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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汽车业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经销商刘鹏之死，是新能源汽车大发展背后的一道縮影。其付出生命代价的结果，给巨额补贴下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敲响了警钟。
本是新能源汽车销售供不应求的时节，但南京尚迪比亚迪经销店却寒意逼人。
2016年3月9日，这家经销店的总经理刘鹏，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尚在壮年的生命。他在遗书中称自己将亲人和朋友的住宅，都用来抵押贷款并借了高利贷以维系公司运转，从而“犯下了无法挽救的错误”。
刘鹏去世数小时后，比亚迪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出声明称，“深表遗憾和惋惜”，“相关结果以公安机关公布为准”。
事实上，早在年初，刘鹏与比亚迪公司基于新能源汽车返利数额的矛盾已经激化。此后，刘鹏三次以死相逼，试图从比亚迪换回更多新能源汽车返利未果。无奈之下，刘鹏将当地政府部门经其手返还给比亚迪公司的2000万元新能源车补贴扣留。然而，此举让刘鹏身陷官司之中，而原告方正是比亚迪公司。
身陷官司、抵押房产、背负高利贷，刘鹏生命里最后的一段时光像极了走投无路的赌徒。至死，诱使他走上绝路的新能源汽车巨额返利款项，最终并未如愿以偿地进入他的口袋。那么，刘鹏的悲剧，是怎样一步步酿成的呢？
踩中“股神”的步点
终年53岁的刘鹏，在朋友眼中性格活泼开朗，年轻时，做过军人、百货公司职员，以及汽车品牌综合代理。
2003年，在南京汽车经销领域，刘鹏开始展露头角，成为一家哈飞品牌经销店的总经理。后来，哈飞业绩屡屡下滑，刘鹏开始寻找新的经销代理出路。就在这时，如日中天的比亚迪进入他的视野。
2008年，时值全球性金融危机，多数车企并未完成年度销售目标，比亚迪却逆市上扬，在产销端实现按年100%的增幅。同一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迅速起步，领先同行。此时，“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亚迪，震动资本市场，也使得比亚迪一举成为中国车企冉冉升起的明星。
比亚迪起诉后，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对该经销店的车辆进行查封。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鹏决定“入伙”比亚迪。2009年4月，以刘鹏女儿为法人代表的南京尚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8月，南京尚迪比亚迪经销店开业。
刘鹏可谓踩中了中国乘用车迅猛发展的步点。在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2009年和2010年，乘用车销量同比增幅分别为52.93%和33.17%。此时，也正是比亚迪经销商网络发展最快的时期，经销商网络达到1200家，在南京大明路汽车街上，最多时曾有6家比亚迪经销店。
然而，分网销售及经销商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经销商之间竞争加剧，南京尚迪的生意也逐渐下滑。为此，南京尚迪和另一家比亚迪经销商苏舜亚通，不得不“从战略层面考虑”进行合作。
2012年，由于整合需要，南京尚迪成为苏舜亚通旗下二级经销商。工商资料显示，苏舜亚通注册资本为480万元，2012年3月江苏省苏舜集团有限公司和刘鹏分别认缴出资额288万元和192万元。
一年多后，江苏省苏舜集团有限公司从苏舜亚通抽回股金，刘鹏成为苏舜亚通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由此，同时拥有苏舜亚通和南京尚迪的刘鹏，成为比亚迪在南京当地重要的经销商之一。
押宝新能源车
刘鹏生意的分水岭出现在2012年。
这一年，比亚迪希望将“环保生意”新能源汽车推广至南京市场。于是，比亚迪公司工作人员找到刘鹏，希望他可以为公司在南京市场的销售拓展出一份力。而刘鹏似乎也急需要这次“赚快钱”的机会。
此前，比亚迪公司下达给苏舜亚通和南京尚迪两家店每个季度的销售任务约为600辆。“根本完不成任务，”南京尚迪的一位员工称，“区域经理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拼命给4S店压任务。”
于是，库存压货是刘鹏门店经营中常有的情况，这也使得其所辖两家店的资金链并不宽松。
为了应付现金流压力，苏舜亚通、比亚迪和光大银行签署的三方协议，使得苏舜亚通在光大银行具有2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在三方交易中，刘鹏实际控制的苏舜亚通向比亚迪提取新车时，只需以车辆合格证向光大银行作为抵押物，并支付15%到25%的保证金，就可以从比亚迪处提取价值2500万元的车辆。同时，光大银行为苏舜亚通提供向比亚迪的现金垫付。新车销售后，苏舜亚通需要支付剩余的尾款换取车辆合格证还给购车者。
