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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和政府必然采取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问题。但是什么时候调节取决于对我国收入差距出现“倒U”形拐点的科学判断，通过对我国收入差距出现“倒U”形拐点的因素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影响的因素
影响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发生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这四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既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一面。从动态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对收入差距的效应是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过程，并且这四个要素对收人差距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
1.劳动力资本流动
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本开始自由流动时，由于供给小于需求会提高收入差距;当劳动力供求均衡时，会使收入差距最大化，出现“倒U”形拐点；当劳动力、资本反向流动时，收入差距会缩小并处于合理差距区域。
在劳动力、资本流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本向实际净收益高的地区流动；在劳动力、资本流动存在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实际收益的差异必须大于劳动力、资本流动成本，才会发生劳动力、资本流动。劳动力、资本流动不仅受劳动力供求、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流动规律自身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资本流入某一地区，该地区发生人口与各种产业的聚集，会产生两种外部性：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前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市场规模扩大，厂商存货管理成本、不确定性成本和投入点寻找成本的降低；后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劳动力、资本流动通过扩大流入地区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投人的需求及其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实际工资，使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聚集经济会形成一种因果累聚循环机制，即使初始条件完全一样的地区，一些很小的条件变化也会触发劳动力、资本的持续流动，最终使各种产业高度集中于劳动力、资本流入地区。从而加速流入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大与流出地区收入的差距。
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某一地区还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在流入和流出地区的收益和成本。当一个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净收益高于其他地区，资本与劳动力就会流入该地区。一般来说，在流出流入的初期，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虽然会提高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但也会减少流出地的市场规模，增加厂商的存货成本。对流入地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会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因为一个地区之所以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更高的收益率，当发达地区和高收益行业的收益增长率大于流入地和行业的收益增长率时，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当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入带来的收入增长率下降时，资本、劳动力流入比率就会降低，收人差距达最大化，从而出现“倒U”形拐点。当流入地出现聚集不经济、流入地的净收益下降，流出地的净收益提高时，资本和劳动力又会逆向流入原流出地，提高原流出地的净收益，从而使收入差距缩小，当地区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合理配置时，出现地区收人差距的合理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60%～70％，地区之间发展相对平衡时期。
2.城市化发展程度
城市化，“可以概括为一个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村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并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移的一种社会现象，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化率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城市化的发展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从而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发展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从而会缩小收入差距，最终使收入差距呈“倒U”形关系。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各国都在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聚集资金、技术、原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城市化的发展还可以节约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交易费用。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中城镇居民收入一般都比较高。根据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中期，为了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时，开始出现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外部性的负聚集作用，乡村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最大化，即出现“倒U”形拐点。当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进入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时，由于城市的生产要素聚集的负外部效应扩大，加大了城市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成本，并出现“城乡双向对流”，乡村生产要素的收益率进一步提高，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收入差距的“倒U”型。
3.高等教育程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贡献进行分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与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转折和缩小的“倒U”形与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期、高等教育普级阶段相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是由劳动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决定的。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所受教育的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程度。在市场竞争条件，是否能够就业、就业岗位的选择、就业后的预期收入都与所受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即国家高教毛入学率约为12％以下，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的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因此他们更容易就业，并能选择相对好的就业岗位，能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反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由于供大于求，因此较难获得就业机会，更难进人高收入行业如金融机构、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因此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高教毛入学率达到约28％以上时，由于高素质人才实现基本均衡，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拐点”，当高等教育进入普级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左右时，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实现了供求平衡，收入差距下降。从而形成“倒U”形。
4.政府的政策及其发展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既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其发展趋势也是先扩大，然后形成“拐点”，再缩小的“倒U”形，什么时候采取扩大或缩小的收入差距政策主要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和财政能力。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往往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常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路径，其具体表现在：
国家实行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的意愿时，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财政能力有限。因此对于旨在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领导人来说，不遗余力地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行工业化从而形成城市偏向政策。其手段通常是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制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制度安排，从而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当实现工业化时，随着农民人数的大幅度减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农民谈判势力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政府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愿和能力增强，收入差距出现“拐点”。此后，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给予适当的支持和补助，直到城乡收人差距达到合理区域，使城乡收入之比为1.5～2。
