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货地，西关繁荣数百年】

　　在广州的市井坊间，有一句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俗话：“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东山是官宦人家的聚居地，而西关则是巨商大户的大本营。东为豪门，西为富户，成为广州一大人文景观。但从历史渊源上考察，西关的发迹可以追溯到明清两代，甚至更早，而东山的繁兴，不过是近百年间的事情。
　　我是赞成从地缘角度考察人文历史的。从古至今，广州都是一个商业城市，粤商对政治敬而远之，埋头经营，不事喧哗的性格特点，人所公认，我想这与地理气候环境不无关系。
　　两汉时的广州已非常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明代的广州城西，已是车马喧阗、繁华热闹之地，绸缎、铁器、蔗糖、布匹、茶叶、地席、木棉和瓷器的货栏，一家连着一家。在十八甫一带，建起了美轮美奂的怀远驿，以招徕外商，驻泊买卖。明代中叶以后，粤商已经成为与徽商、晋商、闽商齐名的一大地域性商人集团，西关更成为远近闻名的风水宝地。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派内官太监李凤为广东税使，掌管广东的市舶、珠池、税务、盐法等一切经济大权。他要求广东每年向朝廷征解20万税银。据万历朝的《广东通志》说，李凤在广州五年，仅以其个人名义进贡的市舶税、舡税银、福舡番税银等，就超过 37万两。钱来得太容易了。由于私人外贸越来越兴旺，各类庞杂，走私挟带的花式，层出不穷，市舶司十个罂，九个盖，实在管不过来，只好收缩功能，只管征税，不管交易。交易全由牙行经纪，形成了垄断外贸的“三十六行”。
　　从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广州每年都会举办两次进出口商品集市，通常是在一月与六月，每次集市为期两三个月，地点就在西关。参加一月“春季交易会”的，主要是从南洋、印度洋、欧洲来的客商，六月的“夏季交易会”则主要是从日本来的客商。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晚年生活在澳门的瑞典商人龙思泰记录道：“开始时市场每年开放一次，但从1580年起，根据两次不同的季候风，每年开放两次。贸易的经理人，从一月份起采购运往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货物；从六月份起采购运往日本的货物。每年两个月，三个月，有时是四个月。”
　　每年这两届集市，成了广州的“狂欢节”，行商坐贾，个个都像急脚大神，赶来抢货，从洋商那里购买胡椒、薰衣香、沉香、檀香、肉豆蔻、印度琥珀、乌木、玳瑁、玛瑙、番纱、红印花布、欧洲毛织物、银块等，而洋商则从广州人那里采购丝绸、瓷器、麝香、珍珠、砂糖等物。一些上不了档次的大路货，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之类，在仓库堆积成山。手头有几枚小平钱的街市仔，也有了承令博买的机会，在集市上钻来钻去，探头探脑，指望淘到什么便宜的舶来货，一转手赚它一笔。街道上大大小小的茶坊酒楼，坐着的尽是这些要价还钱、催讨货物的买卖人。
　　清代的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讲述西关的繁华，因为它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西城外的下西关地区，因十三行而兴旺，繁华比城中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关分上西关、下西关。上西关指西关的东北隅，即西山、龟岗，今陈家祠、西华路一带，因地势较高，故称“上西关”；下西关指今光复中路以西至华贵路一带，曾经遍布莲塘、河涌，到清代末年，已形成了1750多条街巷，成为广州最密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
　　准确地说，“关城”是指老城人口过于稠密，在城墙外再建一座小城，有自己的城门与街道。南城外的小城叫南关，西城外的就叫西关。但广州的西关并没有城墙，它的繁华，也没有任何城墙能够限制。客家才子温训在《登云山房文稿》中感叹：“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亦无昼夜。”

