慢，即城市化增速很小，城市化进程缓慢。这一阶段又可大致以10%为界区分为两个子阶段：10%左右之前，工农业生产力水平均较低，机器大工业和现代增长处于起飞的临界点，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少，从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极为缓慢；其后，城市化进程虽然依旧缓慢，但由于产业构成上，工业逐步替代农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第二产业的快速规模扩张和巨大的集聚效应，使城市化开始具有了真正强大的动力机制，城市化的加速度日益显现出来。中期阶段（T2）增长加速，时间缩短，城市化率在30%（即拐点A）～70%（即驻点B）之间，此时尽管加速度已转为负，但由于拐点A前长期的速度累积，城市化水平提高迅速，这种快速城市化的态势一直持续到逻辑曲线的驻点B，即城市化速度近似趋向零值的地方。成熟阶段（T3）增速趋缓，城市化率在70%～90%之间，此时曲线逐渐近似于直线，它对应的函数的一阶导数逐渐趋近于零（即城市化的增速近似为零），城市化增速趋缓，其间，会经历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区、郊区化、分散化、逆城市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增长等现象，但城市化率仍缓慢提升，并最终稳定在约90%的饱和状态，保持社会所必需的农业规模（见图5）。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也遵循上述规律？我们认为也不例外。中国城市化进程经历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一百多年时间的第一阶段：1949年前一百年是中国城市化开始发育的缓慢增长时期，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0%，从1949到1980年30年间，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30年间增长10个百分点，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20%，1980~1990年1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当时又值改革开放之机，在城市工业化加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工业和城市的“民工潮”的三股力量共同推动下，仅仅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再增长10个百分点，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0%（即逻辑曲线的拐点），进入城市化第二阶段（即城市化率30%～70%的加速增长阶段），世纪之交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早已进入中期阶段的后期，这一特点不仅十分吻合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提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统计数据，而且十分吻合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同的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增长S曲线。但中国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发展的成熟阶段，即整个社会最终需要保持的农业人口规模，将因中国人多地少，尤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山区多平原少（从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相对较低）等种种因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农业在相当区域比如西南的许多地区，将保持劳动密集型特点，因此，笔者估计，中国城市化成熟阶段时仍将需要保持近30%的农业人口。
6.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滞后于工业化，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城市化水平都不低，但形式和阶段有所不同。在西部地区，以城镇人口比重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不低，在东部，不仅以城镇人口比重计算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且城市密度较高，已进入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大都市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根据我们的调研认识，农村劳动力输出主体，已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劳动力向改革开放后新出生人群转变，平均年龄趋小、学历水平趋高、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急速下降等因素，都将进一步影响今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和供给的潜力⑥[6]。我们面临的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将进城农民工及家属留住，如何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和生活质量。正如国务院2006年3月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所指出，城市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社会可能比城市提前到来的挑战，我们认为，中国老龄化问题，农村将比城市严峻，西部将比东部严峻，欠发达地区将比发达地区严峻，因为年轻人、高素质人才更愿意到东部、到发达地区、到国外，同时，进城农民工在一定年龄后，估计将有相当比例的数量返回农村。
第三，农村劳动力主体和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目前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往往按照户籍人口规划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产业发展，而这不仅与目前城乡人口结构现状脱节，而且可能与未来农村人口数量和需要脱节，一些投在农村的资金，可能投在进城农民工身上更加科学合理。
第四，就业压力转型及挑战。学生潮取代民工潮，因寻职大学生而在上海“应运而生”的求职村、深圳的10元店，零工资就业，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蔓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越演越烈。
第五，民工荒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挑战。本文分析认为，民工荒是长期性和根本性矛盾，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将加剧民工短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趋势肯定将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汇率政策、开放政策、外贸政策，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已面临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已从高速增长的速度型，向稳定增长提高质量转型，今后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重点，将是理清20多年来城市化高速推进中留下的问题和欠账，包括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城市基础建设、“民工荒”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和谐社会建设等。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全新的长期挑战。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24日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深情地说：“这些年，农民工是我最操心的事之一。国务院出台了40条措施，落实还要花大功夫。”⑦但愿这个时间能够尽量缩短。