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提升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其意愿是偏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因为制定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利用发达地区投资回报率高的优势，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选择“效率优先”的发展路径。随着政府政策向发达地区倾斜，将改革开放的一些优惠政策分配给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更快，居民收人增长加快。当经济发展进人到成熟阶段，发达地区的收益率比预期收益率降低，政府放弃或兼顾公平的成本增大时，政府的政策开始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地区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进而缩小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域，从而出现“倒U”形拐点。这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经济发展初期，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起主导作用，地区差距趋于扩大；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也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扩散作用将发挥主导作用，使地区之间差距转向缩小，其变迁轨迹呈现一条“倒U”曲线。
二、解决我国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倒“U”形拐点的出现是劳动力、资本流动、城市化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政策综合因素形成的，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促使倒“U”形拐点的出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才能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促进劳动、资本合理流动
劳动、资本流动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我国应打破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种种限制政策，促进劳动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我们应尽快打破地区间资本流动封锁，促使私营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由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政府资本由收入高的地区向收入低的地区转移。尽快实现劳动力、资本的供求均衡，形成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缩小我国收入差距。
2.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
“倒U”形拐点发生在城市化率达60％～70％，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快城市化发展。就我国现阶段来说，重点是加快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加快和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中等城市的发展，因为我国2006年城市化率才达到43.9％，没有达到形成“倒U”形拐点的城市化率。使城市化率早日达到70％以上，从而尽快形成“倒U”形拐点，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3.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偏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低收人群体产生的主要根源。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落后，到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22％，因此政府应加大投入，全面推行高等学校收费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较快实现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使在校高教普及率达到28%，使我国尽快进入收入差距缩小阶段。
4.增强政府解决收人差距的意愿和能力
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效率优先的原则，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政策措施，从长期看，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又必须解决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增强政府解决收入差距的意愿和能力。只有政府具有较强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愿，又具有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能力时收入差距问题才会导入缩小的路径，“倒U”形拐点才会出现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才会导入合理区域。
一、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影响的因素
影响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发生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这四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既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一面。从动态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对收入差距的效应是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过程，并且这四个要素对收人差距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
1.劳动力资本流动
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本开始自由流动时，由于供给小于需求会提高收入差距;当劳动力供求均衡时，会使收入差距最大化，出现“倒U”形拐点；当劳动力、资本反向流动时，收入差距会缩小并处于合理差距区域。
在劳动力、资本流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本向实际净收益高的地区流动；在劳动力、资本流动存在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实际收益的差异必须大于劳动力、资本流动成本，才会发生劳动力、资本流动。劳动力、资本流动不仅受劳动力供求、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流动规律自身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资本流入某一地区，该地区发生人口与各种产业的聚集，会产生两种外部性：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前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市场规模扩大，厂商存货管理成本、不确定性成本和投入点寻找成本的降低；后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劳动力、资本流动通过扩大流入地区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投人的需求及其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实际工资，使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聚集经济会形成一种因果累聚循环机制，即使初始条件完全一样的地区，一些很小的条件变化也会触发劳动力、资本的持续流动，最终使各种产业高度集中于劳动力、资本流入地区。从而加速流入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大与流出地区收入的差距。
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某一地区还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在流入和流出地区的收益和成本。当一个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净收益高于其他地区，资本与劳动力就会流入该地区。一般来说，在流出流入的初期，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虽然会提高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但也会减少流出地的市场规模，增加厂商的存货成本。对流入地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会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因为一个地区之所以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更高的收益率，当发达地区和高收益行业的收益增长率大于流入地和行业的收益增长率时，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当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入带来的收入增长率下降时，资本、劳动力流入比率就会降低，收人差距达最大化，从而出现“倒U”形拐点。当流入地出现聚集不经济、流入地的净收益下降，流出地的净收益提高时，资本和劳动力又会逆向流入原流出地，提高原流出地的净收益，从而使收入差距缩小，当地区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合理配置时，出现地区收人差距的合理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60%～70％，地区之间发展相对平衡时期。
2.城市化发展程度
