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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人公的成长史不但是好莱坞一贯的英雄成长母题的延续，还整合了成为通俗艺术的“精神分析学”。韦斯利的俄狄浦斯阶段始终是一个空缺，他的生父“没有得到菲勒斯的地位，所以没有作为菲勒斯被人承认”。韦斯利作为一个小人物，在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深处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的挤压中。伴随着“破镜”与“入境”，韦斯利的“主体”建构才算完成，真正实现了人格的成长。
[关键词]好莱坞 精神分析 拉康 镜像阶段 《通缉犯》
一直以来，好莱坞出品的根据漫画改编的影片似乎都有不错的反响。改编自同名漫画的《通缉令》，在北美上映时就收获了1.34亿美元的票房。片中不仅有炫目的打斗戏，而且飚车场面相当刺激，同时又融合了Parkour、free running与3-D Cyber-scanning等新技术，动作场面绝对有保障。细读影片文本，会发现影片讲述了作为个体(男性)自我身份之确认与成长的故事。主人公的成长史不仅是好莱坞一贯的英雄成长母题的延续，还整合了成为通俗艺术新神的“精神分析学”(平装缩写本的精神分析学)。
一、永恒之疑问：我是谁
苛刻的老板。无法掌控与迎合的女友，无时无刻不在刺激和考验着25岁的韦斯利·吉布森的神经和忍耐力。正当他沉浸在无比的无奈与痛苦之中时，父亲的意外亡故而再度将其倒霉的命运变得离奇起来——他从一个绰号“火狐”的神秘女子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刺客联盟的头号杀手。此番遭毒手则是他们组织的死对头克罗斯所为。而韦斯利则遗传了父亲优良的杀手基因，只是尚待高人开发提点。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现状。为了替父报仇，韦斯利毅然踏上了先人之路。并在“狐狸”以及杀手集团老板斯隆的悉心栽培下，迅速历练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杀手。但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完全超乎了他原本的想象，一切都变得更加离奇。原来父亲并没有死，韦斯利一直把真正的父亲克罗斯当成了杀父仇人。致使生父死在自己手中。一切只是斯隆精心策划的谎言或日惊天大阴谋。
“命运”(织布机)、“寻找自我”、“杀父”、“成长”，这一串关键词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俄狄浦斯”故事原型：同样的不知生父是谁：同样的追寻着自己的真实身份(韦斯利在接受“杀手”培训时被逼说出我不知道我是谁，才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同样的接受了一个“命运”(织布机)的提示——尽管是伪造的：同样的骄傲并犯下亲手杀掉生父的罪过……韦斯利的故事和俄狄浦斯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当然改编于漫画的好莱坞电影无意去致敬这一故事原型，但是《通缉犯》确乎展示了一个关于男性成长的主题，而“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地构建着某种关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叙述和男性主题结构及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的论述。”这为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空隙。
二、胎化男——英雄的雏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性成长的关键一步在于对“俄狄浦斯”阶段的超越。在这一阶段，男孩的潜意识中有着杀父娶母的愿望，如果他不能战胜这种愿望，其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将会受到阻碍，形成某种心理疾病(或某种病态)。大部分男孩子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迫于这种威胁，男孩子会极力抑制对母亲的欲望并转向其他女性，而加强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但是事实上所谓“阉割威胁”带有某种“泛性论”的色彩，我们也可以把“俄狄浦斯”阶段理解为对父亲权威的永恒抗争，“而此抗争的根源可以一直回溯至原始社会内，父系及母系两社会形式的古老斗争上。”“父子关系所表征的政治关系就已成为他真正的所指。”精神分析学的集大成者拉康认为，只有在对“菲勒斯”(象征阳具、欲望)的关系中，才会产生这种阉割综合感。在影片中，负载着“成长主题”的，并非一个英雄般的父亲光芒下的男性故事。而是凸显了无父之子的彷徨、精神症候及其治愈
