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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唐四杰”处于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过度的重要转折时期。作为下层文士的代表，“初唐四杰”的诗歌多表现创作主体的个人生活情景，故而情感真挚、内容丰富，拓宽了唐诗的表现领域，提高了唐诗的审美品格，并以诗歌内在的感情基调为依据，通过情感的不断变化构成了诗歌格律上的跌宕起伏，使诗歌富有节奏变换之美。这些创作中的革新意识和努力，为唐诗中盛唐气象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初唐四杰;诗歌;革新
“初唐四杰”是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群体，成员由当时的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组成。王、杨、卢、骆四人大都少年成名，擅于骈体文和诗赋创作，均有名篇传于后世。因四人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一致的创作理念，当时的文坛将他们并称为“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所在的时期正处于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过度的重要转折时期，作为对当时文坛有重要影响力的青年才俊，“初唐四杰”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和审美主张，自觉承担起唐诗革新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已不在少数，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作家个案的考证研究。如林卫国《“初唐四杰”之首王勃魂栖越南》（2018年8月《文史月刊》）对王勃的相关人生经历进行了实地考證，谢亚鹏《杨炯为什么想做“百夫长”》（2018年11月《文史天地》）从人生经历出发探究了杨炯提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背后缘由;其二，对“初唐四杰”创作源头的探究。如田欣《论“初唐四杰”赋作题材与语言对六朝辞赋的继承》（《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5月）和文福涛、陈飞宇《初唐四杰对汉乐府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3月）以及胡慧聪《试论“初唐四杰”对建安风骨之承袭》（《名作欣赏》2017年5月）等几篇论文均从不同的视角对“初唐四杰”的创作风格源头进行追溯和探究;其三，论述“初唐四杰”创作的艺术特质进行再观照。如封媛媛《试论初唐四杰的青春特质》（《文教资料》2018年12月），结合相关作品分析，提炼出“初唐四杰”创作中独有的青春气质。戴伟华《才性论与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学术研究》2018年9月）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从才性论的角度分析了裴行俭与李敬玄对“初唐四杰”才性品评的分歧，以此对“初唐四杰”的命运属性进行重新观照;其四，对“初唐四杰”的创作实绩进行分类研究。如程曙光的硕士论文《“初唐四杰”乐府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8年5月）与王辉斌《论“初唐四杰”的乐府诗》（《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月）两篇文章均对“初唐四杰”的乐府诗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2017年9月）则从历史的语境下，深入探讨了“初唐四杰”的骈体文创作在当时的文坛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见，学术界从未停止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和评价。近年来，针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层出不穷，从个案考证、艺术特质、创作渊源等多个维度对“初唐四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再考量与再探究，得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丰富了“初唐四杰”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已较为系统和全面，若要对“初唐四杰”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定位，则应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察“初唐四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的实际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将视角定位于唐诗由初唐向盛唐转折的特殊时期，意在梳理和分析“初唐四杰”的创作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二、“初唐四杰”诗歌创作革新的背景
“初唐四杰”的诗歌革新产生和发展于初唐的诗歌创作现实中。对于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倾向，学界已形成统一的认知。简言之，初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尚未从前朝的创作桎梏中跳脱出来。具体而言，体现出如下的艺术特征：
就作品风格而言，沿袭前朝的婉约审美特征。由于经济基础较好、社会相对稳定，加之优越的自然环境，南朝梁、陈时期的诗歌创作多倾向于婉约、浮艳的审美特征，长于表现江南水乡的景观。隋朝建立之后，诗歌创作仍然延续了前朝的创作倾向，在初唐时期，由于隋朝持续的时间短暂，诗歌创作尚未得以充分发展，因而仍然没有跳脱出前朝的创作范围。
就创作题材而言，初唐的诗歌体裁相对单一。初唐时期同隋代一样，创作的主体仍然集中于宫廷贵族群体，如李世民、上官仪等人，逐步形成了宫廷创作集团。囿于创作主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身份，初唐诗歌多为表现和描摹宫廷生活、政治生态的应制酬唱之作。因而题材相对狭窄，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相对欠缺。
