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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工匠和文人两个群体对苏式家具的设计和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入手，分别阐述工匠文化和文人文化对苏式家具发展产生影响的过程，从多方面思考，总结苏式家具设计和风格形成的原因，分析苏式家具的成就与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苏式家具;工匠文化;文人文化;家具设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TS6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中國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明代开始形成独特格式，因而被后人称为明式家具。虽然明式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能工巧匠制作的家具最得大家认可。因此，人们公认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正宗。在明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有一个大爆发，文人科举之路异常艰难，文人群体迫于生计慢慢与世俗社会紧密融合;由于朝廷制定了以银代班制度，工匠群体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时间，在社会观念上发生了转变，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在文化上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互动，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对家具进行创新和发展，可以说苏式家具的是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成功融合发展的典范。
1 苏式家具产生的背景
苏式家具具体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式家具继承了宋元家具的优秀传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最终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器，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1]。
古人铺席于地，坐于席上，因此席被称为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家具。汉代以后出现了塌，塌逐渐取代了最早的席。到了唐代，由于社会发展，又逐渐出现了新的家具，如我们熟知的椅子等。至宋元时期，家具的类型不断增多，具有丰富的种类，如玫瑰椅、圈椅等。到了明清时期，地区贸易日益活跃，苏州地区的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社会上产生一系列变革，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得以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进一步促进了苏式家具的创新，逐渐形成为后人称颂的家具体系，苏式家具更是蕴含了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质和民族气节。
2 苏式家具的工匠文化
相较于宋元时期，明代制定了以银代役制度，工匠艺人得以从劳役之苦中解放出来。明代的工匠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住坐匠，主要指从京城附近征集而来的工匠艺人，这些工匠专为皇族效力，规定每个月服役十天，总体人数较少。第二种为轮班匠，主要指选自外地的工匠，规定他们每年要定期轮流到京服役三个月，并且在三个月的服役时间内，这些轮班匠的劳作是无偿的，还要自行承担来回路费，这导致许多轮班匠们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明代朝廷制定颁布的以银带役制度，使得工匠群体们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银两，摆脱每年固定的徭役束缚，而且能够离开固定的生产生活地点，这有效地杜绝了大多数工匠通过造假欺瞒手段逃避服役的情形，也有效地激发了工匠们的生产积极性。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朝廷废除了匠籍制度，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银”。[2]
明代依旧延续元代的世袭制度政策，工匠由工部和内官管理，工匠有人身自由权利，在非服役期间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进行手工艺活动。明清时期的工艺主要有宫廷和民间两种风格的表现形式，前者更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运用，态度严谨不苟，后者更倾向于艺术层面的自由发挥，设计出来的家具作品充分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朝廷会从民间工匠们中挑选出优秀且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担任朝廷官职，这使得优秀的工匠能够有机会步入仕途，施展人生抱负，如木匠徐杲、蒯祥，石匠陆祥等都以其技艺高超而入职宫廷，这类工匠可以自主地参与家具的设计活动，用心灵手巧给宫廷创造出一系列优秀不凡的艺术品。
据《吴县志》记载：“苏州城中，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工匠们作为传统手工艺设计的技术主体，是传承家具制作技艺过程的创作者和实践者。苏式家具的传承主要依靠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师承，即通过拜师学艺，工匠师傅们通过行业准则对学徒们言传身教，学徒们在具体实践操作中不断练习和提升自身的技艺。第二种是家族传承的方式，即通过父传子、子传孙这种社会传统的自主性方式进行传承，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传承。这两种传承方式都为后世培育了许多技艺不凡的工匠。