* 本项目牵头人：刘世庆；执笔人：刘世庆、许英明、林睿；课题组成员还有蒋同明、王娟、刘渝阳、邵平桢、祝娟、苏林森、路卓铭、王文娟、王水平，他们参加了问卷调研、数据处理、资料收集、报告讨论和修改等工作。
注 释:
①三八、六一、九九分别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九九重阳节，我国普遍用它们指农村存在的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人口现象。
②河南问卷调查由许英明牵头，2005年7～8月完成；四川问卷调查由林睿牵头，2005年8月～12月完成；全部问卷的数据汇总工作由许英明牵头完成。
③田磊：《留守女孩谭海美的命运转折》，《南风窗》2006年4月下半月刊。
④考虑到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使用的是许多年前的美元价格，与目前情况有较大差异，我国学者郭克莎（2001，2004）、魏后凯（2003）、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等对不同年代美元进行了换算；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将人均GDP指标换算为1964、1996、1995、2000、2002、2004年美元，同时又采用“汇率－平价法”将我国人均GDP以美元衡量的换算数据进行了重估。显然，将过去美元换算为现在美元将提高各个发展阶段的人均GDP数值，而加入购买力平价法因素对人民币重估从而事实上高估后将起到部分冲抵作用，这种处理对本文研究对象的必要性不大。在本文讨论中，三次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更有直接关联，因此，本文不进行不同年代美元的换算处理。
⑤城市化现象事实上已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现在各种文献所讨论的城市化理论，尤其是城市化阶段理论，均为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城市化，本文讨论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也是如此。
⑥参见刘世庆、许英明、林睿等：《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及“民工荒”问题探讨》，载《开放报导》2006年第1期。该文详细介绍了本项目问卷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输出趋势的反映：（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锐减，仅占留村人口1/3。（2）输出主体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农村劳动力向改革开放后新出生人群转变。（3）平均年龄趋小：河南省鹿邑县郭窑等6村调查数据：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平均年龄1989年29岁，1995年下降到27岁，1998年后呈加速下降态势，1998年24岁，1999年21岁，2000年19岁，2001年17岁，这种变化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输出主体的变化，现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壮年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主体。（4）学历水平趋高：两省问卷数据反映出，农村外出务工者中初中毕业者人数从1990年以来一直持续攀升。1980年，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4，初中文化程度的只有1/4，2005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外出务工者小学文化程度占26%，初中文化程度占69%，高中文化程度占5%。这给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输出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随着义务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提高甚至大学扩招的影响，不仅意味着农村青少年就业和外出务工年龄的推迟，而且意味着他们对未来职业和就业要求的改变和未来进入城市的渠道的改变（作为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比重逐渐降低，读书后从学校毕业进入城市就业的比重逐步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将减少作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数量和供给潜力。（5）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1988～1992年4年高峰期后开始下降。197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1987年为16.61‰，1989年降到15.04‰，之后持续下降，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87‰。尤其是人口大省和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四川、重庆等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更低，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河南省为5.2‰、四川省已下降到2.8‰、重庆市下降到2.85‰（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南省统计局关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4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4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如此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未来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输出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影响今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和供给的潜力。
⑦复苏：《温家宝在重庆考察工作》，央视国际(2006年4月24日)。
参考文献:
[1]刘世庆.论中国城市化水平[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1)：20.
[2]田磊.留守女孩谭海美的命运转折[J].乡镇论坛.200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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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6.
[5]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9）：44.
[6]刘世庆,许英明,林睿等.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及“民工荒”问题探讨[J].开放报导,2006,(1)：58.
[作者简介]刘世庆（1950-），女，重庆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西部大开发研究；
许英明（1980-），男，河南省鹿邑县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西部大开发、产业经济研究；
林睿（1985-），男，成都市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西部大开发、农村劳动力输出和民工研究。
[收稿日期]2006-9-21
（责任编辑：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