影片的开头通过韦斯利的自白我们得知，父亲在其七岁时便去世了，“母亲”的形象始终没有被提及，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和韦斯利关系非同一般的便是一开始就出现的“难以掌控和迎合”的女友和“最好的朋友”贝瑞。实际上，在影片中，韦斯利的猥琐形象(近乎于精神病症状)便是在此二人的直接“压迫”下出现的，因为至始至终伴随着韦斯利软弱无奈的生活的便是此二人明目张胆地在韦斯利家中“偷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朋友和女友就成了现实中韦斯利象征性的父亲与母亲形象。或者我们可以说，由于缺少父亲，韦斯利的俄狄浦斯阶段始终是一个空缺，他的生父“没有得到菲勒斯的地位，所以没有作为菲勒斯被人承认”，因此韦斯利便始终没有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韦斯利对性欲旺盛的女友／母亲之欲望便永远受到压抑，能够迎合女友，母亲的贝瑞，这个性欲旺盛的男人，便取得了菲勒斯的地位，他是女友／母亲的菲勒斯。韦斯利对于贝瑞的行为假装视而不见，表达出一种被压抑的羡慕之情。在刺客联盟出现以前，韦斯利永远是一个带有精神病症状的“胎化男”。
三、破镜与入境——英雄归来
事情的转机开始在火狐的出现。她告知韦斯利，“父亲”是个天才杀手。而且在前一天被人暗杀。刺客联盟使韦斯利确认了自己的“杀手本能”，由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从那一刻开始，韦斯利在精神气质上一下子改头换面，以一个好莱坞式的英雄面貌出现在荧幕上。因为他在心里自觉地确立了一个榜样——英雄般的父亲。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潜意识是他人的语言，是语言建构而成的，“不是父亲死了，而是父亲是潜意识的。”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极为艰深的理论体系，这里只是浮泛地借助其“镜像理论”来尝试解读《通缉犯》中的“成长主题”。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描述的是个体(通常是男性)的主体形成过程，6到18个月的儿童被抱到镜前，镜前的儿童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是把镜中的儿童指认为另一个儿童。无法辨认自己的镜中像。第二阶段，儿童认出了自己的镜中像，从而变得兴奋起来。他会有种种表现，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在此之前，他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识是片段的、零碎的、“唯有这个镜中像才给了他全面的印像，使他能把昔日破碎的断片连缀成为一个整体，从一个感觉的映像的联合体变为一个经验的、自身成立的身体。”但是在这其中，包含了双重误识于其中，当他把自己的镜中像指认成为另一个儿童时，是将“自我”指认成“他者”；而当他将镜中像指认自己时，“实际上并不是儿童本身。只是一个影像。因此，自我之生命便是在一个误解的迹象之下开始的。”经过了“镜子阶段”儿童才变得成熟起来。镜像阶段，正是所谓“主体”的形成过程。主体建构过程正是把“自我”想象为“他人”，把“他人”指认为“自我”的过程。根据前面论述，韦斯利是一个精神方面不成熟的“男孩”(儿童)，从他不断地寻找“自我”身 份的过程表现出来，他无法指认真实的自己(杀手本能)。形象地说，镜前的韦斯利(猥琐的现状)和镜中的韦斯利(天生的杀手)之间构成了他原初的自我想象，或曰一个自卑的生命历程：追逐和渴望达到一种理想自我的状态——“我是一个真男人”，而厌弃自己的现实生存。正如他所说的：“我的生活一团糟。”当刺客联盟指认了其“父亲”(冒名但真正的杀手)的时候，韦斯利从“不知道我是谁”转变为踌躇满志的少年英雄一“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一夜长大。”影片中韦斯利进入“父亲”的房间，拿着“父亲”专用的手枪，闻着“父亲”衣服上的气息时，他获得了理想自我的想象。尤其是当他手拿“父亲”的照片，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镜中像，他在“他者”(父亲)中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统一感，并在“他者”身上投射了“理想的自我”——“我必须像父亲一样强大”。至此，伴随着“破镜”与“入境”，韦斯利的“主体”建构才算完成。真正实现了人格的成长。
四、犹在镜中——普通人的常态
到了影片后半段峰回路转，韦斯利如愿枪杀了“杀父仇人”克罗斯，但是克罗斯临死时告诉韦斯利，他才是韦斯利生父，一切是斯隆的骗局。因为斯隆自己被命运织布机判了死刑。而斯隆想逃脱死亡的命运，必须除掉反对他的克罗斯，而只有韦斯利才有能力杀掉克罗斯。斯隆利用了韦斯利，并伪造了一个“命运指令”：除掉克罗斯。韦斯利果然在“命运”的指引下亲手杀了父亲——一个人造的“俄狄浦斯”故事。成为像“父亲”一样强大的韦斯利终于成了“英雄”，为“父亲”报了仇，但是他获得“父亲”之理想人格的代价便是亲手弑父。在他手刃生父的那一刻，他才搞清楚自己一直效仿的“理想自我”、所构建的“主体”其实是曾经一度想暗杀生父而被生父杀掉的一个杀手。“命运”仿佛再一次捉弄了韦斯利。
