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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上海后就开始学习买菜做饭了”
“11年的上海生活，他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能尽数出连我这个地道上海人都不知道的小店，讲价的功力尤其深厚。11年，他在中国如鱼得水，餐饮业务也越做越精明，准备反客为主杀回印度做中国餐馆。”
高土瓦米的助理陶莹小姐用“可爱”来形容自己的印度老板。
从锦江饭店Tandoor印度餐厅第一次把印度餐饮近距离呈现给上海市民开始，歌舞王国的饮食文化一晃就在上海安家了11载。伴随着3家分店在全国落地，执行董事桑杰夫·高士瓦米也成了“空中飞人”。
印度人回到上海“老家”
39岁的高士瓦米曾经是印度最大的五星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专营海事的英国福赛特集团准备在中国拓展餐饮业时老远就瞄上了他，集团总裁专门远赴印度面试了他7天，最后用真诚打动了这个家庭观念很重的年轻人。
“我是父母膝下惟一的孩子，也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但到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打造一个全新的事业对我的诱惑太大了。而且又是上海这么一个相当于东方巴黎的都市。于是我对自己说，就去一年。一年里太多的细节打动了我，最后我被上海留下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海是一个充满着印度情结的城市。上世纪初，印度巡捕和看门人的身影随时出没于这座“冒险家乐园”。但到了1993年，在上海，印度人已很罕见。那一年，虽然有过拉奥总理访华，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常常受制于一些“聒噪之音”的干扰，比如“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围堵印度论”、“中国导弹威慑论”。
当时，高士瓦米经常被好奇的市民国观。“不过大家的眼光都很友善，一旦得知我是印度人，都不约而同地哼唱‘啊吧啦咕’(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时间长了这倒给了我一个广告词的灵感一‘100个印度人中99个都能歌善舞，只有一个是好厨子，他就在Tandoor，所以你一定要去会会他!’”他说，这个广告词至今被奉为经典。
不管怎样，印度人又回来了。他们不仅伴随着《流浪者》，也伴随着《印度往事》——2002年在上海公映的第一部引进的真正印度大片，更伴随着打出友好信号旗的“兰吉特”号驱逐舰和“库利什”号护卫舰——2003年访问上海，以全新的现代化面容震撼了上海人。
当然，他们也伴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来，尤其是经济合作的升温而来。去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把一个阵容“豪华”的代表团带到了上海，随行的企业家代表名单几乎囊括了印度所有知名大公司的高层。“印度希望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经济合作超越了历史恩怨”——这是媒体的标题。
学习沪上男人的优良传统
53岁的纳尔先生是印度国家航运有限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他高大的身躯占满了老板椅的空间，使本来不大的办公室显得十分拥挤。背对着窗户，他的脸庞显得更加黝黑，映衬着两排整齐的白牙。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帘洒满他白色的卷发。10年前，他是一个漂泊的船长；从2002年开始，他在中国靠岸了。
停泊在上海的船长也经常遇到麻烦：“我来上海后就开始学习买菜做饭了。你知道，我们是信教的。我妻子是个素食主义者，我们在中国不能随便吃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自己动手解决。”显然，船长以前是不干家务的。来了中国后，他开始学习上海男人的优良传统。
纳尔船长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大学里学机械工程。他说，印度人对理工科比较感兴趣。“当然，印度的社会科学也不差，还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昵。”纳尔指的是阿马蒂亚·森，一个曾经比较中国与印度饥荒形成因素及其后果的经济学家。
当然，在经济领域，可以比较的不仅仅是饥荒。在信息产业技术领域，中印两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90％的产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印度80％是面向海外市场。在印度软件业的几大巨头带动下，印度其他IT企业纷纷准备落户浦东软件园。如今，上海50％的软件培训市场，已被印度人占领。
但从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一一组装和基本制造能力来看，印度企业并不领先。不过，最近有几家已开始寻找机会。印度工业联合会在上海新设了办事处，总代表巴哈尔说，他就职以来的3周里在中国访问了18个城市，接受了20多名潜在投资者的询问。
“有趣而令人激动”
“在历史上，中国与印度曾经有过冲突。作为印度人，你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工作?”《瞭望东方周刊》向《上海日报》的印籍专家毕瓦什·穆喀赫吉提出这个问题。
穆喀赫吉说，他不是选择来上海，而是被邀请来的。4年前，一张寄自上海的飞机票把他从曼谷带到了这里。那是一位彭博通讯社的人发出的邀请，让他无法做出选择的余地，甚至来不及思考，就加入了《上海日报》。