不过，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于是，“去库存”“赚快钱”成了刘鹏摆脱当时经销中遇到问题的关键，而新能源车的推出恰好成为“救命稻草”。
南京尚迪大厅里，停着10多辆因为拿不到车辆合格证被退回的汽车。
新能源车的销售多是对公业务，拿下一个大单就可以完成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销售任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利益可观的销售补贴。以比亚迪售价在20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公交车K9为例，国家和南京地方补贴合计可达150万元，占到车价的75%。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比亚迪完成对南京当地500辆纯电动的士E6和650辆纯电动公交车K9的交付。同时，第二批600辆K9的订购合同也已签订。根据刘鹏家人的说法，比亚迪公司通过刘鹏售出E6车型和K9车型共计2000辆左右，其中K9车型1250辆。 新能源汽车销售返利多寡，成为刘鹏和比亚迪公司的争议焦点。多位南京尚迪员工转述刘鹏原话称，比亚迪相关人员当初口头承诺每售出一辆电动公交车K9，刘鹏所属公司可以获得5万到10万元补贴，之后，返利标准下降至2万元/辆，最终，可以落实的返利标准只有2000元/辆。
若以上述提及的1250辆K9为总数，按照2万元/辆计算，刘鹏所属公司的税前收益应为2500万元;而若以2000元/辆计算，刘鹏所属公司的税前收益仅为250万元，潜在损失高达2250万元。
一位熟悉刘鹏的知情人士表示，刘鹏认为自己的贡献比厂家更大，应该获得更高返利。但比亚迪则认为，南京市场是靠成立合资公司“资本换市场”获得的。
就这样，从2009年担任比亚迪经销商的刘鹏，基于新能源车返利问题，与比亚迪陷入利益“摩擦”。
扣留补贴，铤而走险
在刘鹏的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当初他与比亚迪没有签订电动公交车返利协议。仅仅凭借口头协议，刘鹏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利益补偿。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
通常情况下，为了鼓励普通乘用新能源汽车消费，汽车制造商或经销商会为消费者垫付国家和地方补贴，销售车辆的实际价格排除了补贴部分，国家和地方补贴下发后再归还给垫付者。具体到相关车型，像比亚迪纯电动汽车“秦”的地方补贴会先打款给南京尚迪和苏舜亚通，K9的补贴会直接打款给比亚迪公司。比亚迪和刘鹏控制的两家公司之间，会根据销售协议中的垫付情况进行事后分配。
由此，由刘鹏控制的两家公司销售出的新能源车地方补贴近2000萬元，在下发给刘鹏公司之时，他做出扣下这部分补贴款的决定，希望能够以此为筹码，与比亚迪谈判，拿回承诺过的大部分电动大巴K9和部分E6的返利。
但刘鹏的铤而走险，未能成功。比亚迪对刘鹏实际控制的一级经销网点苏舜亚通提起诉讼。比亚迪官方称，“苏舜亚通公司在收到地方政府拨付的本应属于我司的近2000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后，未支付给我司。同时，苏舜亚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还拖欠我司约1000万元货款，总计欠款约3000万元，至今已超过9个月。”
南京尚迪的门楣上贴着“冤”字。
“比亚迪起诉了之后，公司的资金全部被法院冻结，法院也到店里查封了新车。”一位南京尚迪员工称，从2015年9月份开始，比亚迪陆续拒绝向南京尚迪提供新车，并关闭南京尚迪的销售系统和售后服务系统。
因为没有了新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收入，加上资金冻结，公司资金链很紧张，以致无法从银行拿回抵押的车辆合格证。车主们在无法上牌的情况下纷纷退车，进一步增加了资金链紧张程度。
另一位接近刘鹏的人士表示，为了能够让经销店维持下去，刘鹏抵押了母亲和朋友的房子，甚至从民间借来高利贷200万元。到2015年年底时，刘鹏和比亚迪仍未达成协议，一边没有进账，一边还要付房租、员工工资、供应商欠款和客户退车款，导致资金链断裂。
三次自杀，以命相搏
2016年1月28日，是比亚迪起诉刘鹏所属公司纠纷案开庭的日子。而在一天之前，刘鹏在比亚迪总部附近一家宾馆内服药自杀，后被比亚迪员工送往医院抢救生还。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刘鹏希望以此种方式向比亚迪施压，以换取相关补贴。然而，在一个讲求证据的社会中，刘鹏的做法并未产生任何效果。
此后，刘鹏又曾两次自杀未遂，而第四次自杀，命运之神没有再眷顾他。3月9日上午，刘鹏7点15分左右来到经销店。随后，门店库管发现了自缢的刘鹏。
