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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吴良镛院士曾把“人居环境”这个理念介绍到中国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城市不仅仅要研究经济，还要研究人文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关注休闲经济与城市文化的时候，休闲已经不只是一个动人的词汇，它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城市居民未来的生活方式——城市不只是属于决策者，不只是属于管理者，更属于城市里的人。
他山之石：夜经济的文化图谱
所有的社会改变都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说“雪夜访戴”“青梅煮酒”等曾是古代士大夫对于闲暇文化的精神追求，大半个世纪以来，从“创伤”到“创富”，随着社会发展，“创闲”已成为城市精神文化内核的重要载体。
有调查显示：城市人群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复兴、经济增长与文化创造的新引擎。夜间经济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是指发生在当日18∶00到次日6∶00以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城市消费经济。
夜间经济占全英国GDP的6%，如今已成为其第五大产业，并于1995年正式纳入城市发展战略。2017年伦敦市的夜间经济收入达263亿英镑，预计到2030年将达300亿英镑。
夜间经济业态多元化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管理是伦敦夜间经济成功的关键。伦敦钟爱酒吧文化，它能拉近人们的距离，自由表达意见。伦敦在保留历史街区、活动空间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延长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公共设施的开放时间，利用城市中闲置的建筑物和街区建立文化新区、商业改善街区，架起白天与黑夜之间文化与经济的桥梁。不仅在伦敦市中心，而且在整个城市的其他70多个区域搭建世界领先的夜间经济文化集群。
阿姆斯特丹以自由开放的夜生活而闻名于世，这与它在保护和最大化提供夜间服务方面世界领先密切相关。2003年阿姆斯特丹开创性地任命了首位“夜间市长（Night Mayor）”来监督“晚九朝五”的夜间经济活动，并举办了第一届夜间市长峰会，与世界各国商讨夜间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全球已有包括伦敦、巴黎、苏黎世在内的30多个城市采用了类似的职位或行政模式。
阿姆斯特丹政府坚信，夜间经济可以吸引具有活力和创意的年轻人，增加城市创造力。为缓解市中心夜生活的压力，阿姆斯特丹利用城市近郊闲置的文化空间探索夜间经济新模式。位于阿姆斯特丹西部A10高速公路旁的一所规模庞大的技术学院，如今改造成为一家洞穴般的可容纳700人的夜店，还有一家白天咖啡厅、一家美食餐厅、一家健身房、一间音乐会场地、一家艺术画廊。自2016年1月开业以来，每周7天和夜间时段的活动都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还有许多国内外高质量的派对在这里举办。
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以其绚丽的城市照明闻名于世，作为世界“三大灯光节”之一的里昂灯光节始于1852年，为庆祝圣母马利亚镀金铜像落成，人们纷纷在窗前点起蜡烛并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自此成为里昂的一个宗教节日。里昂市长吉尔斯·布纳曾经明确指出：“通过夜景照明的手段和方法，使来到这里的人们从夜晚重新触摸到法国的历史，里昂的情怀。”
伦敦、阿姆斯特丹和里昂发展夜间经济的共同之处是以挖掘城市精神文化内核作为着力点，重塑新的生活方式。
哲学家伯兰特·罗素指出：“休闲培植了艺术，发现了科学，产生了各种著作，发明了哲学，并改进了社会关系。没有有闲，人类决不能走出野蛮状态。”在996工作制甚嚣尘上的今天，有专家提出2030年在中国实行做四休三制度——有了丰富的闲暇，休闲产业才可以成为城市未来的发展重点。产业与文化的融合，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载体。
“城市要把人当人”：闲暇颂
在罗素下半生写下的散文《闲暇颂》里，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必须承认，明智地运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结果。长时间工作了一辈子的人，突然无所事事，一定闲得难受。但是，没有相当的闲暇，人们将与许多最美好的事物无缘。已没有任何理由要大多数人再忍受这种被剥夺闲暇的痛苦。只有愚蠢的、通常是代人受过的苦行主义，要求我们继续过量工作……它绝非人生的目的之一。否则，我们就得说随便一个不熟练工人都比莎士比亚高明。”
《闲暇颂》其实不是赞颂人的懒惰，它只是说人类文明所有最精彩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在没有闲暇的情况下产生的。
