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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城乡之间的物质差异逐渐缩小，吊诡的是二者的文化差异日益突显，且受到精神孤独者的重视。“中原作家群”中的有生力量郭昕力图构建一个具有地域独特性的家园，在小说《驯风记》中突破传统的写作模式，加入了体现原罪意识和传统中国乡土情怀的神话母题这一隐性叙事，使人物血肉更加饱满。但郭昕没有将明线中的人物欲望书写，与隐线中的神话叙事很好地契合，明线叙事缺乏与隐线叙事的深层呼应与深度对话，地域化的人物性格自然也很难让人感受的到。
关键词：神话叙事;欲望书写;原罪意识;乡土情
怀;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城乡二元叙事成为一个显著主题。对于河南作家群来说，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上一代作家已经有相当充分和高水平的表达。影响的焦虑①之下，年轻一代的河南作家们在写作这一主题时，也在尝试着新突破。
70后的周口作家郭昕，作为“文学豫军”中的生力军，在坚守河南乡土文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就挖掘地域典型性方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尝试，突破了城乡二元叙事的传统模式，为河南的乡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一、明线——神话叙事的拓展
与以往小说的写作模式不同，在《驯风记》中，郭昕很用心地把蜜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并在故事的结尾，加入了苍公和泌娲、蜜娲的神话传说，给整篇小说注入了丰富的地域色彩，使小说的叙述方式别开生面。
《驯风记》的叙事有两条线索，明线是花瓣式结构或是4加1模式，第一章的马来钱，第二章的马立，第三章的刘湘民，第四章的燕莎，看似不关联的四个人物，在最后一章“驯风记”中，四个人物发生了逻辑上的关联，明线叙事的设置还是比较巧妙的。隐线是神话叙事②，通过架构与明线叙事平行的神话模式，使人物、故事与神话母题骨肉相连，力求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
原型批评的主要创始人，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在《同一的寓言》中说：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来说是‘移位的神话’”[1]。即作为古代人类信仰和心理经验形式的神话虽已消亡，在近现代却“移位”成了文学，神话的模式成为各类文学的模式，神也相应成了文学中的各类人物。文学中描写的主人公诞生、历险、胜利、受难和死亡的故事，不过是在重复着神们的同样的经历和结局。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以不同的方式和情节，戏仿“英雄”还乡的母题;李佩甫的《李氏家族》以神话叙事的形式讲述了李氏家族的历史;而《驯风记》则是以马立、刘湘民等人的故事，重复着苍公、蜜娲的经历和结局。
在这里，神话成为故事叙述的结构原型。这种原型，神话学中称之为“神话母题”。弗莱在《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一文中说：“我把原型看成是文学作品中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是一个可从范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2]。”而《驯风记》中的神话母题（原型）则体现了蜜如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导致的赎罪行为与乡土中国“落叶归根”的情怀又相互交织，拓展了神话叙事的深度。
（一）原罪意识
蜜娲临死前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发出诅咒：“凡种地的人将受无穷的罪，山里的人将吃无边的苦，喝过我水的人将产生无边的欲。那山中千万种植物将产生千万种秘密。千万种秘密纠缠一起千百年山里人都不能获得安宁[3]276。”山和人紧密相连，山里的人吃的苦、受的罪都是蜜娲的诅咒引起的无穷欲望——原欲。“不管人们如何敬蜜娲，她给这片土地上的人带来生活，带来了爱，带来了恨，带来了情，也带来了仇。这是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动荡不安的原因[3]277。”因受情欲的伤害，蜜娲把欲望（爱恨情仇）还给人们。欲望给蜜如人带来生存动机的同时，也带来了罪恶，而罪恶引发的悲剧也如影随行。
这里原欲也是原罪，如同圣奥古斯丁所说，原罪是有遗传性的，人类都继承了原罪。蜜如人是苍公和泌娲的后代，受祖先原罪殃及，“子子孙孙带着各种各样的罪与罚、福与祸来到了人世间。这一个地方本应是人间福与灵的高地，却变成了情与恨、灾与祸的沦陷之区[3]277。”