【西风吹，东山充满欧陆风情】

　　当西关已是高度繁荣的时候，东山还是一片丘陵起伏，乱草丛生的荒地。那么，东山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开发起来的呢？又是如何成为官宦人家的聚居之地的呢？
　　让我们的视线回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当时，朝廷为了改革军队，着手裁汰勇营，编练新军。广州新军就驻在燕塘。科举被废止后，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从此行不得也；身处十字街头的知识分子，傍徨苦闷，有些“走出西门口”，改行从商，做了买办；有些则“走出大东门”，在强烈的军国民思想熏陶下，相信军队是国家的神明，振兴民族的希望，于是投笔从戎，加入新军。燕塘、农林试验场（今农林路口）、东较场都是军队经常训练的场地，城里当官的要去观操，于是便修筑了从大东门到燕塘的官道。
　　交通方便了，沙河的农民可以随时进城卖菜和买粪肥，燕塘的士兵们也可以经常进城逛街购物，革命党也揣着传单小册子，三天两头往军营里跑。你来我往，东山的人气便一天天旺了起来，许多原本的羊肠小道，也渐渐变成了阳关大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朝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施行立宪政治。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广东谘议局成立，在东门外建起了谘议局议堂（今天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里聚集了一批士绅，热烈地讨论着禁烟、禁赌、废除就地正法、创办平民教育，培育自治人才，推动自治进行等等令人兴奋的议题。这是一批有意识地与城内官衙分庭抗礼的维新人物。每逢会期，许多外地议员到广州开会，为了方便，就在谘议局附近租房子住。于是，东皋大道、百子路（今中山二路）一带的房子，开始多了一些长袍马褂的议员出入，房子也修葺得越发漂亮了。
　　以前受朝廷的种种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关十三行附近，不能擅自入城。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其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均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可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允许华人信教。于是，西方的教会蜂拥而来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广州、粤东、粤北、粤中和广西梧州、桂林等地的浸信会教派成立跨省的“两广浸信联会”，会址设在东山。光绪十五年（1889年），浸信会在东山创办培正书院（今培正小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原设在五仙门的浸信会男女义塾和福音堂，都搬到了东山庙前街（1914年转到寺贝通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浸信會把原设在东石角教堂的培正学校，也迁到了东山，并在寺贝通津兴建了一座可容纳1300人的大礼拜堂，是浸信会在两广地区最大的教堂。第二年，浸信会在东山创办了慕先学校和培道学校（今第七中学）。宣统三年（1911年），在培正小学旁边创办恤孤院，在寺贝通津创办安老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九铁路动工兴建，宣统三年（1911年）正式通车，现代工业文明第一次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成为广州东部开发的造端。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传道部）捷足先登，在东山大量购买土地，兴建教堂和学校。继浸信会之后，其他教会也纷纷跟进，宣统二年（1910年）美国安息日会在猫儿岗附近宣讲福音。广九铁路以南寺贝通津、培正路、恤孤院路一带，是浸信会地盘；铁路以北农林下路、三育路、福今路一带，是安息日会地盘。1919年教会兴办“三育中学”，1926年将路面拓阔，改名为三育路。而教会宣讲教义之地，被称作“福音村”，后来开辟街衢，名福音路，即今福今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华侨纷纷回国避乱，在广州寻找落脚之处。但城里与西关，人烟稠密，早已针插难入。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城东。从1915年开始，美洲华侨黄葵石等人，在龟岗买了十几亩荒地，挖掘平整，开辟了龟岗一、二、三、四马路，分段出售，兴建房屋。龟岗的房子建起来后，其他华侨争相仿效，在后来的十年间，由华侨投资兴建的住宅区，遍布东山，1916年开辟了署前路；1918年开辟了启明大马路至四马路、合群一、二、三马路、恤孤院路和新河浦路；1920年开辟了美华路。街区道路网络渐次形成。
　　华侨兴建的房子，与西关的古老大屋、竹筒屋完全不同，是典型的欧美风格。他们按照自己在西方生活的习惯，按照在西方见惯的建筑形式，照搬到东山。保安街、烟墩路、新河浦、达道路、合群路、培正路、恤孤院路、启明路、均益路、庙前街、共和路、竹丝岗、农林上下路、百子路等地，分布着一幢幢出自华侨之手的西式建筑。无形中与西关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模式。
　　东山的种种建设，亦因此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除教堂与别墅群外，1917年，广州市第一家西医私人医院——邝磐石医院，亦在前鉴东约（今东华东路）开张营业，两年后又在东山梳头岗兴建新院，即今天的中山医东山分院。广东公医院也于1918年在百子路开办新院，即今天的中山医学院。1923年，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就是在公医院逝世的。