明清两代产生了一些宝贵的理论著述并流传至今。如，明代的宋应星在自身进行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天工开物》;漆艺家黄成所著的《髹饰录》是如今仅存的关于漆艺的专著，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对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工匠们通过著书立说极大地弥补了过去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这一方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累积和经验增加方面出现损耗及丢失的问题。工匠们原始的传承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不同的传承人因知识理解能力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技艺传承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这样的偏差会不断增加，当前，行业内还未制定出一些公认的法则以做修正。著书的明显优势在于行业内有了一个普遍公认的法则和标准，书本记录的内容得到行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同，书内的行业准则、规范标准以及制作技艺等会被后辈一直传承下去，并且被不断补充和完善。工匠们著书使得手艺有了文字的承载，知识、技艺等可以有效地传承下去。
3 苏式家具的文人文化
“中晚明是一个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当时朝政日益黑暗，奸宦弄权，政路不畅”[3]。
一方面，由于朝廷政治环境极其黑暗，文人们被政治斗争波及，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仕途方面严重受挫;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爆发式增长，科举压力大，文人考取功名的机会渺茫。在双重影响下，文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把注意力重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与世俗化社会接触得越来越频繁，政治上不得志，于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情调与高雅的意趣成为他们追寻的另外一种志向。明朝社会，奢侈之风迅猛，收藏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一种共同喜好，文人们为了与大众的收藏审美区别开来，他们将家具等“时玩”作为自己的收藏之物，文人按照自身审美意趣进行家具的选择，当时，极简、文雅的苏式风格家具受到文人的一致喜爱。文人们的这种艺术审美受到社会的极力追捧，文人的艺术主张直接影响着苏式家具的艺术风格，苏式家具沾染了更多的文人气息，体现了文人在艺术审美上独特的追求，甚至包含了江南文人的哲学之道。 明清时期，手工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经济发达的苏州是一个代表城市，当时，苏州的手工艺位居全国之首。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带动了苏式家具的发展，同时，江南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来此地会聚流连，这些文人或衣锦还乡或失意隐退，追求简艺、雅致的审美情趣，他们对于家具的选择，青睐于同样简约、雅致的苏式风格家具，这类苏式家具富有许多的文人气息与文人情怀，是文人淡泊明志、平凡淡雅精神的体现，体现了文人们的造物理念，甚至有的文人会在家具上题刻铭文以抒发自我感情。文人们相互交流感情，进行深层次的情感心灵上的交流碰撞，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创新设计理念，使得苏式家具展现出文雅、空灵的审美意趣与格调。苏式家具因文人的广泛参与设计，在艺术风格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蕴涵着高雅的文人意匠情趣，在家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文人的家具著书涉及范围甚广，并且将理论成果广泛地应用于家具的生产实践中，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及的竹塌，“以斑竹为之，三面有屏，无柱，置之高斋，可足午睡倦息。榻上宜置靠几，或布作扶手协坐靠墩。夏月上铺竹簟，冬用蒲席。榻前置一竹塌，以便上床安履”[4]。
4 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互动
长久以来，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身份地位上的悬殊，使得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接触并不多，他们只是作為社会的参与者完成各自社会固有的职责。虽然两者之间偶有交集，但因两者在地位、观念、身份上具有不一致，始终无法实现平等的交流。
在古代社会，工匠群体身份低微，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在历史资料中，难以找到工匠群体与文人互动的记录。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大，各个阶层的交流频率加大，工匠群体有了和文人交流互动的社会条件。此外，苏州手工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民间工匠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工匠们的角色不断发生转变，加之明代工匠间兴起的入仕潮流，工匠群体与文人群体之间的接触日益广泛，甚至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到了晚明时期，政治、科举上的黑暗导致大批文人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们开始与社会底层阶级相交，暂忘世俗烦恼、不拘泥礼教、流露本真性情。
文人们抛却世俗，乐于与社会中下层人民相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工匠们由于制度改变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社交圈得以扩大，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深层次的交往。文人与工匠刚开始的接触在于对工匠们技艺的了解，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精神上的沟通占据了主导。文人们赠予工匠诗词的事件更是不在少数，工匠在与文人的相处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提升了素养与情操，具有了文人的气质与修养，能够撰写书籍供后代学习与参考。苏州地区的工匠技艺得到不断提升，潜移默化地受文人文化影响，设计出的家具带有文人的格调与审美，可以说创新的苏式家具不仅有文人的参与设计，也有着手工艺人的匠心独运。文人和工匠的合作确立了一种新的家具典范，这是工匠文化和文人文化互动交流的结果。文人和工匠的活动场所主要是以物产资源丰富的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苏式家具因其独具一格的设计与风格样式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受到大众的喜爱与追捧，成为经久不衰的家具类型。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写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5]，说明了苏式家具在社会上的风行。