不过作为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片，一部科幻动作类型电影，不会留恋对形而上的“命运主题”的探讨上，塑造可信的、可供观众“窥视”与“认同”的英雄／坏蛋，才是其基本目的。于是在影片后半段，便又复归于类型电影的常态——英雄(韦斯利)与坏蛋(斯隆)的直接交锋。并且英雄不会屈服于命运，最终除掉坏蛋，扭转乾坤：“这才是我，掌控着斯隆，掌控者刺客联盟……这才是我，掌控者我自己的生活。”但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作为现代世俗神话的不同版本，正是尝试通过其深层结构所负载的二项对立式及在叙事过程中完成的二项对立式的想象性和解，来呈现、转移某种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现代美国社会)的深刻的社会意识危机。”韦斯利作为一个小人物，在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深处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的挤压中：住在噪音刺耳的代表工业文明象征的铁路旁：受尽女上司的剥削、嘲弄；快节奏地工作，信用卡却还是透支：女友和朋友在眼皮底下“偷情”却无可奈何等等，不经意间透露出萤幕后的社会一角。作为指导现代人命运的却是个古老的“织布机”，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设置。值得庆幸的是韦斯利是个天生的英雄，他最终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实力”脱离了这种生活常态，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由漫画／梦工厂建构出来的英雄，但是其他普通人呢?正如影片最后那个冒牌韦斯利(诱杀斯隆的诱饵)所说：对自身命运满意的并不是我，追寻父亲(英雄)脚步的不是我，拯救世界的也绝不是我。Google上仍旧查无此人——这才是普通人的生存常态。
结语
作为好莱坞商业片，在“一切情节皆成滥套”之后，如何为大众奉献一个“新鲜”的故事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商业片的创作者们总是不断忙于“迅速地从当代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哲学中汲取最合乎时尚、最为流行的成分，使自己具有颇高的‘文化品味’。当然，他们会在使用之前小心地略去其中‘冒犯常识’的因素”，比如精神分析主义成了现今通俗艺术最佳的情节模式——事实证明，他们很成功。
[关键词]好莱坞 精神分析 拉康 镜像阶段 《通缉犯》
一直以来，好莱坞出品的根据漫画改编的影片似乎都有不错的反响。改编自同名漫画的《通缉令》，在北美上映时就收获了1.34亿美元的票房。片中不仅有炫目的打斗戏，而且飚车场面相当刺激，同时又融合了Parkour、free running与3-D Cyber-scanning等新技术，动作场面绝对有保障。细读影片文本，会发现影片讲述了作为个体(男性)自我身份之确认与成长的故事。主人公的成长史不仅是好莱坞一贯的英雄成长母题的延续，还整合了成为通俗艺术新神的“精神分析学”(平装缩写本的精神分析学)。
一、永恒之疑问：我是谁
苛刻的老板。无法掌控与迎合的女友，无时无刻不在刺激和考验着25岁的韦斯利·吉布森的神经和忍耐力。正当他沉浸在无比的无奈与痛苦之中时，父亲的意外亡故而再度将其倒霉的命运变得离奇起来——他从一个绰号“火狐”的神秘女子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刺客联盟的头号杀手。此番遭毒手则是他们组织的死对头克罗斯所为。而韦斯利则遗传了父亲优良的杀手基因，只是尚待高人开发提点。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现状。为了替父报仇，韦斯利毅然踏上了先人之路。并在“狐狸”以及杀手集团老板斯隆的悉心栽培下，迅速历练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杀手。但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完全超乎了他原本的想象，一切都变得更加离奇。原来父亲并没有死，韦斯利一直把真正的父亲克罗斯当成了杀父仇人。致使生父死在自己手中。一切只是斯隆精心策划的谎言或日惊天大阴谋。
