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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逻辑推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1—0027—03
《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的与我商榷的文章拜读了。首先，我非常感谢同行对我的关注和爱护!向商榷文章的作者致谢!我很高兴，又感到莫大的鞭策和压力。我们这些被大家捧起来的所谓“名人”，以后说话还真要小心才是，不要自以为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带来不良影响。
由于商榷文章中对我的观点均引自陈杰老师《教师怎样面对课堂生成性的问题》，而不是我发表的文字，所以，我立即找来陈杰老师的原文，发现案例记录不错，问题起源于文章中引用的我的一次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陈老师表示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回忆的，并没有经我本人审阅(这也是本刊的疏忽。——编者)。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向编辑部和读者作个交代。
2007年3月，在《历史课程网》的博客上看到南京宁海中学刘向荣(网名是“两京两宁”)老师“骨鲠在喉”的案例(见附件)和数十个献计献策的跟帖，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感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似乎还习惯或擅长于对学生的问题从政治或道德层面进行说教，缺少“历史教师”这个专业的特点和教育效果的敏感性。尤其是跟帖者绝大多数是当今比较活跃的青年教师，这使我更加担忧——因为他们是我国未来历史教学的重要力量。
学生有问题，敢于提出，乃至与教师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说明他们在积极思考，有错误是正常的，首先应当持鼓励的态度。关键是历史教师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善于从史实出发讲清道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逻辑思维，进而升华为正确而实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个案例，就现象来看，提问题的学生似乎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发生了偏差，至少不符合教师想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反其道而行之了。但是，究其直接原因，学生有可能确实存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也有可能纯粹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只是在提问的表述上不够完整准确；还有可能是一种幼稚的“搞笑”，或者其他原因。现在的学生比我们自己当年做学生时要自主、大胆和随意得多，究竟属于什么原因，从刘老师的博文上看不出来，也许刘老师并没有留意。但我觉得，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面对全班学生的愕然“失语”，作为历史教师首先应当想的是抓住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从史学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先解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上的问题，以后继续观察学生的变化，再决定是否需要或如何解决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有了理性思维这个前提，即使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必要的话，可以用两次世界大战与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及其评价来类比，效果就会好得多。哪怕这时候再用其长辈亲属在三年困难时期“可能”的遭遇来假设和体验，也不容易引起学生情绪对抗。深入下去，有可能还会涉及社会发展中“恶的动力”与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以人为本”等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在没有搞清原因之前就用“上纲上线”和道德高压的谈话方式，从本质上看和学生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是一种变相的压服，现在的学生嘴上不说，心里不会认可，至少比较聪明的学生很可能是这样的。因此，在实际效果上只会加剧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偏离和蔓延，甚至对教师的治学和人格发生不良的看法和情感倾向。不像我们这一代，做学生时，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或者虽然有问题，但只要老师有了定论，就不再思考地“驯服”了。
所以，如果我碰到刘老师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会“骨鲠在喉”，坐立不安的。这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好事。那么，就知识和思维方法上看，该如何“诊断”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
“如果当初不饿死那么多人，我们今天人就更多了”，反过来说就是“因为当初饿死了那么多人，所以今天人就少了一些”。 这是一个假言推理，其成立的条件是：“饿死那么多人(A)”是“今天人就少一些(B)”的充分条件或充分而必要条件，即有A必有B，或非A就非B。所以，只要论证了前者A不是后者B的这两种条件——即有A反而非B，或非A却结果B——就推翻了这个假言推理：
