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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的焦虑气氛前所未有地弥漫在中国的空气中。细心的观察者一如既往地细数“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率，结果是60多次；在报告中，总理提出要在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两会”召开之前，国内媒体密集地讨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这种耸人听闻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西方媒体甚至宣告中国将进行“闪电式”改革。
2月27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把讨论改革的气氛推向了一个高点。同时，世行行长佐立克在北京举行的报告发布会遭遇独立学者杜建国“踢馆”，把与该报告代表的改革思路不同的另一种改革思路带入了讨论的视野。
事后，经媒体报道我们得知，国资委对这份报告的思路持强烈的不同意见；全国政协委员、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两会”开始后也表示，国进民退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不怕与世行辩论，并提出了“都听他的安排还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个尖锐的问题。
政协会议发言人、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有的学者和网友认为，这篇报告是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由此引起更多网民的质疑，他们表示强烈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我的理解，他们是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
世行勾画的改革蓝图
2月1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及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紧接着的3月，全国“两会”召开，为今年的改革方向定调。世界银行选择在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布报告，对中国改革“进言”，用意不言自明。
联系近一段时间媒体上对中国改革方向和方式的评论，可以认为世行报告代表了国内国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是这部分力量为中国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
任何药方都需要建立于对病症的准确诊断之上。世行报告试图为中国的未来规划路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定：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如果按照既有的发展模式向前走，中国将在经济、社会、环境或对外往来等方面走到可持续性的极限，然后遭遇危机，再被迫进行改革。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改革应该是主动的。
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世行报告缺乏系统性、有力的论证，各种观点和论断散落在各个章节，概括起来非常困难。报告所述中国面临拐点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妨碍中国进一步高速发展的内部因素有人口结构老化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下降、通过技术引进促进发展的空间即将达到极限、既有发展方式对环境的压力过大、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外部因素有保护主义将使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贸易一体化加深、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等。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按照其意见进行改革，中国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面临更大的危机。至于为什么，报告中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个诊断看起来是建立在估计之上的。
相应地，报告为中国的改革前景进行了规划，将改革目标限定为建立有良好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财政体系、加大创新力度等听起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方向。真正引发争论和一些人不安的是针对两个领域的政策建议，分别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
可能是出于“私有化”（Privatization）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世行报告最大限度地规避了这个说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国研中心参与报告撰写的人士在内的很多专家都声称世行报告没有开出国企私有化的药方。而实际上，报告虽没有直接提国企私有化，却清楚地表明了这层意思，使用了诸如国企“所有权多元化”（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政府要“后退”（Scale Back）等提法。
在具体措施层面，世行报告甚至提出，只有国防等领域政府需要掌控全部投资，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更小的国有份额即足够达成目标，政府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形之下，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等建议就显得很保守了。
针对金融体系，世行报告建议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实行利率自由浮动，对国有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进一步削减国有份额；成立更高阶的监管机构，做好准备应对金融危机等。归结起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与国际金融体制和全球资本市场无缝对接。
莫忘改革最终目的
改革，意味着对现状进行调整和改变，而改变的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人们习惯将新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30年，如今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时候，更需要坚持邓小平确定的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世行报告推销的是已经被广泛证明为失败的“华盛顿共识”，在那些曾接受这些建议的国家，发展模式都已经被另一种更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政策所取代。对于报告中的事实举例和逻辑分析，不难提出相反的论辩。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有很严重的问题，但中国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对方式。世行报告没有论证其方案为何优于正在落实中的发展方向。
对国有企业也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国企的问题很多，典型的如国企的收益没有实现全民共享，国企内部收入差距过大—既包括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巨大差别，也包括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差别。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管理机制的改进和加强对国企的民主监督来完成，与私有化无关。
中国的经验至少可以表明，垄断和创新并不矛盾，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长足的突破，高铁在技术标准上领先全球，这两个领域恰恰是没有向国内的私人资本和外资开放的。另外，由国有资本占主导的诸多战略性产业领域，如铁路、电网等，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国企承担着保障基本民生的任务，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垄断，只能导致私人资本垄断代替国有资本垄断，最终危害国计民生的稳定。
反对世行报告对国企改革建议的人士更为担心的是，国企的私有化会演变为权贵的私有化或者外资的私有化。拉美、非洲、前苏联等按照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设计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前车之鉴，足以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建议就更令人费解。由于更严格的金融管制，中国有幸躲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公认的结论。就在西方国家尚未在危机中恢复过来之即，世界银行就把引发危机的金融体制推销给中国，这就不光让人难以理解，也足以让人警觉。
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中国应该包容外来的外部意见，况且这是多位专家长时间的研究成果。但世行并非研究机构，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共同构成推动全球化最核心的国际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曾任世行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直言，世行只有这一种单一的药方，从不寻求其他的见解，“开放、坦率的讨论是被压制的—没有任何余地”。