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的“闲”经过了历史进化的长河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按季节来分的农闲，民间文化包括地方曲艺包括年俗由此产生；另一种则是解决物质需求之后，人类有意识地放缓脚步，比如文化世家里的衣食住行、雅玩雅好甚至琴棋书画都是其中的元素。
除了经济层面，慢和闲，其实一直是人类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众化休闲时代正在到来。郎咸平等经济专家曾预测中国未来一定会是“慢经济”的最大市场：“很多东西正在回归，我们势必要过上一种‘闲’的生活。”
縱观人类文明叙事，“闲”称不上是赞美：八旗子弟的“游手好闲”成为一个王朝没落的祸端，闲人、闲饭、闲事勾勒出了中国文化里的价值评判。 然而，《闲暇颂》颠覆了这种文化叙事。
按照罗素的解释，从文明之初开始，到工业革命为止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劳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劳作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闲暇。而现代技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公平地分配闲暇，且不会对文明造成损害。
罗素的《闲暇颂》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从东欧漫长的冬夜围着小火炉滋生出来的安徒生童话到细工出慢活的瑞士手表；从老庄的逍遥无为到工业革命带来印刷便利之后雨后春笋般的书籍著作和文艺复兴思潮；从巴黎左岸高谈阔论的咖啡馆到文艺沙龙里走出的海明威、福楼拜、乔伊斯、王尔德——哪个不是“闲”出了至高境界？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就少了哲学家、艺术家、作家……
怎么样的创闲生活符合中国现实，也符合全人类的理想追求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强调城市中存在的四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城市要把人当人，它有智慧、有贸易，有人与人更多的交往。它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的存在，它能让人在这活得舒服。但是现在缺少人性的光辉，缺少公共空间，缺少公共生活，缺少游憩空间，特别是现在城市的人文生态秩序的失序、无序、功利、狡诈。
一个健康城市的发展不仅包括道路、边界、节点、标志物、区域等硬系统，更要考虑城市赖以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气质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软系统。从这个方面来看，城市不只是属于决策者，不只是属于管理者，更属于城市里的人。
他山之石：夜经济的文化图谱
所有的社会改变都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说“雪夜访戴”“青梅煮酒”等曾是古代士大夫对于闲暇文化的精神追求，大半个世纪以来，从“创伤”到“创富”，随着社会发展，“创闲”已成为城市精神文化内核的重要载体。
有调查显示：城市人群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复兴、经济增长与文化创造的新引擎。夜间经济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是指发生在当日18∶00到次日6∶00以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城市消费经济。
夜间经济占全英国GDP的6%，如今已成为其第五大产业，并于1995年正式纳入城市发展战略。2017年伦敦市的夜间经济收入达263亿英镑，预计到2030年将达300亿英镑。
夜间经济业态多元化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管理是伦敦夜间经济成功的关键。伦敦钟爱酒吧文化，它能拉近人们的距离，自由表达意见。伦敦在保留历史街区、活动空间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延长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公共设施的开放时间，利用城市中闲置的建筑物和街区建立文化新区、商业改善街区，架起白天与黑夜之间文化与经济的桥梁。不仅在伦敦市中心，而且在整个城市的其他70多个区域搭建世界领先的夜间经济文化集群。
阿姆斯特丹以自由开放的夜生活而闻名于世，这与它在保护和最大化提供夜间服务方面世界领先密切相关。2003年阿姆斯特丹开创性地任命了首位“夜间市长（Night Mayor）”来监督“晚九朝五”的夜间经济活动，并举办了第一届夜间市长峰会，与世界各国商讨夜间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全球已有包括伦敦、巴黎、苏黎世在内的30多个城市采用了类似的职位或行政模式。
