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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1942年2月1日，鲁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远在上海的许广平，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开始她辞不敢收，但是这位秘书长说：长官赐不敢辞，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朱安被他这话搞蒙了，只好勉强收下。
周海婴行文至此，说蒋介石此举令人费解，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关心父亲的前妻”？
但笔者个人以为，此事即便带有什么企图，可资宣传炒作的余地也有限；或许蒋介石只是偶然获悉鲁迅的这位原配夫人现在生计艰难，为表对文豪的怜悯之意做出了这一决定？
蒋介石之于鲁迅，有忌，有恨，但也有敬，有慕，他们都是浙江人，早岁都曾去日本留学，都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都十分敬仰孙中山……尽管后来分道扬镳，毕竟也有过大体相似的青葱岁月。
1903年，21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发辫，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9年，22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也做了一首《述志》的小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的打油诗自然不及鲁迅高妙，但诗中所传递的抱负、志趣还是与鲁迅相通的。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蒋介石或许依然对鲁迅存有隐隐约约的好感。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剿共，鲁迅处处与其作对，令当局相当难堪，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一度呈请中央，下达了对所谓“堕落反动”文人鲁迅的通缉令，但在当时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境况下，这份通缉令的效力实在有限，当局除了想以此恫吓鲁迅之外，似乎也并不想认真地缉捕鲁迅。
鲁迅离开中山大学后，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其为大学院撰述员，每月支给他300元撰述费。大学院不久改回旧名，仍称教育部。
1930年12月，有人向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蒋介石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撰述员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举报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得悉此事后整治鲁迅，以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因为蒋介石有这样的表示，于是后来便有人不断与鲁迅接触，替蒋介石向他示好，希望以此软化他的立场。但鲁迅对此不加理会，继续以投枪与匕首抨击当局。
无论蒋介石出于怜才之心，还是桑梓之情，或者出于其他考虑，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组织都未敢加害鲁迅。周海婴晚年参加政协会议，遇到军统干将沈醉，沈醉坦言：当年他曾带监视小组监视鲁迅多时，后因顾及其声望，未敢加害。
鲁迅去世后，共产党号召左翼青年，广大民众隆重悼念这位巨人。国民党方面尽管诸多不满，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当时恰在上海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都送去挽联表示哀悼。国民党文宣机构为统一报道口径，专门做了一些规定：“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三、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可知当局尽管嫉恨鲁迅，但也不敢将鲁迅的贡献一概抹杀。
抗战爆发之后，国内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对鲁迅的排斥也随之减轻。
1940年1月，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励志社曾给鲁迅捐款：“励志社也有款及信云：‘兹遵大会决议案，将全款之一半拔助先生家属，借充生活费用，兹汇寄中国银行国币七十五元，至祈查收。’”
励志社，1929年1月成立，社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黄仁霖。此社是一个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模范军人”为目的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给鲁迅的家属提供部分生活费用，多少也体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当局对鲁迅遗属的关怀。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专事整理、印刷、发行鲁迅的著作。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广平、周海婴困居孤岛，主要靠销售鲁迅著作维生。由于战事日亟，转运艰难，即便是鲁迅的书，卖得也很不理想。周海婴曾查看其母1942年12月到1943年6月的账本，经统计，这七个多月里，《鲁迅全集》只卖了3部，《鲁迅三十年集》只卖了44部，单行本销量略好，也不过买了1850本。更让他们母子烦心的是，许多书店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使他们这间小小的出版社更加难以运转。
1943年3月22日，国民党背景的中央书店突然向许广平订购110本鲁迅的书，许广平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书发了过去。按照周海婴的记忆，许广平接到这笔订单时，曾有些犹豫，但这笔交易最终未发生任何意外，中央书店及时支付了这笔书款，缓解了他们母子的燃眉之急。
对此事的原委，周海婴以为：“想必他们（中央书店）也是在商言商，只为利润，并不考虑政治吧。”但即便再怎么缺乏政治嗅觉，也不会仅为了这点小利就甘冒为“反动作家鲁迅”张目之嫌去订购鲁迅著作吧。
这其中也许有帮许广平母子解困的成分，至于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时过境迁，怕是也很难查清了。
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未曾认真封杀鲁迅，退守台湾后，才开始严禁鲁迅著述的流传。从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鲁迅的著作一直被视为禁书。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两蒋去世后，对鲁迅的禁令很快解除，仅1989年台湾就出版了三四种《鲁迅全集》。许多台湾的杂文家，如柏杨、龙应台，其杂文也或多或少与鲁迅的风格有相通之处。
学者陈漱渝在《柏杨谈鲁迅》一文中提到，柏杨曾说：“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鲁迅是了不起的。我对鲁迅的文章和风骨是非常崇拜的。我只是不赞成把鲁迅政治化，不愿看到他占据耶稣和孔子的位置，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神化鲁迅会使他变得僵化，失去应有的作用。思想的东西是不能政治化的，这才能够活泼，有生命力，才能够发出光芒。”