（二）原罪意识与乡土情怀交织
小说结尾，程大仙讲完神话传说，又提到“这个地方，每一代都有平庸之人，又有杰出之辈。不管是平庸之人还是杰出之辈，他们都是万千植物的化身。平庸者是杰出者生存的土壤，是他们用千百万双手托起了杰出者的身躯。杰出者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为他们谋求生活的出路[3]277。”马立、刘湘民等人是这片土地上的杰出者，是平庸者的代言人，他们要为这片土地做出贡献。“杰出者绝不能背叛养育他们的土地。不要觉得已经走了千里万里的路，跟这片山水土地没有关系了，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其实，走出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任何人也走不出他出生的那一个地方[3]277。”这依旧是乡土中国的逻辑，土的厚重与家的归宿感，使乡土社会的人们养成“安土重遷”的观念和“故土难离”的习性，即便离开且无论在外有多大成就，最后仍要“落叶归根”与“魂归于土”。如同过去归乡维持人和土地桑梓情谊的乡绅阶层，把自己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杰出者虽已走出了蜜如山，也仍要努力为这片土地造福，因为土是根之所系，灵魂的栖息地。
蜜如山的杰出者们不能忘本做“无根之叶”，要“落叶归根”，必须以自己为肥料，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平庸者谋求生活的出路，为蜜如这片土地做出贡献，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赎罪行为，只有为根之所系的一方水土造福，才能真正地洗涤灵魂，逐去原罪带给自己的痛苦和罪恶，同时使地气之根得到滋养，更加茂盛。
二、隐线——人物欲望的书写
神话叙事的开掘，神话氛围的营造，本应使《驯风记》的地域色彩更为鲜明，正如张炜的胶东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遗憾的是，郭昕没有将明线中的人物塑造与隐线中的神话叙事很好地契合，人物性格缺乏深度挖掘，原欲泛众化，导致地域文化的典型性没有能够很好地呈现出来。 （一）马立
读书读到北京，并在北京生活的山里娃马立，看似满足，实际一直有着世俗的野心。读书、成为专家不是为了求得真理，在他心中，“真理只是片面的深刻、偶然的存在，就像天上的云，风一吹，就散了。他觉得爱真理不如爱自己，自己才是真实的存在[3]36。”利己主义者的他认清自己，只是“一个想利用学问与名声把日子过得如春天花开一样舒坦的俗人[3]74。”人活着首要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自己活好，其他许多事情都是虚妄，就连马立喜欢的惠特曼的诗歌也是虚妄，不过是他灵魂的短暂安慰，只有世俗之物的追求才最真实。“为了保持在名利场中的地位和利益，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参加一些他不情愿参加的场，赔着笑脸去见一些并不太愿意见的人。他可不愿意为了心中所谓的清高和自尊失去话语权与曝光率[3]83。”有了太多的名，他还想得到一定的职位，可惜在角逐建筑研究院所长的职位时上位失败，世俗欲望无法满足。为了慰藉在大都市被物欲折磨而干渴的灵魂，他回到蜜如接地气、养心气。但是他接地气的行为并非乡土情怀式的赎罪意识——逐去原欲，为家乡造福。只是让灵魂成为追逐物欲道路上的驿站，在追逐物欲的道路上，马立是漂着的、不真实的人，他需要家乡的地气之根来慰藉干渴的灵魂，但“在山里，人们喜欢灵魂，也喜欢物质。在山里，人们喜欢灵魂也是为了得到物质[3]69。”灵魂得到滋润后的他还是会继续追逐世俗之物的。
《驯风记》的研讨会上，作家乔叶说：“马立这个人物，他从京城过来也带有各种味道，我觉得他和整个小说的骨肉粘合不够。”之所以粘合不够，是因为马立这一形象最突出的特征是以追求物欲为生存目的，随波逐流的利己主义者，虽有原欲（原罪意识），但原欲是泛众化的，缺少与地域典型性的必然联系，整个人物游离于神话母题所体现的原罪意识及乡土情怀之外，影响了地域文化创造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二）刘湘民
和马立相比，刘湘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的神话母题及地域色彩更为契合。刘湘民喜欢去蜜如山放松，他觉得：“世间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名人与神仙，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他。而他了解这一座山，这一座山是他的命之所系。蜜如山不但给他爱，让他倦怠的身体得到休养，让他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更给他以灵感。蜜如山啊，那是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可以带他进入梦乡的地方[3]158。”这里，人和山息息相通，蜜如山是他的“命之所系”，他了解这座山，这座山给了他爱和灵魂的滋养，也引起了他的无穷欲望。