就创作观念而言，开始有意识地对诗歌格律进行探索。经过贞观之治后，唐代的社会生活日趋步入稳定，在唐诗创作方面，宫廷文人在宫廷应制唱和的作品中更加注重对诗歌语言和格律形式的用心雕琢。例如宫廷文人的代表上官仪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之说。
三、扩大了唐诗的表现领域
与初唐之时的宫廷文人不同，“初唐四杰”均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特殊的家庭背景：王勃曾任朝散郎、虢州参军，杨炯曾任校书郎、盈川县令，卢照邻曾任益州新都县尉，骆宾王曾任长安主簿。此四人均官职卑微且屡遭贬谪，与宫廷文人的社会地位无法同日而语。正因如此，“初唐四杰”有了长期市井生活的体验，使得他们的诗歌作品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情景，记录寻常生活的人和事，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使作品情感真挚、内容丰富，拓宽了唐诗的表现领域。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在长安时写给即将前往四川就任县尉的杜姓友人的诗作，被誉为送别诗的经典之作。全诗在劝慰友人的同时，也道出了同为官场中的底层官吏而身不由己的心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短短一句，道出了作者的真实情感，这种同理心富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从军行》是杨炯的一首军旅题材诗歌作品。整首诗歌描写了普通的一介书生从军远征边塞的过程，其中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既视感。但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场面，作者却从心底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豪情：“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作者看来，在战争的洪流之中做一个下级武官比一介书生更有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 《长安古意》是卢照邻创作的一首七言长诗，也是初唐歌行体作品的代表。诗歌仍然延续了以往文学作品对都城的描绘，就题材而言，本无太多新意。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选取的叙述视角是平民视角，以一个寻常人的目光打量和审视这座繁华的都城，其中一句“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因与楼上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疏离之感。而正是这种疏离感让作者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对长安城进行别样的观察与描摹。
从上述例文可见，“初唐四杰”在诗歌的题材和表现内容方面涉及送别友人、军旅生活以及城市体验等多个面。正因他们是来自民间的下层文士代表，所采用的叙述视角是民间化、平民化的，这样的视角便于“初唐四杰”以更为真实的情感体验来表达对事物的审美观照，从而赢得读者的共鸣。这一艺术特质推动唐诗的创作由宫廷走向了市井之间。
四、提高了唐诗的审美品格
“初唐四杰”的诗风一改唐代初期婉转浮艳的创作基调，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绩为唐诗赋予了新的审美品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给文坛带来少年意气
前文说到，“初唐四杰”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早，大部分属于年少成名。作品均洋溢着少年的英姿锐气和蓬勃力量，这一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当时文坛中少有的阳刚健硕之美。
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所以令后人无限敬仰，是因为这句话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胸襟和气度。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天涯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实现“若比邻”的，只能是作者美好的愿景和丰富的想象，而能够促使这些想象力跃然纸上的，当然是这些年轻作家们所特有的少年意气。
同样的少年意气也体现在杨炯的《出塞》中：“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作品首先为我们描述了战争场面的昏暗不明，此战的胜负似乎很难判定。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恶战，作者却发出了“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的豪言壮语。面对胜败未定、难解难分的复杂战况，作者仍然坚守着建立功勋的志向，这仍然是令人热血喷张的少年意气。
正因为创作主体的少年意气，他们眼中的景观和事物也变得雄奇和伟岸。骆宾王曾作《帝景篇》长诗。全诗开头便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以宏大的气势描绘李唐王朝空前强盛的国力，也为全诗奠定了昂扬的激情。沿着这样的情感路径，作者描绘了京城的繁华，更表现了京城中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
（二）怀才不遇的愤激与哀叹
“初唐四杰”少负才名却仕途坎坷，甚至人生都充斥着罕有的磨难。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与面对自己悲惨境遇而产生的哀叹。这种源于真实体验而从心底迸发出的声音超越了初唐诗坛中矫揉造作的情感雕琢，为作品赋予独特的艺术魅力。
骆宾王的《咏怀》一诗真实地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自己年少之时不懂得世事艰难，天真地以为天下人都怀有与自己一样的情操。直到自己真正步入社会之中才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虚心徒有托，循迹谅无端。太息关山险，吁嗟岁月阑。”在经历过种种磨难之后，作者终于由年少轻狂转为心灰意冷：“悲调弦中急，穷愁醉里宽。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诗句用弹琴来比喻人际交往，给人以知音难觅之感。全诗用白描的手法直陈其事，于平淡之中流露着淡淡的凄凉與感伤，让人感知到作者的无奈与哀伤。
