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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克诚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黄克诚中途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著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
敢于直言坚持真理
黄克诚敢于直言，但这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克诚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本来在北京留守，后来，会议开得紧张，毛泽东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黄克诚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
黄克诚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
庐山会议时形势十分紧张，黄克诚“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
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
黄克诚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
光明磊落秉公办事
在庐山会议批判黄克诚时，有人提到黄克诚所谓“贪污黄金案”，使与会者十分惊讶，这使一向给人以“正直、廉洁”形象的黄克诚蒙上了不白之冤。
经立案调查，所谓黄金问题，那是指1945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从苏北进军东北时所带的经费。大军千里挺进东北，经费靠自己解决。
这笔经费经东北局批准，存入东北银行保管，用于建立根据地、部队整编、救助伤病员等。黄老有经费审批权，但个人不直接经手，由专人管理，亦不是他的“小金库”，开支很节省，且有详细开支账目可查。审查后还了他一个清白。
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顾年迈多病，不遗余力地抓党风党纪建设。
1980年，针对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贪腐问题和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他主持制定了《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文件下发后，他坚决贯彻执行，绝不迁就包庇。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其中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总参领导杨勇同志在京西宾馆花400元公款，欢迎欢送干部，黄克诚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杨勇作了检查，用工资补上了饭费。
一位厨师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公款请客吃饭少付钱的事，中纪委查实后发通报进行批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在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
群众来信反映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3件事：到江苏考察沿途提前交通管制，山西有人反映要给华在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等事。黄克诚不因问题涉及领导而回避，一面通报给华国锋本人，一面组织人员调查。华国锋制止了这些做法，还给中纪委回了信，说明涉及他的几件事他已分别处理了。中央还作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黄克诚在吃、穿、住等方面向来标准很低。他的节俭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少有。战争年代，他身上穿的是统一制发的军装，洗得发白了依然舍不得换新的。1945年从苏北向东北进军时，当地士绅为他做了一件蓝呢子大衣，他从未穿过，现在成了第39集团军军史馆的展品。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也从未置办过一件高档服装。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名工作人员，从不住地方宾馆，不允许下面高标准接待，并嘱咐随行人员按规定交纳食宿费。在住房、用车等方面，更是严格执行规定，有时近于苛刻。1952年进京时，他住在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房少屋旧，冬漏风，夏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说，那要花很多钱，简单维修一下即可，而且一住就是4年，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院子。
1977年黄克诚担任军委顾问后，被安排到市里一个小院，楼房是几十年前盖的，年久失修。简单整理了一下他就住了进去。房子漏雨，夏天他的卧室里要放几个脸盆接水，墙壁潮湿。营房部门造了个三万多元的预算给他翻修，他一看花钱太多，坚决不同意，要求只把漏雨的地方修补好就行。他的房子临街、噪声大，休息不好。营房部门已安排加高围墙，修一下大门，材料都准备了，他还是未同意。
公家给他配的专车，他规定子女一律不准使用。小儿子黄晴结婚，就是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的。黄克诚夫妇非常疼爱他们的小孙子，一次下雨，司机怕耽误孩子上学，想用车送他，却被黄克诚夫妇拒绝了。
黄克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但不居功；在军队工作，司令、政委、后勤部长、秘书长、总参谋长都任过，还当过卫生部长，身兼数职是常事，任劳任怨不说累；在地方，书记、主任、省长都任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中唯独没有自己。
（据《人民日报》）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
敢于直言坚持真理
黄克诚敢于直言，但这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克诚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本来在北京留守，后来，会议开得紧张，毛泽东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黄克诚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
黄克诚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
庐山会议时形势十分紧张，黄克诚“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
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
黄克诚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
光明磊落秉公办事
在庐山会议批判黄克诚时，有人提到黄克诚所谓“贪污黄金案”，使与会者十分惊讶，这使一向给人以“正直、廉洁”形象的黄克诚蒙上了不白之冤。
经立案调查，所谓黄金问题，那是指1945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从苏北进军东北时所带的经费。大军千里挺进东北，经费靠自己解决。
这笔经费经东北局批准，存入东北银行保管，用于建立根据地、部队整编、救助伤病员等。黄老有经费审批权，但个人不直接经手，由专人管理，亦不是他的“小金库”，开支很节省，且有详细开支账目可查。审查后还了他一个清白。
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顾年迈多病，不遗余力地抓党风党纪建设。
1980年，针对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贪腐问题和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他主持制定了《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文件下发后，他坚决贯彻执行，绝不迁就包庇。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其中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总参领导杨勇同志在京西宾馆花400元公款，欢迎欢送干部，黄克诚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杨勇作了检查，用工资补上了饭费。
一位厨师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公款请客吃饭少付钱的事，中纪委查实后发通报进行批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在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
群众来信反映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3件事：到江苏考察沿途提前交通管制，山西有人反映要给华在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等事。黄克诚不因问题涉及领导而回避，一面通报给华国锋本人，一面组织人员调查。华国锋制止了这些做法，还给中纪委回了信，说明涉及他的几件事他已分别处理了。中央还作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黄克诚在吃、穿、住等方面向来标准很低。他的节俭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少有。战争年代，他身上穿的是统一制发的军装，洗得发白了依然舍不得换新的。1945年从苏北向东北进军时，当地士绅为他做了一件蓝呢子大衣，他从未穿过，现在成了第39集团军军史馆的展品。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也从未置办过一件高档服装。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名工作人员，从不住地方宾馆，不允许下面高标准接待，并嘱咐随行人员按规定交纳食宿费。在住房、用车等方面，更是严格执行规定，有时近于苛刻。1952年进京时，他住在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房少屋旧，冬漏风，夏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说，那要花很多钱，简单维修一下即可，而且一住就是4年，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院子。
1977年黄克诚担任军委顾问后，被安排到市里一个小院，楼房是几十年前盖的，年久失修。简单整理了一下他就住了进去。房子漏雨，夏天他的卧室里要放几个脸盆接水，墙壁潮湿。营房部门造了个三万多元的预算给他翻修，他一看花钱太多，坚决不同意，要求只把漏雨的地方修补好就行。他的房子临街、噪声大，休息不好。营房部门已安排加高围墙，修一下大门，材料都准备了，他还是未同意。
公家给他配的专车，他规定子女一律不准使用。小儿子黄晴结婚，就是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的。黄克诚夫妇非常疼爱他们的小孙子，一次下雨，司机怕耽误孩子上学，想用车送他，却被黄克诚夫妇拒绝了。
黄克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但不居功；在军队工作，司令、政委、后勤部长、秘书长、总参谋长都任过，还当过卫生部长，身兼数职是常事，任劳任怨不说累；在地方，书记、主任、省长都任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中唯独没有自己。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