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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
2011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入世10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度发布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宣布，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根据白皮书，入世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2010年的9.8%。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中国的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以说，带着所谓歧视性待遇入世的中国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在美国对华鹰派眼里，则没有“之一”）。中国本来是以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俱乐部的，如今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已经开始撼动既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也是入世10年里面，中国的执政者以“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论述对外“解疑释惑”的基本原因。
如今，中国俨然已经成为源于欧美的自由贸易思想的吹鼓手。即使在扩大内需成为基本国策的现在，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仍时不时提醒：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暂时难以替代。这也让人想起了在中美政治、经济博弈中，中国领导人经常会苦口婆心地劝告美方：一旦出口出现问题，中国会出现影响几千万人生计的稳定大问题。中国也越来越习惯用双边贸易协定来为外交战略服务。比如和东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行90%商品零关税。
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似乎应当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到一个基本转变：19世纪，欧美列强是用船舰枪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市场大门。而在21世纪刚开始，中国则是以和平谈判方式加入了世界经济俱乐部，以平等的谈判者的姿态主动打开国内市场，同时让中国制造席卷世界。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隐喻：被视为历史“进步”中落后一方的东方大国，在经历了与欧美多年的意识形态对峙之后，选择了以和平方式融入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如果不人为切断历史的话，那么人们不能不承认：清末以主权碎片化方式被迫接受西方秩序的过程是失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以革命党思维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尝试也是失败的。
如今所有的争议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经越来越适应“自由贸易”，但中国的领导层仍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经济体系“灵魂”的强大能力。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中国入世的10年，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逐渐成型的10年，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给这10年的中国来一个定性。对于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仅外国人关心，中国人自己更关心。
到2010年5月，全球已经有近150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只有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大约30个、全球3/4的高收入国家及地区和印度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根本性的分歧仍然是来自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经体系和欧美体系之间的差别。
无论内外，人们似乎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趋势都是心存疑虑的，即如经济学家韦森概括的“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经济体制模式”，与之伴随的是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凭借自己手中掌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种疑虑和另一种对于“中国模式”的推崇形成持续存在的争辩和对照。
可以说，入世1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境地。
对此，人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入世不是一个纯然被动的选择。世界贸易的规则体系本身就是分成具体规则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所说，中国人更擅长于遵守的，是那些需要作出具体行动的规则，例如取消或减免关税，而并非那些要求坚持原则的规则，例如不偏袒国内企业、或者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一视同仁。
在中国入世10年中，一些国内行业的开放比如物流、保险等服务业，外来资本并没有分到多大一杯羹，其沮丧之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这和外国市场的开放中，中国人常常碰壁相比，也是很公平的。有的难以适应中国特有的“交易成本”，但有的也在本土化中得到了很高的利润，也沾染上了假冒伪劣的恶习。入世就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实际情况远比纸面上来得丰富。
对内开放
说到底，中国选择的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都是“普世性”的。这不一定是说这些基本原则在道义价值上更高，而是在于：当世界越来越普遍通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时候，如果“例外”，那么就会给中国经济获得更高质量的增长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正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另起炉灶”，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就是一个例子。说白了，就是将来让你重新再买一次“门票”。美国贸易代表、对华贸易的“鹰派”官员柯克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现在，很多贸易壁垒已经不再是关税，而是非关税的壁垒、规则、监管体系、国有经济，这些在四五十年前还不普遍。“总有一天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贸易协定。”
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说，考虑入世的目的首先就是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入世本身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以对外开放倒逼改革。
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另一场倒逼式的改革，就是以对内开放倒逼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曾经撰文说，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面临着高额成本和风险：第一是商业环境不好，2010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量表，中国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在150名之后。第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由于对于本地GDP和税收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第三是尽管不存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省际间贸易成本比很多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得多，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第四是国内商品的营销成本高昂。
说到底，对内开放的不足带来的是高昂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则是由制度决定的，比如行业准入门槛、各种管制、税制设计等等。并且，对内开放的不足的社会后果已经充分显现，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业难题等等，已经对于中国这艘大船的前行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在2011年年末，反垄断开始“打老虎”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央政府在调控房价不放松、推动实质性减税试点的同时，立马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入世10年，行政审批取消和调整了5批，结果被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价为“流于肤浅”。比如，行政审批清理了，结果在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红头文件”等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限制性规定，包括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等。反垄断之所以苦难重重，也是与有关部门紧紧把住行政审批权不放有密切关系。
尤其是在“保增长”的声音又渐起的时候，人们有必要警醒：更大的对内开放，是中国经济爆发出新的能量最好的途径，并且对内开放本身就会极大纾缓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的政治体系都面临着考验，无论是欧洲的政府的“财务纪律”，俄罗斯式的强人政治，还是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国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中国的对内开放对于政治体系的战略的“耐久力”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在社会多元利益博弈中要避免选择“饮鸩止渴”性质的办法，沉溺于所谓“中国模式”的神话中难以自拔。否则未来的压力和处理问题的难题会更大。