他的成长认知里，权力是大于金钱的，“人活着，一定要做王，要做说话算数的王，想人前显贵不能光靠钱[3]117。”他追求的一直是权力，之所以喜欢听风，也是因为“风无形而善变，且有力量。……它是肆意的，他想做一个像风一样的人[3]109。”“在风中，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市长，是一个手握权柄的人，是掌握许多人命运的人[3]113。”听风的过程让他内心得到一种权力欲的满足。“一个男人，有了权力，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定位的[3]180。”在谋求权力的道路上，刘湘民拼命奔跑，从县长秘书一路升到手握权柄的市长。
刘湘民的父亲曾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男人，一生里，过了许多关口，过了权关，过了钱关，有的连生死关都过了，可就是过不了情关，过不了女人这一关[3]121。”父亲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儿子刘湘民过了权关，却毁在情欲上。他的结局与小说结尾的神话相呼应，程大仙说：“神啊，什么都不怕动，就怕动感情。神一动情，万物动容。那是不得了的大事情[3]274。”苍公、蜜娲们动了情，原罪殃及子孙;刘湘民动了情，前程毁于一旦，继续重复着苍公、蜜娲的经历和结局。
刘湘民对欲望的追求不仅和神话叙事中的原罪意识相呼应，还交织着乡土情怀。“自从他当了市长，好像整个蜜如山的人都成了他家的亲戚，他每天都被这些亲戚烦扰着，有些事情可以推给其他人管，可是有些事情又必须自己管。毕竟，这些亲戚的事情关乎着他在蜜如山的名声[3]185。”走出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作为蜜如山的杰出者，要想得到故土的认可，就必须为这片土地作贡献，为那些平庸者谋求生活出路，所以他要把李安庆安排到蜜如山宾馆工作，要亲自处理蜜如山亲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无意识的赎罪行为，是“落叶归根”的表现。只有如此，人和山的地气之根才能互相滋养，更加茂盛。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了马立、刘湘民，还有燕莎。从明线与隐线的呼应来看，刘湘民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相對较为成功，燕莎与马立看似性格迥异，但生存动机的趋同性（都以追求物欲为生存的目的）导致原欲泛众化，人物欲望的书写仅停留于表面，共性多于个性，缺乏与地域神话内涵的深层呼应与深度对话。虽然刘湘民这一人物身上也存在原欲泛众化的倾向，但原欲与神话母题的呼应无疑冲淡了作家书写欲望时的单调与浮躁，增强了小说叙事的表现力，同时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三、结语
文艺理论家何西来曾说：“文学作品只要写好了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性格，其他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方言、风俗，乃至生活方式、想事方式、情感方式等等，都能够带起来[4]。”无疑，郭昕在《驯风记》中做了很好的尝试，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神话叙事的加入使人物性格更灵动，血肉更饱满。遗憾的是，这种尝试只是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弥漫整个作品的依然是欲望书写的单调与浮躁，方言、风俗、思想方式等地域文化因素没能被神话叙事带动起来，隐线叙事被明线叙事的欲望书写压制，无法很好地呼应欲望书写，地域化的人物性格自然也很难让人感受的到。虽有缺陷，但瑕不掩瑜，在城乡差距几乎消失的背景下，周口的青年作家郭昕，依旧能坚持对地域典型性尝试别开生面的创新，突破传统的写作模式，这种突破及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坚守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简介：赵璞（1979—），女，河南西平人，硕士，郑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河南作家作品研究。
注释：
①该术语出自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意思是“威名显赫的前辈会对后来的作家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后来的作家时刻处于超越前人的焦虑当中。”
②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
参考文献：
〔1〕王世芸.关于神话原型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1995（1）：
32-36.