苏州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对外贸易规模大、人才汇集，对工匠和文人云集此地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两者之间实现文化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文人亲自参与家具的设计，增加了家具的文化气质与品格，而工匠们精湛的技艺是确保文人设计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对工匠来说，家具的完成在于制作过程，而家具的设计以及创新并不是最关键的环节。相比工匠，文人有良好的审美与设计感，有着自身的独特审美思想，但缺乏实操的手头功夫，所以他们的设计只能将家具停留在理想化的想象地步。明清以来，朝廷颁布的政策打破了社会各群体的严格限制，工匠与文人接触频繁，工匠们慢慢地了解并接受了文人的审美意趣与设计思想，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流融合，是新的家具形式产生的重要条件。工匠群体与文人群体在技艺与审美中间寻找平衡点，使设计出来的家具既有实用的功能特性，也能表达出文人意趣，满足文人雅士追求的安逸、简朴的需要，整体提升了家具的设计审美，让苏式家具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都受到了极大的喜爱。苏式家具的诞生是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
5 结语
苏式家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家具史的一座高峰，彰显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民族自信，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于世界之林。明末，苏式家具的创新发展是文人与工匠共同参与家具设计生产的结果，工匠们在发挥自己精湛的技艺的同时，与文人不断交流互动，提高自身审美，让设计出的苏式家具具有更多的文人气息。独具特色的苏式家既有文人的设计参与，也显现了工匠们的高超技艺。苏式家具在选材、装饰、造型等方面的讲究，正是人们欣赏、赞美并推崇它的重要原因，如今，工艺水平高、审美内涵丰富的苏式家具正不断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濮安国.明清苏式家具[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1-3.
[2] 杜游.意趣与法度——中晚明文人与工匠合作下的家具设计[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6.
[3] 宋礼庭.人脑思维和人类的语言文字逻辑关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4）：336-344.
[4] [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125.
[5] [明]范濂.云间据抄本（卷二·第六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509.
作者简介：唐薇（1990—），女，江苏宿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关键词：苏式家具;工匠文化;文人文化;家具设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TS6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中國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明代开始形成独特格式，因而被后人称为明式家具。虽然明式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能工巧匠制作的家具最得大家认可。因此，人们公认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正宗。在明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有一个大爆发，文人科举之路异常艰难，文人群体迫于生计慢慢与世俗社会紧密融合;由于朝廷制定了以银代班制度，工匠群体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时间，在社会观念上发生了转变，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在文化上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互动，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对家具进行创新和发展，可以说苏式家具的是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成功融合发展的典范。
1 苏式家具产生的背景
苏式家具具体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式家具继承了宋元家具的优秀传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最终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器，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1]。
古人铺席于地，坐于席上，因此席被称为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家具。汉代以后出现了塌，塌逐渐取代了最早的席。到了唐代，由于社会发展，又逐渐出现了新的家具，如我们熟知的椅子等。至宋元时期，家具的类型不断增多，具有丰富的种类，如玫瑰椅、圈椅等。到了明清时期，地区贸易日益活跃，苏州地区的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社会上产生一系列变革，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得以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进一步促进了苏式家具的创新，逐渐形成为后人称颂的家具体系，苏式家具更是蕴含了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质和民族气节。
2 苏式家具的工匠文化
