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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1日上午，我(以下简称“王”)在北京采访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谢芳(以下简称“谢”)，请她回忆参加拍摄电影《舞台姐妹》的往事。
荒煤同志在信中说《舞台姐妹》属部里抓的重点片，可以学点东西，希望我把握好机会。
王：谢芳老师您好!
谢：您好，请进。您就是从上海特地来的小王?
王：是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上海电影方面的课题，您虽然不是上海人，但我知道您从小在上海生活过，最关键的是和上海电影紧密相连，说起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更是不得不提到您谢芳老师。您是我妈妈辈的明星偶像，在当年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当时您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之前已经拍过《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都获得很好的口碑。您知道谢晋导演为什么找您来演《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吗?
谢：说起上海，还真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我是2岁的时候跟着母亲，还有10岁的小哥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妹到上海的，在上海我们和父亲团聚了，然后一住就是9年。我们当时上海的家在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51号二层楼上。记得一层住的是一位日本的牙科医生，三层楼住的是一家绸缎铺的老板。尽管那时时局不稳，但一家人能住在一起，感觉还是很温馨的。
王：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这地方现在还在吗?
谢：在的，几年前我们一家人还去过，还拍了照片，不过现在那里住着很多户人家。说起谢晋导演当年为什么找我演《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我当时也不知道，我想也许我是南方人吧。我是湖南人，湘妹子，有着江南妹子的水灵，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当过歌剧演员，演过舞台剧，有演唱的功底和表演的经验。
王：在1963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前，您是一名歌剧演员吧?
谢：是的，我是1951年初中毕业后考进中南文工团音乐部任歌剧演员的，后改为武汉歌舞剧院，我演过《小二黑结婚》，那时候我还只有17岁，还有歌剧《白毛女》，演过前苏联的喜歌剧《货郎与小姐》，还演过河南梆子《花木兰》、《柜中缘》，好多呐。《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是名越剧演员，导演或许真是看中了我的舞台演员身份，还有点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在接这部电影前，我从没见过谢晋导演。记得《早春二月》的拍摄接近尾声时，有一天，名导演陈怀皑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名叫《舞台姐妹》的电影文学剧本，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托他将剧本交给我的，问我是否愿意在其中扮演越剧艺人竺春花一角。
本子很薄，我粗粗看过后，印象较深的是影片中主人公在舞台上趟马走边的那些练功镜头，我很有些心动。在这以前，因为也有北影厂的导演约我在她将要拍摄的影片中担任角色，所以一下子面对两部电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在剧院工作时，已经习惯了由领导分配角色，自己从来没有作过选择，领导让你演谁就演谁。如今离剧院远了，而人事关系还没有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想想找北影商量也不妥当。于是，我便给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写去一封信，希望能为我定夺。荒煤同志很快回了信，信中说《舞台姐妹》属部里抓的重点片，可以学点东西，希望我把握好机会。当我决定去上海拍《舞台姐妹》后，陈副部长还把我找去他家，要我注意搞好和上海同行、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让我受益匪浅，我很感动。
’
当时谢晋导演是亲自到上海火车站来接我的，还有胖胖的制片主任丁里和将在影片中饰演妹妹邢月红的曹银娣。她比我高出半头，削肩，瓜子脸，宽宽的单眼皮，扮上小生或化上电影妆都十分好看，生活中的她其实更好看。
《舞台姐妹》被剪掉的有许多，有的真的很精彩。但这不是我们做演员的所能控制的，特别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演员是没啥发言权的。
王：曹银娣老师是名优秀的越剧演员，最近，正好也是越剧百年，你们还有联系吗?
谢：她是真正的越剧演员，长得很美。前一阵因为越剧百年，我们俩都受到邀请去了越剧故乡嵊县，我们俩还合作朗诵了一首诗作为那台晚会的压轴，我用普通话，她用嵊县话。诗很短，才50来个字，诗是这样的：越剧这朵美丽的奇葩，从烟雨迷蒙的江南画景中绽放，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升华，跨越时空、跨越语种、跨越国界，组成了一面诗的旗帜，飘扬!
王：太美了!是你们自己创作的吗?