城市化，“可以概括为一个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村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并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移的一种社会现象，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化率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城市化的发展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从而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发展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从而会缩小收入差距，最终使收入差距呈“倒U”形关系。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各国都在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聚集资金、技术、原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城市化的发展还可以节约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交易费用。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中城镇居民收入一般都比较高。根据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中期，为了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时，开始出现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外部性的负聚集作用，乡村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最大化，即出现“倒U”形拐点。当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进入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时，由于城市的生产要素聚集的负外部效应扩大，加大了城市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成本，并出现“城乡双向对流”，乡村生产要素的收益率进一步提高，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收入差距的“倒U”型。
3.高等教育程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贡献进行分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与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转折和缩小的“倒U”形与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期、高等教育普级阶段相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是由劳动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决定的。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所受教育的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程度。在市场竞争条件，是否能够就业、就业岗位的选择、就业后的预期收入都与所受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即国家高教毛入学率约为12％以下，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的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因此他们更容易就业，并能选择相对好的就业岗位，能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反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由于供大于求，因此较难获得就业机会，更难进人高收入行业如金融机构、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因此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高教毛入学率达到约28％以上时，由于高素质人才实现基本均衡，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拐点”，当高等教育进入普级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左右时，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实现了供求平衡，收入差距下降。从而形成“倒U”形。
4.政府的政策及其发展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既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其发展趋势也是先扩大，然后形成“拐点”，再缩小的“倒U”形，什么时候采取扩大或缩小的收入差距政策主要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和财政能力。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往往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常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路径，其具体表现在：
国家实行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的意愿时，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财政能力有限。因此对于旨在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领导人来说，不遗余力地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行工业化从而形成城市偏向政策。其手段通常是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制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制度安排，从而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当实现工业化时，随着农民人数的大幅度减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农民谈判势力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政府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愿和能力增强，收入差距出现“拐点”。此后，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给予适当的支持和补助，直到城乡收人差距达到合理区域，使城乡收入之比为1.5～2。
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提升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其意愿是偏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因为制定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利用发达地区投资回报率高的优势，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选择“效率优先”的发展路径。随着政府政策向发达地区倾斜，将改革开放的一些优惠政策分配给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更快，居民收人增长加快。当经济发展进人到成熟阶段，发达地区的收益率比预期收益率降低，政府放弃或兼顾公平的成本增大时，政府的政策开始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地区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进而缩小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域，从而出现“倒U”形拐点。这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经济发展初期，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起主导作用，地区差距趋于扩大；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也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扩散作用将发挥主导作用，使地区之间差距转向缩小，其变迁轨迹呈现一条“倒U”曲线。
二、解决我国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倒“U”形拐点的出现是劳动力、资本流动、城市化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政策综合因素形成的，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促使倒“U”形拐点的出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才能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促进劳动、资本合理流动
劳动、资本流动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我国应打破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种种限制政策，促进劳动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我们应尽快打破地区间资本流动封锁，促使私营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由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政府资本由收入高的地区向收入低的地区转移。尽快实现劳动力、资本的供求均衡，形成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缩小我国收入差距。
2.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
“倒U”形拐点发生在城市化率达60％～70％，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快城市化发展。就我国现阶段来说，重点是加快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加快和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中等城市的发展，因为我国2006年城市化率才达到43.9％，没有达到形成“倒U”形拐点的城市化率。使城市化率早日达到70％以上，从而尽快形成“倒U”形拐点，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3.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偏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低收人群体产生的主要根源。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落后，到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22％，因此政府应加大投入，全面推行高等学校收费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较快实现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使在校高教普及率达到28%，使我国尽快进入收入差距缩小阶段。
4.增强政府解决收人差距的意愿和能力
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效率优先的原则，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政策措施，从长期看，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又必须解决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增强政府解决收入差距的意愿和能力。只有政府具有较强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愿，又具有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能力时收入差距问题才会导入缩小的路径，“倒U”形拐点才会出现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才会导入合理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