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天津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许多日本浪人和流氓地痞趁机扰乱市面。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黑恶势力应运而生。北平和天津是华北地区最敏感的地方，中日之战很可能就会在这两座城市中爆发。风雨飘摇的时刻，国民政府委任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
　　29军军长宋哲元专程从北平来天津向他当面交待：一是尽量维持天津局面，缓和与日本人的矛盾，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二是要以日军为目标，加紧部队训练，抓紧改善武器装备。末了宋哲元又说，如能顺手打掉一些黑恶势力，也可翦除日本人的鹰犬，让老百姓喘一口气，维持一下市面秩序。
　　
　　一
　　
　　上任伊始，张自忠先后会见军政元老、工商巨头、士绅名流，鼓励大家为国家的稳定出力。他在召见市府全体公务员时强调，要清正廉洁，千万别暗通交易，贪赃枉法；要善于做实事，提高办事效率，不要呆滞在公文施行中。要积极建议，改进工作，努力对政府和市民负责。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20里以内不准驻守中国军队，但各列强却可以驻兵。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张自忠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又将他的特务营改编为保安营，直接拱卫市政府。将他所指挥的5个旅，分别配置在塘沽、马厂、廊坊、通县、韩家墅，做到确保天津，连接平津，守卫津浦。为了加强领导，还将副师长李文田任命为公安局长。
　　这天，张自忠坐车回到市政府，就见市府门前聚集着许多人，司机按了几声喇叭，也不见人们让开。他走下汽车想看个究竟。人群中有认识张自忠的，忙说：“张市长来了!”张自忠见大伙围着一个日本浪人和一个乞丐模样的人，指指点点地在理论着什么。
　　“怎么回事?”张自忠向市府门前站岗的保安队员问道。
　　“他们不要脸，在这儿撒尿，我们制止也不听。”带班的士兵说。
　　张自忠一愣，心想，岂止不要脸，简直是对天津市政府的侮辱。他向那个戴东洋帽、留仁丹胡的日本浪人瞥一眼。在这么些市民面前，他不觉压了压火气，平静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秋山，秋山一郎。”日本人很傲慢，但说的是一口纯正的天津话。张自忠又问那个蓬头垢面的本地乞丐：“你呢，叫什么?”“乐二哥。”他这么一开口，大家伙儿都笑了。乞丐嘟囔着：“笑嘛?我就叫这个名字嘛!”
　　张自忠郑重地问士兵：“他们在这儿撒尿了吗?”“撒了，这不是!”士兵用脚尖指点着地上的两泡臊尿。他又郑重地问日本浪人和乞丐：“这两泡尿是你们撒的吗?”日本浪人眼睛望天不吭声。乞丐撑不住，点头说，“是我俩撒的。”
　　“好的。”张自忠吩咐士兵，“去找两只水桶来。”一会儿，士兵拿来了两只水桶。士兵们和看热闹的市民，不知市长要水桶干啥，都睁大眼睛瞧着市长。“来，”张自忠口气平缓，但又不容置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一人提只桶，去河里打水来，把自己的尿冲洗干净，我在这里看着。”
　　谁也没想到市长会有这么个决定，市民们笑了。可秋山一郎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以往他们在这儿也撒过尿，还拉过屎，没人敢管，没想到这个新上任的市长却这么厉害。这时他把眼光从张自忠的脸上转向那只水桶，并没有动弹。倒是那个叫乐二哥的年轻乞丐没有怠慢，拎着水桶直奔海河跑。
　　那时的天津市政府就在现今的金钢公园处，“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用飞机、大炮首先把市政府炸平，以为没有了首脑机关就不会遇到抗日力量。后来市民们在这片废墟上修建了公园，因这儿就在金钢桥头，所以命名为金钢公园。——市民们见日本浪人不动窝，纷纷催促着：“去呀，打水冲你的尿呵!”“看这些日本人还敢不敢明着欺负咱中国人!”
