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是一个勇于直面苦难，用文字向现实发起猛烈一击的英雄。然而，他前进的姿态实则并不勇猛，他只是坚忍、执着。这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无畏的人。
　　杨显惠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深锁的眉、布满沟壑的额头、花白的头发，饱含苦难的一张脸，让他看上去全然不像一个六十来岁的人。太多由于苦难和死亡留下的伤痛占据了他的生活。时至今日，他依然无法放下那些沉重的历史。
　　那是一段关于饥饿的历史，也是一个尘封了数十年的秘密。19岁那年，杨显惠高中毕业，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他们开荒、炸石头、修渠、犁地、引水灌溉、种庄稼。与此同时，他再次阅读了那片叫做夹边沟的土地，走近了那些踏入农场劳改却再也没能离开这片土地的右派，写下了触目惊心的《夹边沟记事》。后来，他又突破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寻访全国大饥荒时期存活下来的定西百名孤儿，写下了《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两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人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被遮盖的苦难，还有对人性权利和尊严的还原。
　　杨显惠说：“我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大概都是命中注定的。”正是这种对写作的笃定，他一次次用笔尖向历史的禁区发起猛击。那么多年来，他坚持外出采风，坚持用文字记录真实。他写一部作品，要花掉几年的时间。他认定自己这辈子只能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这要求了他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用实打实的探访来还原文字的力量。身体不好，挺住；生活条件不好，扛着。“写哪儿的故事，就得到哪儿采风，就得融入那里的生活，成为里边的一分子。这样，讲出来的故事才不掺假。”
　　他老老实实做文章，老老实实讲真话—讲真话，在那个蒙尘的年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无数作家都在奏响歌颂改革的合唱，而杨显惠，却选择了默默的独唱，用一曲悲歌，击溃荒谬的历史，也打动着观者心底最深处的柔软。在杨显惠的身上，总能读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该是这样。
　　（林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