刘鹏走了，留下的是没有开庭的案件，以及一堆债务，还有令他执着不已的新能源车返利款。除了这些，还有一项待解之谜——刘鹏生前曾举报过自己经营网点存在骗取新能源汽车补贴行为。
3月13日，刘鹏的追悼会召开。就在同一天，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发现一些地区个别企业存在骗补行为，无论涉及到谁都会严肃处理。
（张丽荐自《商界》）
本是新能源汽车销售供不应求的时节，但南京尚迪比亚迪经销店却寒意逼人。
2016年3月9日，这家经销店的总经理刘鹏，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尚在壮年的生命。他在遗书中称自己将亲人和朋友的住宅，都用来抵押贷款并借了高利贷以维系公司运转，从而“犯下了无法挽救的错误”。
刘鹏去世数小时后，比亚迪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出声明称，“深表遗憾和惋惜”，“相关结果以公安机关公布为准”。
事实上，早在年初，刘鹏与比亚迪公司基于新能源汽车返利数额的矛盾已经激化。此后，刘鹏三次以死相逼，试图从比亚迪换回更多新能源汽车返利未果。无奈之下，刘鹏将当地政府部门经其手返还给比亚迪公司的2000万元新能源车补贴扣留。然而，此举让刘鹏身陷官司之中，而原告方正是比亚迪公司。
身陷官司、抵押房产、背负高利贷，刘鹏生命里最后的一段时光像极了走投无路的赌徒。至死，诱使他走上绝路的新能源汽车巨额返利款项，最终并未如愿以偿地进入他的口袋。那么，刘鹏的悲剧，是怎样一步步酿成的呢？
踩中“股神”的步点
终年53岁的刘鹏，在朋友眼中性格活泼开朗，年轻时，做过军人、百货公司职员，以及汽车品牌综合代理。
2003年，在南京汽车经销领域，刘鹏开始展露头角，成为一家哈飞品牌经销店的总经理。后来，哈飞业绩屡屡下滑，刘鹏开始寻找新的经销代理出路。就在这时，如日中天的比亚迪进入他的视野。
2008年，时值全球性金融危机，多数车企并未完成年度销售目标，比亚迪却逆市上扬，在产销端实现按年100%的增幅。同一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迅速起步，领先同行。此时，“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亚迪，震动资本市场，也使得比亚迪一举成为中国车企冉冉升起的明星。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鹏决定“入伙”比亚迪。2009年4月，以刘鹏女儿为法人代表的南京尚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8月，南京尚迪比亚迪经销店开业。
刘鹏可谓踩中了中国乘用车迅猛发展的步点。在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2009年和2010年，乘用车销量同比增幅分别为52.93%和33.17%。此时，也正是比亚迪经销商网络发展最快的时期，经销商网络达到1200家，在南京大明路汽车街上，最多时曾有6家比亚迪经销店。
然而，分网销售及经销商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经销商之间竞争加剧，南京尚迪的生意也逐渐下滑。为此，南京尚迪和另一家比亚迪经销商苏舜亚通，不得不“从战略层面考虑”进行合作。
2012年，由于整合需要，南京尚迪成为苏舜亚通旗下二级经销商。工商资料显示，苏舜亚通注册资本为480万元，2012年3月江苏省苏舜集团有限公司和刘鹏分别认缴出资额288万元和192万元。
一年多后，江苏省苏舜集团有限公司从苏舜亚通抽回股金，刘鹏成为苏舜亚通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由此，同时拥有苏舜亚通和南京尚迪的刘鹏，成为比亚迪在南京当地重要的经销商之一。
押宝新能源车
刘鹏生意的分水岭出现在2012年。
这一年，比亚迪希望将“环保生意”新能源汽车推广至南京市场。于是，比亚迪公司工作人员找到刘鹏，希望他可以为公司在南京市场的销售拓展出一份力。而刘鹏似乎也急需要这次“赚快钱”的机会。
此前，比亚迪公司下达给苏舜亚通和南京尚迪两家店每个季度的销售任务约为600辆。“根本完不成任务，”南京尚迪的一位员工称，“区域经理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拼命给4S店压任务。”
于是，库存压货是刘鹏门店经营中常有的情况，这也使得其所辖两家店的资金链并不宽松。
为了应付现金流压力，苏舜亚通、比亚迪和光大银行签署的三方协议，使得苏舜亚通在光大银行具有2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在三方交易中，刘鹏实际控制的苏舜亚通向比亚迪提取新车时，只需以车辆合格证向光大银行作为抵押物，并支付15%到25%的保证金，就可以从比亚迪处提取价值2500万元的车辆。同时，光大银行为苏舜亚通提供向比亚迪的现金垫付。新车销售后，苏舜亚通需要支付剩余的尾款换取车辆合格证还给购车者。
不过，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于是，“去库存”“赚快钱”成了刘鹏摆脱当时经销中遇到问题的关键，而新能源车的推出恰好成为“救命稻草”。