“命运”(织布机)、“寻找自我”、“杀父”、“成长”，这一串关键词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俄狄浦斯”故事原型：同样的不知生父是谁：同样的追寻着自己的真实身份(韦斯利在接受“杀手”培训时被逼说出我不知道我是谁，才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同样的接受了一个“命运”(织布机)的提示——尽管是伪造的：同样的骄傲并犯下亲手杀掉生父的罪过……韦斯利的故事和俄狄浦斯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当然改编于漫画的好莱坞电影无意去致敬这一故事原型，但是《通缉犯》确乎展示了一个关于男性成长的主题，而“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地构建着某种关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叙述和男性主题结构及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的论述。”这为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空隙。
二、胎化男——英雄的雏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性成长的关键一步在于对“俄狄浦斯”阶段的超越。在这一阶段，男孩的潜意识中有着杀父娶母的愿望，如果他不能战胜这种愿望，其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将会受到阻碍，形成某种心理疾病(或某种病态)。大部分男孩子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迫于这种威胁，男孩子会极力抑制对母亲的欲望并转向其他女性，而加强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但是事实上所谓“阉割威胁”带有某种“泛性论”的色彩，我们也可以把“俄狄浦斯”阶段理解为对父亲权威的永恒抗争，“而此抗争的根源可以一直回溯至原始社会内，父系及母系两社会形式的古老斗争上。”“父子关系所表征的政治关系就已成为他真正的所指。”精神分析学的集大成者拉康认为，只有在对“菲勒斯”(象征阳具、欲望)的关系中，才会产生这种阉割综合感。在影片中，负载着“成长主题”的，并非一个英雄般的父亲光芒下的男性故事。而是凸显了无父之子的彷徨、精神症候及其治愈
影片的开头通过韦斯利的自白我们得知，父亲在其七岁时便去世了，“母亲”的形象始终没有被提及，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和韦斯利关系非同一般的便是一开始就出现的“难以掌控和迎合”的女友和“最好的朋友”贝瑞。实际上，在影片中，韦斯利的猥琐形象(近乎于精神病症状)便是在此二人的直接“压迫”下出现的，因为至始至终伴随着韦斯利软弱无奈的生活的便是此二人明目张胆地在韦斯利家中“偷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朋友和女友就成了现实中韦斯利象征性的父亲与母亲形象。或者我们可以说，由于缺少父亲，韦斯利的俄狄浦斯阶段始终是一个空缺，他的生父“没有得到菲勒斯的地位，所以没有作为菲勒斯被人承认”，因此韦斯利便始终没有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韦斯利对性欲旺盛的女友／母亲之欲望便永远受到压抑，能够迎合女友，母亲的贝瑞，这个性欲旺盛的男人，便取得了菲勒斯的地位，他是女友／母亲的菲勒斯。韦斯利对于贝瑞的行为假装视而不见，表达出一种被压抑的羡慕之情。在刺客联盟出现以前，韦斯利永远是一个带有精神病症状的“胎化男”。
三、破镜与入境——英雄归来
事情的转机开始在火狐的出现。她告知韦斯利，“父亲”是个天才杀手。而且在前一天被人暗杀。刺客联盟使韦斯利确认了自己的“杀手本能”，由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从那一刻开始，韦斯利在精神气质上一下子改头换面，以一个好莱坞式的英雄面貌出现在荧幕上。因为他在心里自觉地确立了一个榜样——英雄般的父亲。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潜意识是他人的语言，是语言建构而成的，“不是父亲死了，而是父亲是潜意识的。”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极为艰深的理论体系，这里只是浮泛地借助其“镜像理论”来尝试解读《通缉犯》中的“成长主题”。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描述的是个体(通常是男性)的主体形成过程，6到18个月的儿童被抱到镜前，镜前的儿童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是把镜中的儿童指认为另一个儿童。无法辨认自己的镜中像。第二阶段，儿童认出了自己的镜中像，从而变得兴奋起来。他会有种种表现，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在此之前，他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识是片段的、零碎的、“唯有这个镜中像才给了他全面的印像，使他能把昔日破碎的断片连缀成为一个整体，从一个感觉的映像的联合体变为一个经验的、自身成立的身体。”