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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的“民国热”开始于1990年代末期，至今已持续了10余年。这一持续不退的“民国热”究竟为何发生？
一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界开始集中关注民国题材，重点在民国学术，东方出版社在1996年编选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将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等民国学者的著作尽数纳入其中，可谓是对此期刚刚露头的“民国热”的一种总结。此后，对民国题材的关注开始向政治史、教育史等诸多领域扩展。之后，“民国热”开始向小学语文课本、小学生作文和小学生读物领域蔓延。最出名的当属再版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2010年，这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至脱销。陈丹青在2010年9月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带有一种特殊的“民国范儿”。从此，“民国范儿”成为社会的文化热词。2011年，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契机，“民国热”达到了高潮。大量的民国题材著作得以出版。此时，“民国热”早已逸出了出版界，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热点。
二
任何文化热点都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必然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因素。“民国热”的出现首先是基于对民国历史的再认识。民国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由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中间又有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革命”和“救亡”，社会上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过渡阶段，甚至许多人认为民国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叙事范式的多元，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以往单线条图解式的民国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发现袁世凯一生的文治武功，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这个标签可以概括的；蒋介石等政治人物也有不同的侧面。历史是复杂的，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人们的历史观渐渐趋于理性。学术界和知识界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发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问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清末的改革是如何导致革命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是怎样走向不断革命的历程的，知识界对民国史的重新建构表达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
与政治史相比，民国知识分子史更受到了知识界和社会的共同重视。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钱理群、许纪霖等对知识分子史的表达了持久的关注。近些年，体制外学者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获得了一个更为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受到欢迎。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也值得注意，这些回忆录富有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这其中引起广泛注意的有西南联大毕业的、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涉及1920、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学术氛围、知识群体，让我们对民国大学有了身处其地的感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通过对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梳理，人们逐渐看到，民国不仅是一个战乱不已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宽容、产生大师的年代。章太炎、胡适之、沈从文、鲁迅、徐志摩、蔡元培等……人人个性强烈，各具独特风采。民国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傅斯年一生拒不入党，拒不做官。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在对民国历史再认识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民国，看到了充满矛盾的民国，正是这种丰富性和矛盾性引发了人们对民国的兴趣。“民国热”表面上是对历史的关注，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现实的潜流”，体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对民国大师的种种追忆，事实上反映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的不满、焦虑甚至失望。一些文化名人、专家教授在经济热浪和文化消费中表现出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使文化人一直以来在普通民众中的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陈丹青说，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话虽偏激，不无道理。
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关注，不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缅怀与尊重，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品格与生活态度的书写，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历史的镜像。
对民国课本的重新认识，表现的是对当代教育制度的担忧。当今的应试教育存在许多弊端，作为百科基础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受到的批评最多。人们的批评不仅指向了教学，更指向了教材，借着对开明课本的热捧，实际表达着对当年中小学生自由朴实文雅的文风的某种认同和对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三
在“民国热”中，出版人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没有出版人的推波助澜，“民国热”可能不会出现。但出版人在积极参与的背后，又表现出了某种缺位，这种缺位是思考和社会责任的缺位。一是对“民国热”的过度娱乐化熟视无睹甚至迎合参与。当前通俗历史市场上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在涉及宏大主题的时候，用简单的叙事来写所谓的“小故事”“片段”“混乱”等，这在当下的民国作品中屡见不鲜。二是出版人对民国读物中反映的历史观缺乏认真的思考。不可否认，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都礼遇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尽量包容。但是，民国的宽容与自由有着很复杂的背景。从民国建立起，中央的权威始终难以将全国整合到一个行政管理的框架中来，在军阀混战、地方半独立的状态下，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知识分子有几分自由，显得卓尔不群。但这种自由与独立不是国家基本制度赋予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自由而有趣的民国”混合了许多当代人的想象，远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真实”。由于一些出版人对于“民国热”缺乏深刻的思考，没有很好地承担文化引领的作用，因此，拼凑而成、价值不高的出版物很容易获准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学者写作的有思想骨力的、对历史有关怀的作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出版空间。
有时读者在接受一种文化信息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一些历史观错误、品位不高的图书是在出版人的放任中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因此，出版人必须要意识到图书出版的商业化运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一定要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在出版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实这也正是民国文化大师的精神追求。
