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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中，澳門是一個極容易被忽略，卻又是不應該被繞過去的存在。澳門，一個開埠四百多年的中國嶺南港口，幾百年來中西合璧的匯通與交融，形成其獨特的歷史人文特色，厚重的文化底蘊透著南歐海洋文化與嶺南文化的深厚淵源。
幾個世紀來，澳門對嶺南文化的堅守，連結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但是，這種情況的存在並不排斥西方的文明，中西文化能夠在這裡珠聯璧合，形成非常奇特的城市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是“活態”的文化，涉及社會秩序、道德、信任、社會預期的相互關係，是社會結構的直觀展現。然而，令人擔心的是，隨著經濟的極度飆升，城市現代化的飛快轉型，這種文化生態正遭到破壞，甚至有失衡的風險。
一、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
城市是由眾多子系統結合在一起的複雜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其維繫和發展有賴於三個基本的系統，即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政治系統提供一個城市的基本脈絡結構和制度框架，以及相應的規則、秩序，以保證社會的穩定與正常有效的運行；經濟系統提供市民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物質成果；文化系統則提供維繫社會共同的價值觀、道德風尚、法律法規以及藝術景觀等（單霽翔）。在城市這個複雜體系的諸多要素中，文化是核心資源。所謂核心資源，關鍵是城市的文化特徵、文化內核，城市的誠信度和綜合素質。文化對城市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內斂的而不是張揚的，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暫的。祇有文化能夠真正展示城市的價值品位和可貴的風尚，也祇有文化能夠成為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
文化生態是指由社會環境決定的民眾的心理狀態，其核心為社會公理，對維護社會穩定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澳門一直是一個寧靜的海濱小城，生活悠閒、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助人為樂、車讓行人、積德行善，一些東方核心道德觀一直被認為是值得稱頌和提倡的傳統美德，是社會整體道德素質水平的一個風向標。
但隨著近年來澳門經濟的飆升，在光怪陸離的多元價值觀影響下，小城在急速的社會轉型中，人心不古、迷失方向也是不爭的事實，人們以往恪守的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受到嚴峻挑戰，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之下，焦躁疑懼、迷茫失落、墮落思維、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現象不斷閃現，在資本國際化過程中，過分地強調競爭和金錢至上改寫了當代人的精神家園，從而出現精神物質化、信仰虛無化、人性扭曲化、道德淪喪化等諸多文化生態失衡狀態，產生價值挫敗感、意義失落感、精神頹喪感，加之越來越物質化的西方價值觀、信仰觀的不斷淫浸，澳門文化生態的深層問題顯露出來。整個社會越來越焦躁，似乎正在形成這樣的共識，即“經濟發展才是一切”，個體也蛻變成為“精緻的拜金主義分子”。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我們認為，澳門的文化生態正面臨失衡的風險。
有學者從詞源學的角度指出，“文化”一詞在英文和法文中均為Culture，原從拉丁文Cultura而來，它不僅含有“耕種”的意義而且還含有“居住”的意義。“生態”一詞的德文詞是“okologie”，該詞由希臘語“ofcos”派生而來，語義即“房子、住所”（佘正榮）。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看，文化生態的失衡，實際上就是文化家園的失落，精神家園的失落。
並且尤為重要的是，文化生態失衡，表像上看，是文化的消退；深層次的問題則要複雜得多，因為文化生態失衡不單是文化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文化生態是社會關係的表現，當我們發現文化生態失衡的時候，至少也折射出社會關係出了問題。
自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經濟步入“黃金十年”，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將澳門社會帶入了一個全面轉型的歷史時期，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各種社會因素在時代發展這個巨大的推進器面前，產生了種種形式的重組與變異。
在過去的十年中，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促成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共識，即經濟發展就是一切，金錢也成為衡量社會成員身份象徵的唯一標識，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觀被顛覆，社會關係中文化的成分越來越淡薄，經濟的成分越來越濃重，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不均衡更是拉大了收入差距，貧富不均的張力反過來再次影響文化生態，使社會各階層的社會心理極度扭曲，階級固化造成的社會流動性減弱，尤為嚴重的是，長此以往，社會底層群體將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始終被邊緣化，尤其是在文化領域，價值觀的顛覆、人際關係的冷漠、精神家園的荒蕪，長期的無助和無奈將導致強烈的被剝奪感，“仇富”、“仇官”等負面情緒的滋生也就不可避免，如果這種情緒呈現蔓延化趨勢，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將不會有樂觀的未來。
