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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8
59.00元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土地问题讲解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农村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兼任贵州省湄潭县农村改革总顾问，参与南海、义乌、泸县、余江等地改革试验。代表专著包括《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等。
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乡村变迁和哈佛訪学的系列随笔文章。作者不仅以其自身及家族成员的亲身经历，感性阐释了改革开放给其家庭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凭借其几十年来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积累，从学理层面分析了改革开放给整个农村和城市带来的改变。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对大学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位经济学人的问题意识和经邦济世之情怀。
与许多在城里长大的研究者不同，我对城与乡之间的敏感完全来自亲身经历。各种切肤之感使自己往往对一些关于城乡问题的高谈阔论嗤之以鼻，对大量堆砌城乡差距的冷冰冰数字不以为然，对一些隔靴搔痒的政策建议报以一笑。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目的进到城里的农村人来讲，城与乡之间立着的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墙。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人的制度性歧视，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人从里到外积蓄足够强大的能量。
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算是20世纪80年代初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幸运儿。与许多从名中学考取大学的学生不同，我当时在湖北洪湖一所普通中学就读。这里的学生不认命，老师也想帮助来这里的孩子改变命运，于是就一起拼命，使这所中学在当时的高考成绩每年能排洪湖第三位，在全县甚至周边县都很有名。由于这所中学位于公社一隅，“城”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当时支撑自己在这所学校苦读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学后“吃上粮票”，在我们公社供销社门市部站个柜台，像里面的人一样卖烟酒、布料、煤油。也就是说，当时的最高理想按学术术语讲顶多也就是“农村商业化”，绝没有当城里人的奢望！
当然，想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来摆脱农村的贫困，也绝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由于所在的公社未设考场，我们是被拉到相邻的公社去考的。记得我们几十个人满满地挤在一辆解放牌敞篷卡车上，个个表情凝重。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坐汽车就是去干人生如此重大的事。我站在敞篷前边，扶着栏杆，有着一种奔赴战场的悲壮！那两天考完后，我们已不再聊答题的对错，晚上围着煤油灯，谈着各自考完后的去处。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考不取，就在老家找一个师傅学半年木工，然后到深圳打工，帮人家盖房子。也就是说，当时已拿定主意，即便考不取，也不想跟父母一样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怎么也得去当一个“农民工”。
高考结束以后，我除了农忙时帮父母做一些田里的活（这实际上也是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干过的十分有限的农活），心里当然也惦记着有一天能接到那份能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盼啊盼的，终于在一天午后，我正在河垸捕鱼的兴头上，我们校长摇晃着那张录取通知书，远远地喊着向我跑来：“录取啦！复旦录取啦！”在我们洪湖老家，复旦那时的名声是与北大齐名的，当地老乡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的，都有句口头禅：“北有北大，南有复旦。”那几天，全村的乡亲围在我家，所有老乡的激动与兴奋是我长那么大从未见到的，我父亲绝对是那天最幸福、最扬眉吐气的人！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了中国有所学校叫“复旦”，她就坐落在上海！环顾几天几夜未合眼陪我聊天的乡亲，我也隐约感到，自己要与这些淳朴、勤劳的人们告别了！要与这片生我养我的乡土告别了！我要进城了！
当我背着重重的行囊离开家乡，踏上去往上海复旦的征程时，路途的奔波对我们农村人还不算什么，最大的不适应是，从熟人社会闯入非人际的陌生人社会后的惶恐与不安。先是村里乡亲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公社，在公社搭上去县城的汽车，然后再从县城搭上去往武汉的长途汽车。在武汉一下长途汽车，整个人就陷入木然和不知所措，第一次进到城市的那种陌生和绝望啊！出长途汽车站后，向行色匆匆的城里人一打听才知道，搭去往上海的轮船，我要过的第一关是从新华路长途汽车站抵达王家巷码头。当地人十分热情地告诉我坐几路转几路车可以抵达码头。问题是，我从未坐过这玩意儿，每一路车的去处也不一样，拉远了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步行着向去往上海的码头进发！我一边问路，一边扛着重重的行李走着，足足花了近四个小时方抵达王家巷码头，买了最便宜的票，登上了沿长江而下去往上海的轮船。