　　面对市长的执拗和市民的愤怒，秋山自知难以逃脱处罚，难以逃脱在这么些人面前丢脸。像他们这些所谓的“日本浪人”，大多数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第二代日本人。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游手好闲、身无长技的他们，被日本特务机关所利用，并裹挟像乐二哥那样的本地后生一起，为日本人当鹰犬和打手。这时，他很不情愿地拎着水桶往河边走，见乐二哥已提着水上岸，就悄悄说，他只管从河里打水，让乐二哥提水冲尿。
　　乐二哥拎了一桶水，把自己的尿冲了。又提来一桶水，要去冲秋山的尿。张自忠制止说：“你只管冲你的尿，那一泡，是秋山先生的杰作，还是让他自己来冲为好。”士兵到河边去传达市长的话。秋山这才拎着水桶，小白脸臊得像红红的猴屁股，将桶里的水向那泡臊尿冲去。
　　
　　二
　　
　　这些日子张自忠心里很不平静。以前他就听说过，日本浪人纠集流氓地痞组成黑社会团伙，不仅公然在天津市政府门前拉屎撒尿，而且还扰乱市面，抢劫商店和摊位。有一次，这伙人竟然将东火车站的一段铁路炸毁。每次闹事，日本和其他外国人就浑水摸鱼，趁机自行扩大租界地。作为这个特殊城市的市长，他的责任是既要保土，又要安民。他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将外地流窜来津的小偷、乞丐，能遣送回家的，就给盘缠路费，限期离开；家中无人且本人不愿意回家的，则和本市闲杂人员一起收养，开办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收养所，一面教育一面劳动，不让这些人被日本人利用。这叫做“釜底抽薪”。以条约为基础，审核各国租界地，不准他们擅自扩大，并围绕租界修一条柏油马路，使得界限分明。这叫做“防微杜渐”。政令一出，金融、工商界人士及广大市民均表支持。不久，市面相对安定，亦博得了外地商人的赞扬。
　　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治安，他和公安局长李文田商量，决定打黑除恶。他们派便衣到日租界，打人黑社会团伙，规劝李大、马二、袁三、边四、潘五、齐六、牛七、徐八和阮九等人，叫他们不要为异族人做工具，不做日本人的帮凶打手，不要欺负邻里乡亲。便衣又打又拉，恩威并施，苦口婆心，除袁三死心塌地愿当日本人鹰犬外，其他人老实了许多。
　　不久，葛沽一带有人举报，说一个叫“葛沽老大”的黑帮头子经常聚众抢劫，欺男霸女，在葛沽方圆数十里，无恶不作，称霸一方。这既是个流氓团伙，又是个黑社会组织，手下数十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公安局经过一番调查，确认“葛沽老大”一帮人真的是罪大恶极，不严惩，葛沽一带的民众就不得安宁。局长李文田请示市长张自忠后，决定对其抓捕。
　　葛沽离天津市区较远，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这帮家伙就真以为“老子就是天”。那一天，就在这帮人正聚众闹事之时，警察突然进行围捕。这帮家伙狗急跳墙，动用长枪、短枪、火铳，打伤警察多人。经过一番较量，其他人眼看打不过警察，就作鸟兽散。“老大”利用熟悉的地形，躲进了一片乱葬岗，警察经过一番拉网式搜索，发现他躲在一个空坟里。于是警察施放催泪弹，才把他从坟墓里逼出来。
　　这家伙长得虎背熊腰，满脸油黑光亮的横肉，中等个儿，极为壮实。他的胸脯上文着只秃鹰，臂膀上文着盘旋的龙蛇，背上文着太极图。听说他曾在上海滩混过，回到葛沽打码头时，他硬是在翻滚的油锅里捞出两个铁球；这还不算，他要用刀子把自己的一条膀子卸下 来，还是众人跪下说情他才作罢。正是因为这样，众人才被他慑服，惧怕他，推举他为“老大”。
　　
　　三
　　
　　提起“老大”，葛沽百姓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要宰谁家的牛，谁要是说句不痛快的话，他不仅当面把牛给宰了，还把主人毒打一顿；见谁家姑娘有姿色，他说要寅时来行乐，谁家也不敢卯时给开门；至于吃饭不给钱，到店铺随便拿东西，更是家常便饭。他手下人为虎作伥，到店铺拿了东西扭头就走。店老板若问一句，老几位还没给钱呢?他们就说，找我们老大要去!店老板听了这话，吓得上下牙齿直磕碰，赶紧应承，误会误会，几位爷走好!如说半句不顺耳的话，店铺就会被砸个稀巴烂。
　　就是这么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居然会有人为他说情。先是葛沽镇的两名士绅，拄着文明棍，抖擞着银白长髯，要找市长张自忠陈情。张市长自然不会见他们。后来又有市里某些人士，也绕着关系来找市长说情；甚至市政府个别公务员也找市长吹风。这些说情者中，有的人是出于惧怕，有的人是得了好处，有的人是本来就和这帮人有牵连。张自忠十分恼火，指示公安局从重从快查实、严办。
　　这天，他的副师长、市公安局长李文田来见，说已经侦查清楚，这个“葛沽老大”是青红帮的人，早年混迹上海滩时入帮，后来帮会头子指使他回天津发展会员，组织团伙。张自忠听了哑然一笑。率军队走南闯北，他对帮会内幕有所了解。青红帮主要活动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成员无所不包，上至官员，下至游民、僧道、兵勇、尼姑、妇女乃至流氓地痞、土匪盗贼，只要你愿人帮的都能参加。青帮多为流氓、店员、差役等，红帮多为穷光蛋、盐枭和长江兄弟。江湖上有句口头禅，叫做“青红不分家”，但各有门槛、地盘、祖师爷。
　　“打听到他们有什么动作没有?”张自忠问。李文田说：“听说葛沽的人到上海、南京搬救兵去了。这些家伙胆子大得很!”
