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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尘埃落定》体现出鲜明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色彩。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都依附其他男性角色而生存，是男权主义社会中的他者，体现出阿来的“普适性关怀”中对于女性群体的缺失。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与《尘埃落定》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菲勒斯”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是继精神分析后对于创造力起源的重新探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他认为创造力的源泉来自成年男子的生命力比多（Libido），女性由于缺失阴茎而处于一种依附于男性的状态。法国女性主义的先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父权制度统治着人类文明，女性只能屈服于菲勒斯中心主义而约束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其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还是在教育、军事、家庭领域，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二是将女性客体化，在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避免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各个领域。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权力的顶点一定是一个或多个男性角色，在权力之下所依附的其他男性角色，一般与顶点处于一种压制与被压制、或者说竞争的状态。而女性角色在整个体系中都处在他者的地位，多附庸于其他男性角色。
在《尘埃落定》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色彩是十分浓烈的。故事中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民被十八家土司统治着，而这十八家土司首领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社会权威位置由男性所霸占，便是鮮明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特点。而《尘埃落定》整个故事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围绕男性展开。麦其土司在国民政府特派员的帮助下，在领地上种植罂粟，其财富积累的速度之快被其他土司发觉，后者试图盗取种子却引起罂粟花大战，此后麦其土司在“我”的建议下改种粮食并且获得了丰收。在那个闹饥荒的年代，殷实的粮食储备使得麦其土司获得了众多饥民的支持，家族实力空前强大。而在各土司饱受饥荒之苦时，“我”又开仓售粮，将粮仓改造成了繁荣的贸易市场，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具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四川阿坝地区土司制度的迭起兴衰，各土司头领间的钩心斗角，年轻土司贵族们的成长与堕落，这一系列故事的主角全都是男性，女性在其中只是起着衬托、点缀的作用。通过接下来对《尘埃落定》中女性角色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女性在这个具有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框架中，是如何被作为他者来看待的。
二、男权主义的执行者——麦其土司太太
小说第一位出场的女性人物就是土司太太，她是“我”的亲母，麦琪土司的第二任妻子。她原是汉人贩卖到藏族地区的妓女，但当她品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便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摇身一变成为打压底层人民的统治阶级。这样一位母亲型女性角色，本应是女性母性之美的载体，但小说消解了其作为一个母亲所带有的母性，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男权主义的执行者。她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警醒“我”，“你身上长着的可不是下贱骨头”“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在这样一个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土司太太孜孜不倦地追求、享受着权力，她的一切都是通过依附权力的顶点——麦其土司得到的，所以在美丽的央宗出现后，她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惜痛下杀手。在此之后，她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有所防备，“她不是反对我当麦其土司，而是害怕我的妻子成为麦其太太，因为，她还有些年头要活，她已经做惯了土司太太”。当最后她失去权力，便选择了自杀身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毫无留恋。
作为一个男权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土司太太在通过依附权力顶点获得权力之后，对底层人民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甚至变成了施暴者，并且试图将这一制度观念传授于自己的后代，俨然成为男权主义的执行者。读者可以从作者在对这个角色的处理上感受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同时也看到了权力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的绝对性，其母性缺失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遍存在的特点。
三、被“男性化”的茸贡女土司