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乘船，终于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一上岸，就找到了组织—复旦新生接待站，很快被我们经济系几个学生接到寝室。我们七个人一间寝室，三个上海本地同学，还有三个是外地同学。最让我窒息的，是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那种在我当时看来一辈子甚至两辈子都消除不了的鸿沟！在寝室里，城里学生聊的话题，农村孩子根本不明就里，他们聊得起劲，笑得翻掉被子，我们却无动于衷；在教室里，除了上课老师或浓或淡的上海口音的困扰，更主要是知识贫乏产生的阻隔；在图书馆，城里学生看报纸杂志津津有味，我这种靠背题做题考进复旦的，一张《文汇报》从头看不到尾；听讲座时，城里学生听黑格尔、康德、尼采津津有味的，农村来的学生会不自觉地发问：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让我们农村学生自豪的。记得进复旦后，我们的文艺委员——同样是来自大城市天津的一位高挑女生，组织我们去长风公园划船。看到小小的划子、窄窄的桨，还几个人坐一条小船上一起用力划，我很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好这个？我们在洪湖用一根竹竿一使劲就让船跑老远，那什么劲啊！后来才明白，人家玩的那叫情趣！
对于进城以后的农村人来说，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贫困是否会将自己摧毁。尽管那时农村人穷，城里人也富不到哪里去，但是，两者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几名来自北京军队大院的学生穿着一身绿军装的那个牛啊，上海同学隔两天换一套、穿着在枕头底下压出的有折有缝的衣服走进教室的那个洋啊，我则穿着那件在农村买的冒牌的海军紧身夹克衫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那个穷啊！我们可以不和他们比穿着，但是，基本生存的威胁有时真会摧毁你的自尊，浇灭你的斗志。记得那时学校是按学生家庭收入条件发助学金的，我们农村来的大多是二十三块五。农村来的，除了缺物质，更缺精神。我们助学金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校门边那家书店去做贡献。碰到好书多的月份就惨了，经常是花掉以后，就剩下个十块八块的。怎么过？一个办法是，等城里学生大排吃得吱吱响后，再去食堂，买一份复旦式的底菜，加一份复旦式的腐乳，找到食堂一角草草填满已经饥肠辘辘的肚子。除了日常生活应对的尴尬，过春节回家上街买礼品也是一道难过的坎儿。由于我们一看就是“乡下人”，口袋里肯定没有钱，见多识广的上海营业员对我们也难以热情起来。为了保住自尊心，我们经常是戴上“复旦大学”校徽，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以我自己由乡入城的经历来看，一个农村人要变成城里人，不仅仅是收入方面城乡差别的消除，生活条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后一方面的弥合比那些看得见的方面的缩小更难！第一代农村人落脚城市后，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继续努力，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译林出版社
2019.8
59.00元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土地问题讲解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农村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兼任贵州省湄潭县农村改革总顾问，参与南海、义乌、泸县、余江等地改革试验。代表专著包括《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等。
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乡村变迁和哈佛訪学的系列随笔文章。作者不仅以其自身及家族成员的亲身经历，感性阐释了改革开放给其家庭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凭借其几十年来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积累，从学理层面分析了改革开放给整个农村和城市带来的改变。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对大学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位经济学人的问题意识和经邦济世之情怀。
与许多在城里长大的研究者不同，我对城与乡之间的敏感完全来自亲身经历。各种切肤之感使自己往往对一些关于城乡问题的高谈阔论嗤之以鼻，对大量堆砌城乡差距的冷冰冰数字不以为然，对一些隔靴搔痒的政策建议报以一笑。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目的进到城里的农村人来讲，城与乡之间立着的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墙。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人的制度性歧视，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人从里到外积蓄足够强大的能量。
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算是20世纪80年代初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幸运儿。与许多从名中学考取大学的学生不同，我当时在湖北洪湖一所普通中学就读。这里的学生不认命，老师也想帮助来这里的孩子改变命运，于是就一起拼命，使这所中学在当时的高考成绩每年能排洪湖第三位，在全县甚至周边县都很有名。由于这所中学位于公社一隅，“城”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当时支撑自己在这所学校苦读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学后“吃上粮票”，在我们公社供销社门市部站个柜台，像里面的人一样卖烟酒、布料、煤油。也就是说，当时的最高理想按学术术语讲顶多也就是“农村商业化”，绝没有当城里人的奢望！
