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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州是山东运河区域工商业重镇，可作为鲁运北社会城镇的代表。面对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作出的不同应对，体现了运河背景下城市个性。
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中心城市的分析探究尤为重要。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的“中心地”理论，将区域市场划定位由六大层级构成的六边形理论，核心即为中心城市。作为一区域内最典型的公共空间，中心城市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做定向分析提供了代表性，是极佳的研究切入点。对于明清时期区域社会变迁极为明显的山东运河区域，鲁运河从南旺分水枢纽南北分流，区域也可以其为界，划分为鲁运北与鲁运南。其中临清州与济宁州为鲁运区域最大的两座工商业重镇，故本文拟以临清州为鲁运北之代表，研究山东运河区域城镇发展概况。
临清州的选址与建立
临清县自北魏设，后或设或废，几经迁徙，至元代迁至今临清城南八里处，离汶、卫交汇处尚远。元开会通河，引汶水通于卫河，从此汶河与卫河交汇处的地理形勢大为改变，二河所夹之中州成为商贾云集、货物集散之地，很快成为一市镇，名为会通镇。洪武二年迁临清县治于此，但经济仍然萧条，直至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全线贯通，内河航运发达，政府于临清当地设粮仓、建钞关，临清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南北漕运的转输中心之一，形成中心城市的条件才得以具备。
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
“北魏置清渊县，始筑城于卫河西四十里，今名旧县集。宋建炎间患水，移曹仁镇在会通河南五里许，亦名旧县，皆有遗址。明洪武二年，徙县治汶、卫环流之中，未及城。正统十四年，兵部尙书于谦建议筑城，从之”。
临清州的内部力量
京杭运河的开通并未带来农耕技术的变革，但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为鲁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主要包括棉花、花生、烟草等。运河的畅通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加之本地人口增多，临清州城镇居民数量不断增长，至清中期至十万以上。关于临清州的人口数量变化，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康熙时临清州人口为“旧额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丁”。
临清二城商品流通数量大，服务业十分发达。临清州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利用京杭运河与卫运河两条水路主干与其他水路、陆路相结合，物资商品可通过临清州转运至全国各地，辐射明代13布政司中的9个，清代关内18行省中的14个及关外的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内蒙等边疆特区。而临清州兼有三种不同级别的市场功能。临清州内部，它既是零售商业构成的消费市场，又是农产品集散市场，同时还是多种商品的中转批发市场。而作为鲁运北区域及卫运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临清市场为鲁西、豫东和直隶一个相当广大的区域提供商品流通服务，例如为冀、鲁、豫三省进行商品粮丰欠调剂。同时还作为商品转运枢纽在全国性经济运转中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物资交流服务，流通密集程度与南北生产需求量成正比，例如南北棉纺织品及丝织品贸易。
由此可见，基于如此交通便利条件下，因流通转运而蒸蒸日上的临清，其城市的工商业属性极其浓厚，城内店铺林立，手工业生产与小商品流通成为该城市工商业经营的主流，其士绅阶层控制力相对薄弱。
临清州所受外部力量
明清时期临清州始终是重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税关之一，明代临清钞关税额曾位八大钞关之首，国家于此收取重税。虽然清代临清州河工任务极重，但本地管河单位却只为临清汛，主官临清州州判仅官秩从七品，人微言轻。州内最高级别官员为直隶州知州，官秩正五品，政府力量相对薄弱，对临清州的外部力量多为经济压迫，首先是于临清州设立钞关，并收取重税，“榷关之来旧矣，临清居运河冲要，南接淮关，北接天津，关帆樯并，集百货流通，商贾操厥奇赢，趋利若骛，籍而税之，以寓逐末之意”。
关于明末至清中期临清钞关商税税额的变化，《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
“崇正闲岁额银七万六千二百七十一两有奇，国朝顺治十三年，减税银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一两有奇，岁额银一万四千二百两。康熙二十五年增税银五千三百八十四两，岁额银二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两。五十年额办铜筋一十五万三千八百四十六筋门，今停每筋派水脚银五分，共额解水脚银七千六百十二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二，共应解银三万七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五十三年监督题报缺额，六十年增税额八千两”。