2011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入世10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度发布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宣布，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根据白皮书，入世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2010年的9.8%。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中国的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以说，带着所谓歧视性待遇入世的中国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在美国对华鹰派眼里，则没有“之一”）。中国本来是以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俱乐部的，如今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已经开始撼动既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也是入世10年里面，中国的执政者以“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论述对外“解疑释惑”的基本原因。
如今，中国俨然已经成为源于欧美的自由贸易思想的吹鼓手。即使在扩大内需成为基本国策的现在，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仍时不时提醒：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暂时难以替代。这也让人想起了在中美政治、经济博弈中，中国领导人经常会苦口婆心地劝告美方：一旦出口出现问题，中国会出现影响几千万人生计的稳定大问题。中国也越来越习惯用双边贸易协定来为外交战略服务。比如和东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行90%商品零关税。
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似乎应当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到一个基本转变：19世纪，欧美列强是用船舰枪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市场大门。而在21世纪刚开始，中国则是以和平谈判方式加入了世界经济俱乐部，以平等的谈判者的姿态主动打开国内市场，同时让中国制造席卷世界。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隐喻：被视为历史“进步”中落后一方的东方大国，在经历了与欧美多年的意识形态对峙之后，选择了以和平方式融入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如果不人为切断历史的话，那么人们不能不承认：清末以主权碎片化方式被迫接受西方秩序的过程是失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以革命党思维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尝试也是失败的。
如今所有的争议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经越来越适应“自由贸易”，但中国的领导层仍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经济体系“灵魂”的强大能力。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中国入世的10年，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逐渐成型的10年，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给这10年的中国来一个定性。对于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仅外国人关心，中国人自己更关心。
到2010年5月，全球已经有近150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只有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大约30个、全球3/4的高收入国家及地区和印度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根本性的分歧仍然是来自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经体系和欧美体系之间的差别。
无论内外，人们似乎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趋势都是心存疑虑的，即如经济学家韦森概括的“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经济体制模式”，与之伴随的是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凭借自己手中掌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种疑虑和另一种对于“中国模式”的推崇形成持续存在的争辩和对照。
可以说，入世1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境地。
对此，人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入世不是一个纯然被动的选择。世界贸易的规则体系本身就是分成具体规则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所说，中国人更擅长于遵守的，是那些需要作出具体行动的规则，例如取消或减免关税，而并非那些要求坚持原则的规则，例如不偏袒国内企业、或者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一视同仁。
在中国入世10年中，一些国内行业的开放比如物流、保险等服务业，外来资本并没有分到多大一杯羹，其沮丧之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这和外国市场的开放中，中国人常常碰壁相比，也是很公平的。有的难以适应中国特有的“交易成本”，但有的也在本土化中得到了很高的利润，也沾染上了假冒伪劣的恶习。入世就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实际情况远比纸面上来得丰富。
对内开放
说到底，中国选择的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都是“普世性”的。这不一定是说这些基本原则在道义价值上更高，而是在于：当世界越来越普遍通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时候，如果“例外”，那么就会给中国经济获得更高质量的增长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正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另起炉灶”，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就是一个例子。说白了，就是将来让你重新再买一次“门票”。美国贸易代表、对华贸易的“鹰派”官员柯克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现在，很多贸易壁垒已经不再是关税，而是非关税的壁垒、规则、监管体系、国有经济，这些在四五十年前还不普遍。“总有一天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贸易协定。”
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说，考虑入世的目的首先就是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入世本身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以对外开放倒逼改革。
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另一场倒逼式的改革，就是以对内开放倒逼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曾经撰文说，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面临着高额成本和风险：第一是商业环境不好，2010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量表，中国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在150名之后。第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由于对于本地GDP和税收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第三是尽管不存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省际间贸易成本比很多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得多，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第四是国内商品的营销成本高昂。
说到底，对内开放的不足带来的是高昂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则是由制度决定的，比如行业准入门槛、各种管制、税制设计等等。并且，对内开放的不足的社会后果已经充分显现，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业难题等等，已经对于中国这艘大船的前行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在2011年年末，反垄断开始“打老虎”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央政府在调控房价不放松、推动实质性减税试点的同时，立马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入世10年，行政审批取消和调整了5批，结果被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价为“流于肤浅”。比如，行政审批清理了，结果在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红头文件”等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限制性规定，包括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等。反垄断之所以苦难重重，也是与有关部门紧紧把住行政审批权不放有密切关系。
尤其是在“保增长”的声音又渐起的时候，人们有必要警醒：更大的对内开放，是中国经济爆发出新的能量最好的途径，并且对内开放本身就会极大纾缓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的政治体系都面临着考验，无论是欧洲的政府的“财务纪律”，俄罗斯式的强人政治，还是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国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中国的对内开放对于政治体系的战略的“耐久力”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在社会多元利益博弈中要避免选择“饮鸩止渴”性质的办法，沉溺于所谓“中国模式”的神话中难以自拔。否则未来的压力和处理问题的难题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