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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条约》签订后，登州成为开放口岸，西方人开始涌入山东。当时的山东，物质方面比西方贫穷，但当传教士们离开山东之后，却满怀思念。本文试图通过他们的留下的文本资料，分析传教士笔下的山东形象，发现传统文化的魅力，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自信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近代山东;传教士;文化自信
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山东登州成为开放口岸，各种身份的西方游历者涌入山东，山东第一次矗立在世人的视野中。很多来到山东的传教士长时间在此逗留，如郭显德生活了56年，狄考文生活了45年，普鲁伊特一家生活了50余年，卫礼贤在青岛生活20多年。他们在用笔记录下载山东点点滴滴。
当时的山东在他们最初看来物质贫穷，缺乏现代文明的烛照，可是在离别后却让他们产生类似故土般地热爱。加拿大传教士史密斯回忆到：“在山东的日子，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欢乐，我与正直、坦诚的山东人结下了友谊。此后，我总觉得自己是山东人”[1]。美国传教士安娜·普鲁伊特回国后深情的回忆：“我们的心，还有房屋、家具以及书籍，依然留在我们度过了三分之二生命时光的中国”[2]。他们用笔和照相机记录下山东的风貌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从他们留存资料里，我们可以窥探到他们对山东甚至是乡土中国的情感源泉。
一、宜人的自然环境
卫礼贤笔下的老青岛拥有宛如童话般迷人气质：“在这样一个地势沉降，与世隔绝的老城里，却有着鲜活的市景，有着诸多秘密，有着静谧的田园风光，有着直截了当的对生活的表达。这里所有的一切，房屋，树木，动物和人，都混杂在一起，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共处着，这便是童话故事和传说的源泉”[3]。静谧、和谐、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朴素的哲学，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美学标准，在卫礼贤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时空的人类文明最高级范本。
阿绮波德·立德夫人所描绘的烟台也有迷人的魅力：“天气虽然热，可是空气是新鲜的，还可以看到蓝得不能再蓝的大海。电灯是没有的，不过在这夏夜，单单是星光与银色的月光就能让烟台明亮起来……” [4]这样的夜景就和梵高笔下的《星空》一样，闪亮迷人，摄人心魄。立德夫人记录下的自然对人的震感，是现代文明不能还原的原始之美，这种自然带来的肃穆之美我们唯有为之沉醉、为之臣服。
卫礼贤笔下的济南既富有生气又干净清洁，“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出来。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处可见，寂静的河岸由于摆满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气勃勃。众多的泉水汇成小溪，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因此济南府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5]。
1860年左右，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机器轰鸣和污染严重。安静、整洁与宜居的环境对西方游历者有极大的吸引。1879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慕名来到烟台疗养后被这里适宜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吸引，于是购置土地，开办疗养院并创立传教士子弟学校，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芝罘學校，被誉为“苏伊士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
除此之外，山东物产丰富。安娜记载：“蔬菜的种类很多，这让我们感到很满意。有韭菜、葱、蒜以及给以色列人以活力的黄瓜。我们没有听说的菜有豌豆、甜玉米、西红柿、牛油豆和爱尔兰土豆等”[6]。卫礼贤也有记录“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7]。人类最珍贵的是自然给予的生生不息的馈赠，这些馈赠滋养了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山东人，而生活与劳动又赐予他们源源不断的丰收与惊喜。无疑，收获是当时以农业为重的乡土世界里的最大喜悦。
宜人的环境与丰富的物产，让在山东居住西方人有健康的身体，为在异国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除了物质保障，山东的社会环境也是传教士们能够长期居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宽容质朴的社会环境
山东自古崇尚儒家精神，《史记》中就记载“鲁人皆以儒教”。长时间儒家思想浸润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等观念深入民心，历经千年的沉淀，影响了山东人的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已经融化在山东人的性格中，形成了乐天宽容、友好达观的品行。
卫礼贤观察到：“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与我们士瓦本地区的农民一样，性格中都有随和乐天的一面。”[7]安娜不止一次提到当地人的好客：“最令人愉快的是中国人的好客之道。女主人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拿出自己家人以前很少分享的好东西，全心全意款待她的客人”[8]。“为了能让我们吃上白面馒头，女主人在天亮之前就起来磨面。”[9]。对陌生人的礼遇，是一种超乎语言的行动感染力，是一种别样的文明沟通方式。
据郭大松考证，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人们认为蓬莱人质朴、厚道、待外国人好，勤恳，相当实在”。并举例：1854年来华，已在中国各地生活了六七年的倪维思夫妇，1861年夏到登州后，也感到这里的人“纯朴、率直，对外国人非常友善”。狄考文也认为“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似乎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的态度要友好一些”[10]。宽松质朴的民风，以及好客的热情促使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游历者云集山东。在居留期间，他们耳濡目染亲身体验了山东文化的魅力。