阿姆斯特丹政府坚信，夜间经济可以吸引具有活力和创意的年轻人，增加城市创造力。为缓解市中心夜生活的压力，阿姆斯特丹利用城市近郊闲置的文化空间探索夜间经济新模式。位于阿姆斯特丹西部A10高速公路旁的一所规模庞大的技术学院，如今改造成为一家洞穴般的可容纳700人的夜店，还有一家白天咖啡厅、一家美食餐厅、一家健身房、一间音乐会场地、一家艺术画廊。自2016年1月开业以来，每周7天和夜间时段的活动都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还有许多国内外高质量的派对在这里举办。
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以其绚丽的城市照明闻名于世，作为世界“三大灯光节”之一的里昂灯光节始于1852年，为庆祝圣母马利亚镀金铜像落成，人们纷纷在窗前点起蜡烛并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自此成为里昂的一个宗教节日。里昂市长吉尔斯·布纳曾经明确指出：“通过夜景照明的手段和方法，使来到这里的人们从夜晚重新触摸到法国的历史，里昂的情怀。”
伦敦、阿姆斯特丹和里昂发展夜间经济的共同之处是以挖掘城市精神文化内核作为着力点，重塑新的生活方式。
哲学家伯兰特·罗素指出：“休闲培植了艺术，发现了科学，产生了各种著作，发明了哲学，并改进了社会关系。没有有闲，人类决不能走出野蛮状态。”在996工作制甚嚣尘上的今天，有专家提出2030年在中国实行做四休三制度——有了丰富的闲暇，休闲产业才可以成为城市未来的发展重点。产业与文化的融合，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载体。
“城市要把人当人”：闲暇颂
在罗素下半生写下的散文《闲暇颂》里，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必须承认，明智地运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结果。长时间工作了一辈子的人，突然无所事事，一定闲得难受。但是，没有相当的闲暇，人们将与许多最美好的事物无缘。已没有任何理由要大多数人再忍受这种被剥夺闲暇的痛苦。只有愚蠢的、通常是代人受过的苦行主义，要求我们继续过量工作……它绝非人生的目的之一。否则，我们就得说随便一个不熟练工人都比莎士比亚高明。”
《闲暇颂》其实不是赞颂人的懒惰，它只是说人类文明所有最精彩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在没有闲暇的情况下产生的。
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的“闲”经过了历史进化的长河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按季节来分的农闲，民间文化包括地方曲艺包括年俗由此产生；另一种则是解决物质需求之后，人类有意识地放缓脚步，比如文化世家里的衣食住行、雅玩雅好甚至琴棋书画都是其中的元素。
除了经济层面，慢和闲，其实一直是人类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众化休闲时代正在到来。郎咸平等经济专家曾预测中国未来一定会是“慢经济”的最大市场：“很多东西正在回归，我们势必要过上一种‘闲’的生活。”
縱观人类文明叙事，“闲”称不上是赞美：八旗子弟的“游手好闲”成为一个王朝没落的祸端，闲人、闲饭、闲事勾勒出了中国文化里的价值评判。 然而，《闲暇颂》颠覆了这种文化叙事。
按照罗素的解释，从文明之初开始，到工业革命为止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劳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劳作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闲暇。而现代技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公平地分配闲暇，且不会对文明造成损害。
罗素的《闲暇颂》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从东欧漫长的冬夜围着小火炉滋生出来的安徒生童话到细工出慢活的瑞士手表；从老庄的逍遥无为到工业革命带来印刷便利之后雨后春笋般的书籍著作和文艺复兴思潮；从巴黎左岸高谈阔论的咖啡馆到文艺沙龙里走出的海明威、福楼拜、乔伊斯、王尔德——哪个不是“闲”出了至高境界？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就少了哲学家、艺术家、作家……
怎么样的创闲生活符合中国现实，也符合全人类的理想追求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强调城市中存在的四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城市要把人当人，它有智慧、有贸易，有人与人更多的交往。它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的存在，它能让人在这活得舒服。但是现在缺少人性的光辉，缺少公共空间，缺少公共生活，缺少游憩空间，特别是现在城市的人文生态秩序的失序、无序、功利、狡诈。
一个健康城市的发展不仅包括道路、边界、节点、标志物、区域等硬系统，更要考虑城市赖以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气质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软系统。从这个方面来看，城市不只是属于决策者，不只是属于管理者，更属于城市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