　　1928年7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山组织了全市性布道大会，并于1933年至1937年间，每年的复活节都在东山神道学校（在今寺贝通津）、福音路、东较场等地，举办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基督教复活节纪念大会。经过浸信会、安息日会的早期开发，教堂、学校、医院、安老院、孤儿院等机构相继出现，大量田地用于非农业用途，大量非农业人口迁入，带动服务业蓬勃兴起，标志着东山地区，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

【通水电，东山开发后来居上】

　　然而，由于西关开发早，很多现代设施的出现，也早于东山。广州人为饮水问题，折腾了一千多年，始终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光绪八年（1882年）一位燕梳公司职员提议，在白云山设立自来水厂，据当时估算，广州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每户每天平均用水10至15挑，因此每日供水，至少要一千万挑以上。英国工程师上白云山实地勘察，发现白云山水每天最多只能供应80万挑，远远不够。且附近布满山坟，恐怕会影响水质。坊间的反对声音，也此起彼落，有人担心在白云山建水厂会破坏风水，民众也不愿意为自来水多付一笔费用，宁愿饮用虽然不干净但免费的井水和河涌水。于是计划被束之高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出任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推行新政，提倡实业改良，其中一项举措是创办自来水。广州暑疫盛行，春夏之交，往往死亡枕藉，主要原因，是饮水不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在谷埠购置办公大楼，聘请八旗子弟关国栋与两位美国工程师、一位德国工程师，共同进行水源勘测和水厂基建的技术设计工作。关国栋，字干臣，满姓瓜尔佳氏，广州满洲正黄旗人。幼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学习汉文、英语、数学等课程，以优异成绩，官派到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攻读工程技术专业。
　　经关国栋勘察后，确定以增埗河为采水点，引小北江水入市，在西场乡征地70亩，兴建广州第一间官督商办的公用自来水厂——增埗水厂（西村水厂），向西关、南关和惠爱路一带供水。广州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安装自来水的城市。但由于水压不足，需要在西关地区兴建水塔。其时适逢西关长寿寺被人举报窝藏妇女，岑春煊下令拆毁长寿寺，寺地用来兴建为戏院、商铺，而水塔亦选址于此。
　　关国栋负责设计水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动工，两年后建成。工程造价94087两白银的西关水塔，是广州第一座供应自来水的水塔，外壁用钢板焊接而成，塔身高6.71米，内径12.2米，可储存约782立方米水，距地面约42.1米，巍峨壮观，堪称西关的地标性建筑物。水厂刚开始供水时，只惠及600户人家，但第二年已增加到9000多户。每户以六人计算，每月交1元水费，多一人加收1毫。水公司在街头安装水龙头，给那些没钱安装水龙头的贫苦人家挑水用，每64斤水收费1仙。
　　有了水，还要有光。光绪十六年（1890年），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人集资40万元，开办广州电灯公司，向城内供电，使广州成为全国最早使用电能的三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之一，漆黑的夜晚开始有了点点灯光。但发电量仅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用，电灯也只有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两种，电费却贵到飞上天，普通居民根本无力负担，只有总督署和少数大商家用得上。数遍全城，也只有区区700盏电灯。且电厂设备陈旧，故障频频，开办九年便告停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商旗昌洋行在广州长堤五仙门开办粤垣电灯公司，俗称五仙门电厂，以四台发电机（546千瓦）向城内供电。
　　尽管广州已经开始有自来水与电，但东山地区基本没有受益，生活依然是靠井水和河涌水，晚上依然一片漆黑，靠洋烛与火水灯。1915年，东山的住户和社团集资，要求向东山供水、供电。经过数年呼吁，仅在今中山二路中山医科大学台地上，建了一个加压水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东山居民用水，仍然主要靠“无一干洁”的水井和河涌。即使用上自来水的，对水质也有诸多不滿，尤其是枯水期，自来水一样受咸潮影响，带有咸涩味。而电灯公司虽然在东山地区架设了供电线路，但照明电压为110伏，动力用电为220伏。动力用电输送至用户时，经常只有95伏。东山居民的照明，还是以火水（煤油）灯为主。以致坊间有“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之讥。 　　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广州人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了。1920年落成的广东省会电力机厂，经过不断的扩建，加装发电机组，1929年的发电量，已可达到5000多万千瓦时。广州安装了6700盏路灯，其中大街上的40瓦白炽灯有773盏；小街上的25瓦白炽灯有147盏；多头路灯121盏；炭挂灯3盏；内街路灯5657盏。尽管大部分路灯仍很昏暗，但晚上的街道毕竟有了光。
　　为了解决东山地区的饮用水难题，1927年10月，市政府筹划在水均岗附近兴建东山水厂和水塔，但因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建设计划无形中被搁置。等到1928年初，政府接管西村水厂，并派人对东山水厂重新勘察测量，繪具图则，2月25日动工兴筑，翌年落成。水塔位置在今梅花村南街东边尽头，水均大街南段（沦陷期间被日军拆毁），日供水量初为270立方米。东山人终于也能饮到干净的自来水了。

