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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论语》里,孔子专门论及社会语言问题的内容至少有20多处,他的这些社会语言学观点即使到了2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现代的社会语言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孔子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更是中国古代史上深刻了解语言表达技巧的社会语言学家。本文试对孔子的在社会语言学上的论述加以阐释,以期引起语言修辞界的关注,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孔子 社会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毕其一生的政治和教育生涯中,他除以书面语言的形式编就了《春秋》之外,还经常用口头语言向君主宣讲治国之道,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因此,孔子对于社会语言有一定的见解。在由孔子的弟子口授、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录《论语》、以及《春秋》和西汉时形成的《礼记》里,保存了孔子大量的言论,其中许多精彩的语句早已成为警句或格言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汉语中,还有许多词语也演变成了成语和基本词汇,并保留在现代汉语的语汇中。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耻下问”等等,都是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词语或格言。所以,孔子应当是迄今为止中国创造词汇最多的语言大师。
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神奇的事物,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学者的孔子,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正因为他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的技巧与方法,他说话才会妙语连珠、口吐莲花。在《论语》里,孔子专门论及社会语言问题的内容至少有20多处,他的这些社会语言学观点即使到了2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现代的社会语言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孔子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更是中国古代史上深刻了解语言表达技巧的社会语言学家。本文试对孔子的在社会语言修辞学上的论述加以阐释,以期引起语言修辞界的关注,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孔子认为,社会语言分为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两个方面,在社会语言的实践中,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形式的质朴和真诚才是孔子所大力提倡的语言风格,所以孔子有了下列关于社会语言修辞方面的论述:
一 辞达而已矣——社会语言的基本功能
对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功能,孔子的观点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辞与词在古代汉语中有时通用,都是“词”的意思。如词诠、辞通、辞源、辞海等,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是构成语句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能够承载信息的基本语言符号。但“辞达而已矣”中的“辞”显然不仅仅是指词汇的“词”,这个“辞”字既指能够承载信息的符号“词”,又指承载了语言信息的整个语言系统。我们可以把孔子所说的“辞”理解成“所说的话”,也就是言语,或言词。“达”,就是表达明白的意思。“辞达而已矣”的意思就是:“所说的话要把意思表达明白就可以了。”
处于离散状态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或称之为符号、信号),是不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所以语言学意义上的“词”不存在“达”与“不达”的问题,显然孔子所讨论的是由若干个“词”所组合而成的语言信息信号系统,是讨论这种语言系统是否能“达”的问题。口头语言就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说者是传播主体,语言是传播载体,内容是传播客体。具体地说,说话的过程就是说者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内心里制作成语句或语段(即语言信息符号系统),再向听者传递。无论所传递的内容为真为假,只要是说者把传递的信息传递了出来,那么就做到“达意”了,否则就是“辞不达意”。因此,明白无误地表达传播主体(说者或写作者)的思想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要求,而最早揭示出这一基本的社会语言学功能的就是孔子。
二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言内容与形式之关系
当做到了“辞达而是已矣”的基本要求之后,就应当对社会语言有进一步修饰的要求,孔子的语言修辞标准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话时)如果内容大于语言形式,所说的话就显得粗鄙;如果语言形式优于内容,所说的话就显得浮华虚伪。说话的内容与采用的形式相对应相对称,这才是有修养的人说话应该有的样子。”孔子此言是在讨论在交谈过程中的语言信息内容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播效应的问题,在孔子的语言里,“胜”表示不对称,即在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如果存在不对称、不平衡的所谓“胜”的关系的话,那么必定会辞不达意或以辞害义,会产生出不好的语言传播效果,给人留下了“野”或者“史”的印象。“野”和“史”都是评判语,都是贬义词,意即言语粗俗或语言刻板。“彬彬”和“君子”也是评判语,是褒义词,意即语言高雅有修养。孔子所倡导的社会语言中的文质彬彬(即内容与语言相对称)的语言效果,就是文与质相应的“彬彬”和“君子”的效果,而这种相应的文质关系会使所说的话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并使听者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感受到说话者良好的修养。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孔子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开始讨论接受美学的话题了。
三 巧言乱德——对社会语言表达效果的要求
在讲究说话者的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和谐关系的同时,孔子否定了那些在社会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花言巧语的作法,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在《论语》里,孔子否定“巧言”的言论竟多达四处,足见孔子对巧言的深恶痛绝。孔子认为,巧言可以败坏人的美德,是一种没有道德的表现,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为:“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朱熹的话道出了巧言可恶的原因,其原因就是使人的道德观发生了混乱,所以孔子认为当一个人在社会公开的场所里花言巧语时,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没有道德操守的人,孔子和左丘明一样,对这类人感到反感,认为他们很无耻。