“你可以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在这里——至少在亚洲。他们说：‘这里是一个每天都发生事情的地方’，它很有趣，令人激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很好地融合了古老和新鲜。这城市在不停地改变着，能成为这变化的一部分很棒。”
穆喀赫吉说，在中国工作，没有太多文化上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和中国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在生活方式方面和印度很相似，比如说，西方人年满18岁往往离开父母，而中印两国的年轻人仍和年长的父母住在一起。
不过，看到中国年轻恋人在公交车上拥抱和接吻的场面有点不适应。“你们把这称作‘开放’，与改革相联系。但在印度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有时这也发生在餐厅。需要提醒的是，我只在上海看到这些事，没在别处看到，在北京也没有。” 他还发现，上海很欢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但他也见过有人被很干脆地拒绝，理由是他们不是白种人——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同样的好。“一些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却在上海教书，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很糟。”
找到家的感觉
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致力提升两国贸易总量，希望从2002年的50亿美元提高至2004年的100亿美元。
“因此会有更多的印度人来中国。当然，他们不是坐我们的货船，而是飞机。”纳尔船长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纳尔现在住在杭州，每天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上海上班。说起杭州，船长先生一个劲地用“beautiful”(美丽)来称赞。他说，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灵隐寺，那里有许多佛像，和印度的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在那里可以找到“家”的感觉。
高士瓦米已在上海买了房子，幸福地迎来了小女儿的降生。虽然家人常年在印度，但在上海的家里他找到了又一位中国“母亲”。餐厅开业初期有一位上海阿姨因为不适应，才干了一周就辞职了。再遇到这位阿姨时，她因为失去工作很沮丧，高士瓦米便邀请她帮助照顾家务。双方都彼此很信任，阿姨揣着他家里的钥匙一晃也10年了。
“在家里她是我的老板，所有东西的位置，她比我清楚。”说到阿姨，高士瓦米眼露温情，两个孩子也受到了阿姨悉心照顾，孩子们度假也常会被阿姨带回自己的家住。
在闲暇时光，高士瓦米还会和几个要好的中国朋友和阿姨一道打麻将，“在上海，我不仅是在工作，更多的已经是在生活了。这和当初的想像完全不一样，我竟然在另一个国度同时拥有了事业和家庭。”
“11年的上海生活，他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能尽数出连我这个地道上海人都不知道的小店，讲价的功力尤其深厚。11年，他在中国如鱼得水，餐饮业务也越做越精明，准备反客为主杀回印度做中国餐馆。”
高土瓦米的助理陶莹小姐用“可爱”来形容自己的印度老板。
从锦江饭店Tandoor印度餐厅第一次把印度餐饮近距离呈现给上海市民开始，歌舞王国的饮食文化一晃就在上海安家了11载。伴随着3家分店在全国落地，执行董事桑杰夫·高士瓦米也成了“空中飞人”。
印度人回到上海“老家”
39岁的高士瓦米曾经是印度最大的五星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专营海事的英国福赛特集团准备在中国拓展餐饮业时老远就瞄上了他，集团总裁专门远赴印度面试了他7天，最后用真诚打动了这个家庭观念很重的年轻人。
“我是父母膝下惟一的孩子，也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但到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打造一个全新的事业对我的诱惑太大了。而且又是上海这么一个相当于东方巴黎的都市。于是我对自己说，就去一年。一年里太多的细节打动了我，最后我被上海留下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海是一个充满着印度情结的城市。上世纪初，印度巡捕和看门人的身影随时出没于这座“冒险家乐园”。但到了1993年，在上海，印度人已很罕见。那一年，虽然有过拉奥总理访华，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常常受制于一些“聒噪之音”的干扰，比如“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围堵印度论”、“中国导弹威慑论”。
当时，高士瓦米经常被好奇的市民国观。“不过大家的眼光都很友善，一旦得知我是印度人，都不约而同地哼唱‘啊吧啦咕’(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时间长了这倒给了我一个广告词的灵感一‘100个印度人中99个都能歌善舞，只有一个是好厨子，他就在Tandoor，所以你一定要去会会他!’”他说，这个广告词至今被奉为经典。
不管怎样，印度人又回来了。他们不仅伴随着《流浪者》，也伴随着《印度往事》——2002年在上海公映的第一部引进的真正印度大片，更伴随着打出友好信号旗的“兰吉特”号驱逐舰和“库利什”号护卫舰——2003年访问上海，以全新的现代化面容震撼了上海人。
当然，他们也伴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来，尤其是经济合作的升温而来。去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把一个阵容“豪华”的代表团带到了上海，随行的企业家代表名单几乎囊括了印度所有知名大公司的高层。“印度希望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经济合作超越了历史恩怨”——这是媒体的标题。
