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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园新村纪念馆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是中共党史重要的篇章。周恩来等同志在此进行的统战工作，为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做出了有力的保障。走进这座民国洋楼，踏入激荡的历史岁月，重温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开拓出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
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后，南京城陆续栽种了万株法国梧桐。长江路（解放前为国府路）两侧的法梧就是那时栽种的。时光、历史都铭刻在它们的层叠年轮里。一条长江路，半部民国史，路的一端，灰砖洋房群中的一幢院门上，挂着“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的铭牌。
苍梧掩映下，梅园新村纪念馆中的几幢民国洋房，平静如同无风的玄武湖面。但每当风吹过，梧桐叶摩擦着屋檐发出沙沙响声，仿佛都在重诉1946，那个注定不平凡的年月的故事。
国共谈判的最后一站
1946年，南京的春天略有寒意，下关码头江风浸骨，但人涌依然如潮。水路运来的物资堆砌成山，成批的车队从下关码头载起货物，沿着中山北路向国民政府总统府和各个院、部、会所在地运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以统一战线的胜利、日本政府的投降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着手进行还都工作。
周恩来未雨绸缪，考虑到国共谈判的中心将会迁往南京，因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人致函筹设办事处，但久未得到回复。为了和国民政府充分沟通，最终，由雷震出面，中共代表团在1946年5月3日进驻南京梅园新村30号。当日，周恩来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充分表达了共产党对于东北无条件停战的意愿。
国民政府怠慢谈判事宜，实则暗度陈仓，命令西南地区的驻军整装迁往东南地区。而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国民党屡次挑衅，试图激化矛盾，将舆论引向对共产党不利的一面。国民党警察首先以“人口登记”为由，对中共代表团所有成员进行搜检。之后，他们在梅园新村三栋房子周边不足百米的范围，设置了数十个明、暗哨进行监视、监听。现在的长江路，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曾用来窥探的阴森“老虎窗”。梅园新村纪念馆中，同样能够找到国民政府留存的“警察厅人员监护表”，具体罗列了对于中共代表团成员的监控方式。
谈判尚未结束，梧桐树斑驳疏影下，一场场波澜接踵而至。国民政府聚集大量“苏北难民”，不断地骚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他们成群结队围坐在梅园新村，轮番组织冲进代表团驻地，试图找到办公室内的秘密文件。面临严峻的形势，周恩来、董必武当机立断，烧毁不需要保存的文件，把解放区带来的重要文件予以秘密转移。他们转移代表团工作人员到玄武湖等地进行工作，同时会晤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和民盟领导人，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揭露。
在敌特的密切监视下，中共代表团临危不惧，临阵不慌，一如既往地为“和平谈判”进行准备工作。为保护前来代表团联系工作的革命者和民主党派人士，中共代表团加固加高了办事处围墙。如今，在纪念馆内看到的一层半楼高的围墙，正是那时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砖砖砌成。为防敌特监听，当代表团主要成员开会或接待爱国人士时，院中的工作人员就会打乒乓球、听歌。
1946年五六月份，周恩来数次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停战谈判，但屡屡不欢而散。在国民政府的反复变卦中，周恩来看穿蒋介石的诡计，向中共中央致电：“蒋介石战意已明，打的步骤，因在东北尚无援兵到，而又急于增兵山东，传杜聿明近来气焰颇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迎接蒋方进攻。但也切勿挑衅，以便多延长一天好一天。”果然，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进攻中原地区，关内战事再起。
1946年10月，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协议，和谈大门被关。为抗議上述国民政府行为，中共代表团决定返回革命根据地延安，仅留少部分工作人员在南京继续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在行前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他义正辞严地发布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
“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我们肯定要回来的，有两种可能，一种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评价周恩来在南京谈判的工作，毛泽东说：“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刘少奇则表示：“谈判整个来说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了妥协的不可能。”
一代伟人的梅园风范
时光能够抹去很多记忆，但是抹不去历史中伟人的风范。在梅园新村纪念馆的门口，伫立着一座周恩来的铜像，他风尘仆仆，仿佛要迈步踏出梅园新村30号，眼光如炬，似乎已经看破龙潭虎穴危机四伏。