谢：不是。是我们俩合作朗诵的，现场效果很好，确实蛮受欢迎的，电视里还要重播呐。
王：《舞台姐妹》是一部反映越剧艺人在旧社会生平遭际的影片，为了演好越剧艺人，您肯定也下生活、费了不少心思吧?
谢：是的。《舞台姐妹》的拍摄工作是从到绍兴体验生活开始的。为了对角色有更充分的认识和熟悉，我们访问过袁雪芬等越剧界的表演艺术家。在接触中，我知道她们多数出身贫苦。她们演技高超，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她们待人接物却十分谦虚、热情。尤其是她们从小都经过严格的形体训练，行为举止都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很少有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行如流水，坐似观音，这些都是剧中人的动作要求，不过日久天长还是对演员的习惯和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看她们落坐的时候，腰板挺拔，姿态秀美，言语动作都礼数周到。为了培养对角色的感觉，表演起来更贴近人物形象，我也曾下决心约束过自己，比如乘坐公共汽车时，想起来也暗暗地仿效她们的样子，挺直起腰板想让自己看上去优雅点，但毕竟是苦事，很累人，没有能坚持下来。
王：《舞台姐妹》中，您演的竺春花唱念做打，样样做的都很专业地道，您最满意的是哪段戏呢?
谢：是戏中戏《梁祝》，我穿上了全套的戏服，很美，听说拍得不错。
王：听说?难道您自己没有看过?
谢：我自己没有看到过，因为到最后被删掉了。
王：为什么呢?
谢：说不清。其实被剪掉的还有许多，有的真的很精彩。但这不是我们做演员的所能控制的，特别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演员是没啥发言权的。我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王：影片最后，好像改动得挺厉害?和原来想表达的东西有了很大的距离?
谢：是的，尽管我也觉得别扭，但在那个时候，只能这样，谢晋导演也是没办法，都没办法。
王：《舞台姐妹》是1964年6月开拍的，刚拍到一半，就被张春桥说成是“毒草”，等待它的命运就此一波三折，您作为一名主要演员，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谢：我思想一直很单纯，和政治离得比较远。作为一名演员，我就琢磨着怎么演好这个角色，从艺术上来考虑的多一点。我觉得对一名演员来说，有三点很重要，那就是一个好的剧本，演员个人的特色和再创作，其它的我也不多考虑。
王：这部电影让许多人吃了苦头，谢晋导演也因此而被揪斗。您是主演，肯定也逃不过吧?您觉得委屈、不公吗?
谢：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也没啥意思。不说这个吧。“文革”后，谢晋导演给我寄来过一册《舞台姐妹》，上写“劫后余生”四字，让我为该片从文学到电影一书撰写演员心得。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以影片取得成功的主 要因素在于编导，与自己关系不大为由而推辞了。所以这本书至今空缺这方面的文章，尽管我当时说的确是真话，不过现在想想至少对谢晋导演有点失礼了。
从1959年到1964年之间，我幸运地参加了三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拍摄。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
王：十年动乱中，《舞台姐妹》以“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歌功颂德”的罪名被打成毒草禁止放映，但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舞台姐妹》不仅在中国成为广大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作品，而且还以浓郁的民族气息和人生情趣在国际上赢得了应有的声誉。
谢：是的。1981年在美国和法国几乎同时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中，《舞台姐妹》都被选作开幕式上的首映片。我也是到日本后，才知道这部片子在国际上挺轰动的。有一次，在纽约某个文化中心的一家影院里，我还有幸和美国朋友坐在一起观看了自己演的这部电影。虽然只有英文字幕，但我发现，美国人照样看得津津有味，有些地方外国人的反应竟比中国观众还要来得仔细，来得到位，该笑的时候笑，该愁的时候愁，情绪完全是跟着剧中人物情绪跑的。
王：那说明美国人能理解中国电影中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容。
谢：理解。
王：你到美国是哪一年?
谢：到美国是1981年，到法国是1983年。
王：还是蛮早的。看来，您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了。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比如真善美，是人类共有的。作为一名演员，能够演一部几代人心目中的好电影是幸运的，而您演了不止一部，您对自己的表演生涯满意吗?