二、基於文化自覺的
文化生態重構
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發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使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漩渦中，似乎正成為必然，結合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但令人困惑的是，澳門也曾直面大航海時代的異質文化衝擊和碰撞，歷經400多年的東西文化交融，卻依然能夠堅守嶺南文化的一縷文脈，那麼為何在面對新一輪的世界文化匯融時，反倒顯出如此怯態？
這與世界文化發展的大環境有關。隨著文化產業化的推動，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呈現不平衡和不和諧的狀態，而產業的強大力量使得文化價值的滲透更加隱蔽，也更加具有誘惑性。西方主流的價值觀正通過立體化、全方位的產業化形式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文化在“化錢”的同時也在“化人”，這種強大的力量正加速文化的失衡和失真，致使原有的文化生態被破壞。
這當然是客觀的原因，主觀的原因則是澳門失去了本土文化的堅守和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對自己的文化的來源、得失的清醒反思。簡言之，文化自覺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對文化自我的一種自知之明。澳門在大航海時代與西方文化的衝擊和碰撞中，能夠發展出獨特的東西合璧的本土文化，就在於彼時中國文化處於強勢地位，以及文化自信演化的強烈文化自覺，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祇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並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 這就是文化自覺，也是過去澳門獨特文化生態賴以形成的基石，今天，澳門的城市文化生態出現失衡的風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個城市正在逝去“文化自覺”，這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視角看，澳門如果要想重構文化生態，最要緊的就是加強“文化自覺”。對於轉型期的澳門社會而言，其文化自覺應至少從兩個維度進行反思：對文化傳統的自覺和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
文化傳統關聯著人們的文化情感、文化記憶和文化習慣，如果缺乏對文化傳統預製力的深刻自覺，那麼，當代文化建設實踐不僅會陷入“無根無據”的漂泊狀態，還會與社會大眾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產生隔閡而難以取得真正的實效（李萍），對文化傳統的主動拋棄或許正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我們正在一鍬一鍬埋葬自己的文化”（孫家正），我們看到，過去的10年，是澳門“文化迷失”最明顯的時期，也是文化傳統面臨最嚴峻挑戰的時期。以單邊經濟發展主義為主導的政策主張，一度將文化傳統排斥在了邊緣狀態，正如有意見指出的那樣“以審視的眼光看，政府的發展策略以經濟為主導卻欠缺人文關懷、著重全域需要卻忽略個體訴求、著眼現在卻忽視過去和未來，這種跛足前行的尷尬，隨著時間和征程的延續愈發顯現，引起的論爭和衝突也逐漸成為社會焦點”。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正促使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單極化趨勢明顯加劇，文化發展的結果正在“忘懷了人類文明內在的多樣與多元所啟示的豐富的多層面與多方面與多方位的價值整體性，也就是人性的整體性”（成中英）。相比之於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對本土的衝擊似乎更明顯，尤其是對年青一代。但是“不能祇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不能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同質化的過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當作一個西化的過程”（杜維明）。因此，應站在“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的角度審視本土文化，這就要求，除了以一種開放的胸懷，還必須以平等的姿態參與到與其他文化的對話、溝通中去，但這樣的過程註定不會是一個輕鬆的過程，可是別無選擇。
必須指出的是，在洶湧的文化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的今天，單純地靠文化傳統本身來喚醒本土“文化自覺”，多少有點脫離實際。這就要求政府須有更積極的姿態，要高度重視文化生態建設問題，不斷釋放文化生產力，認識到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身”、“安民”的價值，以文化保育為軸心並轉化為有效的公共政策，使本土文化能夠得到真正的承認和尊重，在喚醒文化自覺的同時，修復社會秩序，重構社會價值觀。並且，也只有文化自覺，才可能實現文化產業化，否則的話，基本的文化自信都沒有，妄談文化產業化，少說也是好高騖遠了。