1 从事实上看，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实际情况是：饿死了这么多人(A)，才有随后的人口空前高速的反弹型或补偿性生育，人口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非B)。这可以结合学生已经学过的人文地理知识来进行：解放以后，我国的人口进入了高增长阶段，出生率迅速提高，死亡率比解放前大大降低，但用通常的标准来看，还是较高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是低出生率伴随高死亡率；62年以后，人口出现了报复性增长，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是高出生和低死亡率时期。与此同时，各地还不断有溺女婴的现象；到七十年代初期，人口增长与国家发展已经严重失衡，政府不得不改变国策，无奈实行计划生育，情况才得到了逐步缓和。越穷、越死人，人们就越怕人少，越想人多，越生孩子，这是符合社会规律的隋A反而非B]。
2 假设“如果当初不饿死那么多人(非A)”，那么，就意味着中共不犯一系列“左倾”错误，不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当然也包括不再错误地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等等，而是按“八大”路线实事求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如此，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综合实力、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了……这时候，人们还愿意多生孩子吗?越富，大家反而不愿意多生孩子了，人口反而可能会相对少一些(B)。发达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甚至政府鼓励人们生育，大家还不愿意生，促使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难题之一。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这也是符合社会规律的。(非A却结果B)
以上只是从形式逻辑角度思考的，如果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的多与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人口的素质有关。高素质、高能力的人口并不嫌多，低素质、低能力的人口多了才是问题。人们富了，受教育的水平和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即使同样的人口数量，就可能不会嫌多。就像我们现在，一方面说中国人多，一方面还要引进人才，不仅“海归”，还有外国高技术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人口增长的数量固然与自然人口的基数有关，但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单纯地取决于自然人口基数的多少，而与人们的生活质量、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人口素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育观念、行为等多种因素有关。至于从影响生活水平高低的意义上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和“少”，千万不要忘记这更是相对的，在特定的自然资源前提下，必须具体地考虑人口质量及其物质、精神生产水平以及生育政策等多种实际存在的因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公式或模式。 想通了以上这些问题，再来看学生，缺了哪些知识和思维方法，就可以“缺阴补阴、缺阳补阳”地确定教学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教学方法了。
以上是我的基本想法，写了一幅帖子，原想跟在刘老师博文的后面参与讨论，但考虑到这也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形式，对话又有一定的困难，有可能误伤刘老师和跟帖教师的积极性，就取消了，希望和刘老师个别交换意见，请他综合大家意见和建议，自己来回答，可能会更有意义。
去年底，我曾借花献佛把这个案例给上海市某区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的面试答辩。今年初，又将其作为学科教学论博士入学考试的试题。结果令我懊丧，绝大多数回答都基于道德谴责水平，只有极个别的似乎触及了应当诊断原因和先用事实说话，一起阅卷的评委、教授也都大为感慨，这使我耿耿于怀。
今年4月中旬，我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南京师大姚锦祥先生早知我的愿望，特地通知刘老师来看我，圆了我的梦。由于会议很紧凑，在餐桌上才得空闲，我大致谈了自己前述看法。当然，由于没有黑板演示，我去掉了其中关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专业术语。概而言之，我说的是作为历史教师应当具备的史学的基本特点和教育教学思路，并没有讨论到应当具体用什么教学方法来施教，如教师问题式讲述示范或引导学生讨论、或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等等，因为这要根据学生的具体认知水平和兴趣情况，以及教学计划来决定的，而我并不了解刘老师的班级，他的博文里也没有详细交代。当时，台北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也在场，他同意我的基本想法——对学生的问题，历史教师要首先并擅长从历史的角度帮助学生如何具体地确认事实，先搞清楚“是什么”，再讨论或有史料根据和历史意识地想象“为什么”。在我谈到人口增长的原因有许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口增长不仅取决于自然人口，更可能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并举例欧洲、日本时，张教授还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台湾省的情况，以证实我的观点。在场的还有其他的与会教师，大多感到通过这个案例及其分析，有必要认真思考我提出的历史教师应当具备史学特征的思想意识和方法的问题。刘向荣老师也表示，回去后要认真反思，举一反三，并写成新的文章。