　　“胆大又怎么着?他们还敢来劫牢房、劫法场不成!”张自忠说。
　　李文田一笑：“那倒不至于，无非是找人来说情呗!”张自忠说：“不管他找谁来，只要我们查的事实清楚，板上钉钉，就好对老百姓有个交待。”他让公安局协助法院查实案情，早日结案。
　　过了几日，李文田又对张自忠说，据内线报告，南京的“老头子”答应出山了。张自忠说，只要他们舍得花大钱，那边肯定会有人来的。李文田说，听说他们使了不少银元，又在潘安堂磕了不少响头。
　　“打听到是谁了吗?”张自忠问。李文田说：“听说是青帮头子张树声。”。
　　张自忠一愣，不禁反问：“谁?”李文田一字一顿：“张、树、声。”
　　听了这三个字，张自忠真的有点儿蒙。张树声是他早年的上级，那年他投笔从戎时是在奉军中当兵，而张树声是他的连长。后来张树声见他有文化，提拔他当了司务长。部队在护法反袁中大败，张树声回到了江苏老家，而张自忠则去投奔了冯玉祥。没想到的是，张树声竟然成了青帮头子，而那个“葛沽老大”又是拜在他的门下。大约是匪徒们打听到张自忠和那个张树声有这么一层老关系，才不惜花重金请张树声来。张自忠说：“他妈的，对付这帮家伙还真得下点儿功夫!”
　　李文田见他脸色不好，便问：“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难处?”张自忠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端起茶碗喝了几口，不紧不慢地问：“案子审理得怎么样了?”
　　“案情基本清楚。”李文田说：“开始时，被害人不敢诉苦做证，怕人犯放出来后遭报复。法院和公安局做了不少工作，说只有大家讲真话，才能证据确凿，才能判他死罪。这样，葛沽一带的百姓都说了真话。许多人拿出血衣，亮出身上的刀疤，说得声泪俱下，伤心得很呢。”李文田强调说：“这个家伙，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张自忠又问：“张树声估计什么时候能到天津?”李文田答：“听说他正在安排南京的事，少则五至六天，多则十天左右。葛沽的匪徒在那儿催着、求着，肯定拖的时间不会太长。”
　　张自忠放下茶碗，站起来，扬着手说：“他奶奶的，就这么定，出膛的子弹不回头!六天之内，法院和公安局在葛沽开公判大会，将匪首就地正法。”他对李文田说，“多去些人，小心那些家伙狗急跳墙。还有，这几天来说情的人我一个不见，说情的条子、信函一律不准往我这儿转。”
　　李文田见市长决心很大，便当即表态，公安和法院密切配合，以确保第六天宣判。张自忠说：“咱们是军队将领，又是地方官员，要以百姓为重，以法为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官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眼下时局混乱，民气不振，我们又不能把日本人怎么样，但惩治黑恶团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四
　　
　　话说青帮头子张树声纳了重金，安排了南京事务，由南京和葛沽两地的小帮徒簇拥着，乘火车抵达天津西站。他打算直奔市政府会见张自忠，凭他的老面子，凭着他当年对张自忠的提拔，不愁张自忠不买他的账。即便是碍于民愤不能当时放人，但只要不枪毙，日后就有办法，也算是尽了“老头子”的责任。此次北上，他特地在潘安堂烧了香，拜了神位，求罗祖保佑，马到成功。
　　张树声这年50多岁，个子不高，枯瘦，一副特大号水晶茶色眼镜遮住了半个脸，头戴瓜皮帽，缎子长袍，布面皮底鞋，拄根文明棍，在南北大小喽哕簇拥下，一步三摇地走下火车。可是不等他走出车站，天津这边就有人慌忙跑来禀报：“老太爷，不，不好了，葛沽老大他……他……”来人单腿跪下，一脸哭丧相。
　　“什么?”远道而来的青帮老太爷听得不耐烦，厉声问。
　　“我们老大他被……被枪崩了!”
　　张树声一把拽住来人的衣领问：“什么时候?”
　　“今天，刚才，上午。”来人呜呜地哭起来。
　　张树声无可奈何地用文明棍戳着地皮，心里恨恨地骂张自忠忘恩负义，不给面子，准是听说他张树声要来天津，这边就提前正法了。一腔火气直冲脑门，可眼睁睁地没有咒念。到南京接老太爷来的葛沽喽哕听说自己的“老大”给枪崩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哭的哭，跳脚的跳脚。一个小喽哕说：“老太爷，我们老大没了，这可怎么办呀?”
　　张树声气不打一处来，重重地在这个帮徒脸上狠狠掴了个耳光，骂道：“你们他妈的不打听准日期，人都崩了，还让老子来干啥?成心让老子遛腿?”吓得大小喽哕一个个跪在地上磕头。张树声觉得栽了面子，既不去葛沽镇，也不去见张自忠，摸摸两撇胡子，袖子一抖，吼着：“回南京去!”
　　张树声没有料到，这天上午，天津市葛沽镇的公判大会是那样大快人心，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匪徒们如丧考妣，而葛沽百姓则无不拍手称快，受害人家家户户放爆竹、吃捞面。
　　这一天，距离张自忠和李文田敲定的日子，正好是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