如今的梅园新村纪念馆内，陈列着有关周恩来的实物文物以及图片，将1946年的周恩来所生活的环境再现给游览者。在梅园新村30号的小洋房中，依然保持原样，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简朴的卧室里，只有一个五斗柜和一个衣架、一只泛白的皮箱。
“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周恩来。
“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2018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正是依靠着周恩来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人格魅力，统战工作才能稳步推进。
1946年的秋天，梧桐叶在秋风中瑟瑟落下，煞人的风情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局面一样冰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不断为停止内战努力，而国民党政府丝毫不予积极回应，试图倚仗美国的军事支持攫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在高强度的监视压力和非常紧张的政治环境之中，周恩来沉着从容，一一应对。
在梅园新村纪念馆中，陈列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这辆汽车无数次甩开敌人的眼线，成为周恩来工作的重要场地，成功地帮助他与张克侠、黄士跃、韩练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以及李济深、沈钧儒等统一战线爱国人士进行会晤，从而争取到了最大程度的爱国同盟。
面对调停国美国所要求的“最后决定权”，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办公处的会客厅中，向中外记者笑着谈道：“中国人的事情，让美国人做最后决定，这不是有点不大说得通么？而且，这分明变更了以前确定的一切都要双方（国共两党）一致通过的决定。何况我们也不愿意使美国朋友处在困难的境地嘛。”谈笑间，周恩来不卑不亢地驳斥了不合理的要求。当时在场的《文汇报》记者黄立文记录到：“在场的各国记者频频点头。”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工作的时候，白天要同各方会晤，晚上还要和工作人员讨论，思考谈判的方向和走势，起草相关的文件和新闻，夜夜都在灯下度过。他说：“一个人能活到70岁，也不过两万多天，再不抓紧时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数月的生活、工作中，充分动员了大量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加入到反对内战、力争和平的统一战线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他在这一时期工作中和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人性的光辉，凝聚成了永不磨灭的梅园风范。
新时代，梅园新村纪念馆必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创造更大的精神启迪。
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后，南京城陆续栽种了万株法国梧桐。长江路（解放前为国府路）两侧的法梧就是那时栽种的。时光、历史都铭刻在它们的层叠年轮里。一条长江路，半部民国史，路的一端，灰砖洋房群中的一幢院门上，挂着“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的铭牌。
苍梧掩映下，梅园新村纪念馆中的几幢民国洋房，平静如同无风的玄武湖面。但每当风吹过，梧桐叶摩擦着屋檐发出沙沙响声，仿佛都在重诉1946，那个注定不平凡的年月的故事。
国共谈判的最后一站
1946年，南京的春天略有寒意，下关码头江风浸骨，但人涌依然如潮。水路运来的物资堆砌成山，成批的车队从下关码头载起货物，沿着中山北路向国民政府总统府和各个院、部、会所在地运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以统一战线的胜利、日本政府的投降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着手进行还都工作。
周恩来未雨绸缪，考虑到国共谈判的中心将会迁往南京，因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人致函筹设办事处，但久未得到回复。为了和国民政府充分沟通，最终，由雷震出面，中共代表团在1946年5月3日进驻南京梅园新村30号。当日，周恩来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充分表达了共产党对于东北无条件停战的意愿。
国民政府怠慢谈判事宜，实则暗度陈仓，命令西南地区的驻军整装迁往东南地区。而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国民党屡次挑衅，试图激化矛盾，将舆论引向对共产党不利的一面。国民党警察首先以“人口登记”为由，对中共代表团所有成员进行搜检。之后，他们在梅园新村三栋房子周边不足百米的范围，设置了数十个明、暗哨进行监视、监听。现在的长江路，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曾用来窥探的阴森“老虎窗”。梅园新村纪念馆中，同样能够找到国民政府留存的“警察厅人员监护表”，具体罗列了对于中共代表团成员的监控方式。
谈判尚未结束，梧桐树斑驳疏影下，一场场波澜接踵而至。国民政府聚集大量“苏北难民”，不断地骚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他们成群结队围坐在梅园新村，轮番组织冲进代表团驻地，试图找到办公室内的秘密文件。面临严峻的形势，周恩来、董必武当机立断，烧毁不需要保存的文件，把解放区带来的重要文件予以秘密转移。他们转移代表团工作人员到玄武湖等地进行工作，同时会晤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和民盟领导人，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揭露。