〔2〕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7.
〔3〕郭昕.驯风记[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
〔4〕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J].文艺研究，1999（3）：3-5.
关键词：神话叙事;欲望书写;原罪意识;乡土情
怀;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城乡二元叙事成为一个显著主题。对于河南作家群来说，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上一代作家已经有相当充分和高水平的表达。影响的焦虑①之下，年轻一代的河南作家们在写作这一主题时，也在尝试着新突破。
70后的周口作家郭昕，作为“文学豫军”中的生力军，在坚守河南乡土文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就挖掘地域典型性方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尝试，突破了城乡二元叙事的传统模式，为河南的乡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一、明线——神话叙事的拓展
与以往小说的写作模式不同，在《驯风记》中，郭昕很用心地把蜜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并在故事的结尾，加入了苍公和泌娲、蜜娲的神话传说，给整篇小说注入了丰富的地域色彩，使小说的叙述方式别开生面。
《驯风记》的叙事有两条线索，明线是花瓣式结构或是4加1模式，第一章的马来钱，第二章的马立，第三章的刘湘民，第四章的燕莎，看似不关联的四个人物，在最后一章“驯风记”中，四个人物发生了逻辑上的关联，明线叙事的设置还是比较巧妙的。隐线是神话叙事②，通过架构与明线叙事平行的神话模式，使人物、故事与神话母题骨肉相连，力求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
原型批评的主要创始人，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在《同一的寓言》中说：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来说是‘移位的神话’”[1]。即作为古代人类信仰和心理经验形式的神话虽已消亡，在近现代却“移位”成了文学，神话的模式成为各类文学的模式，神也相应成了文学中的各类人物。文学中描写的主人公诞生、历险、胜利、受难和死亡的故事，不过是在重复着神们的同样的经历和结局。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以不同的方式和情节，戏仿“英雄”还乡的母题;李佩甫的《李氏家族》以神话叙事的形式讲述了李氏家族的历史;而《驯风记》则是以马立、刘湘民等人的故事，重复着苍公、蜜娲的经历和结局。
在这里，神话成为故事叙述的结构原型。这种原型，神话学中称之为“神话母题”。弗莱在《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一文中说：“我把原型看成是文学作品中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是一个可从范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2]。”而《驯风记》中的神话母题（原型）则体现了蜜如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导致的赎罪行为与乡土中国“落叶归根”的情怀又相互交织，拓展了神话叙事的深度。
（一）原罪意识
蜜娲临死前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发出诅咒：“凡种地的人将受无穷的罪，山里的人将吃无边的苦，喝过我水的人将产生无边的欲。那山中千万种植物将产生千万种秘密。千万种秘密纠缠一起千百年山里人都不能获得安宁[3]276。”山和人紧密相连，山里的人吃的苦、受的罪都是蜜娲的诅咒引起的无穷欲望——原欲。“不管人们如何敬蜜娲，她给这片土地上的人带来生活，带来了爱，带来了恨，带来了情，也带来了仇。这是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动荡不安的原因[3]277。”因受情欲的伤害，蜜娲把欲望（爱恨情仇）还给人们。欲望给蜜如人带来生存动机的同时，也带来了罪恶，而罪恶引发的悲剧也如影随行。
这里原欲也是原罪，如同圣奥古斯丁所说，原罪是有遗传性的，人类都继承了原罪。蜜如人是苍公和泌娲的后代，受祖先原罪殃及，“子子孙孙带着各种各样的罪与罚、福与祸来到了人世间。这一个地方本应是人间福与灵的高地，却变成了情与恨、灾与祸的沦陷之区[3]277。”
（二）原罪意识与乡土情怀交织