学习沪上男人的优良传统
53岁的纳尔先生是印度国家航运有限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他高大的身躯占满了老板椅的空间，使本来不大的办公室显得十分拥挤。背对着窗户，他的脸庞显得更加黝黑，映衬着两排整齐的白牙。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帘洒满他白色的卷发。10年前，他是一个漂泊的船长；从2002年开始，他在中国靠岸了。
停泊在上海的船长也经常遇到麻烦：“我来上海后就开始学习买菜做饭了。你知道，我们是信教的。我妻子是个素食主义者，我们在中国不能随便吃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自己动手解决。”显然，船长以前是不干家务的。来了中国后，他开始学习上海男人的优良传统。
纳尔船长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大学里学机械工程。他说，印度人对理工科比较感兴趣。“当然，印度的社会科学也不差，还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昵。”纳尔指的是阿马蒂亚·森，一个曾经比较中国与印度饥荒形成因素及其后果的经济学家。
当然，在经济领域，可以比较的不仅仅是饥荒。在信息产业技术领域，中印两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90％的产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印度80％是面向海外市场。在印度软件业的几大巨头带动下，印度其他IT企业纷纷准备落户浦东软件园。如今，上海50％的软件培训市场，已被印度人占领。
但从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一一组装和基本制造能力来看，印度企业并不领先。不过，最近有几家已开始寻找机会。印度工业联合会在上海新设了办事处，总代表巴哈尔说，他就职以来的3周里在中国访问了18个城市，接受了20多名潜在投资者的询问。
“有趣而令人激动”
“在历史上，中国与印度曾经有过冲突。作为印度人，你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工作?”《瞭望东方周刊》向《上海日报》的印籍专家毕瓦什·穆喀赫吉提出这个问题。
穆喀赫吉说，他不是选择来上海，而是被邀请来的。4年前，一张寄自上海的飞机票把他从曼谷带到了这里。那是一位彭博通讯社的人发出的邀请，让他无法做出选择的余地，甚至来不及思考，就加入了《上海日报》。
“你可以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在这里——至少在亚洲。他们说：‘这里是一个每天都发生事情的地方’，它很有趣，令人激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很好地融合了古老和新鲜。这城市在不停地改变着，能成为这变化的一部分很棒。”
穆喀赫吉说，在中国工作，没有太多文化上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和中国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在生活方式方面和印度很相似，比如说，西方人年满18岁往往离开父母，而中印两国的年轻人仍和年长的父母住在一起。
不过，看到中国年轻恋人在公交车上拥抱和接吻的场面有点不适应。“你们把这称作‘开放’，与改革相联系。但在印度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有时这也发生在餐厅。需要提醒的是，我只在上海看到这些事，没在别处看到，在北京也没有。” 他还发现，上海很欢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但他也见过有人被很干脆地拒绝，理由是他们不是白种人——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同样的好。“一些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却在上海教书，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很糟。”
找到家的感觉
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致力提升两国贸易总量，希望从2002年的50亿美元提高至2004年的100亿美元。
“因此会有更多的印度人来中国。当然，他们不是坐我们的货船，而是飞机。”纳尔船长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纳尔现在住在杭州，每天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上海上班。说起杭州，船长先生一个劲地用“beautiful”(美丽)来称赞。他说，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灵隐寺，那里有许多佛像，和印度的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在那里可以找到“家”的感觉。
高士瓦米已在上海买了房子，幸福地迎来了小女儿的降生。虽然家人常年在印度，但在上海的家里他找到了又一位中国“母亲”。餐厅开业初期有一位上海阿姨因为不适应，才干了一周就辞职了。再遇到这位阿姨时，她因为失去工作很沮丧，高士瓦米便邀请她帮助照顾家务。双方都彼此很信任，阿姨揣着他家里的钥匙一晃也10年了。
“在家里她是我的老板，所有东西的位置，她比我清楚。”说到阿姨，高士瓦米眼露温情，两个孩子也受到了阿姨悉心照顾，孩子们度假也常会被阿姨带回自己的家住。
在闲暇时光，高士瓦米还会和几个要好的中国朋友和阿姨一道打麻将，“在上海，我不仅是在工作，更多的已经是在生活了。这和当初的想像完全不一样，我竟然在另一个国度同时拥有了事业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