茸贡女土司作为书中唯一占有权威地位的女性角色，其形象却是被“男性化”的。“她有点男人的样子”“据说，女土司常常把她手下有点身份的头人、带兵官，甚至喇嘛招去侍寝，快快活活过起了皇帝一样的日子”，这些对于茸贡女土司的描写，直接将其以一个男性君主的形象展示给读者。而在她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作者也进行了一种“男性化”的处理——抹杀其作为女性所具有的“母性”特质。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她不惜将女儿作为商品与“我”交换，让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一个当时几乎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傻子”。在女儿出嫁之后，女土司对其冷漠的态度，丝毫不像是她的亲生母亲，联系之后她以塔娜作为诱饵鼓动汪波土司背叛“我”的行为，不难看出她更多地将这个女儿视为一个物品，一个追求自身权力的资本而已。这种女性角色“母性”的缺失，毫无疑问是作者将其“男性化”的处理。
即便如此，茸贡女土司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里，依旧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她并不因为拥有与其他男性土司一样的权力就受到他人的尊重，反而在众多男性土司的势力圈里，存在感微乎其微，还经常被人嘲笑。其性别本身便是被他人嘲弄的“谈资”，无法生下男性后代作为继承人，这一点更使得茸贡世代的女土司受尽揶揄。于是，她以女儿作为媒介，附庸于其他男性，反复变换着自己所处的势力，她对于权力的追求其实并不自由，依旧改变不了自己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地位。
四、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的权力追求者——塔娜
不仅仅是茸贡女土司，文中女性角色对于权力的追求，实际上全是通过男性来完成，她们都是男权中心体系下的他者，女土司的女儿塔娜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整个作品中，塔娜应是一个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妖妇”形象。这类女性角色一般阴狠、淫荡，在塔娜这里，便鲜明地体现在其对“我”的两次背叛。 第一次背叛，是塔娜在与“我”结为夫妻后，和麦其土司的大少爷通奸。这里的故事背景是“我”在平定土司间的争端后回到边界，过起了跟以前一样的“傻子”般的生活。塔娜对于这样一个无心争夺权力的丈夫十分失望，便开始勾引麦其土司继承权有力竞争者——大少爷;第二次背叛时，大少爷在南方兵败身亡，“我”此时无所作为，老麦其土司亦没有让位的意思。此刻塔娜心灰意冷，在其母亲的指示下再次背叛了“我”，投入南方汪波土司的怀抱。
从这两次塔娜对“我”的背叛中，不难发现她所青睐的对象全部是权力顶点最有力的竞争者。虽然塔娜背叛过“我”好几次，但是塔娜从没有背叛权力。权力的实质是什么？正如“我”所言：“权力？是的，权力。我并不是没有权力。再说了，得到权力也不过是能得到更多的银子、女人;更宽广的土地和更众多的仆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背叛中，塔娜曾对“我”回心转意过，当时的背景是麦其大少爷刚去世，“我”成为麦其土司的唯一继承人。至此，结合前文提及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模型，人们不难发现，塔娜所钟爱的对象其实与人物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她看重的是其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以，在权力的顶点不停转换时，塔娜也不停地背叛，她的背叛就是其对于权力顶点的追求过程。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她追求权力的手段无论是通奸也好，还是私奔也好，全都是利用自身外貌上的优势，依附于其他男性。她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不曾独立和自由，实际上她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仍旧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
五、被“妖魔化”和“神化”的女性
《尘埃落定》中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一是被“妖魔化”的女性，这类角色外形美丽，承载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却也是男性事业失败的替罪羊。茸贡女土司的女儿塔娜，便是典型的被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妖魔化”的女性角色。她以自己光鲜的外表作为资本，依附处于权力顶点的男性，来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这样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上的“祸水”型女性角色相似;其二则是集男性所有对女性美好愿望于一身的“女神”型角色，她们善良、聪慧、贤淑。但无论是哪一种形象，其实际上都是男性所“制造”出来的女性角色。
作者对女性纯洁、美好的描写，是一种“神化”她们形象的处理方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女性的赞美，而实际上神化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物质化，是对男人们追求的物质的本质对象化。作家如此描写塑造，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
牺牲品。
作者把作品中接近权力顶点的女性都进行了一种“妖魔化”的处理，追求身份的土司太太、追求强者的茸贡女土司以及反复背叛“我”的塔娜，这些受到权力引诱而异化的女性体现了男性作家对拥有权力的女性的憎恶和恐惧。学者朱立元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指出：“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作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神化”还是“妖魔化”，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
视、贬抑。
妇女在历史变迁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在文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如小说中描写的下人们一样，她们受男性的剝削、压迫。与此同时，她们又自愿依附男性，像鲁迅说的“他们甘为奴隶而不得”一样，失去了人生的目的，甘愿成为他人的奴隶。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男性有时也会给予女性部分权力，但是非常有限。如小说中所说，土司的权力源于中央政府，即使是茸贡女土司，她的权力也被限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允许的范围内。这些接近社会顶点的女性，从男性那分得了部分权力，反过来用以压迫和剥削社会底层的其他女性，变相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帮助男性掩饰他们压迫女性的事实，无形中这些受害者也成为施动者。