小说结尾，程大仙讲完神话传说，又提到“这个地方，每一代都有平庸之人，又有杰出之辈。不管是平庸之人还是杰出之辈，他们都是万千植物的化身。平庸者是杰出者生存的土壤，是他们用千百万双手托起了杰出者的身躯。杰出者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为他们谋求生活的出路[3]277。”马立、刘湘民等人是这片土地上的杰出者，是平庸者的代言人，他们要为这片土地做出贡献。“杰出者绝不能背叛养育他们的土地。不要觉得已经走了千里万里的路，跟这片山水土地没有关系了，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其实，走出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任何人也走不出他出生的那一个地方[3]277。”这依旧是乡土中国的逻辑，土的厚重与家的归宿感，使乡土社会的人们养成“安土重遷”的观念和“故土难离”的习性，即便离开且无论在外有多大成就，最后仍要“落叶归根”与“魂归于土”。如同过去归乡维持人和土地桑梓情谊的乡绅阶层，把自己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杰出者虽已走出了蜜如山，也仍要努力为这片土地造福，因为土是根之所系，灵魂的栖息地。
蜜如山的杰出者们不能忘本做“无根之叶”，要“落叶归根”，必须以自己为肥料，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平庸者谋求生活的出路，为蜜如这片土地做出贡献，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赎罪行为，只有为根之所系的一方水土造福，才能真正地洗涤灵魂，逐去原罪带给自己的痛苦和罪恶，同时使地气之根得到滋养，更加茂盛。
二、隐线——人物欲望的书写
神话叙事的开掘，神话氛围的营造，本应使《驯风记》的地域色彩更为鲜明，正如张炜的胶东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遗憾的是，郭昕没有将明线中的人物塑造与隐线中的神话叙事很好地契合，人物性格缺乏深度挖掘，原欲泛众化，导致地域文化的典型性没有能够很好地呈现出来。 （一）马立
读书读到北京，并在北京生活的山里娃马立，看似满足，实际一直有着世俗的野心。读书、成为专家不是为了求得真理，在他心中，“真理只是片面的深刻、偶然的存在，就像天上的云，风一吹，就散了。他觉得爱真理不如爱自己，自己才是真实的存在[3]36。”利己主义者的他认清自己，只是“一个想利用学问与名声把日子过得如春天花开一样舒坦的俗人[3]74。”人活着首要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自己活好，其他许多事情都是虚妄，就连马立喜欢的惠特曼的诗歌也是虚妄，不过是他灵魂的短暂安慰，只有世俗之物的追求才最真实。“为了保持在名利场中的地位和利益，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参加一些他不情愿参加的场，赔着笑脸去见一些并不太愿意见的人。他可不愿意为了心中所谓的清高和自尊失去话语权与曝光率[3]83。”有了太多的名，他还想得到一定的职位，可惜在角逐建筑研究院所长的职位时上位失败，世俗欲望无法满足。为了慰藉在大都市被物欲折磨而干渴的灵魂，他回到蜜如接地气、养心气。但是他接地气的行为并非乡土情怀式的赎罪意识——逐去原欲，为家乡造福。只是让灵魂成为追逐物欲道路上的驿站，在追逐物欲的道路上，马立是漂着的、不真实的人，他需要家乡的地气之根来慰藉干渴的灵魂，但“在山里，人们喜欢灵魂，也喜欢物质。在山里，人们喜欢灵魂也是为了得到物质[3]69。”灵魂得到滋润后的他还是会继续追逐世俗之物的。
《驯风记》的研讨会上，作家乔叶说：“马立这个人物，他从京城过来也带有各种味道，我觉得他和整个小说的骨肉粘合不够。”之所以粘合不够，是因为马立这一形象最突出的特征是以追求物欲为生存目的，随波逐流的利己主义者，虽有原欲（原罪意识），但原欲是泛众化的，缺少与地域典型性的必然联系，整个人物游离于神话母题所体现的原罪意识及乡土情怀之外，影响了地域文化创造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二）刘湘民
和马立相比，刘湘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的神话母题及地域色彩更为契合。刘湘民喜欢去蜜如山放松，他觉得：“世间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名人与神仙，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他。而他了解这一座山，这一座山是他的命之所系。蜜如山不但给他爱，让他倦怠的身体得到休养，让他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更给他以灵感。蜜如山啊，那是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可以带他进入梦乡的地方[3]158。”这里，人和山息息相通，蜜如山是他的“命之所系”，他了解这座山，这座山给了他爱和灵魂的滋养，也引起了他的无穷欲望。
他的成长认知里，权力是大于金钱的，“人活着，一定要做王，要做说话算数的王，想人前显贵不能光靠钱[3]117。”他追求的一直是权力，之所以喜欢听风，也是因为“风无形而善变，且有力量。……它是肆意的，他想做一个像风一样的人[3]109。”“在风中，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市长，是一个手握权柄的人，是掌握许多人命运的人[3]113。”听风的过程让他内心得到一种权力欲的满足。“一个男人，有了权力，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定位的[3]180。”在谋求权力的道路上，刘湘民拼命奔跑，从县长秘书一路升到手握权柄的市长。
