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总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皇帝的位置不好坐，每时每刻都有人惦记着你的龙椅。作为一国之君主，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他人掌中之傀儡。这个“他人”就很多了，包括宦官、权臣，乃至于后宫。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无论宦官和权臣有多大能耐，只要皇帝本人不是酒囊饭袋，就总有办法将其各个击破。
　　但是，有一种势力对于皇帝的影响，是任何皇帝都难以克服的，这就是太后——皇帝的母亲。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生母，比如慈禧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姨。
　　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
　　太后成为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先看汉朝，汉高帝刘邦死后，年轻的惠帝暗弱，朝政的核心权力很快为吕后所把持，刘氏子弟虽然在地方当藩王，又有军队，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朝廷中的开国元老萧何、曹参、陈平等，更是缄默不语，偶尔老将王陵出来发几句牢骚，也被吕后借助皇帝的命令所夺权罢官。
　　至于惠帝本人，更因亲眼目睹吕后迫害情敌戚夫人与其子的残忍举措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吕后，也因此成为了继刘邦之后在朝堂上说一不二的隐形君主。
　　吕后干政以后，在北魏又出现了一个冯太后摄政。冯太后本为北燕贵族之后，是拓跋氏的阶下囚、战利品。因为出身卑贱，导致其始终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当她成功问鼎权力巅峰之后，她便把献文帝、孝文帝等玩弄于股掌之中。纵使孝文帝有勇有谋，也不得不等到她死后，才敢无所顾忌地处理国家大事。
　　唐代，武则天在丈夫唐高宗驾崩后，临朝称制，先后控制着唐中宗、唐睿宗两个皇帝。后来她觉得仅仅是控制自己的皇帝儿子太不过瘾了，于是她干脆把儿子废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当然，她也做过一些形象工程，显得自己对权力没有什么欲望。
　　清代的慈禧太后，同武则天称帝一样，都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太后干政并达到权力顶峰的重要时期。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实施变法。为此，他果断撤掉了礼部四堂官之职，还把李鸿章驱逐出总理衙门。结果，光绪初尝到运用权力的快乐，就迅速被西太后的戊戌政变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日后，光绪被囚禁于瀛台，据传连心爱的女人珍妃都被慈禧暗中派人推入井中杀死，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是窝囊极了。而太后在对皇帝斗争中的绝对优势这一规律，也得到了反复验证。
　　太后占领伦理道德制高点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了，为什么皇帝永远斗不过太后呢？或者说，即便能斗过，也得等到太后驾鹤西去才能勉强重塑皇帝权威。而且就算是太后肉体陨灭，皇帝的决策也未能偏离太后干政时代所确定的发展轨道，例如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一以贯之的汉化改革。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这种皇权不振的原因何在？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太后再心狠手辣，独断专行，可除了武则天外，吕后、冯太后、西太后等始终未直接走到宫廷政治的前台，而是始终躲在权力斗争的幕布之后，对皇帝进行遥控。这实际上就维持了一种太后与皇帝乃至朝官之间的平衡。通俗地讲，皇家的颜面至少是保住了。
　　不过，要是有人攻击太后干政该怎么办呢？这是否会撼动太后的地位，乃至于改变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力量对比。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太后能够干预政治运行，其所依赖的，正是身为皇帝母亲的角色，而不是女性的角色。
　　母亲的角色，属于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制高点，而掌握了这样一个制高点，便使得其对政事的参与显得名正言顺。
　　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古人以孝道治天下，皇帝不得不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只有这样，全国的风俗才能更加醇厚，才能弥补帝国在国家治理中技术上的不足。
　　因此，皇帝对于太后的专横霸道，自己很难做出反抗。即使反抗成功，也会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而臣子们也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力下，仅能赞颂专权的太后“母仪天下”，而不敢说三道四。
　　太后政治才能异于常人
　　太后能够在权力博弈中保持对皇帝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后本人政治经验丰富，你看吕后干政时期，整情敌戚夫人的手段是残忍了些，但她能够控制理智，不把这样一种感性带进国家政治中来，反而始终不渝地遵循老皇帝定下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
　　至于素来被后人妖魔化的慈禧太后，其政治能力，更是不可低估。慈禧干政时期先后提拔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理政，并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处置自由。一大批洋务企业与新式军队建立起来，缔造出中兴的气象。
　　庚子国变后，西太后吸取教训，支持地方督抚开展新政，派留学生、废科举、裁撤冗余机构人员等措施，都是维新党人当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所以对待慈禧，不仅应该看到她的保守性一面，更应看到她懂得审时度势进行改革与知人善任的一面。这种政治素养，正是她能够压制光绪，也摄政四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吉乐荐自《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