谢：从1959年到1964年之间，我幸运地参加了三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拍摄，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对于那个长着一只千层眼的分量不算轻的黑玩意儿，不论它近在咫尺，还是在头顶身后老远的什么地方，我都得感觉到它的存在，受到它的支配，按照它的旨意办事。有不少人都这样说我，“谢芳只要一演戏就不是她了。”孙谦、马烽他们早就说过，谢芳天生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
说到表演，我至少是很用心去演的。有人说我演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很激进，可是那时候有抗日战争那个大背景在，难道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还坐着开会学习?那时候就需要有人冲上去!我很理解那时候的共产党员，他们会为了一种信念把生命抛在脑后的。
说到这些，我不得不提到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神学院的著名教授，多次到国外留学。他虽然从事的是神学研究，但非常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从他那里经常听到李公朴、闻一多还有冯玉祥等人的名字，他还让我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给他听。我的父亲是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那个爱真叫执着，可后来还是被打成了右派，70多岁了，还赶公交车去糊纸盒。我母亲姚育英和冰心是同学，老人家一共生了我们十个孩子，我是老九。我的启蒙教育都是母亲给我的。我父亲和当时许许多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他情愿放弃在香港优裕体面的生活，非要赶在祖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回国，他要庆祝自己祖国获得新生。如果不是我父亲硬把我带回国，我的命运可能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或许我会去美国，成为一名牧师太太也不一定呢。
王：你多大时回国的?
谢：15岁。后来我就考进了中南文工团，那时候还是供给制。1953年6月，中南文工团更名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后又改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武汉歌舞剧院。组织上大概看我在“土改”时在歌剧《白毛女》中演的喜儿还可以，就把我分到了歌剧团，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歌剧生涯。然后有幸拍了《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1963年的时候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专业演员，1964年到上海拍了《舞台姐妹》。
我想既然选择了当演员，我就一定要做个好演员。我每天的日程就是化装、拍戏、卸妆、休息。在一部影片中担任主角，所用时间少则五六个月，多则一年挂零。我爱人张目原来是武汉歌剧院的台柱子，1963年和我一起调到北京，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演员兼歌剧团团长，工作演出也很忙，当年的名气可不比我小。所以，我不得不将独生子托付给他的奶奶和姥姥代管。由于老人们常常指着我的照片告诉说这就是他的妈妈，因此一次当我拍片回来领着他上街玩耍时，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孩子指着照相馆里挂着的所有“阿姨”们的照片对我说：这妈妈!这妈妈!
王：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女性，您大概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儿子吧?
谢：以前我是这样想的，还好我儿子很争气，不用我操什么心，如今他的儿子、我的孙子都18岁了，我很开心。
王：看得出您的家庭生活很幸福。谢芳老师，问一个很俗的问题，您认为您一生中演的哪个角色最成功?您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谢：这几年，在接受采访和与观众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想来想去，我自己也得不到十分明确的答案。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有好，也有不好，就是这样。其实我现在仍然讲不出在我扮演的所有角色中，哪一个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是完全成功的。有人说我至今没有一部影片超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这倒是事实。这三部片子是我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也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再加上我所接到的剧本是最好的，摄制组的创作力量是最整齐、最成熟的，艺术创作上的一切问题，都有领导、老师们为我想到了，做到了，我只管按剧本演自己的戏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没有杂念。所以那时候能获得一点成功，我觉得还是观众对我的厚爱。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我再次登上影幕时，已经15个年头过去了。15年，对一名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过从1979年开始，我又忙起来了，又有许多剧本交到了我手上，我又重新回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那种紧张的演艺生活之中，甚至比那时更忙，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我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感觉到了人生应有的节奏。
王：最近听说《舞台姐妹》要被拍成电视剧了，您觉得现在的演员还能演出您当年的那种感觉吗?
谢：相信他们能拍好，希望他们能拍好。
王：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艺术青春常在!
谢芳小传：生于1935年。1951年毕业于汉口罗以女子中学，考入中南文工团，任歌剧演员，在《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三姐》、《花木兰》等剧中担任主演。1963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任专业演员，主演了《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系列经典之作；“文革”后又出演了《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九九艳阳天》、《明姑娘》等电影以及话剧《日出》等。1962年由文化部推选为新中国22位电影明星之一，1989年被中国电影周报评为建国40周年十大明星之一，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和第五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2004年获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责任编辑：殷之俊
荒煤同志在信中说《舞台姐妹》属部里抓的重点片，可以学点东西，希望我把握好机会。
王：谢芳老师您好!