六、被物化的、缺乏主体精神的女性
在《尘埃落定》所展示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被物化的，缺乏主体精神的。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女性的阐述“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自古以来，外表是男性评价女性的标准之一，人们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女性对外在美的追求，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接受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对女性所施加的评判标准后以取悦男性的表现，她们不自觉地以男性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成为“后天形成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是“性”的代言词，除此之外再
无其他。
在一些男性的想象里，女性是以侍奉、依附男性为荣的。这样的想象将女性视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的下等人，而男性则将自己视为独立和自主的个体。这样的观念体现在文学中，可将女性与“漂亮的物品”划上等号，她们的美貌程度是取悦男性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女性的价值。这样的“物件”通常缺少主体精神，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多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男权主义中“女性化”是以男性的视角来进行评判的，但是这种“女性化”也被女性所接受。茸贡土司以女儿引诱汪波土司时说，“想娶就娶她，不想娶她，也可以陪她玩玩嘛”。当女性已经将自己视为男人的“玩物”，从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变成了“物件”，她就永远地失去了自主意识。
尊贵的土司之女塔娜，卑贱的侍女塔娜，都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土司的女儿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她的美貌与地位只是其母亲用于政治联姻的“本钱”，与交换来的军械和粮食是划上等号的。而“我”的侍女塔娜，在遇到土司女儿之后，连作为自己身份符号——姓名都无法保留。
七、结语
在谈及《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曾表示其追求的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关怀”的作品。然而，在该作品中，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某种程度上“普适性关怀”的缺失，她们毫无疑问地成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下的牺牲品。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外，也体现出当代社会性别意识的冰山一角。那么，阿来所谓的“普适性关怀”对于女性群体的缺失，到底是有意而为，还是其潜意识的体现？这便是又一个待人挖掘的问题了。
（暨南大学文学院）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与《尘埃落定》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菲勒斯”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是继精神分析后对于创造力起源的重新探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他认为创造力的源泉来自成年男子的生命力比多（Libido），女性由于缺失阴茎而处于一种依附于男性的状态。法国女性主义的先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父权制度统治着人类文明，女性只能屈服于菲勒斯中心主义而约束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其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还是在教育、军事、家庭领域，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二是将女性客体化，在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避免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各个领域。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权力的顶点一定是一个或多个男性角色，在权力之下所依附的其他男性角色，一般与顶点处于一种压制与被压制、或者说竞争的状态。而女性角色在整个体系中都处在他者的地位，多附庸于其他男性角色。
在《尘埃落定》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色彩是十分浓烈的。故事中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民被十八家土司统治着，而这十八家土司首领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社会权威位置由男性所霸占，便是鮮明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特点。而《尘埃落定》整个故事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围绕男性展开。麦其土司在国民政府特派员的帮助下，在领地上种植罂粟，其财富积累的速度之快被其他土司发觉，后者试图盗取种子却引起罂粟花大战，此后麦其土司在“我”的建议下改种粮食并且获得了丰收。在那个闹饥荒的年代，殷实的粮食储备使得麦其土司获得了众多饥民的支持，家族实力空前强大。而在各土司饱受饥荒之苦时，“我”又开仓售粮，将粮仓改造成了繁荣的贸易市场，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具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四川阿坝地区土司制度的迭起兴衰，各土司头领间的钩心斗角，年轻土司贵族们的成长与堕落，这一系列故事的主角全都是男性，女性在其中只是起着衬托、点缀的作用。通过接下来对《尘埃落定》中女性角色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女性在这个具有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框架中，是如何被作为他者来看待的。