完全按照世行报告的政策建议去做，中国极可能会走向一条与改革初衷相悖的道路。向哪个方向走，是中国改革之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
2月27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把讨论改革的气氛推向了一个高点。同时，世行行长佐立克在北京举行的报告发布会遭遇独立学者杜建国“踢馆”，把与该报告代表的改革思路不同的另一种改革思路带入了讨论的视野。
事后，经媒体报道我们得知，国资委对这份报告的思路持强烈的不同意见；全国政协委员、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两会”开始后也表示，国进民退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不怕与世行辩论，并提出了“都听他的安排还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个尖锐的问题。
政协会议发言人、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有的学者和网友认为，这篇报告是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由此引起更多网民的质疑，他们表示强烈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我的理解，他们是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
世行勾画的改革蓝图
2月1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及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紧接着的3月，全国“两会”召开，为今年的改革方向定调。世界银行选择在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布报告，对中国改革“进言”，用意不言自明。
联系近一段时间媒体上对中国改革方向和方式的评论，可以认为世行报告代表了国内国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是这部分力量为中国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
任何药方都需要建立于对病症的准确诊断之上。世行报告试图为中国的未来规划路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定：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如果按照既有的发展模式向前走，中国将在经济、社会、环境或对外往来等方面走到可持续性的极限，然后遭遇危机，再被迫进行改革。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改革应该是主动的。
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世行报告缺乏系统性、有力的论证，各种观点和论断散落在各个章节，概括起来非常困难。报告所述中国面临拐点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妨碍中国进一步高速发展的内部因素有人口结构老化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下降、通过技术引进促进发展的空间即将达到极限、既有发展方式对环境的压力过大、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外部因素有保护主义将使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贸易一体化加深、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等。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按照其意见进行改革，中国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面临更大的危机。至于为什么，报告中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个诊断看起来是建立在估计之上的。
相应地，报告为中国的改革前景进行了规划，将改革目标限定为建立有良好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财政体系、加大创新力度等听起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方向。真正引发争论和一些人不安的是针对两个领域的政策建议，分别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
可能是出于“私有化”（Privatization）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世行报告最大限度地规避了这个说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国研中心参与报告撰写的人士在内的很多专家都声称世行报告没有开出国企私有化的药方。而实际上，报告虽没有直接提国企私有化，却清楚地表明了这层意思，使用了诸如国企“所有权多元化”（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政府要“后退”（Scale Back）等提法。
在具体措施层面，世行报告甚至提出，只有国防等领域政府需要掌控全部投资，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更小的国有份额即足够达成目标，政府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形之下，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等建议就显得很保守了。
针对金融体系，世行报告建议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实行利率自由浮动，对国有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进一步削减国有份额；成立更高阶的监管机构，做好准备应对金融危机等。归结起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与国际金融体制和全球资本市场无缝对接。
莫忘改革最终目的
改革，意味着对现状进行调整和改变，而改变的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人们习惯将新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30年，如今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时候，更需要坚持邓小平确定的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世行报告推销的是已经被广泛证明为失败的“华盛顿共识”，在那些曾接受这些建议的国家，发展模式都已经被另一种更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政策所取代。对于报告中的事实举例和逻辑分析，不难提出相反的论辩。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有很严重的问题，但中国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对方式。世行报告没有论证其方案为何优于正在落实中的发展方向。
对国有企业也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国企的问题很多，典型的如国企的收益没有实现全民共享，国企内部收入差距过大—既包括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巨大差别，也包括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差别。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管理机制的改进和加强对国企的民主监督来完成，与私有化无关。
中国的经验至少可以表明，垄断和创新并不矛盾，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长足的突破，高铁在技术标准上领先全球，这两个领域恰恰是没有向国内的私人资本和外资开放的。另外，由国有资本占主导的诸多战略性产业领域，如铁路、电网等，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国企承担着保障基本民生的任务，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垄断，只能导致私人资本垄断代替国有资本垄断，最终危害国计民生的稳定。
反对世行报告对国企改革建议的人士更为担心的是，国企的私有化会演变为权贵的私有化或者外资的私有化。拉美、非洲、前苏联等按照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设计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前车之鉴，足以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建议就更令人费解。由于更严格的金融管制，中国有幸躲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公认的结论。就在西方国家尚未在危机中恢复过来之即，世界银行就把引发危机的金融体制推销给中国，这就不光让人难以理解，也足以让人警觉。
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中国应该包容外来的外部意见，况且这是多位专家长时间的研究成果。但世行并非研究机构，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共同构成推动全球化最核心的国际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曾任世行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直言，世行只有这一种单一的药方，从不寻求其他的见解，“开放、坦率的讨论是被压制的—没有任何余地”。
完全按照世行报告的政策建议去做，中国极可能会走向一条与改革初衷相悖的道路。向哪个方向走，是中国改革之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