临清州商品流通迅速，以牙人为代表的中人数量大增，甚至组建了大规模的牙行，而政府面对牙行高额利润，不断增收牙杂税与托运货物的牛驴税“牙杂税仍旧额银八两六钱，雍正四年户部覆准，嗣后各省牙帖一例，由布政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牛驴税仍旧额银三两一钱五分，雍正四年后尽收尽解”。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畅通，使得原本破败凋敝的鲁西区域社会产生巨变，大到生产关系，小到衣食住行，都带有了浓厚的运河特色。基于经济发展条件，国家大力发展临清中转经济，而兼有三级市场的临清工商业属性日益浓厚，城市性格趋于开化与重商逐利，带动了全国的工商业流通，而国家也从此收取重税，成为典型的运河中转城镇。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中心城市的分析探究尤为重要。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的“中心地”理论，将区域市场划定位由六大层级构成的六边形理论，核心即为中心城市。作为一区域内最典型的公共空间，中心城市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做定向分析提供了代表性，是极佳的研究切入点。对于明清时期区域社会变迁极为明显的山东运河区域，鲁运河从南旺分水枢纽南北分流，区域也可以其为界，划分为鲁运北与鲁运南。其中临清州与济宁州为鲁运区域最大的两座工商业重镇，故本文拟以临清州为鲁运北之代表，研究山东运河区域城镇发展概况。
临清州的选址与建立
临清县自北魏设，后或设或废，几经迁徙，至元代迁至今临清城南八里处，离汶、卫交汇处尚远。元开会通河，引汶水通于卫河，从此汶河与卫河交汇处的地理形勢大为改变，二河所夹之中州成为商贾云集、货物集散之地，很快成为一市镇，名为会通镇。洪武二年迁临清县治于此，但经济仍然萧条，直至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全线贯通，内河航运发达，政府于临清当地设粮仓、建钞关，临清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南北漕运的转输中心之一，形成中心城市的条件才得以具备。
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
“北魏置清渊县，始筑城于卫河西四十里，今名旧县集。宋建炎间患水，移曹仁镇在会通河南五里许，亦名旧县，皆有遗址。明洪武二年，徙县治汶、卫环流之中，未及城。正统十四年，兵部尙书于谦建议筑城，从之”。
临清州的内部力量
京杭运河的开通并未带来农耕技术的变革，但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为鲁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主要包括棉花、花生、烟草等。运河的畅通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加之本地人口增多，临清州城镇居民数量不断增长，至清中期至十万以上。关于临清州的人口数量变化，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康熙时临清州人口为“旧额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丁”。
临清二城商品流通数量大，服务业十分发达。临清州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利用京杭运河与卫运河两条水路主干与其他水路、陆路相结合，物资商品可通过临清州转运至全国各地，辐射明代13布政司中的9个，清代关内18行省中的14个及关外的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内蒙等边疆特区。而临清州兼有三种不同级别的市场功能。临清州内部，它既是零售商业构成的消费市场，又是农产品集散市场，同时还是多种商品的中转批发市场。而作为鲁运北区域及卫运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临清市场为鲁西、豫东和直隶一个相当广大的区域提供商品流通服务，例如为冀、鲁、豫三省进行商品粮丰欠调剂。同时还作为商品转运枢纽在全国性经济运转中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物资交流服务，流通密集程度与南北生产需求量成正比，例如南北棉纺织品及丝织品贸易。
由此可见，基于如此交通便利条件下，因流通转运而蒸蒸日上的临清，其城市的工商业属性极其浓厚，城内店铺林立，手工业生产与小商品流通成为该城市工商业经营的主流，其士绅阶层控制力相对薄弱。
临清州所受外部力量
明清时期临清州始终是重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税关之一，明代临清钞关税额曾位八大钞关之首，国家于此收取重税。虽然清代临清州河工任务极重，但本地管河单位却只为临清汛，主官临清州州判仅官秩从七品，人微言轻。州内最高级别官员为直隶州知州，官秩正五品，政府力量相对薄弱，对临清州的外部力量多为经济压迫，首先是于临清州设立钞关，并收取重税，“榷关之来旧矣，临清居运河冲要，南接淮关，北接天津，关帆樯并，集百货流通，商贾操厥奇赢，趋利若骛，籍而税之，以寓逐末之意”。
关于明末至清中期临清钞关商税税额的变化，《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
“崇正闲岁额银七万六千二百七十一两有奇，国朝顺治十三年，减税银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一两有奇，岁额银一万四千二百两。康熙二十五年增税银五千三百八十四两，岁额银二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两。五十年额办铜筋一十五万三千八百四十六筋门，今停每筋派水脚银五分，共额解水脚银七千六百十二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二，共应解银三万七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五十三年监督题报缺额，六十年增税额八千两”。
临清州商品流通迅速，以牙人为代表的中人数量大增，甚至组建了大规模的牙行，而政府面对牙行高额利润，不断增收牙杂税与托运货物的牛驴税“牙杂税仍旧额银八两六钱，雍正四年户部覆准，嗣后各省牙帖一例，由布政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牛驴税仍旧额银三两一钱五分，雍正四年后尽收尽解”。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畅通，使得原本破败凋敝的鲁西区域社会产生巨变，大到生产关系，小到衣食住行，都带有了浓厚的运河特色。基于经济发展条件，国家大力发展临清中转经济，而兼有三级市场的临清工商业属性日益浓厚，城市性格趋于开化与重商逐利，带动了全国的工商业流通，而国家也从此收取重税，成为典型的运河中转城镇。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