二、男权主义的执行者——麦其土司太太
小说第一位出场的女性人物就是土司太太，她是“我”的亲母，麦琪土司的第二任妻子。她原是汉人贩卖到藏族地区的妓女，但当她品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便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摇身一变成为打压底层人民的统治阶级。这样一位母亲型女性角色，本应是女性母性之美的载体，但小说消解了其作为一个母亲所带有的母性，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男权主义的执行者。她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警醒“我”，“你身上长着的可不是下贱骨头”“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在这样一个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土司太太孜孜不倦地追求、享受着权力，她的一切都是通过依附权力的顶点——麦其土司得到的，所以在美丽的央宗出现后，她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惜痛下杀手。在此之后，她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有所防备，“她不是反对我当麦其土司，而是害怕我的妻子成为麦其太太，因为，她还有些年头要活，她已经做惯了土司太太”。当最后她失去权力，便选择了自杀身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毫无留恋。
作为一个男权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土司太太在通过依附权力顶点获得权力之后，对底层人民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甚至变成了施暴者，并且试图将这一制度观念传授于自己的后代，俨然成为男权主义的执行者。读者可以从作者在对这个角色的处理上感受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同时也看到了权力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的绝对性，其母性缺失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遍存在的特点。
三、被“男性化”的茸贡女土司
茸贡女土司作为书中唯一占有权威地位的女性角色，其形象却是被“男性化”的。“她有点男人的样子”“据说，女土司常常把她手下有点身份的头人、带兵官，甚至喇嘛招去侍寝，快快活活过起了皇帝一样的日子”，这些对于茸贡女土司的描写，直接将其以一个男性君主的形象展示给读者。而在她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作者也进行了一种“男性化”的处理——抹杀其作为女性所具有的“母性”特质。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她不惜将女儿作为商品与“我”交换，让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一个当时几乎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傻子”。在女儿出嫁之后，女土司对其冷漠的态度，丝毫不像是她的亲生母亲，联系之后她以塔娜作为诱饵鼓动汪波土司背叛“我”的行为，不难看出她更多地将这个女儿视为一个物品，一个追求自身权力的资本而已。这种女性角色“母性”的缺失，毫无疑问是作者将其“男性化”的处理。
即便如此，茸贡女土司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里，依旧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她并不因为拥有与其他男性土司一样的权力就受到他人的尊重，反而在众多男性土司的势力圈里，存在感微乎其微，还经常被人嘲笑。其性别本身便是被他人嘲弄的“谈资”，无法生下男性后代作为继承人，这一点更使得茸贡世代的女土司受尽揶揄。于是，她以女儿作为媒介，附庸于其他男性，反复变换着自己所处的势力，她对于权力的追求其实并不自由，依旧改变不了自己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地位。
四、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的权力追求者——塔娜
不仅仅是茸贡女土司，文中女性角色对于权力的追求，实际上全是通过男性来完成，她们都是男权中心体系下的他者，女土司的女儿塔娜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整个作品中，塔娜应是一个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妖妇”形象。这类女性角色一般阴狠、淫荡，在塔娜这里，便鲜明地体现在其对“我”的两次背叛。 第一次背叛，是塔娜在与“我”结为夫妻后，和麦其土司的大少爷通奸。这里的故事背景是“我”在平定土司间的争端后回到边界，过起了跟以前一样的“傻子”般的生活。塔娜对于这样一个无心争夺权力的丈夫十分失望，便开始勾引麦其土司继承权有力竞争者——大少爷;第二次背叛时，大少爷在南方兵败身亡，“我”此时无所作为，老麦其土司亦没有让位的意思。此刻塔娜心灰意冷，在其母亲的指示下再次背叛了“我”，投入南方汪波土司的怀抱。
从这两次塔娜对“我”的背叛中，不难发现她所青睐的对象全部是权力顶点最有力的竞争者。虽然塔娜背叛过“我”好几次，但是塔娜从没有背叛权力。权力的实质是什么？正如“我”所言：“权力？是的，权力。我并不是没有权力。再说了，得到权力也不过是能得到更多的银子、女人;更宽广的土地和更众多的仆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背叛中，塔娜曾对“我”回心转意过，当时的背景是麦其大少爷刚去世，“我”成为麦其土司的唯一继承人。至此，结合前文提及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模型，人们不难发现，塔娜所钟爱的对象其实与人物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她看重的是其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以，在权力的顶点不停转换时，塔娜也不停地背叛，她的背叛就是其对于权力顶点的追求过程。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她追求权力的手段无论是通奸也好，还是私奔也好，全都是利用自身外貌上的优势，依附于其他男性。她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不曾独立和自由，实际上她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仍旧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
