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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象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一大难题，上海市的老龄化呈现出进入时间早、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以及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高等特点，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一个积极的全新视角出发，试图通过分析低龄老年群体的再就业影响因素，为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可借鉴基础，以更好的缓解因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利用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7年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问卷数据，对上海市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排除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筛选得到影响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通过研究与分析，结合国内外已有经验，提出了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21世纪初，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海，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市的老龄化现状不容乐观，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对于此，我们应结合当下实际情况与时俱进，摒弃老年人只能在家里养老，需要专人照顾等老旧观念;实际上，随着医疗水平不断进步，人均寿命得到不断增加，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精力充沛，在退休后不愿意无所事事，希望通过再就业获取工作报酬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工作经验更丰富，相关知识储备更加完善。科学开发低龄老年群体，将他们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缓解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有利于我国经济向前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关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家庭等小群体以及老龄化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的研究价值和贡献在于，以上海为例，基于CGSS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口老龄化，研究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低龄老年个人，有利于保障其实现再就业，获取劳动报酬，获得必要的社交需要以及自我满足感，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家庭，不僅减轻了独生子女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家庭和谐，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对于社会来说，开发新的劳动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减轻社会压力，符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倡导。对此，本文对上海市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转化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转化，为实现“积极老龄化”倡导提供了借鉴和方向。
二、文献综述
根据已有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口老龄化之间有很强相关性（毛雁冰，李丹慧，2021），但目前国内外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尚未有一致的结论。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不利影响，Hsu等（2018）从教育投资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加重家庭的养老经济负担，将挤占家庭教育投资，并且这种挤出作用在农村家庭更为显著（李宜航，2019）。基德兰德（Kydland）等从子女赡养父母的角度提出，子女在承担照护家庭成员的义务时，会减少在工作方面的投入，主要的家庭劳动者需要在敬仰父母和投入工作以换取劳动报酬之间进行权衡。但也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如逯进等（2018）研究指出，老龄化会倒逼企业以技术和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和物质资本，进而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数量和质量效应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刘成坤等， 2020）。
不同于以上观点，任季萍（2009）则从另一角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她主张重视老年人才，把老年人才作为珍贵资源。并且，社会应该摒弃对老年人的偏见，老年人拥有再就业的平等权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产，不仅能实现老有所为和积极老龄化，而且能为我国带来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助力（穆光宗，张团，2011）。为了科学合理的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我国部分学者针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定性研究，王红漫（2001）指出，老年人的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和自身观念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因素。而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中，低龄老年人是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且开发潜力很大（崔红威，2011）。纵观文献，我国鲜有对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本文以低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转化对策，实现积极老龄化。
三、理论基础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上海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决策（是=1，否=2）为二分类变量。9个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1个为数值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运用最普遍的定量分析方法，因此本文选用此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b0，b1，b2…b10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1，x2，x3，x4，x5…x10代表的是解释变量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主观幸福感、社会保障力度和互联网使用频率。
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似然函数为：
等式两边取对数
上式中， pi为第i个样本选择再就业的概率，yi是第i个样本是否拥有再就业意愿yi=1表明该样本有再就业的意愿y2=0表明该样本没有再就业的意愿。本模型的目的是求出使得lnL的值最大时的总体参数b0，b1，b2…b10的值，并检验变量的显著性。
（二）数据样本的来源与变量解释
本文的主要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7年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调查问卷 （居民问卷），该数据库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其样本量充足，数据结构较好。本文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所需样板调查数据来展开后续分析。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行为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基于CGSS居民问卷中的问题A56进行构造，我们用“采取各种途径主动寻找工作”表示想要再就业的劳动者（想要再就业=1），用“未采取任何途径寻找工作”表示不愿进行再就业者（不愿再就业=0）。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力度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来作为解释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模型运用SPSS中的二元 Logistic进行回归，并选用基于似然比检验的向前法（向前：LR），相较于其他方法，选用它的原因如下：第一，似然比检验是根据整个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结果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更高的可靠性，而Wald检验未考虑各变量之间的综合作用，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因素之间有多重共线性，所以结果并不可靠。第二，输入法和向后回归法都是把所有变量放进模型，都没有对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而向前回归法则把变量一个一个逐步放入模型，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变量之间是否相互影响。所以本文采用基于似然比檢验的向前法（向前：LR）。
（一）显著性检验
从表格1和2可知，性别、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被解释变量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决策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主观幸福感、社会保障力度和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