【拆城墙，拆去西关的藩篱】

　　西关是广州商人的大本营。从清末开始，他们对官府的态度，一直是若即若离，各具怀抱，保持距离，合作之中又有斗争，一切以利益为转移，关系微妙之至。商人提防官府插手经济，官府也提防商人插手政治。

　　民国初，政府打算把西关建设成一个纯商业中心，所有住宅都要迁往别处，但遭到世居西关的商人激烈反对。1918年，政府下决心拆西城墙，目的是把西关商业区和内城连成一片，带动内城的发展。拟先把西水关至正西门的城墙拆去，利用城基开辟一条30米宽的大马路。对拆迁的补偿，政府公布标准，按一个月房租的六倍补偿，其中一半是给业主做拆屋工费补偿，一半是给租客做搬迁补偿。如果是自建自住的，则按月租的160倍补偿。
　　但民众殊不满意，尤其是政府对商铺的顶手费不予补偿，令商民利益受损。广州商铺，向有“铺面”和“铺底”两种所有权，铺面权是指业主对地块与房屋的所有权，铺底权是指租户对铺面进行装修、改建及各种家私的所有权。业主与租户签订合约后，除非租户欠租，否则一般不会收回房子。而租户有时因经营不善，会把铺面权转让出去，从新租客处收取一笔装修和家私的补偿，这就是所谓的“顶手费”。对此，政府拒绝补偿，但相应调整了一些补偿标准，比如把原来的六倍补偿，增加到十倍。
　　商家同时亦忧虑市政公所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拆迁后商民的生活无法维持；除了业主和铺户要面对各自的困境外，广州原有商业传统、商业格局，也将受到拆城筑路的影响。因此，拆城墙之举，遭到西关商家的激烈反对，组织了很多抗议示威活动，但并不能动摇政府的决心。
　　很多人还没搬走，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拍卖了，对企图顽抗者，政府出动消防队，用挠钩套索强行拆房，一时间灰尘滚滚，房屋连排倒塌，夷为平地。商人除了拉拉横额，喊喊口号，也没有其他办法。有人在西瓜园贴了一副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城明日迁”。西城墙拆除后，城基开辟成丰宁路、长庚路（今人民南、中、北路一段）。
　　拆西城墙拆出了满天星斗，但拆东城墙却一帆风顺，并受到城外居民的欢迎。这也可一窥东西两地文化心态的差异。城墙拆除后，吸引了更多的华侨回来投资房地产。他们兴建的“鬼楼”（洋楼），古朴典雅，带着浓浓的欧陆色彩，成了民国初年那批有过国外生活经验，受过西方文化洗礼，抱着肇创共和胸怀的“革命官僚”的至爱。他们纷纷迁入东山，或租楼或购楼。这里便渐渐成了广州权力的后院。
　　有个马来西亚华侨也想回国投资，到了东山一看，楼房已经盖了不少，众多的权门显宦正联翩进驻。他的脑筋灵活，马上想到这里的豪门子弟出入，一定需要既时髦又能彰显其身份的交通工具，于是买了几辆汽车，在大东门至东山、沙河一带做起出租汽车生意。上世纪80年代广州的出租汽车因为扬手即停，被誉为开了全国的先河，其实，早在民初，广州市第一次出现出租汽车时，就是扬手即停，随街接客的。可以说是这个行业与生俱来的经营手法，算不得创新思维。
　　西关既不欢迎官僚到他们那儿居住，官僚也不喜欢住西关。辛亥革命后，陈炯明当选为广东军政府副都督，最初入住广雅书院，但很快便觉得与西关风气格格不入，心情郁闷，没几天还是搬回到城东的原谘议局居住。这里北枕山岗，南眺东较场，视野开阔，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沿街飘扬的幌子，没有弯弯曲曲的麻石雨巷，令人心旷神怡。
　　以民国来看，极少有高官显宦住西关的，大部分都住在东山。1920年代，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还有许多重要的军政官员，以及来华协助革命的苏俄顾问，都在东山安居落户。1925年，蒋介石乘汽车从城内回东山别墅时，还遭遇了刺杀事件，经审讯，刺客是原广州商团陈廉伯等人派来，后被押交军法处查究。
　　汪精卫虽然在西华路有房子，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东山。廖仲恺夫妇和蒋介石夫妇，曾经同住在百子路2号，一幢两层的小洋楼里，两家各住一半。也就是现在盖了电信大楼的那个地方，在盖大楼之前，是一幢掩映于花木之间的小别墅。