王勃在《山中》一诗中也营造出了一派充满悲凉的景象：“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这首诗中，自然界的江水、晚风、黄叶仿佛成为诗人的知音和伴侣，因为诗人的不幸遭际，而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长江水因悲伤而停滞，还伴随着傍晚吹起的阵阵凉风和漫山飞舞的黄叶。以景喻情的写作方式古已有之，但这首诗中的景物仿佛带有人的属性和气质，它们懂得诗人的心境和感伤，因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姿态。从一个角度来说，诗人的悲苦情绪只有自然界的景物能够予以理解和慰藉，更表明诗人的孤苦和无助。王勃类似的作品还有他的《咏风》，诗中也写到了于寂静的山间刮起的阵阵寒风：“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但不一样的是，这阵阵寒风带给作者的不仅仅是凄凉，还有因山峰而出现的其他景观：“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正因为有了落日和山间的松涛之声，让全诗在凄凉的语境中增添了些许壮阔与雄浑之美，这些景观也具有人一般的灵性，与作者有着感情上的交流与互动：“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整体看来，全诗读来哀而不伤、悲壮有力，颇具魏晋风骨之气度。
（三）独特的审美意象
“初唐四杰”诗歌的审美特质也体现在独特的审美意象的选择上。在他们的诗歌中，出现了诸多别出心裁的意象，或者为寻常的意象赋予新的艺术内涵。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王勃的《在狱咏蝉》。这首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刚刚被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议论朝政而触忤了武则天，竟被以贪赃的罪名逮捕入狱，身在狱中的骆宾王创作了这首有名的陷囹圄之作。全诗选择蝉作为歌咏的对象，巧借蝉这一特殊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歌首先以蝉鸣之声开始：“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听着阵阵蝉鸣之声，诗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承接而来的是诗人进一步阐发自己思考的内容：“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为什么自己在正当青春茂盛的年华里吟咏如此哀伤的诗句？接下来诗人以蝉自喻：“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因露水沉重自己翅膀单薄而无法高飞，风多声大自己渺小的身躯也极易沉沦，一语道出了蝉的渺小与无助。最后诗人发出哀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世间没有人相信我有同蝉一样的高洁品质，我能向谁诉说我的衷肠呢。到此诗歌由写蝉转为写人。
整体来看，全诗描写的对象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开头写蝉鸣之声，继而由蝉鸣引出自己的思考，接下来以蝉自喻，最后发出自己的人生感慨。全诗经历了一个“蝉——人——蝉——人”的独特描写轨迹，在蝉与人之间进行自由的切换，却丝毫不显得突兀，从而实现了蝉与人合二为一的艺术境界。 在诗作的序言部分，诗人详细介绍了自己选择蝉作为抒情意象的原因。在作者看来蝉鸣之声足以感人至深、蝉的品行可以象征贤能。更为重要的是，蝉的高飞必须经历痛苦的蝉蜕过程，方能实现羽化登仙的境界。这一过程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是颇为类似的，诗人也渴望自己在经历一番的磨难之后能够同蝉一样声传千里。古人认为蝉高居树上，饮露水而活，羽翼轻薄却能高飞，一直将蝉视为高洁脱俗、不染纤尘的象征。而在骆宾王的笔下，这样具有高洁情操的蝉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蜕变之后，却仍然难逃露重风大、难以高飞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诗中的蝉正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
《在狱咏蝉》以蝉比兴、借蝉寓己，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达到了蝉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伤之情。全诗情感充沛，比喻自然贴切，是咏物诗中的名作。这种以物喻人的方式继承和发扬了屈原楚辞的写作手法，为唐诗的审美意象开掘树立了典范，也为后世的再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审美意象。
五、对诗歌格律的积极探索
唐代诗人对诗歌格律的探索可追溯至初唐宫廷诗人上官仪等。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进入了社会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宫廷诗歌的写作中，诗人们随之开启了对诗歌语言的精心雕琢和对格律形式的探索。因为宫廷诗作多有着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特殊功用，因而格律上的整饬典雅成为了此类诗歌的必然追求。宫廷诗人的代表、身居相位的上官仪就曾专门为唐诗的格律提出“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之说，归纳和总结了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主要方式，对规范诗歌的格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宫廷诗人对唐诗格律的规范仅限于形制之上，因而容易对诗歌创作形成新的桎梏，限制了诗歌情感的抒发。
在这一基础上，“初唐四杰”积极进行的是从诗歌内在情感出发对诗歌创作进行格律化的建构。这一尝试表明“初唐四杰”认识到情感是构成诗歌内在张力的核心因素，以情感为标准对诗歌进行格律上的规范，较之以往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在创作实践中，“初唐四杰”也在身体力行自己的格律主张。前文涉及的诗歌作品都可以清晰体现出他们的格律化主张，比如：