出于对“巧言令色”的反感,孔子认为“文胜质”其实也是一种书面语言的“巧言”,都存在故意卖弄自己的文采的倾向,但“文胜质”与“巧言令色”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孔子认为“文胜质”只不过是卖弄自己的文采而已,使自己原本并不复杂的语意上面附着过于花哨的词汇外形;而“巧言令色”则存在着恶意骗人的动机,说话者是在用动听的言词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意图以欺骗听者,从而达到恶意欺骗之目的。因此,孔子认为这样“巧言令色”的语言效果不是“文质彬彬”,而是“乱德”,即败坏了语言的诚信感,也违背了孔子所提倡的“言思忠”的道德准则。所以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成语“花言巧语”,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一个贬意词,也是和欺骗等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孔子十分贬抑“巧言令色”之人,一方面孔子又十分褒扬“讷于言”的人,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很显然,孔子所说的“讷于言”的木讷之人,其实是出言谨慎之人,这样的人往往看起来说话不太快,言语有些迟缓,但他们的话是真诚的、本色的,因为他们具有了仁和诚信的品德,所以他们的“讷于言”正是真诚的表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社会语言言辞美的标准是:真诚无欺的语意、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
四 不学诗,无以言——提高社会语言修养的途径
虽然孔子对“讷于言”之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并不说明孔子认为口头语言不应当加任何修饰,或不使用任何的修辞手段,相反,孔子自己却是一个十分重视修辞手法的人。孔子的名言“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要求说话时要使用一定的修辞手段。所谓修辞,就是对言词进行精雕细刻的加工,使想要表达的内容通过恰当的语言形式,从而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而能否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取决于说话者内心的文化修养。为提高社会工作者(如教师、从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孔子提出了向古代经典学习语言的方法:
“陈亢问于伯鱼也:‘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在二人这次有趣的对话里,陈亢问出了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伯鱼学习《诗经》的对话,孔子认为,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学习《诗经》的话,那么他开口说话必无文采,没有修养,说出的话也就显得浅薄。在《论语•阳货》里,孔子照样提出了青年人学习《诗经》的必要性:
“女为《召南》《周南》矣乎?人而不为《召南》《周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
《召南》、《周南》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两个部分,也是后世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部分,孔子显然特别喜欢《诗经》中的这两个部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召南》、《周南》的诗,就好像正对着墙壁站立而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召南》、《周南》里有许多优美的言辞,而这些言辞是教会人更好、更有修养的说话的途径,掌握了这个途径,他可以更好地与周围的人群沟通,他的人生之路就宽阔了。
孔子不仅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诗经》,对他的学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孔子曰:“小子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孔子对于《诗经》这部诗歌经典的全面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学习了《诗经》,掌握了《诗经》里的知识的话,就可以全面地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因此,孔子自己在进行教学活动或政治活动时,就时时地引用《诗经》来加深他的语言表达效果,如:
“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
其中“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一句话出自于《诗经•邶风•雄雉》,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没有贪心的时候,他的举止都会显得很真诚,很善良。孔子把《诗经》里现成的诗句拿来用在称赞他的学生子由的身上,自然贴切,简洁典雅。
孔子的学生也像孔子一样很会在语言中套入《诗经》句子,来提高语言的表达质量,如曾子有疾,他召来弟子曰: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比喻一个人行事小心翼翼,才能避免灾祸。曾经“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子,一辈子可谓活得小心翼翼,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曾子才用《诗经》里的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他得到了解脱的心情。除此之外,在《论语》里,孔子与孔子的弟子引用《诗经》、《尚书》、《易经》里经典名句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孔子很注重从经典中学习语言,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复,推行仁政和礼治,曾周游列国说服各国的诸侯们采纳他的治国理念,他还广招学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宣讲政治主张和教授学业的频繁的社会语言实践中,孔子创造着独具风格的语言艺术,也使他的社会语言观得到了实践的认可;而在《论语》里保存的孔子使用过的大量的语言修辞方法和生动的词汇,则表明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社会语言实践者:他的“辞达而已矣”的社会语言理论指出了社会语言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确地解决了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巧言乱德”从反面强调了正确处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不学诗,无以言”提出了提高语言修养的途径。孔子不但为后世创造了许多词汇,更为后世树立了社会语言方面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应当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学家了。
参考文献:
[1]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韩愈、李翱注:《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