刘湘民的父亲曾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男人，一生里，过了许多关口，过了权关，过了钱关，有的连生死关都过了，可就是过不了情关，过不了女人这一关[3]121。”父亲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儿子刘湘民过了权关，却毁在情欲上。他的结局与小说结尾的神话相呼应，程大仙说：“神啊，什么都不怕动，就怕动感情。神一动情，万物动容。那是不得了的大事情[3]274。”苍公、蜜娲们动了情，原罪殃及子孙;刘湘民动了情，前程毁于一旦，继续重复着苍公、蜜娲的经历和结局。
刘湘民对欲望的追求不仅和神话叙事中的原罪意识相呼应，还交织着乡土情怀。“自从他当了市长，好像整个蜜如山的人都成了他家的亲戚，他每天都被这些亲戚烦扰着，有些事情可以推给其他人管，可是有些事情又必须自己管。毕竟，这些亲戚的事情关乎着他在蜜如山的名声[3]185。”走出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作为蜜如山的杰出者，要想得到故土的认可，就必须为这片土地作贡献，为那些平庸者谋求生活出路，所以他要把李安庆安排到蜜如山宾馆工作，要亲自处理蜜如山亲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无意识的赎罪行为，是“落叶归根”的表现。只有如此，人和山的地气之根才能互相滋养，更加茂盛。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了马立、刘湘民，还有燕莎。从明线与隐线的呼应来看，刘湘民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相對较为成功，燕莎与马立看似性格迥异，但生存动机的趋同性（都以追求物欲为生存的目的）导致原欲泛众化，人物欲望的书写仅停留于表面，共性多于个性，缺乏与地域神话内涵的深层呼应与深度对话。虽然刘湘民这一人物身上也存在原欲泛众化的倾向，但原欲与神话母题的呼应无疑冲淡了作家书写欲望时的单调与浮躁，增强了小说叙事的表现力，同时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三、结语
文艺理论家何西来曾说：“文学作品只要写好了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性格，其他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方言、风俗，乃至生活方式、想事方式、情感方式等等，都能够带起来[4]。”无疑，郭昕在《驯风记》中做了很好的尝试，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神话叙事的加入使人物性格更灵动，血肉更饱满。遗憾的是，这种尝试只是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弥漫整个作品的依然是欲望书写的单调与浮躁，方言、风俗、思想方式等地域文化因素没能被神话叙事带动起来，隐线叙事被明线叙事的欲望书写压制，无法很好地呼应欲望书写，地域化的人物性格自然也很难让人感受的到。虽有缺陷，但瑕不掩瑜，在城乡差距几乎消失的背景下，周口的青年作家郭昕，依旧能坚持对地域典型性尝试别开生面的创新，突破传统的写作模式，这种突破及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坚守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简介：赵璞（1979—），女，河南西平人，硕士，郑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河南作家作品研究。
注释：
①该术语出自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意思是“威名显赫的前辈会对后来的作家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后来的作家时刻处于超越前人的焦虑当中。”
②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
参考文献：
〔1〕王世芸.关于神话原型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1995（1）：
32-36.
〔2〕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7.
〔3〕郭昕.驯风记[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
〔4〕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J].文艺研究，1999（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