在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属客观陈述史实，感情基调较为平和，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一句道出了作者与友人均处在宦海浮沉的生涯里，感情哀婉而低落，颈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高昂的感情基调表达出作者自信而宽广的胸怀。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再次转为平哥的语调对友人进行劝慰。整首诗作的情感演进呈现出“平——低——高——平”错落有致的态势，于平铺直叙中见起伏，为整首诗歌赋予节奏变换之美。
同样的还有他的《咏风》一诗。全诗对风这一个只可感不可视的独特事物进行吟咏，呈现出的也是独特的音乐美。诗的首联“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描写了静止状态下的事物，为客观的陈述。“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了风对烟雾的吹动，带有了动感。“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一句是诗人对风的总体印象，也属于客观陈述的平静语气。最后一句“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则呈现出更为博大的意境：在落日的余晖中，风吹动起山间的松林，松涛阵阵仿佛为游人奏响乐曲。整首诗描写的声响为“静——响——静——更响”，随之呈现出的感情基调为“平——高——平——更高”，使风的强弱变幻、时断时续的自然状态在诗中得以完美展现。
“初唐四杰”以诗歌内在的感情基调为依据，通过情感的不断变化构成了诗歌格律上的跌宕起伏，使诗歌富有音乐美的同时，更便于诗人情感的抒发。
六、结语
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全诗肯定了王勃等四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唐诗发展的积极贡献，这是作为后人对“初唐四杰”的经典评价。客观而言，处于唐诗发展的过渡阶段的“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齐梁以来绮丽余习的影响，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初唐诗歌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在实际创作中积极予以纠正。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诗歌的基调也由婉转清丽转为高岗和雄浑，带有了盛唐的强音。在格律方面，他们从诗歌的情感表达入手，积极构建新的诗歌格律，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价：“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诗人。
作者简介：王森睿（2002—），男，汉族，山东烟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
参考文献：
〔1〕文福涛，陈飞宇.初唐四杰对汉乐府诗歌的继承与发展[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003（007）：49-50.
〔2〕胡慧聪.试论"初唐四杰"对建安风骨之承襲[J].名作欣赏，2017，575（15）：59-61.
〔3〕戴伟华.才性论与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J].学术研究，2018（009）：157-163.
〔4〕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J].文学遗产， 2017（005）：39-50.
关键词：初唐四杰;诗歌;革新
“初唐四杰”是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群体，成员由当时的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组成。王、杨、卢、骆四人大都少年成名，擅于骈体文和诗赋创作，均有名篇传于后世。因四人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一致的创作理念，当时的文坛将他们并称为“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所在的时期正处于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过度的重要转折时期，作为对当时文坛有重要影响力的青年才俊，“初唐四杰”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和审美主张，自觉承担起唐诗革新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已不在少数，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作家个案的考证研究。如林卫国《“初唐四杰”之首王勃魂栖越南》（2018年8月《文史月刊》）对王勃的相关人生经历进行了实地考證，谢亚鹏《杨炯为什么想做“百夫长”》（2018年11月《文史天地》）从人生经历出发探究了杨炯提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背后缘由;其二，对“初唐四杰”创作源头的探究。如田欣《论“初唐四杰”赋作题材与语言对六朝辞赋的继承》（《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5月）和文福涛、陈飞宇《初唐四杰对汉乐府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3月）以及胡慧聪《试论“初唐四杰”对建安风骨之承袭》（《名作欣赏》2017年5月）等几篇论文均从不同的视角对“初唐四杰”的创作风格源头进行追溯和探究;其三，论述“初唐四杰”创作的艺术特质进行再观照。如封媛媛《试论初唐四杰的青春特质》（《文教资料》2018年12月），结合相关作品分析，提炼出“初唐四杰”创作中独有的青春气质。戴伟华《才性论与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学术研究》2018年9月）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从才性论的角度分析了裴行俭与李敬玄对“初唐四杰”才性品评的分歧，以此对“初唐四杰”的命运属性进行重新观照;其四，对“初唐四杰”的创作实绩进行分类研究。