【模范村，建成权力的后院】

　　1928年，广州市政府组织筹备委员会，公布《修正筹建广州市模范住宅区章程》，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和建筑工作。根据规划，整个模范住宅区的总面积为40.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占总用地57%，公共建筑用地占4%，道路用地占39%。
　　除了执信女子中学占去8万平方米外，其余地区，分六期工程建设。区内设置公共建筑的项目有：小学、幼儿园、礼堂及图书馆、儿童游乐场、网球场、公园、公共厕所、公共电话所、消防分所、派出所、水塔及水机房、市场、电灯等13项。全区住宅用地划分为5个地段，规划兴建住宅 514幢，层数不超过3层，按其面积大小分为四等，其中甲等63幢，乙等262幢，丙等130幢，丁等59幢。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主持第一期的松岗模范区建设工程，大部分用地原属寺右村，北至东山安老院（今梅花村省委幼儿园），南至广九铁路（今中山一路），东至自来水塔，西至仲恺公园（今中山公路）。 　　为了加快建设步伐，1929年4月，市政府决定把模范住宅区周边青菜岗、上下坟头岗、大岗咀、蚬壳岗等处的坟场，一律迁移，腾出来的五百亩土地，由市政府开投拍卖价每亩平均两千元，补偿私产后，可得90万元，分别用来兴建贫民住宅区、郊外马路、公共坟場和市府公署。
　　模范区第一期的建设，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拓宽旧马路，开辟新马路，通电、通水、通车、通电话，敷设地下排水管道，兴建新式住宅，各项工程，密锣紧鼓，次第兴办。 1929年，市长林云陔在大水牛岗侧购寺右村土地一幅，兴建邸宅，成为第一位入住模范村的“村民”。他还邀请其他高官入住模范村，写信给当时因病返回广州休养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向他介绍模范村的建设情形，甚至亲自作担保，向广州市市立银行贷款1.5万元，给古应芬在模范村盖房子。
　　1930年，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陈济棠在村里兴建公馆，从而确立了梅花村在松岗模范区中的核心地位。陈济棠的公馆是一座布局园林化的西式建筑，坐北向南，主楼高二层半，室内房间设置非常精致，房间设有壁炉，二楼顶部为天台，天台前面有一亭子，后面则建了房间。史载，陈济堂迷信风水，因此他所住的公馆都找人测算过，严格按照风水来设计、摆设的。据介绍，为求得先师庇护，使自己万事如意，陈济堂特意在其公馆内专设奉祀“吕祖（洞宾）先师”神位的厅堂，朝夕跪拜祈祷。
　　陈济棠落户模范村后，广东几乎所有高官显宦，都争相在村里盖房子。先后入住的有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萧佛成，陈济棠的哥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务处长陈维周，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陆匡文，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兼土地局局长陆幼刚等。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在梅花村有洋楼一座，在保安后街有两层楼的房子三座。孙科在保安前街有别墅一座。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缪培南、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在达道东西路各有楼房一座。广州市工务局局长林逸民在培正东路有西班牙式的洋房一座。其他如第一集团军副参谋长杜益谦、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长黄光锐、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军长李扬敬等大批军政要员，都自建有新式的房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侨对东山的开发，从地理位置上看，与西关基本上是平行对应的。打开广州地图，位于东山核心地带的启明社区与位于西关核心地带的逢源社区，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东西横线上，对称得简直像阴阳八卦图一样。
　　东山与西关，真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抓住了这两条线，其实也等于抓住了广州近现代史的主要脉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