新能源车的销售多是对公业务，拿下一个大单就可以完成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销售任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利益可观的销售补贴。以比亚迪售价在20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公交车K9为例，国家和南京地方补贴合计可达150万元，占到车价的75%。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比亚迪完成对南京当地500辆纯电动的士E6和650辆纯电动公交车K9的交付。同时，第二批600辆K9的订购合同也已签订。根据刘鹏家人的说法，比亚迪公司通过刘鹏售出E6车型和K9车型共计2000辆左右，其中K9车型1250辆。 新能源汽车销售返利多寡，成为刘鹏和比亚迪公司的争议焦点。多位南京尚迪员工转述刘鹏原话称，比亚迪相关人员当初口头承诺每售出一辆电动公交车K9，刘鹏所属公司可以获得5万到10万元补贴，之后，返利标准下降至2万元/辆，最终，可以落实的返利标准只有2000元/辆。
若以上述提及的1250辆K9为总数，按照2万元/辆计算，刘鹏所属公司的税前收益应为2500万元;而若以2000元/辆计算，刘鹏所属公司的税前收益仅为250万元，潜在损失高达2250万元。
一位熟悉刘鹏的知情人士表示，刘鹏认为自己的贡献比厂家更大，应该获得更高返利。但比亚迪则认为，南京市场是靠成立合资公司“资本换市场”获得的。
就这样，从2009年担任比亚迪经销商的刘鹏，基于新能源车返利问题，与比亚迪陷入利益“摩擦”。
扣留补贴，铤而走险
在刘鹏的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当初他与比亚迪没有签订电动公交车返利协议。仅仅凭借口头协议，刘鹏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利益补偿。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
通常情况下，为了鼓励普通乘用新能源汽车消费，汽车制造商或经销商会为消费者垫付国家和地方补贴，销售车辆的实际价格排除了补贴部分，国家和地方补贴下发后再归还给垫付者。具体到相关车型，像比亚迪纯电动汽车“秦”的地方补贴会先打款给南京尚迪和苏舜亚通，K9的补贴会直接打款给比亚迪公司。比亚迪和刘鹏控制的两家公司之间，会根据销售协议中的垫付情况进行事后分配。
由此，由刘鹏控制的两家公司销售出的新能源车地方补贴近2000萬元，在下发给刘鹏公司之时，他做出扣下这部分补贴款的决定，希望能够以此为筹码，与比亚迪谈判，拿回承诺过的大部分电动大巴K9和部分E6的返利。
但刘鹏的铤而走险，未能成功。比亚迪对刘鹏实际控制的一级经销网点苏舜亚通提起诉讼。比亚迪官方称，“苏舜亚通公司在收到地方政府拨付的本应属于我司的近2000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后，未支付给我司。同时，苏舜亚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还拖欠我司约1000万元货款，总计欠款约3000万元，至今已超过9个月。”
“比亚迪起诉了之后，公司的资金全部被法院冻结，法院也到店里查封了新车。”一位南京尚迪员工称，从2015年9月份开始，比亚迪陆续拒绝向南京尚迪提供新车，并关闭南京尚迪的销售系统和售后服务系统。
因为没有了新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收入，加上资金冻结，公司资金链很紧张，以致无法从银行拿回抵押的车辆合格证。车主们在无法上牌的情况下纷纷退车，进一步增加了资金链紧张程度。
另一位接近刘鹏的人士表示，为了能够让经销店维持下去，刘鹏抵押了母亲和朋友的房子，甚至从民间借来高利贷200万元。到2015年年底时，刘鹏和比亚迪仍未达成协议，一边没有进账，一边还要付房租、员工工资、供应商欠款和客户退车款，导致资金链断裂。
三次自杀，以命相搏
2016年1月28日，是比亚迪起诉刘鹏所属公司纠纷案开庭的日子。而在一天之前，刘鹏在比亚迪总部附近一家宾馆内服药自杀，后被比亚迪员工送往医院抢救生还。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刘鹏希望以此种方式向比亚迪施压，以换取相关补贴。然而，在一个讲求证据的社会中，刘鹏的做法并未产生任何效果。
此后，刘鹏又曾两次自杀未遂，而第四次自杀，命运之神没有再眷顾他。3月9日上午，刘鹏7点15分左右来到经销店。随后，门店库管发现了自缢的刘鹏。
刘鹏走了，留下的是没有开庭的案件，以及一堆债务，还有令他执着不已的新能源车返利款。除了这些，还有一项待解之谜——刘鹏生前曾举报过自己经营网点存在骗取新能源汽车补贴行为。
3月13日，刘鹏的追悼会召开。就在同一天，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发现一些地区个别企业存在骗补行为，无论涉及到谁都会严肃处理。
（张丽荐自《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