如程曙光的硕士论文《“初唐四杰”乐府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8年5月）与王辉斌《论“初唐四杰”的乐府诗》（《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月）两篇文章均对“初唐四杰”的乐府诗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2017年9月）则从历史的语境下，深入探讨了“初唐四杰”的骈体文创作在当时的文坛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见，学术界从未停止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和评价。近年来，针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层出不穷，从个案考证、艺术特质、创作渊源等多个维度对“初唐四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再考量与再探究，得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丰富了“初唐四杰”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已较为系统和全面，若要对“初唐四杰”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定位，则应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察“初唐四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的实际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将视角定位于唐诗由初唐向盛唐转折的特殊时期，意在梳理和分析“初唐四杰”的创作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二、“初唐四杰”诗歌创作革新的背景
“初唐四杰”的诗歌革新产生和发展于初唐的诗歌创作现实中。对于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倾向，学界已形成统一的认知。简言之，初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尚未从前朝的创作桎梏中跳脱出来。具体而言，体现出如下的艺术特征：
就作品风格而言，沿袭前朝的婉约审美特征。由于经济基础较好、社会相对稳定，加之优越的自然环境，南朝梁、陈时期的诗歌创作多倾向于婉约、浮艳的审美特征，长于表现江南水乡的景观。隋朝建立之后，诗歌创作仍然延续了前朝的创作倾向，在初唐时期，由于隋朝持续的时间短暂，诗歌创作尚未得以充分发展，因而仍然没有跳脱出前朝的创作范围。
就创作题材而言，初唐的诗歌体裁相对单一。初唐时期同隋代一样，创作的主体仍然集中于宫廷贵族群体，如李世民、上官仪等人，逐步形成了宫廷创作集团。囿于创作主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身份，初唐诗歌多为表现和描摹宫廷生活、政治生态的应制酬唱之作。因而题材相对狭窄，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相对欠缺。
就创作观念而言，开始有意识地对诗歌格律进行探索。经过贞观之治后，唐代的社会生活日趋步入稳定，在唐诗创作方面，宫廷文人在宫廷应制唱和的作品中更加注重对诗歌语言和格律形式的用心雕琢。例如宫廷文人的代表上官仪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之说。
三、扩大了唐诗的表现领域
与初唐之时的宫廷文人不同，“初唐四杰”均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特殊的家庭背景：王勃曾任朝散郎、虢州参军，杨炯曾任校书郎、盈川县令，卢照邻曾任益州新都县尉，骆宾王曾任长安主簿。此四人均官职卑微且屡遭贬谪，与宫廷文人的社会地位无法同日而语。正因如此，“初唐四杰”有了长期市井生活的体验，使得他们的诗歌作品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情景，记录寻常生活的人和事，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使作品情感真挚、内容丰富，拓宽了唐诗的表现领域。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在长安时写给即将前往四川就任县尉的杜姓友人的诗作，被誉为送别诗的经典之作。全诗在劝慰友人的同时，也道出了同为官场中的底层官吏而身不由己的心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短短一句，道出了作者的真实情感，这种同理心富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从军行》是杨炯的一首军旅题材诗歌作品。整首诗歌描写了普通的一介书生从军远征边塞的过程，其中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既视感。但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场面，作者却从心底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豪情：“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作者看来，在战争的洪流之中做一个下级武官比一介书生更有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 《长安古意》是卢照邻创作的一首七言长诗，也是初唐歌行体作品的代表。诗歌仍然延续了以往文学作品对都城的描绘，就题材而言，本无太多新意。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选取的叙述视角是平民视角，以一个寻常人的目光打量和审视这座繁华的都城，其中一句“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因与楼上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疏离之感。而正是这种疏离感让作者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对长安城进行别样的观察与描摹。
从上述例文可见，“初唐四杰”在诗歌的题材和表现内容方面涉及送别友人、军旅生活以及城市体验等多个面。正因他们是来自民间的下层文士代表，所采用的叙述视角是民间化、平民化的，这样的视角便于“初唐四杰”以更为真实的情感体验来表达对事物的审美观照，从而赢得读者的共鸣。这一艺术特质推动唐诗的创作由宫廷走向了市井之间。