三、结语
返回故乡后，他们陷入对山东的想念。艾达·普鲁伊特写了《汉家女》、《在中国的童年》等书来记录这种情怀，并多次返回山东，来父母创办的教会学校教书。最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卫夫子”的卫礼贤。他在山东期间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在山东期间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和《孟子》。回国以后卫礼贤曾感慨：“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他的人民”[7]。 虽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异，在最初也曾有矛盾与冲突，但是其后，山东文化所体现出的宽容的品质、质朴的民风以及好客之道为西人所理解并赞赏。这种文化交融不仅折射出中西方文明最初交汇的光芒，更显示出山东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美国汉学家柯文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是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曲解。[12]。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率先崛起，他们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与西方文化决然对立的落后、贫穷的另一极，是“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文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行状态中拯救出来”。虽然最初西方传教士带着偏见和救赎的目的而来，但是中国文化包容性和独特魅力使他们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至在他们回国之后，陷入对传统生活的向往和对山东的想念之中。他们在山东保存下的美好记忆，如今打开重读，更让我们确信在新时代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施吉利，宋珩. 老山东：威廉·史密斯的第二故乡[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3
[2]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25
[3] 莎乐美·威廉.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黄雪媛译，《青岛见闻》来自该书前言和第二卷部分章节，摘自东方历史评论
[4] 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3
[5] 卫礼贤.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75
[6]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39
[7] 卫礼贤.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5
[8] [9]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59;83
[10] 郭大松.晚清外國传教士云集登州及其原因探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7（4）
[1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7：107
关键词：近代山东;传教士;文化自信
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山东登州成为开放口岸，各种身份的西方游历者涌入山东，山东第一次矗立在世人的视野中。很多来到山东的传教士长时间在此逗留，如郭显德生活了56年，狄考文生活了45年，普鲁伊特一家生活了50余年，卫礼贤在青岛生活20多年。他们在用笔记录下载山东点点滴滴。
当时的山东在他们最初看来物质贫穷，缺乏现代文明的烛照，可是在离别后却让他们产生类似故土般地热爱。加拿大传教士史密斯回忆到：“在山东的日子，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欢乐，我与正直、坦诚的山东人结下了友谊。此后，我总觉得自己是山东人”[1]。美国传教士安娜·普鲁伊特回国后深情的回忆：“我们的心，还有房屋、家具以及书籍，依然留在我们度过了三分之二生命时光的中国”[2]。他们用笔和照相机记录下山东的风貌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从他们留存资料里，我们可以窥探到他们对山东甚至是乡土中国的情感源泉。
一、宜人的自然环境
卫礼贤笔下的老青岛拥有宛如童话般迷人气质：“在这样一个地势沉降，与世隔绝的老城里，却有着鲜活的市景，有着诸多秘密，有着静谧的田园风光，有着直截了当的对生活的表达。这里所有的一切，房屋，树木，动物和人，都混杂在一起，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共处着，这便是童话故事和传说的源泉”[3]。静谧、和谐、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朴素的哲学，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美学标准，在卫礼贤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时空的人类文明最高级范本。
阿绮波德·立德夫人所描绘的烟台也有迷人的魅力：“天气虽然热，可是空气是新鲜的，还可以看到蓝得不能再蓝的大海。电灯是没有的，不过在这夏夜，单单是星光与银色的月光就能让烟台明亮起来……” [4]这样的夜景就和梵高笔下的《星空》一样，闪亮迷人，摄人心魄。立德夫人记录下的自然对人的震感，是现代文明不能还原的原始之美，这种自然带来的肃穆之美我们唯有为之沉醉、为之臣服。
卫礼贤笔下的济南既富有生气又干净清洁，“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出来。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处可见，寂静的河岸由于摆满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气勃勃。众多的泉水汇成小溪，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因此济南府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5]。