幾個世紀來，澳門對嶺南文化的堅守，連結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但是，這種情況的存在並不排斥西方的文明，中西文化能夠在這裡珠聯璧合，形成非常奇特的城市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是“活態”的文化，涉及社會秩序、道德、信任、社會預期的相互關係，是社會結構的直觀展現。然而，令人擔心的是，隨著經濟的極度飆升，城市現代化的飛快轉型，這種文化生態正遭到破壞，甚至有失衡的風險。
一、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
城市是由眾多子系統結合在一起的複雜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其維繫和發展有賴於三個基本的系統，即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政治系統提供一個城市的基本脈絡結構和制度框架，以及相應的規則、秩序，以保證社會的穩定與正常有效的運行；經濟系統提供市民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物質成果；文化系統則提供維繫社會共同的價值觀、道德風尚、法律法規以及藝術景觀等（單霽翔）。在城市這個複雜體系的諸多要素中，文化是核心資源。所謂核心資源，關鍵是城市的文化特徵、文化內核，城市的誠信度和綜合素質。文化對城市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內斂的而不是張揚的，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暫的。祇有文化能夠真正展示城市的價值品位和可貴的風尚，也祇有文化能夠成為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
文化生態是指由社會環境決定的民眾的心理狀態，其核心為社會公理，對維護社會穩定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澳門一直是一個寧靜的海濱小城，生活悠閒、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助人為樂、車讓行人、積德行善，一些東方核心道德觀一直被認為是值得稱頌和提倡的傳統美德，是社會整體道德素質水平的一個風向標。
但隨著近年來澳門經濟的飆升，在光怪陸離的多元價值觀影響下，小城在急速的社會轉型中，人心不古、迷失方向也是不爭的事實，人們以往恪守的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受到嚴峻挑戰，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之下，焦躁疑懼、迷茫失落、墮落思維、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現象不斷閃現，在資本國際化過程中，過分地強調競爭和金錢至上改寫了當代人的精神家園，從而出現精神物質化、信仰虛無化、人性扭曲化、道德淪喪化等諸多文化生態失衡狀態，產生價值挫敗感、意義失落感、精神頹喪感，加之越來越物質化的西方價值觀、信仰觀的不斷淫浸，澳門文化生態的深層問題顯露出來。整個社會越來越焦躁，似乎正在形成這樣的共識，即“經濟發展才是一切”，個體也蛻變成為“精緻的拜金主義分子”。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我們認為，澳門的文化生態正面臨失衡的風險。
有學者從詞源學的角度指出，“文化”一詞在英文和法文中均為Culture，原從拉丁文Cultura而來，它不僅含有“耕種”的意義而且還含有“居住”的意義。“生態”一詞的德文詞是“okologie”，該詞由希臘語“ofcos”派生而來，語義即“房子、住所”（佘正榮）。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看，文化生態的失衡，實際上就是文化家園的失落，精神家園的失落。
並且尤為重要的是，文化生態失衡，表像上看，是文化的消退；深層次的問題則要複雜得多，因為文化生態失衡不單是文化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文化生態是社會關係的表現，當我們發現文化生態失衡的時候，至少也折射出社會關係出了問題。
自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經濟步入“黃金十年”，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將澳門社會帶入了一個全面轉型的歷史時期，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各種社會因素在時代發展這個巨大的推進器面前，產生了種種形式的重組與變異。
在過去的十年中，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促成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共識，即經濟發展就是一切，金錢也成為衡量社會成員身份象徵的唯一標識，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觀被顛覆，社會關係中文化的成分越來越淡薄，經濟的成分越來越濃重，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不均衡更是拉大了收入差距，貧富不均的張力反過來再次影響文化生態，使社會各階層的社會心理極度扭曲，階級固化造成的社會流動性減弱，尤為嚴重的是，長此以往，社會底層群體將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始終被邊緣化，尤其是在文化領域，價值觀的顛覆、人際關係的冷漠、精神家園的荒蕪，長期的無助和無奈將導致強烈的被剝奪感，“仇富”、“仇官”等負面情緒的滋生也就不可避免，如果這種情緒呈現蔓延化趨勢，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將不會有樂觀的未來。