4月下旬，浙江省举行优质课评比。应省教研室周百鸣兄之邀，赛前我作了“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优质课评价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充分肯定了浙江省这次评比的设计思想和海宁市教研员朱能老师提出的教学“三境界”，并发挥了我的理解。其中，举了这个例子，内容与在南京讲的基本相同，由于既定主题的关系，更侧重从历史教师要发展自己“史”教的特点和智慧的角度，想说明的是历史教师要有历史科学的“招法99——大象无形，用事实说话，不要动辄就用政治或道德“棍子”，哪怕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哪怕这“棍子”舞得很亲切柔和，都不利于当代学生的发展；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希望学生在思维方式上不要形成甚至习惯于“上纲上线”、道德谴责的简单做法，应当学会史学特有的本领。为此，教师自己平时要十分注意作出示范，特别要关注在课堂上即时生成的、有群体感染力的“火花”，体现历史科学与人文的智慧，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境界，也没有具体地展开应当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来实施。陈杰老师是与会者，听了我的报告有些感想，于是在文章中引用了我的部分讲话，虽然在局部论述上基本符合我原意，但可能没有全面和清楚地交代我讲话的前提、场合、目的和角度，在客观上引起了有些读者的误会。尽管就他这篇文章的主题来看，也许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借此表示诚恳地欢迎同行继续考量我的研究、观点和文字。
附《骨鲠在喉》案例：
昨天的事情了，可到今天，这个细节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昨天下午，我在初二(6)班上历史课，内容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学习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后。我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逼迫中国还债等原因，致使中国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使学生认识这次错误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严重灾难及其深刻教训，我用数字做了说明。据民间统计，这一阶段，我国因饥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三千万(不确切，只是以前看书或上网了解的大致数字)。这时，有几位学生说：“老师，要不是当时饿死这么多人，中国今天的人口就更多了。”顿时，全班失语，我愕然了!限于课堂时间有限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我只是简单地点出，不能这样理解!
但从课后到现在，我心情一直非常沉重，这是怎么了：
1 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思考?
2 我该怎么办呢?
编后语：本刊9月上半月刊载有石章波商榷黄牧航的文章，还有续篇；本期又有徐圣伦辩驳聂幼犁和聂教授的解释，这是好事。吸取以往讨论问题的教训，本刊力求完整地表达双方观点，也欢迎其他人参与，以活跃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聂幼犁，男，1953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1—0027—03
《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的与我商榷的文章拜读了。首先，我非常感谢同行对我的关注和爱护!向商榷文章的作者致谢!我很高兴，又感到莫大的鞭策和压力。我们这些被大家捧起来的所谓“名人”，以后说话还真要小心才是，不要自以为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带来不良影响。
由于商榷文章中对我的观点均引自陈杰老师《教师怎样面对课堂生成性的问题》，而不是我发表的文字，所以，我立即找来陈杰老师的原文，发现案例记录不错，问题起源于文章中引用的我的一次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陈老师表示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回忆的，并没有经我本人审阅(这也是本刊的疏忽。——编者)。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向编辑部和读者作个交代。
2007年3月，在《历史课程网》的博客上看到南京宁海中学刘向荣(网名是“两京两宁”)老师“骨鲠在喉”的案例(见附件)和数十个献计献策的跟帖，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感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似乎还习惯或擅长于对学生的问题从政治或道德层面进行说教，缺少“历史教师”这个专业的特点和教育效果的敏感性。尤其是跟帖者绝大多数是当今比较活跃的青年教师，这使我更加担忧——因为他们是我国未来历史教学的重要力量。
学生有问题，敢于提出，乃至与教师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说明他们在积极思考，有错误是正常的，首先应当持鼓励的态度。关键是历史教师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善于从史实出发讲清道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逻辑思维，进而升华为正确而实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个案例，就现象来看，提问题的学生似乎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发生了偏差，至少不符合教师想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反其道而行之了。但是，究其直接原因，学生有可能确实存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也有可能纯粹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只是在提问的表述上不够完整准确；还有可能是一种幼稚的“搞笑”，或者其他原因。现在的学生比我们自己当年做学生时要自主、大胆和随意得多，究竟属于什么原因，从刘老师的博文上看不出来，也许刘老师并没有留意。