当然，想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来摆脱农村的贫困，也绝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由于所在的公社未设考场，我们是被拉到相邻的公社去考的。记得我们几十个人满满地挤在一辆解放牌敞篷卡车上，个个表情凝重。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坐汽车就是去干人生如此重大的事。我站在敞篷前边，扶着栏杆，有着一种奔赴战场的悲壮！那两天考完后，我们已不再聊答题的对错，晚上围着煤油灯，谈着各自考完后的去处。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考不取，就在老家找一个师傅学半年木工，然后到深圳打工，帮人家盖房子。也就是说，当时已拿定主意，即便考不取，也不想跟父母一样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怎么也得去当一个“农民工”。
高考结束以后，我除了农忙时帮父母做一些田里的活（这实际上也是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干过的十分有限的农活），心里当然也惦记着有一天能接到那份能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盼啊盼的，终于在一天午后，我正在河垸捕鱼的兴头上，我们校长摇晃着那张录取通知书，远远地喊着向我跑来：“录取啦！复旦录取啦！”在我们洪湖老家，复旦那时的名声是与北大齐名的，当地老乡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的，都有句口头禅：“北有北大，南有复旦。”那几天，全村的乡亲围在我家，所有老乡的激动与兴奋是我长那么大从未见到的，我父亲绝对是那天最幸福、最扬眉吐气的人！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了中国有所学校叫“复旦”，她就坐落在上海！环顾几天几夜未合眼陪我聊天的乡亲，我也隐约感到，自己要与这些淳朴、勤劳的人们告别了！要与这片生我养我的乡土告别了！我要进城了！
当我背着重重的行囊离开家乡，踏上去往上海复旦的征程时，路途的奔波对我们农村人还不算什么，最大的不适应是，从熟人社会闯入非人际的陌生人社会后的惶恐与不安。先是村里乡亲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公社，在公社搭上去县城的汽车，然后再从县城搭上去往武汉的长途汽车。在武汉一下长途汽车，整个人就陷入木然和不知所措，第一次进到城市的那种陌生和绝望啊！出长途汽车站后，向行色匆匆的城里人一打听才知道，搭去往上海的轮船，我要过的第一关是从新华路长途汽车站抵达王家巷码头。当地人十分热情地告诉我坐几路转几路车可以抵达码头。问题是，我从未坐过这玩意儿，每一路车的去处也不一样，拉远了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步行着向去往上海的码头进发！我一边问路，一边扛着重重的行李走着，足足花了近四个小时方抵达王家巷码头，买了最便宜的票，登上了沿长江而下去往上海的轮船。
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乘船，终于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一上岸，就找到了组织—复旦新生接待站，很快被我们经济系几个学生接到寝室。我们七个人一间寝室，三个上海本地同学，还有三个是外地同学。最让我窒息的，是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那种在我当时看来一辈子甚至两辈子都消除不了的鸿沟！在寝室里，城里学生聊的话题，农村孩子根本不明就里，他们聊得起劲，笑得翻掉被子，我们却无动于衷；在教室里，除了上课老师或浓或淡的上海口音的困扰，更主要是知识贫乏产生的阻隔；在图书馆，城里学生看报纸杂志津津有味，我这种靠背题做题考进复旦的，一张《文汇报》从头看不到尾；听讲座时，城里学生听黑格尔、康德、尼采津津有味的，农村来的学生会不自觉地发问：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让我们农村学生自豪的。记得进复旦后，我们的文艺委员——同样是来自大城市天津的一位高挑女生，组织我们去长风公园划船。看到小小的划子、窄窄的桨，还几个人坐一条小船上一起用力划，我很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好这个？我们在洪湖用一根竹竿一使劲就让船跑老远，那什么劲啊！后来才明白，人家玩的那叫情趣！
对于进城以后的农村人来说，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贫困是否会将自己摧毁。尽管那时农村人穷，城里人也富不到哪里去，但是，两者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几名来自北京军队大院的学生穿着一身绿军装的那个牛啊，上海同学隔两天换一套、穿着在枕头底下压出的有折有缝的衣服走进教室的那个洋啊，我则穿着那件在农村买的冒牌的海军紧身夹克衫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那个穷啊！我们可以不和他们比穿着，但是，基本生存的威胁有时真会摧毁你的自尊，浇灭你的斗志。记得那时学校是按学生家庭收入条件发助学金的，我们农村来的大多是二十三块五。农村来的，除了缺物质，更缺精神。我们助学金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校门边那家书店去做贡献。碰到好书多的月份就惨了，经常是花掉以后，就剩下个十块八块的。怎么过？一个办法是，等城里学生大排吃得吱吱响后，再去食堂，买一份复旦式的底菜，加一份复旦式的腐乳，找到食堂一角草草填满已经饥肠辘辘的肚子。除了日常生活应对的尴尬，过春节回家上街买礼品也是一道难过的坎儿。由于我们一看就是“乡下人”，口袋里肯定没有钱，见多识广的上海营业员对我们也难以热情起来。为了保住自尊心，我们经常是戴上“复旦大学”校徽，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以我自己由乡入城的经历来看，一个农村人要变成城里人，不仅仅是收入方面城乡差别的消除，生活条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后一方面的弥合比那些看得见的方面的缩小更难！第一代农村人落脚城市后，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继续努力，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