四、提高了唐诗的审美品格
“初唐四杰”的诗风一改唐代初期婉转浮艳的创作基调，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绩为唐诗赋予了新的审美品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给文坛带来少年意气
前文说到，“初唐四杰”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早，大部分属于年少成名。作品均洋溢着少年的英姿锐气和蓬勃力量，这一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当时文坛中少有的阳刚健硕之美。
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所以令后人无限敬仰，是因为这句话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胸襟和气度。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天涯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实现“若比邻”的，只能是作者美好的愿景和丰富的想象，而能够促使这些想象力跃然纸上的，当然是这些年轻作家们所特有的少年意气。
同样的少年意气也体现在杨炯的《出塞》中：“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作品首先为我们描述了战争场面的昏暗不明，此战的胜负似乎很难判定。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恶战，作者却发出了“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的豪言壮语。面对胜败未定、难解难分的复杂战况，作者仍然坚守着建立功勋的志向，这仍然是令人热血喷张的少年意气。
正因为创作主体的少年意气，他们眼中的景观和事物也变得雄奇和伟岸。骆宾王曾作《帝景篇》长诗。全诗开头便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以宏大的气势描绘李唐王朝空前强盛的国力，也为全诗奠定了昂扬的激情。沿着这样的情感路径，作者描绘了京城的繁华，更表现了京城中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
（二）怀才不遇的愤激与哀叹
“初唐四杰”少负才名却仕途坎坷，甚至人生都充斥着罕有的磨难。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与面对自己悲惨境遇而产生的哀叹。这种源于真实体验而从心底迸发出的声音超越了初唐诗坛中矫揉造作的情感雕琢，为作品赋予独特的艺术魅力。
骆宾王的《咏怀》一诗真实地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自己年少之时不懂得世事艰难，天真地以为天下人都怀有与自己一样的情操。直到自己真正步入社会之中才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虚心徒有托，循迹谅无端。太息关山险，吁嗟岁月阑。”在经历过种种磨难之后，作者终于由年少轻狂转为心灰意冷：“悲调弦中急，穷愁醉里宽。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诗句用弹琴来比喻人际交往，给人以知音难觅之感。全诗用白描的手法直陈其事，于平淡之中流露着淡淡的凄凉與感伤，让人感知到作者的无奈与哀伤。
王勃在《山中》一诗中也营造出了一派充满悲凉的景象：“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这首诗中，自然界的江水、晚风、黄叶仿佛成为诗人的知音和伴侣，因为诗人的不幸遭际，而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长江水因悲伤而停滞，还伴随着傍晚吹起的阵阵凉风和漫山飞舞的黄叶。以景喻情的写作方式古已有之，但这首诗中的景物仿佛带有人的属性和气质，它们懂得诗人的心境和感伤，因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姿态。从一个角度来说，诗人的悲苦情绪只有自然界的景物能够予以理解和慰藉，更表明诗人的孤苦和无助。王勃类似的作品还有他的《咏风》，诗中也写到了于寂静的山间刮起的阵阵寒风：“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但不一样的是，这阵阵寒风带给作者的不仅仅是凄凉，还有因山峰而出现的其他景观：“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正因为有了落日和山间的松涛之声，让全诗在凄凉的语境中增添了些许壮阔与雄浑之美，这些景观也具有人一般的灵性，与作者有着感情上的交流与互动：“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整体看来，全诗读来哀而不伤、悲壮有力，颇具魏晋风骨之气度。
（三）独特的审美意象
“初唐四杰”诗歌的审美特质也体现在独特的审美意象的选择上。在他们的诗歌中，出现了诸多别出心裁的意象，或者为寻常的意象赋予新的艺术内涵。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王勃的《在狱咏蝉》。这首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刚刚被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议论朝政而触忤了武则天，竟被以贪赃的罪名逮捕入狱，身在狱中的骆宾王创作了这首有名的陷囹圄之作。全诗选择蝉作为歌咏的对象，巧借蝉这一特殊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歌首先以蝉鸣之声开始：“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听着阵阵蝉鸣之声，诗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承接而来的是诗人进一步阐发自己思考的内容：“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为什么自己在正当青春茂盛的年华里吟咏如此哀伤的诗句？接下来诗人以蝉自喻：“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因露水沉重自己翅膀单薄而无法高飞，风多声大自己渺小的身躯也极易沉沦，一语道出了蝉的渺小与无助。最后诗人发出哀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世间没有人相信我有同蝉一样的高洁品质，我能向谁诉说我的衷肠呢。到此诗歌由写蝉转为写人。