1860年左右，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机器轰鸣和污染严重。安静、整洁与宜居的环境对西方游历者有极大的吸引。1879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慕名来到烟台疗养后被这里适宜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吸引，于是购置土地，开办疗养院并创立传教士子弟学校，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芝罘學校，被誉为“苏伊士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
除此之外，山东物产丰富。安娜记载：“蔬菜的种类很多，这让我们感到很满意。有韭菜、葱、蒜以及给以色列人以活力的黄瓜。我们没有听说的菜有豌豆、甜玉米、西红柿、牛油豆和爱尔兰土豆等”[6]。卫礼贤也有记录“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7]。人类最珍贵的是自然给予的生生不息的馈赠，这些馈赠滋养了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山东人，而生活与劳动又赐予他们源源不断的丰收与惊喜。无疑，收获是当时以农业为重的乡土世界里的最大喜悦。
宜人的环境与丰富的物产，让在山东居住西方人有健康的身体，为在异国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除了物质保障，山东的社会环境也是传教士们能够长期居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宽容质朴的社会环境
山东自古崇尚儒家精神，《史记》中就记载“鲁人皆以儒教”。长时间儒家思想浸润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等观念深入民心，历经千年的沉淀，影响了山东人的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已经融化在山东人的性格中，形成了乐天宽容、友好达观的品行。
卫礼贤观察到：“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与我们士瓦本地区的农民一样，性格中都有随和乐天的一面。”[7]安娜不止一次提到当地人的好客：“最令人愉快的是中国人的好客之道。女主人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拿出自己家人以前很少分享的好东西，全心全意款待她的客人”[8]。“为了能让我们吃上白面馒头，女主人在天亮之前就起来磨面。”[9]。对陌生人的礼遇，是一种超乎语言的行动感染力，是一种别样的文明沟通方式。
据郭大松考证，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人们认为蓬莱人质朴、厚道、待外国人好，勤恳，相当实在”。并举例：1854年来华，已在中国各地生活了六七年的倪维思夫妇，1861年夏到登州后，也感到这里的人“纯朴、率直，对外国人非常友善”。狄考文也认为“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似乎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的态度要友好一些”[10]。宽松质朴的民风，以及好客的热情促使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游历者云集山东。在居留期间，他们耳濡目染亲身体验了山东文化的魅力。
三、结语
返回故乡后，他们陷入对山东的想念。艾达·普鲁伊特写了《汉家女》、《在中国的童年》等书来记录这种情怀，并多次返回山东，来父母创办的教会学校教书。最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卫夫子”的卫礼贤。他在山东期间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在山东期间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和《孟子》。回国以后卫礼贤曾感慨：“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他的人民”[7]。 虽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异，在最初也曾有矛盾与冲突，但是其后，山东文化所体现出的宽容的品质、质朴的民风以及好客之道为西人所理解并赞赏。这种文化交融不仅折射出中西方文明最初交汇的光芒，更显示出山东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美国汉学家柯文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是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曲解。[12]。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率先崛起，他们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与西方文化决然对立的落后、贫穷的另一极，是“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文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行状态中拯救出来”。虽然最初西方传教士带着偏见和救赎的目的而来，但是中国文化包容性和独特魅力使他们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至在他们回国之后，陷入对传统生活的向往和对山东的想念之中。他们在山东保存下的美好记忆，如今打开重读，更让我们确信在新时代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施吉利，宋珩. 老山东：威廉·史密斯的第二故乡[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3
[2]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25
[3] 莎乐美·威廉.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黄雪媛译，《青岛见闻》来自该书前言和第二卷部分章节，摘自东方历史评论
[4] 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3
[5] 卫礼贤.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75
[6]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39
[7] 卫礼贤.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5
[8] [9] 程麻.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59;83
[10] 郭大松.晚清外國传教士云集登州及其原因探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7（4）
[1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