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在《花城》发表处女作《孤岛》至今，毕飞宇已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了，虽然他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不算多的，成就也不算是最大的，但他对文学的理解却是独到而深刻的，这源于他对“本源”与“真相”地不断追寻与探索。这篇《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看似散漫，通篇都在讲“毕”“飞”“宇”这三个字，并没有太多涉及文学的内容，实际上，毕飞宇是在以自己真实的案例为基准，从最切身的体会出发，谈自己和文学的关系，阐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追寻沿途的秘密。
　　这篇演讲通过几个小故事串连而成，既风趣幽默，又不失内涵。从姓氏“毕”开始，再到“飞”，最后到“宇”，平均每个字引出两到三个小故事，既是对字的追溯，又是对当时事件的还原。由姓“毕”引出我真实的姓是“陆”，由姓“陆”引出父亲是爷爷的养子以及爷爷被当作汉奸处死的故事；再以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进行类比，引出父亲的名字由“陆承渊”改成了“毕明”，最后讲父亲读《阿Q正传》时，因感同身受伏案而泣。姓氏的由来大约占去了整篇演讲稿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表面上看，这一连串的故事虽然真实、生动，但与文学似乎毫无关系，而这恰恰是这篇演讲稿的妙处所在。
　　通常而言，演讲稿总是要宣扬或鼓吹些什么。事实上，声嘶力竭的呼喊并不一定就比娓娓道来的效果好。娓娓道来的演讲可以深入人心，引人入胜，让人铭记其中的点点滴滴，历久而不忘；而群情激昂的演讲感情奔泻而出，演讲本身固然可以成为经典，却未必能深入每一位在场听众的心。毕飞宇的这篇演讲可谓深谙演讲之道，一系列的故事不仅能深深抓住听众的心，而且在还原当时事件的过程中隐含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即对“本源”与“真相”的叩问和揭露。讲稿中处处在讲毕飞宇，也处处在讲毕飞宇对文学的理解。正是这种精神，使毕飞宇开始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最终走上了创作之路。
　　每一位作家都是有故事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讲故事也就是讲作家自己，讲故事的过程中就隐含了作家对文学的理解。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对一个小说家而言，‘问题’永远是重要的”。毕飞宇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伴随着问题的人，特殊的身世和生活遭际造就了他，也造就了他的文学才华。他不止一次的宣称自己选择小说与童年时代在乡下度过有关。自己虽然生在乡下，可是没有农村户口，户口在城里，却不属于任何城市，可谓两头不搭边，再加上父母的口音也和别人不同，所以毕飞宇自小就觉得处处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使其形成了追问的心理，当追问的欲望无限强大时，就内化成一种本能。演讲中也提到，毕飞宇去追问父亲的身世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生活里其实有许多黑洞，你不能跳进去，你如果一定要跳进去，一定会伤害到你的亲人”。
　　这种追问意识表现到毕飞宇的作品中，就是对“疼痛”的持续关注，甚至是以“疼痛”作为自我创造的母体，不厌其烦的加以表现。有些作家，可能由于写作的题材、故事、人物不一样，最后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毕飞宇不管是写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工人，故事和人物不一样，但东西都一样，即在不同的题目下表现了“疼痛”这一个主题。所以他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高度压抑的，焦虑，不甘，疼痛。“三玉”系列中的玉米便是最集中的体现。玉米因为父亲王连方失势后，与空军的爱情无望了，她回到那个孕育两人爱情的灶房，解开衣服，抚摸自己，最后用手指结束了自己的童贞，结束了一切少女的梦想，头也不回地开始做郭家兴的填房，挽救那个被父亲推倒的家，这种绝望与无奈的疼痛令人窒息。《平原》里不厌其烦地描写端方的“体力”“力气”，可是他没有前途，没有爱的机会，也没有性的机会，空有畸形的能量，也是一种绝望的疼痛。《家事》虽然语言诙谐幽默，通篇充满了喜剧色彩，但刻画的却是高中生成长过程中的心灵之痛。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外在的肉体和生理上的疼痛，也发掘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疼痛。
　　毕飞宇是一个对疼痛十分敏感的人，演讲中介绍“毕”“飞”“宇”这三个字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展示和挖掘毕飞宇成长过程中的疼痛。但是毕飞宇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自身疼痛的关照，而是将目光推及到芸芸众生，反映他们的不甘以及对苦难命运的抗争。毕飞宇曾经说，“我们的机遇多了，我们的基本生存状况改善了，但是我们心中依然有痛，依然有许多挣扎的东西，依然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承受”。在演讲中，毕飞宇也是言明自己“更热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小说，这样的小说拥有更大的承载，拥有更加锐利的思想”，这些我们都可以认作是毕飞宇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而他自己也言明会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毕飞宇不仅是优秀的作家，也是高明的演说家，他以最真实和贴近自身生活的例子向听众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使听众在猎奇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毕飞宇的疼痛，也寻觅到了其文学创作的动力，更体会到了文学对于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毕飞宇的演讲，也是真正属于毕飞宇的演讲。
　　石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校：张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