整体来看，全诗描写的对象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开头写蝉鸣之声，继而由蝉鸣引出自己的思考，接下来以蝉自喻，最后发出自己的人生感慨。全诗经历了一个“蝉——人——蝉——人”的独特描写轨迹，在蝉与人之间进行自由的切换，却丝毫不显得突兀，从而实现了蝉与人合二为一的艺术境界。 在诗作的序言部分，诗人详细介绍了自己选择蝉作为抒情意象的原因。在作者看来蝉鸣之声足以感人至深、蝉的品行可以象征贤能。更为重要的是，蝉的高飞必须经历痛苦的蝉蜕过程，方能实现羽化登仙的境界。这一过程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是颇为类似的，诗人也渴望自己在经历一番的磨难之后能够同蝉一样声传千里。古人认为蝉高居树上，饮露水而活，羽翼轻薄却能高飞，一直将蝉视为高洁脱俗、不染纤尘的象征。而在骆宾王的笔下，这样具有高洁情操的蝉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蜕变之后，却仍然难逃露重风大、难以高飞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诗中的蝉正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
《在狱咏蝉》以蝉比兴、借蝉寓己，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达到了蝉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伤之情。全诗情感充沛，比喻自然贴切，是咏物诗中的名作。这种以物喻人的方式继承和发扬了屈原楚辞的写作手法，为唐诗的审美意象开掘树立了典范，也为后世的再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审美意象。
五、对诗歌格律的积极探索
唐代诗人对诗歌格律的探索可追溯至初唐宫廷诗人上官仪等。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进入了社会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宫廷诗歌的写作中，诗人们随之开启了对诗歌语言的精心雕琢和对格律形式的探索。因为宫廷诗作多有着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特殊功用，因而格律上的整饬典雅成为了此类诗歌的必然追求。宫廷诗人的代表、身居相位的上官仪就曾专门为唐诗的格律提出“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之说，归纳和总结了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主要方式，对规范诗歌的格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宫廷诗人对唐诗格律的规范仅限于形制之上，因而容易对诗歌创作形成新的桎梏，限制了诗歌情感的抒发。
在这一基础上，“初唐四杰”积极进行的是从诗歌内在情感出发对诗歌创作进行格律化的建构。这一尝试表明“初唐四杰”认识到情感是构成诗歌内在张力的核心因素，以情感为标准对诗歌进行格律上的规范，较之以往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在创作实践中，“初唐四杰”也在身体力行自己的格律主张。前文涉及的诗歌作品都可以清晰体现出他们的格律化主张，比如：
在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属客观陈述史实，感情基调较为平和，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一句道出了作者与友人均处在宦海浮沉的生涯里，感情哀婉而低落，颈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高昂的感情基调表达出作者自信而宽广的胸怀。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再次转为平哥的语调对友人进行劝慰。整首诗作的情感演进呈现出“平——低——高——平”错落有致的态势，于平铺直叙中见起伏，为整首诗歌赋予节奏变换之美。
同样的还有他的《咏风》一诗。全诗对风这一个只可感不可视的独特事物进行吟咏，呈现出的也是独特的音乐美。诗的首联“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描写了静止状态下的事物，为客观的陈述。“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了风对烟雾的吹动，带有了动感。“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一句是诗人对风的总体印象，也属于客观陈述的平静语气。最后一句“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则呈现出更为博大的意境：在落日的余晖中，风吹动起山间的松林，松涛阵阵仿佛为游人奏响乐曲。整首诗描写的声响为“静——响——静——更响”，随之呈现出的感情基调为“平——高——平——更高”，使风的强弱变幻、时断时续的自然状态在诗中得以完美展现。
“初唐四杰”以诗歌内在的感情基调为依据，通过情感的不断变化构成了诗歌格律上的跌宕起伏，使诗歌富有音乐美的同时，更便于诗人情感的抒发。
六、结语
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全诗肯定了王勃等四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唐诗发展的积极贡献，这是作为后人对“初唐四杰”的经典评价。客观而言，处于唐诗发展的过渡阶段的“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齐梁以来绮丽余习的影响，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初唐诗歌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在实际创作中积极予以纠正。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诗歌的基调也由婉转清丽转为高岗和雄浑，带有了盛唐的强音。在格律方面，他们从诗歌的情感表达入手，积极构建新的诗歌格律，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价：“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诗人。
作者简介：王森睿（2002—），男，汉族，山东烟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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