从性别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性别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Sig=0.015<0.05）。从表2可以看出女性低龄老年人在就业概率是男性的0.015倍，也就是说女性低龄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意识比男性低龄老年人的弱。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分工的影响，男性承担养家的责任，当家庭压力增大时男性不得不延长工作的年限去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而女性则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会更多地趋向于照顾家庭，减少工作时间。
从健康状况变量的影响因素来看，在其他变量得到优先控制的情况下，健康状况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Sig=0.032<0.05）。由表2可以看出，Exp（B）=0.355，即健康状况不佳的低龄老年人，选择再就业倾向是健康状况好的低龄老年人的0.355倍，意味着健康状况好的低龄老年人比健康状况不佳老年热更愿意参与市场劳动。这符合我们的认知，只要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低龄老年人才有能力去选择再就业。
在其他变量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Sig=0.041<0.05）。表2数据显示，Exp（B）=0.329，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低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再就业。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低龄老年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参加劳动的时间较晚，并且高的受教育程度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就业机会和能力，这造成他们想延长工作时间或再就业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婚姻状况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婚姻状况对被解释变量无显著影响。笔者认为个体的再就业选择多来自于内在动因，较低程度因为与伴侣的婚姻状况而影响是否就业，这符合近年来上海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思想更加先进开放的背景相一致，因此该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从社会保障力度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上海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普及程度广，保障程度高，保障工作落实到位的特点，低龄老年人不会因为担心老无所依而承受经济与心里上的压力选择再工作，同时社会保障加强了主观幸福感，因此，社会保障力度和主观幸福感对于老年群体的再就业选择影响不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被解释变量无显著影响。可能有两个原因导致，一是老年人使用的普遍较少，普及度较差，对互联网持有怀疑态度;二是获取信息途径较多，老年群体获得再就业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对互联网查阅信息的依赖程度较低。
（二）模型检验
1.模型预测性检验
由表4可知，模型和点差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状况，模型的成功的预测率达到了90.8%，即模型有90.8%概率可以预测出上海低龄老年人是否选择再就业。
2.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从表6可以看出，Sig=0.658，大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即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好，简约模型与饱和模型间无差异，所以接受原假设Ho。也即模型很好的拟合了上海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选择的数据。
五、结论与对策
合理开发及利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是充分实现老年人自我价值、缓解社会养老压力、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要实现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并利用是一项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工作。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性别、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状况市影响其再就业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低龄老年人的个人特质的影响最为突出。
针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及优惠政策。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特殊的身体情况以及作息安排，采用更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时间，避免强制加班等规定，并且加强老年群体再就业的保险政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引导民众对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认识和观念转变。政府应做好大力宣传积极倡导工作，打消社会民众，企业部门对于老年群体就业的歧视以及顾虑。同时应利用好“互联网+”理念，寻求更多有利于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资源以及开展针对性教育培训，利用互联网快捷性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就业途径，充分利用互联网低成本以及普及性强的特点，推出适合老年群体的线上培训课程，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活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一、引言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21世纪初，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海，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市的老龄化现状不容乐观，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对于此，我们应结合当下实际情况与时俱进，摒弃老年人只能在家里养老，需要专人照顾等老旧观念;实际上，随着医疗水平不断进步，人均寿命得到不断增加，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精力充沛，在退休后不愿意无所事事，希望通过再就业获取工作报酬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工作经验更丰富，相关知识储备更加完善。科学开发低龄老年群体，将他们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缓解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有利于我国经济向前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关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家庭等小群体以及老龄化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的研究价值和贡献在于，以上海为例，基于CGSS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口老龄化，研究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低龄老年个人，有利于保障其实现再就业，获取劳动报酬，获得必要的社交需要以及自我满足感，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家庭，不僅减轻了独生子女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家庭和谐，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对于社会来说，开发新的劳动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减轻社会压力，符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倡导。对此，本文对上海市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转化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转化，为实现“积极老龄化”倡导提供了借鉴和方向。
二、文献综述
根据已有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口老龄化之间有很强相关性（毛雁冰，李丹慧，2021），但目前国内外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尚未有一致的结论。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不利影响，Hsu等（2018）从教育投资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加重家庭的养老经济负担，将挤占家庭教育投资，并且这种挤出作用在农村家庭更为显著（李宜航，2019）。基德兰德（Kydland）等从子女赡养父母的角度提出，子女在承担照护家庭成员的义务时，会减少在工作方面的投入，主要的家庭劳动者需要在敬仰父母和投入工作以换取劳动报酬之间进行权衡。但也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如逯进等（2018）研究指出，老龄化会倒逼企业以技术和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和物质资本，进而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数量和质量效应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刘成坤等， 2020）。
不同于以上观点，任季萍（2009）则从另一角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她主张重视老年人才，把老年人才作为珍贵资源。并且，社会应该摒弃对老年人的偏见，老年人拥有再就业的平等权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产，不仅能实现老有所为和积极老龄化，而且能为我国带来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助力（穆光宗，张团，2011）。为了科学合理的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我国部分学者针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定性研究，王红漫（2001）指出，老年人的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和自身观念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因素。而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中，低龄老年人是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且开发潜力很大（崔红威，2011）。纵观文献，我国鲜有对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本文以低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转化对策，实现积极老龄化。