谢：您好，请进。您就是从上海特地来的小王?
王：是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上海电影方面的课题，您虽然不是上海人，但我知道您从小在上海生活过，最关键的是和上海电影紧密相连，说起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更是不得不提到您谢芳老师。您是我妈妈辈的明星偶像，在当年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当时您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之前已经拍过《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都获得很好的口碑。您知道谢晋导演为什么找您来演《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吗?
谢：说起上海，还真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我是2岁的时候跟着母亲，还有10岁的小哥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妹到上海的，在上海我们和父亲团聚了，然后一住就是9年。我们当时上海的家在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51号二层楼上。记得一层住的是一位日本的牙科医生，三层楼住的是一家绸缎铺的老板。尽管那时时局不稳，但一家人能住在一起，感觉还是很温馨的。
王：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这地方现在还在吗?
谢：在的，几年前我们一家人还去过，还拍了照片，不过现在那里住着很多户人家。说起谢晋导演当年为什么找我演《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我当时也不知道，我想也许我是南方人吧。我是湖南人，湘妹子，有着江南妹子的水灵，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当过歌剧演员，演过舞台剧，有演唱的功底和表演的经验。
王：在1963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前，您是一名歌剧演员吧?
谢：是的，我是1951年初中毕业后考进中南文工团音乐部任歌剧演员的，后改为武汉歌舞剧院，我演过《小二黑结婚》，那时候我还只有17岁，还有歌剧《白毛女》，演过前苏联的喜歌剧《货郎与小姐》，还演过河南梆子《花木兰》、《柜中缘》，好多呐。《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是名越剧演员，导演或许真是看中了我的舞台演员身份，还有点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在接这部电影前，我从没见过谢晋导演。记得《早春二月》的拍摄接近尾声时，有一天，名导演陈怀皑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名叫《舞台姐妹》的电影文学剧本，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托他将剧本交给我的，问我是否愿意在其中扮演越剧艺人竺春花一角。
本子很薄，我粗粗看过后，印象较深的是影片中主人公在舞台上趟马走边的那些练功镜头，我很有些心动。在这以前，因为也有北影厂的导演约我在她将要拍摄的影片中担任角色，所以一下子面对两部电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在剧院工作时，已经习惯了由领导分配角色，自己从来没有作过选择，领导让你演谁就演谁。如今离剧院远了，而人事关系还没有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想想找北影商量也不妥当。于是，我便给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写去一封信，希望能为我定夺。荒煤同志很快回了信，信中说《舞台姐妹》属部里抓的重点片，可以学点东西，希望我把握好机会。当我决定去上海拍《舞台姐妹》后，陈副部长还把我找去他家，要我注意搞好和上海同行、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让我受益匪浅，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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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谢晋导演是亲自到上海火车站来接我的，还有胖胖的制片主任丁里和将在影片中饰演妹妹邢月红的曹银娣。她比我高出半头，削肩，瓜子脸，宽宽的单眼皮，扮上小生或化上电影妆都十分好看，生活中的她其实更好看。
《舞台姐妹》被剪掉的有许多，有的真的很精彩。但这不是我们做演员的所能控制的，特别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演员是没啥发言权的。
王：曹银娣老师是名优秀的越剧演员，最近，正好也是越剧百年，你们还有联系吗?
谢：她是真正的越剧演员，长得很美。前一阵因为越剧百年，我们俩都受到邀请去了越剧故乡嵊县，我们俩还合作朗诵了一首诗作为那台晚会的压轴，我用普通话，她用嵊县话。诗很短，才50来个字，诗是这样的：越剧这朵美丽的奇葩，从烟雨迷蒙的江南画景中绽放，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升华，跨越时空、跨越语种、跨越国界，组成了一面诗的旗帜，飘扬!
王：太美了!是你们自己创作的吗?