这样的评价，或许才是鲁迅最希望听到的。
周海婴行文至此，说蒋介石此举令人费解，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关心父亲的前妻”？
但笔者个人以为，此事即便带有什么企图，可资宣传炒作的余地也有限；或许蒋介石只是偶然获悉鲁迅的这位原配夫人现在生计艰难，为表对文豪的怜悯之意做出了这一决定？
蒋介石之于鲁迅，有忌，有恨，但也有敬，有慕，他们都是浙江人，早岁都曾去日本留学，都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都十分敬仰孙中山……尽管后来分道扬镳，毕竟也有过大体相似的青葱岁月。
1903年，21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发辫，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9年，22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也做了一首《述志》的小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的打油诗自然不及鲁迅高妙，但诗中所传递的抱负、志趣还是与鲁迅相通的。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蒋介石或许依然对鲁迅存有隐隐约约的好感。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剿共，鲁迅处处与其作对，令当局相当难堪，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一度呈请中央，下达了对所谓“堕落反动”文人鲁迅的通缉令，但在当时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境况下，这份通缉令的效力实在有限，当局除了想以此恫吓鲁迅之外，似乎也并不想认真地缉捕鲁迅。
鲁迅离开中山大学后，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其为大学院撰述员，每月支给他300元撰述费。大学院不久改回旧名，仍称教育部。
1930年12月，有人向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蒋介石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撰述员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举报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得悉此事后整治鲁迅，以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因为蒋介石有这样的表示，于是后来便有人不断与鲁迅接触，替蒋介石向他示好，希望以此软化他的立场。但鲁迅对此不加理会，继续以投枪与匕首抨击当局。
无论蒋介石出于怜才之心，还是桑梓之情，或者出于其他考虑，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组织都未敢加害鲁迅。周海婴晚年参加政协会议，遇到军统干将沈醉，沈醉坦言：当年他曾带监视小组监视鲁迅多时，后因顾及其声望，未敢加害。
鲁迅去世后，共产党号召左翼青年，广大民众隆重悼念这位巨人。国民党方面尽管诸多不满，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当时恰在上海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都送去挽联表示哀悼。国民党文宣机构为统一报道口径，专门做了一些规定：“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三、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可知当局尽管嫉恨鲁迅，但也不敢将鲁迅的贡献一概抹杀。
抗战爆发之后，国内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对鲁迅的排斥也随之减轻。
1940年1月，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励志社曾给鲁迅捐款：“励志社也有款及信云：‘兹遵大会决议案，将全款之一半拔助先生家属，借充生活费用，兹汇寄中国银行国币七十五元，至祈查收。’”
励志社，1929年1月成立，社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黄仁霖。此社是一个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模范军人”为目的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给鲁迅的家属提供部分生活费用，多少也体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当局对鲁迅遗属的关怀。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专事整理、印刷、发行鲁迅的著作。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广平、周海婴困居孤岛，主要靠销售鲁迅著作维生。由于战事日亟，转运艰难，即便是鲁迅的书，卖得也很不理想。周海婴曾查看其母1942年12月到1943年6月的账本，经统计，这七个多月里，《鲁迅全集》只卖了3部，《鲁迅三十年集》只卖了44部，单行本销量略好，也不过买了1850本。更让他们母子烦心的是，许多书店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使他们这间小小的出版社更加难以运转。
1943年3月22日，国民党背景的中央书店突然向许广平订购110本鲁迅的书，许广平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书发了过去。按照周海婴的记忆，许广平接到这笔订单时，曾有些犹豫，但这笔交易最终未发生任何意外，中央书店及时支付了这笔书款，缓解了他们母子的燃眉之急。
对此事的原委，周海婴以为：“想必他们（中央书店）也是在商言商，只为利润，并不考虑政治吧。”但即便再怎么缺乏政治嗅觉，也不会仅为了这点小利就甘冒为“反动作家鲁迅”张目之嫌去订购鲁迅著作吧。
这其中也许有帮许广平母子解困的成分，至于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时过境迁，怕是也很难查清了。
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未曾认真封杀鲁迅，退守台湾后，才开始严禁鲁迅著述的流传。从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鲁迅的著作一直被视为禁书。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两蒋去世后，对鲁迅的禁令很快解除，仅1989年台湾就出版了三四种《鲁迅全集》。许多台湾的杂文家，如柏杨、龙应台，其杂文也或多或少与鲁迅的风格有相通之处。
学者陈漱渝在《柏杨谈鲁迅》一文中提到，柏杨曾说：“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鲁迅是了不起的。我对鲁迅的文章和风骨是非常崇拜的。我只是不赞成把鲁迅政治化，不愿看到他占据耶稣和孔子的位置，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神化鲁迅会使他变得僵化，失去应有的作用。思想的东西是不能政治化的，这才能够活泼，有生命力，才能够发出光芒。”
这样的评价，或许才是鲁迅最希望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