[4] 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华锋:《诗经诠释》,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孙晓芙,女,1974—,吉林农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古代哲学,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关键词:孔子 社会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毕其一生的政治和教育生涯中,他除以书面语言的形式编就了《春秋》之外,还经常用口头语言向君主宣讲治国之道,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因此,孔子对于社会语言有一定的见解。在由孔子的弟子口授、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录《论语》、以及《春秋》和西汉时形成的《礼记》里,保存了孔子大量的言论,其中许多精彩的语句早已成为警句或格言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汉语中,还有许多词语也演变成了成语和基本词汇,并保留在现代汉语的语汇中。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耻下问”等等,都是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词语或格言。所以,孔子应当是迄今为止中国创造词汇最多的语言大师。
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神奇的事物,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学者的孔子,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正因为他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的技巧与方法,他说话才会妙语连珠、口吐莲花。在《论语》里,孔子专门论及社会语言问题的内容至少有20多处,他的这些社会语言学观点即使到了2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现代的社会语言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孔子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更是中国古代史上深刻了解语言表达技巧的社会语言学家。本文试对孔子的在社会语言修辞学上的论述加以阐释,以期引起语言修辞界的关注,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孔子认为,社会语言分为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两个方面,在社会语言的实践中,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形式的质朴和真诚才是孔子所大力提倡的语言风格,所以孔子有了下列关于社会语言修辞方面的论述:
一 辞达而已矣——社会语言的基本功能
对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功能,孔子的观点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辞与词在古代汉语中有时通用,都是“词”的意思。如词诠、辞通、辞源、辞海等,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是构成语句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能够承载信息的基本语言符号。但“辞达而已矣”中的“辞”显然不仅仅是指词汇的“词”,这个“辞”字既指能够承载信息的符号“词”,又指承载了语言信息的整个语言系统。我们可以把孔子所说的“辞”理解成“所说的话”,也就是言语,或言词。“达”,就是表达明白的意思。“辞达而已矣”的意思就是:“所说的话要把意思表达明白就可以了。”
处于离散状态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或称之为符号、信号),是不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所以语言学意义上的“词”不存在“达”与“不达”的问题,显然孔子所讨论的是由若干个“词”所组合而成的语言信息信号系统,是讨论这种语言系统是否能“达”的问题。口头语言就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说者是传播主体,语言是传播载体,内容是传播客体。具体地说,说话的过程就是说者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内心里制作成语句或语段(即语言信息符号系统),再向听者传递。无论所传递的内容为真为假,只要是说者把传递的信息传递了出来,那么就做到“达意”了,否则就是“辞不达意”。因此,明白无误地表达传播主体(说者或写作者)的思想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要求,而最早揭示出这一基本的社会语言学功能的就是孔子。
二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言内容与形式之关系
当做到了“辞达而是已矣”的基本要求之后,就应当对社会语言有进一步修饰的要求,孔子的语言修辞标准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话时)如果内容大于语言形式,所说的话就显得粗鄙;如果语言形式优于内容,所说的话就显得浮华虚伪。说话的内容与采用的形式相对应相对称,这才是有修养的人说话应该有的样子。”孔子此言是在讨论在交谈过程中的语言信息内容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播效应的问题,在孔子的语言里,“胜”表示不对称,即在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如果存在不对称、不平衡的所谓“胜”的关系的话,那么必定会辞不达意或以辞害义,会产生出不好的语言传播效果,给人留下了“野”或者“史”的印象。“野”和“史”都是评判语,都是贬义词,意即言语粗俗或语言刻板。“彬彬”和“君子”也是评判语,是褒义词,意即语言高雅有修养。孔子所倡导的社会语言中的文质彬彬(即内容与语言相对称)的语言效果,就是文与质相应的“彬彬”和“君子”的效果,而这种相应的文质关系会使所说的话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并使听者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感受到说话者良好的修养。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孔子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开始讨论接受美学的话题了。
三 巧言乱德——对社会语言表达效果的要求
在讲究说话者的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和谐关系的同时,孔子否定了那些在社会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花言巧语的作法,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在《论语》里,孔子否定“巧言”的言论竟多达四处,足见孔子对巧言的深恶痛绝。孔子认为,巧言可以败坏人的美德,是一种没有道德的表现,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为:“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朱熹的话道出了巧言可恶的原因,其原因就是使人的道德观发生了混乱,所以孔子认为当一个人在社会公开的场所里花言巧语时,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没有道德操守的人,孔子和左丘明一样,对这类人感到反感,认为他们很无耻。