在敌特的密切监视下，中共代表团临危不惧，临阵不慌，一如既往地为“和平谈判”进行准备工作。为保护前来代表团联系工作的革命者和民主党派人士，中共代表团加固加高了办事处围墙。如今，在纪念馆内看到的一层半楼高的围墙，正是那时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砖砖砌成。为防敌特监听，当代表团主要成员开会或接待爱国人士时，院中的工作人员就会打乒乓球、听歌。
1946年五六月份，周恩来数次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停战谈判，但屡屡不欢而散。在国民政府的反复变卦中，周恩来看穿蒋介石的诡计，向中共中央致电：“蒋介石战意已明，打的步骤，因在东北尚无援兵到，而又急于增兵山东，传杜聿明近来气焰颇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迎接蒋方进攻。但也切勿挑衅，以便多延长一天好一天。”果然，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进攻中原地区，关内战事再起。
1946年10月，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协议，和谈大门被关。为抗議上述国民政府行为，中共代表团决定返回革命根据地延安，仅留少部分工作人员在南京继续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在行前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他义正辞严地发布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
“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我们肯定要回来的，有两种可能，一种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评价周恩来在南京谈判的工作，毛泽东说：“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刘少奇则表示：“谈判整个来说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了妥协的不可能。”
一代伟人的梅园风范
时光能够抹去很多记忆，但是抹不去历史中伟人的风范。在梅园新村纪念馆的门口，伫立着一座周恩来的铜像，他风尘仆仆，仿佛要迈步踏出梅园新村30号，眼光如炬，似乎已经看破龙潭虎穴危机四伏。
如今的梅园新村纪念馆内，陈列着有关周恩来的实物文物以及图片，将1946年的周恩来所生活的环境再现给游览者。在梅园新村30号的小洋房中，依然保持原样，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简朴的卧室里，只有一个五斗柜和一个衣架、一只泛白的皮箱。
“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周恩来。
“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2018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正是依靠着周恩来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人格魅力，统战工作才能稳步推进。
1946年的秋天，梧桐叶在秋风中瑟瑟落下，煞人的风情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局面一样冰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不断为停止内战努力，而国民党政府丝毫不予积极回应，试图倚仗美国的军事支持攫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在高强度的监视压力和非常紧张的政治环境之中，周恩来沉着从容，一一应对。
在梅园新村纪念馆中，陈列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这辆汽车无数次甩开敌人的眼线，成为周恩来工作的重要场地，成功地帮助他与张克侠、黄士跃、韩练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以及李济深、沈钧儒等统一战线爱国人士进行会晤，从而争取到了最大程度的爱国同盟。
面对调停国美国所要求的“最后决定权”，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办公处的会客厅中，向中外记者笑着谈道：“中国人的事情，让美国人做最后决定，这不是有点不大说得通么？而且，这分明变更了以前确定的一切都要双方（国共两党）一致通过的决定。何况我们也不愿意使美国朋友处在困难的境地嘛。”谈笑间，周恩来不卑不亢地驳斥了不合理的要求。当时在场的《文汇报》记者黄立文记录到：“在场的各国记者频频点头。”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工作的时候，白天要同各方会晤，晚上还要和工作人员讨论，思考谈判的方向和走势，起草相关的文件和新闻，夜夜都在灯下度过。他说：“一个人能活到70岁，也不过两万多天，再不抓紧时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数月的生活、工作中，充分动员了大量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加入到反对内战、力争和平的统一战线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他在这一时期工作中和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人性的光辉，凝聚成了永不磨灭的梅园风范。
新时代，梅园新村纪念馆必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创造更大的精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