但我觉得，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面对全班学生的愕然“失语”，作为历史教师首先应当想的是抓住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从史学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先解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上的问题，以后继续观察学生的变化，再决定是否需要或如何解决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有了理性思维这个前提，即使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必要的话，可以用两次世界大战与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及其评价来类比，效果就会好得多。哪怕这时候再用其长辈亲属在三年困难时期“可能”的遭遇来假设和体验，也不容易引起学生情绪对抗。深入下去，有可能还会涉及社会发展中“恶的动力”与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以人为本”等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在没有搞清原因之前就用“上纲上线”和道德高压的谈话方式，从本质上看和学生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是一种变相的压服，现在的学生嘴上不说，心里不会认可，至少比较聪明的学生很可能是这样的。因此，在实际效果上只会加剧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偏离和蔓延，甚至对教师的治学和人格发生不良的看法和情感倾向。不像我们这一代，做学生时，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或者虽然有问题，但只要老师有了定论，就不再思考地“驯服”了。
所以，如果我碰到刘老师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会“骨鲠在喉”，坐立不安的。这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好事。那么，就知识和思维方法上看，该如何“诊断”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
“如果当初不饿死那么多人，我们今天人就更多了”，反过来说就是“因为当初饿死了那么多人，所以今天人就少了一些”。 这是一个假言推理，其成立的条件是：“饿死那么多人(A)”是“今天人就少一些(B)”的充分条件或充分而必要条件，即有A必有B，或非A就非B。所以，只要论证了前者A不是后者B的这两种条件——即有A反而非B，或非A却结果B——就推翻了这个假言推理：
1 从事实上看，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实际情况是：饿死了这么多人(A)，才有随后的人口空前高速的反弹型或补偿性生育，人口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非B)。这可以结合学生已经学过的人文地理知识来进行：解放以后，我国的人口进入了高增长阶段，出生率迅速提高，死亡率比解放前大大降低，但用通常的标准来看，还是较高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是低出生率伴随高死亡率；62年以后，人口出现了报复性增长，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是高出生和低死亡率时期。与此同时，各地还不断有溺女婴的现象；到七十年代初期，人口增长与国家发展已经严重失衡，政府不得不改变国策，无奈实行计划生育，情况才得到了逐步缓和。越穷、越死人，人们就越怕人少，越想人多，越生孩子，这是符合社会规律的隋A反而非B]。
2 假设“如果当初不饿死那么多人(非A)”，那么，就意味着中共不犯一系列“左倾”错误，不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当然也包括不再错误地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等等，而是按“八大”路线实事求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如此，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综合实力、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了……这时候，人们还愿意多生孩子吗?越富，大家反而不愿意多生孩子了，人口反而可能会相对少一些(B)。发达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甚至政府鼓励人们生育，大家还不愿意生，促使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难题之一。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这也是符合社会规律的。(非A却结果B)
以上只是从形式逻辑角度思考的，如果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的多与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人口的素质有关。高素质、高能力的人口并不嫌多，低素质、低能力的人口多了才是问题。人们富了，受教育的水平和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即使同样的人口数量，就可能不会嫌多。就像我们现在，一方面说中国人多，一方面还要引进人才，不仅“海归”，还有外国高技术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人口增长的数量固然与自然人口的基数有关，但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单纯地取决于自然人口基数的多少，而与人们的生活质量、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人口素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育观念、行为等多种因素有关。至于从影响生活水平高低的意义上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和“少”，千万不要忘记这更是相对的，在特定的自然资源前提下，必须具体地考虑人口质量及其物质、精神生产水平以及生育政策等多种实际存在的因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公式或模式。 想通了以上这些问题，再来看学生，缺了哪些知识和思维方法，就可以“缺阴补阴、缺阳补阳”地确定教学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教学方法了。