出于对“巧言令色”的反感,孔子认为“文胜质”其实也是一种书面语言的“巧言”,都存在故意卖弄自己的文采的倾向,但“文胜质”与“巧言令色”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孔子认为“文胜质”只不过是卖弄自己的文采而已,使自己原本并不复杂的语意上面附着过于花哨的词汇外形;而“巧言令色”则存在着恶意骗人的动机,说话者是在用动听的言词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意图以欺骗听者,从而达到恶意欺骗之目的。因此,孔子认为这样“巧言令色”的语言效果不是“文质彬彬”,而是“乱德”,即败坏了语言的诚信感,也违背了孔子所提倡的“言思忠”的道德准则。所以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成语“花言巧语”,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一个贬意词,也是和欺骗等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孔子十分贬抑“巧言令色”之人,一方面孔子又十分褒扬“讷于言”的人,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很显然,孔子所说的“讷于言”的木讷之人,其实是出言谨慎之人,这样的人往往看起来说话不太快,言语有些迟缓,但他们的话是真诚的、本色的,因为他们具有了仁和诚信的品德,所以他们的“讷于言”正是真诚的表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社会语言言辞美的标准是:真诚无欺的语意、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
四 不学诗,无以言——提高社会语言修养的途径
虽然孔子对“讷于言”之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并不说明孔子认为口头语言不应当加任何修饰,或不使用任何的修辞手段,相反,孔子自己却是一个十分重视修辞手法的人。孔子的名言“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要求说话时要使用一定的修辞手段。所谓修辞,就是对言词进行精雕细刻的加工,使想要表达的内容通过恰当的语言形式,从而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而能否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取决于说话者内心的文化修养。为提高社会工作者(如教师、从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孔子提出了向古代经典学习语言的方法:
“陈亢问于伯鱼也:‘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在二人这次有趣的对话里,陈亢问出了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伯鱼学习《诗经》的对话,孔子认为,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学习《诗经》的话,那么他开口说话必无文采,没有修养,说出的话也就显得浅薄。在《论语•阳货》里,孔子照样提出了青年人学习《诗经》的必要性:
“女为《召南》《周南》矣乎?人而不为《召南》《周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
《召南》、《周南》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两个部分,也是后世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部分,孔子显然特别喜欢《诗经》中的这两个部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召南》、《周南》的诗,就好像正对着墙壁站立而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召南》、《周南》里有许多优美的言辞,而这些言辞是教会人更好、更有修养的说话的途径,掌握了这个途径,他可以更好地与周围的人群沟通,他的人生之路就宽阔了。
孔子不仅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诗经》,对他的学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孔子曰:“小子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孔子对于《诗经》这部诗歌经典的全面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学习了《诗经》,掌握了《诗经》里的知识的话,就可以全面地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因此,孔子自己在进行教学活动或政治活动时,就时时地引用《诗经》来加深他的语言表达效果,如:
“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
其中“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一句话出自于《诗经•邶风•雄雉》,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没有贪心的时候,他的举止都会显得很真诚,很善良。孔子把《诗经》里现成的诗句拿来用在称赞他的学生子由的身上,自然贴切,简洁典雅。
孔子的学生也像孔子一样很会在语言中套入《诗经》句子,来提高语言的表达质量,如曾子有疾,他召来弟子曰: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比喻一个人行事小心翼翼,才能避免灾祸。曾经“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子,一辈子可谓活得小心翼翼,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曾子才用《诗经》里的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他得到了解脱的心情。除此之外,在《论语》里,孔子与孔子的弟子引用《诗经》、《尚书》、《易经》里经典名句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孔子很注重从经典中学习语言,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复,推行仁政和礼治,曾周游列国说服各国的诸侯们采纳他的治国理念,他还广招学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宣讲政治主张和教授学业的频繁的社会语言实践中,孔子创造着独具风格的语言艺术,也使他的社会语言观得到了实践的认可;而在《论语》里保存的孔子使用过的大量的语言修辞方法和生动的词汇,则表明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社会语言实践者:他的“辞达而已矣”的社会语言理论指出了社会语言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确地解决了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巧言乱德”从反面强调了正确处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不学诗,无以言”提出了提高语言修养的途径。孔子不但为后世创造了许多词汇,更为后世树立了社会语言方面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应当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学家了。
参考文献:
[1]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韩愈、李翱注:《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
[4] 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华锋:《诗经诠释》,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孙晓芙,女,1974—,吉林农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古代哲学,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