三、理论基础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上海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决策（是=1，否=2）为二分类变量。9个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1个为数值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运用最普遍的定量分析方法，因此本文选用此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b0，b1，b2…b10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1，x2，x3，x4，x5…x10代表的是解释变量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主观幸福感、社会保障力度和互联网使用频率。
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似然函数为：
等式两边取对数
上式中， pi为第i个样本选择再就业的概率，yi是第i个样本是否拥有再就业意愿yi=1表明该样本有再就业的意愿y2=0表明该样本没有再就业的意愿。本模型的目的是求出使得lnL的值最大时的总体参数b0，b1，b2…b10的值，并检验变量的显著性。
（二）数据样本的来源与变量解释
本文的主要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7年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调查问卷 （居民问卷），该数据库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其样本量充足，数据结构较好。本文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所需样板调查数据来展开后续分析。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行为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基于CGSS居民问卷中的问题A56进行构造，我们用“采取各种途径主动寻找工作”表示想要再就业的劳动者（想要再就业=1），用“未采取任何途径寻找工作”表示不愿进行再就业者（不愿再就业=0）。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力度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来作为解释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模型运用SPSS中的二元 Logistic进行回归，并选用基于似然比检验的向前法（向前：LR），相较于其他方法，选用它的原因如下：第一，似然比检验是根据整个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结果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更高的可靠性，而Wald检验未考虑各变量之间的综合作用，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因素之间有多重共线性，所以结果并不可靠。第二，输入法和向后回归法都是把所有变量放进模型，都没有对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而向前回归法则把变量一个一个逐步放入模型，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变量之间是否相互影响。所以本文采用基于似然比檢验的向前法（向前：LR）。
（一）显著性检验
从表格1和2可知，性别、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被解释变量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决策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退休前工作类型、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主观幸福感、社会保障力度和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
从性别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性别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Sig=0.015<0.05）。从表2可以看出女性低龄老年人在就业概率是男性的0.015倍，也就是说女性低龄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意识比男性低龄老年人的弱。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分工的影响，男性承担养家的责任，当家庭压力增大时男性不得不延长工作的年限去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而女性则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会更多地趋向于照顾家庭，减少工作时间。
从健康状况变量的影响因素来看，在其他变量得到优先控制的情况下，健康状况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Sig=0.032<0.05）。由表2可以看出，Exp（B）=0.355，即健康状况不佳的低龄老年人，选择再就业倾向是健康状况好的低龄老年人的0.355倍，意味着健康状况好的低龄老年人比健康状况不佳老年热更愿意参与市场劳动。这符合我们的认知，只要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低龄老年人才有能力去选择再就业。
在其他变量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Sig=0.041<0.05）。表2数据显示，Exp（B）=0.329，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低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再就业。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低龄老年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参加劳动的时间较晚，并且高的受教育程度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就业机会和能力，这造成他们想延长工作时间或再就业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婚姻状况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婚姻状况对被解释变量无显著影响。笔者认为个体的再就业选择多来自于内在动因，较低程度因为与伴侣的婚姻状况而影响是否就业，这符合近年来上海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思想更加先进开放的背景相一致，因此该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从社会保障力度变量的影响角度来看，上海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普及程度广，保障程度高，保障工作落实到位的特点，低龄老年人不会因为担心老无所依而承受经济与心里上的压力选择再工作，同时社会保障加强了主观幸福感，因此，社会保障力度和主观幸福感对于老年群体的再就业选择影响不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被解释变量无显著影响。可能有两个原因导致，一是老年人使用的普遍较少，普及度较差，对互联网持有怀疑态度;二是获取信息途径较多，老年群体获得再就业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对互联网查阅信息的依赖程度较低。
（二）模型检验
1.模型预测性检验
由表4可知，模型和点差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状况，模型的成功的预测率达到了90.8%，即模型有90.8%概率可以预测出上海低龄老年人是否选择再就业。
2.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从表6可以看出，Sig=0.658，大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即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好，简约模型与饱和模型间无差异，所以接受原假设Ho。也即模型很好的拟合了上海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选择的数据。
五、结论与对策
合理开发及利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是充分实现老年人自我价值、缓解社会养老压力、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要实现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并利用是一项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工作。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性别、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状况市影响其再就业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低龄老年人的个人特质的影响最为突出。
针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及优惠政策。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特殊的身体情况以及作息安排，采用更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时间，避免强制加班等规定，并且加强老年群体再就业的保险政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引导民众对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认识和观念转变。政府应做好大力宣传积极倡导工作，打消社会民众，企业部门对于老年群体就业的歧视以及顾虑。同时应利用好“互联网+”理念，寻求更多有利于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资源以及开展针对性教育培训，利用互联网快捷性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就业途径，充分利用互联网低成本以及普及性强的特点，推出适合老年群体的线上培训课程，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活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