相较于宋元时期，明代制定了以银代役制度，工匠艺人得以从劳役之苦中解放出来。明代的工匠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住坐匠，主要指从京城附近征集而来的工匠艺人，这些工匠专为皇族效力，规定每个月服役十天，总体人数较少。第二种为轮班匠，主要指选自外地的工匠，规定他们每年要定期轮流到京服役三个月，并且在三个月的服役时间内，这些轮班匠的劳作是无偿的，还要自行承担来回路费，这导致许多轮班匠们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明代朝廷制定颁布的以银带役制度，使得工匠群体们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银两，摆脱每年固定的徭役束缚，而且能够离开固定的生产生活地点，这有效地杜绝了大多数工匠通过造假欺瞒手段逃避服役的情形，也有效地激发了工匠们的生产积极性。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朝廷废除了匠籍制度，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银”。[2]
明代依旧延续元代的世袭制度政策，工匠由工部和内官管理，工匠有人身自由权利，在非服役期间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进行手工艺活动。明清时期的工艺主要有宫廷和民间两种风格的表现形式，前者更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运用，态度严谨不苟，后者更倾向于艺术层面的自由发挥，设计出来的家具作品充分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朝廷会从民间工匠们中挑选出优秀且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担任朝廷官职，这使得优秀的工匠能够有机会步入仕途，施展人生抱负，如木匠徐杲、蒯祥，石匠陆祥等都以其技艺高超而入职宫廷，这类工匠可以自主地参与家具的设计活动，用心灵手巧给宫廷创造出一系列优秀不凡的艺术品。
据《吴县志》记载：“苏州城中，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工匠们作为传统手工艺设计的技术主体，是传承家具制作技艺过程的创作者和实践者。苏式家具的传承主要依靠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师承，即通过拜师学艺，工匠师傅们通过行业准则对学徒们言传身教，学徒们在具体实践操作中不断练习和提升自身的技艺。第二种是家族传承的方式，即通过父传子、子传孙这种社会传统的自主性方式进行传承，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传承。这两种传承方式都为后世培育了许多技艺不凡的工匠。
明清两代产生了一些宝贵的理论著述并流传至今。如，明代的宋应星在自身进行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天工开物》;漆艺家黄成所著的《髹饰录》是如今仅存的关于漆艺的专著，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对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工匠们通过著书立说极大地弥补了过去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这一方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累积和经验增加方面出现损耗及丢失的问题。工匠们原始的传承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不同的传承人因知识理解能力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技艺传承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这样的偏差会不断增加，当前，行业内还未制定出一些公认的法则以做修正。著书的明显优势在于行业内有了一个普遍公认的法则和标准，书本记录的内容得到行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同，书内的行业准则、规范标准以及制作技艺等会被后辈一直传承下去，并且被不断补充和完善。工匠们著书使得手艺有了文字的承载，知识、技艺等可以有效地传承下去。
3 苏式家具的文人文化
“中晚明是一个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当时朝政日益黑暗，奸宦弄权，政路不畅”[3]。
一方面，由于朝廷政治环境极其黑暗，文人们被政治斗争波及，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仕途方面严重受挫;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爆发式增长，科举压力大，文人考取功名的机会渺茫。在双重影响下，文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把注意力重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与世俗化社会接触得越来越频繁，政治上不得志，于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情调与高雅的意趣成为他们追寻的另外一种志向。明朝社会，奢侈之风迅猛，收藏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一种共同喜好，文人们为了与大众的收藏审美区别开来，他们将家具等“时玩”作为自己的收藏之物，文人按照自身审美意趣进行家具的选择，当时，极简、文雅的苏式风格家具受到文人的一致喜爱。文人们的这种艺术审美受到社会的极力追捧，文人的艺术主张直接影响着苏式家具的艺术风格，苏式家具沾染了更多的文人气息，体现了文人在艺术审美上独特的追求，甚至包含了江南文人的哲学之道。 明清时期，手工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经济发达的苏州是一个代表城市，当时，苏州的手工艺位居全国之首。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带动了苏式家具的发展，同时，江南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来此地会聚流连，这些文人或衣锦还乡或失意隐退，追求简艺、雅致的审美情趣，他们对于家具的选择，青睐于同样简约、雅致的苏式风格家具，这类苏式家具富有许多的文人气息与文人情怀，是文人淡泊明志、平凡淡雅精神的体现，体现了文人们的造物理念，甚至有的文人会在家具上题刻铭文以抒发自我感情。文人们相互交流感情，进行深层次的情感心灵上的交流碰撞，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创新设计理念，使得苏式家具展现出文雅、空灵的审美意趣与格调。苏式家具因文人的广泛参与设计，在艺术风格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蕴涵着高雅的文人意匠情趣，在家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文人的家具著书涉及范围甚广，并且将理论成果广泛地应用于家具的生产实践中，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及的竹塌，“以斑竹为之，三面有屏，无柱，置之高斋，可足午睡倦息。榻上宜置靠几，或布作扶手协坐靠墩。夏月上铺竹簟，冬用蒲席。榻前置一竹塌，以便上床安履”[4]。
