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土地严政,还是金融调控,供需关系的基本面不改观,高房价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中国房地产业的根本出路尤其在于城乡统筹,在于新城镇建设。
　　
　　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因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而获茅盾文学奖,感谢他曾为我写过“居正传人”四个大字,因为据家谱记载,张居正系我祖先。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本人的血统,而是为了房地产。
　　6年前,荆州市市长履新时,我曾跟他开玩笑说,“明万历年间,荆州城大半个都是我们张家的,你至少应给我老祖宗腾些地方”。这位市长不拂民意,在荆州城郊辟出了张居正墓用地,在城内恢复了张居正纪念馆,并使之成为旅游景点,我也多次前往祭拜参观。
　　若拿着家谱去抢地盘,自然会天下大乱,即使与地方领导关系再好,也会被百姓群殴致死。从此事上看,我比前几天在北京当“地王”的3家央企胆子要小很多。你看人家3家央企,不管是造兵器的,还是搞运输的,就敢在“皇城根”下叫板,太岁头上动土,连海外舆论都坐不住了,惊呼此等作为“挑战中央”。
　　套用艾青的诗句,“你的眼里为什么总含有泪水,只因为对房子爱得如此深沉”。同样可套用另一句,“当土地与土地被人分割了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房地产”。房地产不只是一个产业或行业,它贯穿了人的一生。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有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祛掉其中的浪漫色彩与哲学底蕴,最写实的说法应该是:“人,必须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房子里”。
　　房子是很多中国农民的终极追求。我父亲一辈子的成就就集中在盖房子上。他幼年父母双亡,家里只有草棚挡风。我母亲嫁过来整理婚床时,一抓稻草竟抓到一条蛇,吓得半死。我出生在父亲首项重点工程的工地上——经过多年没日没夜的劳作,终于盖了3间砖瓦房。
　　3间房住了6年,因叔叔婶婶要另立门户,需变成两幢两间房。我记得,我家的两间房只有3面墙,东墙借的是邻居王家的西墙,中间砌了一道生坯砖,有次玩捉迷藏,我翻阁楼时一踹,墙就垮了,将我妈陪嫁的瓷器砸了个稀烂。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安全事故没有受到追究,我居然没有挨打。
　　我的胸大肌至今经久不衰,得益于上中学的暑期苦役——板砖。板砖就是土法造砖,在夏天将泥变成生坯砖,在冬天再到窑里烧成青砖。板砖属超强重体力劳动,我至今记得汗水滴在尘土中噼哩叭啦的声音。6个冬夏之后,父亲在我上大学那年盖起楼房的第一层。
　　又过了6个冬夏,我大学毕业第2年,第2层和阁楼才盖起来。最近几天,父亲总是找机会暗示我,“你是不是出几万元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从大半个荆州城到穷乡僻壤的两层楼房,一个家族的演进史就是一部房地产的经营更迭史。
　　先祖的墓、老家的房,与中国房地产业貌似毫无关联,实则有莫大干系。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战略被执行层谬为城市化,从产业布局、就业容量到功能匹配,都以大城市为核心,导致局部土地与住房供需失衡,价格高居不下。无论是土地严政,还是金融调控,供需关系的基本面不改观,高房价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我以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战略,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尤其在于城乡统筹,在于新城镇建设。如果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乡镇,将农村宅基地集中到乡镇,那么新增人口的分布就会合理些,土地总体供应量就会充足些,大中城市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就会逐步改观。
　　有了城镇化战略的真正实施,我倒希望中心城市房价越高越好,这样可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引导更多的人到城镇安居乐业。其实,在浙江、广东、成都,因为城乡统筹抓得好,“镇里人”正成为令人艳羡的群体,有朝一日,“村里人”会成为贵族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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