但是在这其中，包含了双重误识于其中，当他把自己的镜中像指认成为另一个儿童时，是将“自我”指认成“他者”；而当他将镜中像指认自己时，“实际上并不是儿童本身。只是一个影像。因此，自我之生命便是在一个误解的迹象之下开始的。”经过了“镜子阶段”儿童才变得成熟起来。镜像阶段，正是所谓“主体”的形成过程。主体建构过程正是把“自我”想象为“他人”，把“他人”指认为“自我”的过程。根据前面论述，韦斯利是一个精神方面不成熟的“男孩”(儿童)，从他不断地寻找“自我”身 份的过程表现出来，他无法指认真实的自己(杀手本能)。形象地说，镜前的韦斯利(猥琐的现状)和镜中的韦斯利(天生的杀手)之间构成了他原初的自我想象，或曰一个自卑的生命历程：追逐和渴望达到一种理想自我的状态——“我是一个真男人”，而厌弃自己的现实生存。正如他所说的：“我的生活一团糟。”当刺客联盟指认了其“父亲”(冒名但真正的杀手)的时候，韦斯利从“不知道我是谁”转变为踌躇满志的少年英雄一“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一夜长大。”影片中韦斯利进入“父亲”的房间，拿着“父亲”专用的手枪，闻着“父亲”衣服上的气息时，他获得了理想自我的想象。尤其是当他手拿“父亲”的照片，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镜中像，他在“他者”(父亲)中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统一感，并在“他者”身上投射了“理想的自我”——“我必须像父亲一样强大”。至此，伴随着“破镜”与“入境”，韦斯利的“主体”建构才算完成。真正实现了人格的成长。
四、犹在镜中——普通人的常态
到了影片后半段峰回路转，韦斯利如愿枪杀了“杀父仇人”克罗斯，但是克罗斯临死时告诉韦斯利，他才是韦斯利生父，一切是斯隆的骗局。因为斯隆自己被命运织布机判了死刑。而斯隆想逃脱死亡的命运，必须除掉反对他的克罗斯，而只有韦斯利才有能力杀掉克罗斯。斯隆利用了韦斯利，并伪造了一个“命运指令”：除掉克罗斯。韦斯利果然在“命运”的指引下亲手杀了父亲——一个人造的“俄狄浦斯”故事。成为像“父亲”一样强大的韦斯利终于成了“英雄”，为“父亲”报了仇，但是他获得“父亲”之理想人格的代价便是亲手弑父。在他手刃生父的那一刻，他才搞清楚自己一直效仿的“理想自我”、所构建的“主体”其实是曾经一度想暗杀生父而被生父杀掉的一个杀手。“命运”仿佛再一次捉弄了韦斯利。
不过作为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片，一部科幻动作类型电影，不会留恋对形而上的“命运主题”的探讨上，塑造可信的、可供观众“窥视”与“认同”的英雄／坏蛋，才是其基本目的。于是在影片后半段，便又复归于类型电影的常态——英雄(韦斯利)与坏蛋(斯隆)的直接交锋。并且英雄不会屈服于命运，最终除掉坏蛋，扭转乾坤：“这才是我，掌控着斯隆，掌控者刺客联盟……这才是我，掌控者我自己的生活。”但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作为现代世俗神话的不同版本，正是尝试通过其深层结构所负载的二项对立式及在叙事过程中完成的二项对立式的想象性和解，来呈现、转移某种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现代美国社会)的深刻的社会意识危机。”韦斯利作为一个小人物，在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深处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的挤压中：住在噪音刺耳的代表工业文明象征的铁路旁：受尽女上司的剥削、嘲弄；快节奏地工作，信用卡却还是透支：女友和朋友在眼皮底下“偷情”却无可奈何等等，不经意间透露出萤幕后的社会一角。作为指导现代人命运的却是个古老的“织布机”，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设置。值得庆幸的是韦斯利是个天生的英雄，他最终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实力”脱离了这种生活常态，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由漫画／梦工厂建构出来的英雄，但是其他普通人呢?正如影片最后那个冒牌韦斯利(诱杀斯隆的诱饵)所说：对自身命运满意的并不是我，追寻父亲(英雄)脚步的不是我，拯救世界的也绝不是我。Google上仍旧查无此人——这才是普通人的生存常态。
结语
作为好莱坞商业片，在“一切情节皆成滥套”之后，如何为大众奉献一个“新鲜”的故事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商业片的创作者们总是不断忙于“迅速地从当代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哲学中汲取最合乎时尚、最为流行的成分，使自己具有颇高的‘文化品味’。当然，他们会在使用之前小心地略去其中‘冒犯常识’的因素”，比如精神分析主义成了现今通俗艺术最佳的情节模式——事实证明，他们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