4 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互动
长久以来，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身份地位上的悬殊，使得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接触并不多，他们只是作為社会的参与者完成各自社会固有的职责。虽然两者之间偶有交集，但因两者在地位、观念、身份上具有不一致，始终无法实现平等的交流。
在古代社会，工匠群体身份低微，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在历史资料中，难以找到工匠群体与文人互动的记录。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大，各个阶层的交流频率加大，工匠群体有了和文人交流互动的社会条件。此外，苏州手工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民间工匠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工匠们的角色不断发生转变，加之明代工匠间兴起的入仕潮流，工匠群体与文人群体之间的接触日益广泛，甚至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到了晚明时期，政治、科举上的黑暗导致大批文人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们开始与社会底层阶级相交，暂忘世俗烦恼、不拘泥礼教、流露本真性情。
文人们抛却世俗，乐于与社会中下层人民相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工匠们由于制度改变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社交圈得以扩大，文人群体和工匠群体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深层次的交往。文人与工匠刚开始的接触在于对工匠们技艺的了解，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精神上的沟通占据了主导。文人们赠予工匠诗词的事件更是不在少数，工匠在与文人的相处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提升了素养与情操，具有了文人的气质与修养，能够撰写书籍供后代学习与参考。苏州地区的工匠技艺得到不断提升，潜移默化地受文人文化影响，设计出的家具带有文人的格调与审美，可以说创新的苏式家具不仅有文人的参与设计，也有着手工艺人的匠心独运。文人和工匠的合作确立了一种新的家具典范，这是工匠文化和文人文化互动交流的结果。文人和工匠的活动场所主要是以物产资源丰富的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苏式家具因其独具一格的设计与风格样式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受到大众的喜爱与追捧，成为经久不衰的家具类型。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写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5]，说明了苏式家具在社会上的风行。
苏州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对外贸易规模大、人才汇集，对工匠和文人云集此地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两者之间实现文化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文人亲自参与家具的设计，增加了家具的文化气质与品格，而工匠们精湛的技艺是确保文人设计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对工匠来说，家具的完成在于制作过程，而家具的设计以及创新并不是最关键的环节。相比工匠，文人有良好的审美与设计感，有着自身的独特审美思想，但缺乏实操的手头功夫，所以他们的设计只能将家具停留在理想化的想象地步。明清以来，朝廷颁布的政策打破了社会各群体的严格限制，工匠与文人接触频繁，工匠们慢慢地了解并接受了文人的审美意趣与设计思想，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流融合，是新的家具形式产生的重要条件。工匠群体与文人群体在技艺与审美中间寻找平衡点，使设计出来的家具既有实用的功能特性，也能表达出文人意趣，满足文人雅士追求的安逸、简朴的需要，整体提升了家具的设计审美，让苏式家具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都受到了极大的喜爱。苏式家具的诞生是工匠文化与文人文化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
5 结语
苏式家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家具史的一座高峰，彰显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民族自信，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于世界之林。明末，苏式家具的创新发展是文人与工匠共同参与家具设计生产的结果，工匠们在发挥自己精湛的技艺的同时，与文人不断交流互动，提高自身审美，让设计出的苏式家具具有更多的文人气息。独具特色的苏式家既有文人的设计参与，也显现了工匠们的高超技艺。苏式家具在选材、装饰、造型等方面的讲究，正是人们欣赏、赞美并推崇它的重要原因，如今，工艺水平高、审美内涵丰富的苏式家具正不断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濮安国.明清苏式家具[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1-3.
[2] 杜游.意趣与法度——中晚明文人与工匠合作下的家具设计[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6.
[3] 宋礼庭.人脑思维和人类的语言文字逻辑关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4）：336-344.
[4] [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125.
[5] [明]范濂.云间据抄本（卷二·第六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509.
作者简介：唐薇（1990—），女，江苏宿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