二、基於文化自覺的
文化生態重構
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發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使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漩渦中，似乎正成為必然，結合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但令人困惑的是，澳門也曾直面大航海時代的異質文化衝擊和碰撞，歷經400多年的東西文化交融，卻依然能夠堅守嶺南文化的一縷文脈，那麼為何在面對新一輪的世界文化匯融時，反倒顯出如此怯態？
這與世界文化發展的大環境有關。隨著文化產業化的推動，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呈現不平衡和不和諧的狀態，而產業的強大力量使得文化價值的滲透更加隱蔽，也更加具有誘惑性。西方主流的價值觀正通過立體化、全方位的產業化形式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文化在“化錢”的同時也在“化人”，這種強大的力量正加速文化的失衡和失真，致使原有的文化生態被破壞。
這當然是客觀的原因，主觀的原因則是澳門失去了本土文化的堅守和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對自己的文化的來源、得失的清醒反思。簡言之，文化自覺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對文化自我的一種自知之明。澳門在大航海時代與西方文化的衝擊和碰撞中，能夠發展出獨特的東西合璧的本土文化，就在於彼時中國文化處於強勢地位，以及文化自信演化的強烈文化自覺，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祇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並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 這就是文化自覺，也是過去澳門獨特文化生態賴以形成的基石，今天，澳門的城市文化生態出現失衡的風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個城市正在逝去“文化自覺”，這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視角看，澳門如果要想重構文化生態，最要緊的就是加強“文化自覺”。對於轉型期的澳門社會而言，其文化自覺應至少從兩個維度進行反思：對文化傳統的自覺和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
文化傳統關聯著人們的文化情感、文化記憶和文化習慣，如果缺乏對文化傳統預製力的深刻自覺，那麼，當代文化建設實踐不僅會陷入“無根無據”的漂泊狀態，還會與社會大眾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產生隔閡而難以取得真正的實效（李萍），對文化傳統的主動拋棄或許正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我們正在一鍬一鍬埋葬自己的文化”（孫家正），我們看到，過去的10年，是澳門“文化迷失”最明顯的時期，也是文化傳統面臨最嚴峻挑戰的時期。以單邊經濟發展主義為主導的政策主張，一度將文化傳統排斥在了邊緣狀態，正如有意見指出的那樣“以審視的眼光看，政府的發展策略以經濟為主導卻欠缺人文關懷、著重全域需要卻忽略個體訴求、著眼現在卻忽視過去和未來，這種跛足前行的尷尬，隨著時間和征程的延續愈發顯現，引起的論爭和衝突也逐漸成為社會焦點”。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正促使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單極化趨勢明顯加劇，文化發展的結果正在“忘懷了人類文明內在的多樣與多元所啟示的豐富的多層面與多方面與多方位的價值整體性，也就是人性的整體性”（成中英）。相比之於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對本土的衝擊似乎更明顯，尤其是對年青一代。但是“不能祇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不能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同質化的過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當作一個西化的過程”（杜維明）。因此，應站在“對文化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覺”的角度審視本土文化，這就要求，除了以一種開放的胸懷，還必須以平等的姿態參與到與其他文化的對話、溝通中去，但這樣的過程註定不會是一個輕鬆的過程，可是別無選擇。
必須指出的是，在洶湧的文化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的今天，單純地靠文化傳統本身來喚醒本土“文化自覺”，多少有點脫離實際。這就要求政府須有更積極的姿態，要高度重視文化生態建設問題，不斷釋放文化生產力，認識到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身”、“安民”的價值，以文化保育為軸心並轉化為有效的公共政策，使本土文化能夠得到真正的承認和尊重，在喚醒文化自覺的同時，修復社會秩序，重構社會價值觀。並且，也只有文化自覺，才可能實現文化產業化，否則的話，基本的文化自信都沒有，妄談文化產業化，少說也是好高騖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