（本文编辑 谢宁）
一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界开始集中关注民国题材，重点在民国学术，东方出版社在1996年编选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将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等民国学者的著作尽数纳入其中，可谓是对此期刚刚露头的“民国热”的一种总结。此后，对民国题材的关注开始向政治史、教育史等诸多领域扩展。之后，“民国热”开始向小学语文课本、小学生作文和小学生读物领域蔓延。最出名的当属再版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2010年，这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至脱销。陈丹青在2010年9月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带有一种特殊的“民国范儿”。从此，“民国范儿”成为社会的文化热词。2011年，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契机，“民国热”达到了高潮。大量的民国题材著作得以出版。此时，“民国热”早已逸出了出版界，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热点。
二
任何文化热点都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必然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因素。“民国热”的出现首先是基于对民国历史的再认识。民国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由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中间又有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革命”和“救亡”，社会上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过渡阶段，甚至许多人认为民国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叙事范式的多元，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以往单线条图解式的民国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发现袁世凯一生的文治武功，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这个标签可以概括的；蒋介石等政治人物也有不同的侧面。历史是复杂的，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人们的历史观渐渐趋于理性。学术界和知识界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发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问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清末的改革是如何导致革命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是怎样走向不断革命的历程的，知识界对民国史的重新建构表达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
与政治史相比，民国知识分子史更受到了知识界和社会的共同重视。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钱理群、许纪霖等对知识分子史的表达了持久的关注。近些年，体制外学者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获得了一个更为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受到欢迎。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也值得注意，这些回忆录富有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这其中引起广泛注意的有西南联大毕业的、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涉及1920、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学术氛围、知识群体，让我们对民国大学有了身处其地的感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通过对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梳理，人们逐渐看到，民国不仅是一个战乱不已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宽容、产生大师的年代。章太炎、胡适之、沈从文、鲁迅、徐志摩、蔡元培等……人人个性强烈，各具独特风采。民国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傅斯年一生拒不入党，拒不做官。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在对民国历史再认识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民国，看到了充满矛盾的民国，正是这种丰富性和矛盾性引发了人们对民国的兴趣。“民国热”表面上是对历史的关注，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现实的潜流”，体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对民国大师的种种追忆，事实上反映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的不满、焦虑甚至失望。一些文化名人、专家教授在经济热浪和文化消费中表现出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使文化人一直以来在普通民众中的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陈丹青说，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话虽偏激，不无道理。
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关注，不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缅怀与尊重，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品格与生活态度的书写，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历史的镜像。
对民国课本的重新认识，表现的是对当代教育制度的担忧。当今的应试教育存在许多弊端，作为百科基础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受到的批评最多。人们的批评不仅指向了教学，更指向了教材，借着对开明课本的热捧，实际表达着对当年中小学生自由朴实文雅的文风的某种认同和对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三
在“民国热”中，出版人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没有出版人的推波助澜，“民国热”可能不会出现。但出版人在积极参与的背后，又表现出了某种缺位，这种缺位是思考和社会责任的缺位。一是对“民国热”的过度娱乐化熟视无睹甚至迎合参与。当前通俗历史市场上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在涉及宏大主题的时候，用简单的叙事来写所谓的“小故事”“片段”“混乱”等，这在当下的民国作品中屡见不鲜。二是出版人对民国读物中反映的历史观缺乏认真的思考。不可否认，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都礼遇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尽量包容。但是，民国的宽容与自由有着很复杂的背景。从民国建立起，中央的权威始终难以将全国整合到一个行政管理的框架中来，在军阀混战、地方半独立的状态下，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知识分子有几分自由，显得卓尔不群。但这种自由与独立不是国家基本制度赋予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自由而有趣的民国”混合了许多当代人的想象，远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真实”。由于一些出版人对于“民国热”缺乏深刻的思考，没有很好地承担文化引领的作用，因此，拼凑而成、价值不高的出版物很容易获准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学者写作的有思想骨力的、对历史有关怀的作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出版空间。
有时读者在接受一种文化信息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一些历史观错误、品位不高的图书是在出版人的放任中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因此，出版人必须要意识到图书出版的商业化运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一定要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在出版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实这也正是民国文化大师的精神追求。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