以上是我的基本想法，写了一幅帖子，原想跟在刘老师博文的后面参与讨论，但考虑到这也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形式，对话又有一定的困难，有可能误伤刘老师和跟帖教师的积极性，就取消了，希望和刘老师个别交换意见，请他综合大家意见和建议，自己来回答，可能会更有意义。
去年底，我曾借花献佛把这个案例给上海市某区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的面试答辩。今年初，又将其作为学科教学论博士入学考试的试题。结果令我懊丧，绝大多数回答都基于道德谴责水平，只有极个别的似乎触及了应当诊断原因和先用事实说话，一起阅卷的评委、教授也都大为感慨，这使我耿耿于怀。
今年4月中旬，我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南京师大姚锦祥先生早知我的愿望，特地通知刘老师来看我，圆了我的梦。由于会议很紧凑，在餐桌上才得空闲，我大致谈了自己前述看法。当然，由于没有黑板演示，我去掉了其中关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专业术语。概而言之，我说的是作为历史教师应当具备的史学的基本特点和教育教学思路，并没有讨论到应当具体用什么教学方法来施教，如教师问题式讲述示范或引导学生讨论、或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等等，因为这要根据学生的具体认知水平和兴趣情况，以及教学计划来决定的，而我并不了解刘老师的班级，他的博文里也没有详细交代。当时，台北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也在场，他同意我的基本想法——对学生的问题，历史教师要首先并擅长从历史的角度帮助学生如何具体地确认事实，先搞清楚“是什么”，再讨论或有史料根据和历史意识地想象“为什么”。在我谈到人口增长的原因有许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口增长不仅取决于自然人口，更可能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并举例欧洲、日本时，张教授还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台湾省的情况，以证实我的观点。在场的还有其他的与会教师，大多感到通过这个案例及其分析，有必要认真思考我提出的历史教师应当具备史学特征的思想意识和方法的问题。刘向荣老师也表示，回去后要认真反思，举一反三，并写成新的文章。
4月下旬，浙江省举行优质课评比。应省教研室周百鸣兄之邀，赛前我作了“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优质课评价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充分肯定了浙江省这次评比的设计思想和海宁市教研员朱能老师提出的教学“三境界”，并发挥了我的理解。其中，举了这个例子，内容与在南京讲的基本相同，由于既定主题的关系，更侧重从历史教师要发展自己“史”教的特点和智慧的角度，想说明的是历史教师要有历史科学的“招法99——大象无形，用事实说话，不要动辄就用政治或道德“棍子”，哪怕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哪怕这“棍子”舞得很亲切柔和，都不利于当代学生的发展；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希望学生在思维方式上不要形成甚至习惯于“上纲上线”、道德谴责的简单做法，应当学会史学特有的本领。为此，教师自己平时要十分注意作出示范，特别要关注在课堂上即时生成的、有群体感染力的“火花”，体现历史科学与人文的智慧，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境界，也没有具体地展开应当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来实施。陈杰老师是与会者，听了我的报告有些感想，于是在文章中引用了我的部分讲话，虽然在局部论述上基本符合我原意，但可能没有全面和清楚地交代我讲话的前提、场合、目的和角度，在客观上引起了有些读者的误会。尽管就他这篇文章的主题来看，也许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借此表示诚恳地欢迎同行继续考量我的研究、观点和文字。
附《骨鲠在喉》案例：
昨天的事情了，可到今天，这个细节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昨天下午，我在初二(6)班上历史课，内容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学习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后。我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逼迫中国还债等原因，致使中国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使学生认识这次错误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严重灾难及其深刻教训，我用数字做了说明。据民间统计，这一阶段，我国因饥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三千万(不确切，只是以前看书或上网了解的大致数字)。这时，有几位学生说：“老师，要不是当时饿死这么多人，中国今天的人口就更多了。”顿时，全班失语，我愕然了!限于课堂时间有限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我只是简单地点出，不能这样理解!
但从课后到现在，我心情一直非常沉重，这是怎么了：
1 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思考?
2 我该怎么办呢?
编后语：本刊9月上半月刊载有石章波商榷黄牧航的文章，还有续篇；本期又有徐圣伦辩驳聂幼犁和聂教授的解释，这是好事。吸取以往讨论问题的教训，本刊力求完整地表达双方观点，也欢迎其他人参与，以活跃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聂幼犁，男，1953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