谢：不是。是我们俩合作朗诵的，现场效果很好，确实蛮受欢迎的，电视里还要重播呐。
王：《舞台姐妹》是一部反映越剧艺人在旧社会生平遭际的影片，为了演好越剧艺人，您肯定也下生活、费了不少心思吧?
谢：是的。《舞台姐妹》的拍摄工作是从到绍兴体验生活开始的。为了对角色有更充分的认识和熟悉，我们访问过袁雪芬等越剧界的表演艺术家。在接触中，我知道她们多数出身贫苦。她们演技高超，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她们待人接物却十分谦虚、热情。尤其是她们从小都经过严格的形体训练，行为举止都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很少有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行如流水，坐似观音，这些都是剧中人的动作要求，不过日久天长还是对演员的习惯和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看她们落坐的时候，腰板挺拔，姿态秀美，言语动作都礼数周到。为了培养对角色的感觉，表演起来更贴近人物形象，我也曾下决心约束过自己，比如乘坐公共汽车时，想起来也暗暗地仿效她们的样子，挺直起腰板想让自己看上去优雅点，但毕竟是苦事，很累人，没有能坚持下来。
王：《舞台姐妹》中，您演的竺春花唱念做打，样样做的都很专业地道，您最满意的是哪段戏呢?
谢：是戏中戏《梁祝》，我穿上了全套的戏服，很美，听说拍得不错。
王：听说?难道您自己没有看过?
谢：我自己没有看到过，因为到最后被删掉了。
王：为什么呢?
谢：说不清。其实被剪掉的还有许多，有的真的很精彩。但这不是我们做演员的所能控制的，特别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演员是没啥发言权的。我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王：影片最后，好像改动得挺厉害?和原来想表达的东西有了很大的距离?
谢：是的，尽管我也觉得别扭，但在那个时候，只能这样，谢晋导演也是没办法，都没办法。
王：《舞台姐妹》是1964年6月开拍的，刚拍到一半，就被张春桥说成是“毒草”，等待它的命运就此一波三折，您作为一名主要演员，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谢：我思想一直很单纯，和政治离得比较远。作为一名演员，我就琢磨着怎么演好这个角色，从艺术上来考虑的多一点。我觉得对一名演员来说，有三点很重要，那就是一个好的剧本，演员个人的特色和再创作，其它的我也不多考虑。
王：这部电影让许多人吃了苦头，谢晋导演也因此而被揪斗。您是主演，肯定也逃不过吧?您觉得委屈、不公吗?
谢：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也没啥意思。不说这个吧。“文革”后，谢晋导演给我寄来过一册《舞台姐妹》，上写“劫后余生”四字，让我为该片从文学到电影一书撰写演员心得。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以影片取得成功的主 要因素在于编导，与自己关系不大为由而推辞了。所以这本书至今空缺这方面的文章，尽管我当时说的确是真话，不过现在想想至少对谢晋导演有点失礼了。
从1959年到1964年之间，我幸运地参加了三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拍摄。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
王：十年动乱中，《舞台姐妹》以“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歌功颂德”的罪名被打成毒草禁止放映，但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舞台姐妹》不仅在中国成为广大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作品，而且还以浓郁的民族气息和人生情趣在国际上赢得了应有的声誉。
谢：是的。1981年在美国和法国几乎同时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中，《舞台姐妹》都被选作开幕式上的首映片。我也是到日本后，才知道这部片子在国际上挺轰动的。有一次，在纽约某个文化中心的一家影院里，我还有幸和美国朋友坐在一起观看了自己演的这部电影。虽然只有英文字幕，但我发现，美国人照样看得津津有味，有些地方外国人的反应竟比中国观众还要来得仔细，来得到位，该笑的时候笑，该愁的时候愁，情绪完全是跟着剧中人物情绪跑的。
王：那说明美国人能理解中国电影中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容。
谢：理解。
王：你到美国是哪一年?
谢：到美国是1981年，到法国是1983年。
王：还是蛮早的。看来，您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了。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比如真善美，是人类共有的。作为一名演员，能够演一部几代人心目中的好电影是幸运的，而您演了不止一部，您对自己的表演生涯满意吗?