五、被“妖魔化”和“神化”的女性
《尘埃落定》中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一是被“妖魔化”的女性，这类角色外形美丽，承载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却也是男性事业失败的替罪羊。茸贡女土司的女儿塔娜，便是典型的被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妖魔化”的女性角色。她以自己光鲜的外表作为资本，依附处于权力顶点的男性，来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这样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上的“祸水”型女性角色相似;其二则是集男性所有对女性美好愿望于一身的“女神”型角色，她们善良、聪慧、贤淑。但无论是哪一种形象，其实际上都是男性所“制造”出来的女性角色。
作者对女性纯洁、美好的描写，是一种“神化”她们形象的处理方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女性的赞美，而实际上神化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物质化，是对男人们追求的物质的本质对象化。作家如此描写塑造，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
牺牲品。
作者把作品中接近权力顶点的女性都进行了一种“妖魔化”的处理，追求身份的土司太太、追求强者的茸贡女土司以及反复背叛“我”的塔娜，这些受到权力引诱而异化的女性体现了男性作家对拥有权力的女性的憎恶和恐惧。学者朱立元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指出：“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作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神化”还是“妖魔化”，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
视、贬抑。
妇女在历史变迁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在文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如小说中描写的下人们一样，她们受男性的剝削、压迫。与此同时，她们又自愿依附男性，像鲁迅说的“他们甘为奴隶而不得”一样，失去了人生的目的，甘愿成为他人的奴隶。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男性有时也会给予女性部分权力，但是非常有限。如小说中所说，土司的权力源于中央政府，即使是茸贡女土司，她的权力也被限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允许的范围内。这些接近社会顶点的女性，从男性那分得了部分权力，反过来用以压迫和剥削社会底层的其他女性，变相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帮助男性掩饰他们压迫女性的事实，无形中这些受害者也成为施动者。
六、被物化的、缺乏主体精神的女性
在《尘埃落定》所展示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被物化的，缺乏主体精神的。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女性的阐述“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自古以来，外表是男性评价女性的标准之一，人们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女性对外在美的追求，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接受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对女性所施加的评判标准后以取悦男性的表现，她们不自觉地以男性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成为“后天形成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是“性”的代言词，除此之外再
无其他。
在一些男性的想象里，女性是以侍奉、依附男性为荣的。这样的想象将女性视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的下等人，而男性则将自己视为独立和自主的个体。这样的观念体现在文学中，可将女性与“漂亮的物品”划上等号，她们的美貌程度是取悦男性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女性的价值。这样的“物件”通常缺少主体精神，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多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男权主义中“女性化”是以男性的视角来进行评判的，但是这种“女性化”也被女性所接受。茸贡土司以女儿引诱汪波土司时说，“想娶就娶她，不想娶她，也可以陪她玩玩嘛”。当女性已经将自己视为男人的“玩物”，从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变成了“物件”，她就永远地失去了自主意识。
尊贵的土司之女塔娜，卑贱的侍女塔娜，都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土司的女儿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她的美貌与地位只是其母亲用于政治联姻的“本钱”，与交换来的军械和粮食是划上等号的。而“我”的侍女塔娜，在遇到土司女儿之后，连作为自己身份符号——姓名都无法保留。
七、结语
在谈及《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曾表示其追求的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关怀”的作品。然而，在该作品中，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某种程度上“普适性关怀”的缺失，她们毫无疑问地成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下的牺牲品。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外，也体现出当代社会性别意识的冰山一角。那么，阿来所谓的“普适性关怀”对于女性群体的缺失，到底是有意而为，还是其潜意识的体现？这便是又一个待人挖掘的问题了。
（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