谢：从1959年到1964年之间，我幸运地参加了三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拍摄，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对于那个长着一只千层眼的分量不算轻的黑玩意儿，不论它近在咫尺，还是在头顶身后老远的什么地方，我都得感觉到它的存在，受到它的支配，按照它的旨意办事。有不少人都这样说我，“谢芳只要一演戏就不是她了。”孙谦、马烽他们早就说过，谢芳天生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
说到表演，我至少是很用心去演的。有人说我演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很激进，可是那时候有抗日战争那个大背景在，难道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还坐着开会学习?那时候就需要有人冲上去!我很理解那时候的共产党员，他们会为了一种信念把生命抛在脑后的。
说到这些，我不得不提到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神学院的著名教授，多次到国外留学。他虽然从事的是神学研究，但非常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从他那里经常听到李公朴、闻一多还有冯玉祥等人的名字，他还让我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给他听。我的父亲是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那个爱真叫执着，可后来还是被打成了右派，70多岁了，还赶公交车去糊纸盒。我母亲姚育英和冰心是同学，老人家一共生了我们十个孩子，我是老九。我的启蒙教育都是母亲给我的。我父亲和当时许许多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他情愿放弃在香港优裕体面的生活，非要赶在祖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回国，他要庆祝自己祖国获得新生。如果不是我父亲硬把我带回国，我的命运可能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或许我会去美国，成为一名牧师太太也不一定呢。
王：你多大时回国的?
谢：15岁。后来我就考进了中南文工团，那时候还是供给制。1953年6月，中南文工团更名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后又改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武汉歌舞剧院。组织上大概看我在“土改”时在歌剧《白毛女》中演的喜儿还可以，就把我分到了歌剧团，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歌剧生涯。然后有幸拍了《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1963年的时候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专业演员，1964年到上海拍了《舞台姐妹》。
我想既然选择了当演员，我就一定要做个好演员。我每天的日程就是化装、拍戏、卸妆、休息。在一部影片中担任主角，所用时间少则五六个月，多则一年挂零。我爱人张目原来是武汉歌剧院的台柱子，1963年和我一起调到北京，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演员兼歌剧团团长，工作演出也很忙，当年的名气可不比我小。所以，我不得不将独生子托付给他的奶奶和姥姥代管。由于老人们常常指着我的照片告诉说这就是他的妈妈，因此一次当我拍片回来领着他上街玩耍时，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孩子指着照相馆里挂着的所有“阿姨”们的照片对我说：这妈妈!这妈妈!
王：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女性，您大概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儿子吧?
谢：以前我是这样想的，还好我儿子很争气，不用我操什么心，如今他的儿子、我的孙子都18岁了，我很开心。
王：看得出您的家庭生活很幸福。谢芳老师，问一个很俗的问题，您认为您一生中演的哪个角色最成功?您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谢：这几年，在接受采访和与观众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想来想去，我自己也得不到十分明确的答案。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有好，也有不好，就是这样。其实我现在仍然讲不出在我扮演的所有角色中，哪一个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是完全成功的。有人说我至今没有一部影片超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这倒是事实。这三部片子是我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也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再加上我所接到的剧本是最好的，摄制组的创作力量是最整齐、最成熟的，艺术创作上的一切问题，都有领导、老师们为我想到了，做到了，我只管按剧本演自己的戏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没有杂念。所以那时候能获得一点成功，我觉得还是观众对我的厚爱。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我再次登上影幕时，已经15个年头过去了。15年，对一名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过从1979年开始，我又忙起来了，又有许多剧本交到了我手上，我又重新回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那种紧张的演艺生活之中，甚至比那时更忙，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我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感觉到了人生应有的节奏。
王：最近听说《舞台姐妹》要被拍成电视剧了，您觉得现在的演员还能演出您当年的那种感觉吗?
谢：相信他们能拍好，希望他们能拍好。
王：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艺术青春常在!
谢芳小传：生于1935年。1951年毕业于汉口罗以女子中学，考入中南文工团，任歌剧演员，在《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三姐》、《花木兰》等剧中担任主演。1963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任专业演员，主演了《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系列经典之作；“文革”后又出演了《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九九艳阳天》、《明姑娘》等电影以及话剧《日出》等。1962年由文化部推选为新中国22位电影明星之一，1989年被中国电影周报评为建国40周年十大明星之一，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和第五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2004年获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