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多寡为断。——苏州商人
1907年，苏州城里开始实施新出台的“治理卫生简章”：召集绅商垫款购买驳船，然后雇挑夫分段逐户收取粪便，装船运至城外空地堆放，并及时将街道打扫洁净。居民每户各贴钱一文，大店铺每日二三文不等，贫户之家则不取分文，结果“居民各家，所费式微，无不乐从”。
简章的制定者，不是苏州市政当局，而是原本与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风马牛不相及的“苏州商务总会”。
这缘于苏州市政当局一桩棘手尴尬事：负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苏州巡警总局，为城市公共卫生计，试图对挑粪夫的工作时间、工具等进行规范化管理，结果导致挑粪夫们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冲突中，有挑粪夫被巡警殴打，导致全体挑粪夫宣布罢工以示抗议。一旦罢工成真，整个城市都将臭气熏天。
不过罢工最终被消弭于无形，个中关键，乃是“苏州商务总会”的调停：一面致函巡警局查办肇事巡警，一面知会肥壅业给所有雇员挂上腰牌，粪担一律加盖、按时收粪、指定地方停担。寥寥几条，均是市政当局与挑粪夫争执之关键所在，于是双方皆大欢喜。而市民也深得其便。这只是苏州商人们参与的众多地方公共事务之一。
此前，苏州巡警总局一直在为市容管理的事头疼：原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总是有许多铺户，任意将栏杆、铺板、柜台搭出街道，以广招徕。造成市容不整之外，对交通也多有妨碍。巡警总局多次出示谕禁，还拟定了清道条规，但占道设摊还是屡禁不绝、无法根除。
而难题的最后解决，同样有赖于当时成立不久的“苏州商务总会”：联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之外，苏商总会的商人们还四处上街劝导。到总会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起，苏州街头就再也看不见巡警总局禁止占道设摊的告示了。
商会=教育局
如果说，前两件事能顺利解决，还有赖于挑粪夫、摊贩连同他们的整个行业组织，均依附在涵盖百业的商务总会名下的话，那么商务总会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则已经完全越出了商会职能本身。
苏州一直是中国帝制时代状元的摇篮，士人学子嗜学成风。然而到20世纪初，领一城风气之先的苏州绅商们已经对科举制产生怀疑，在1905年呈请成立商会的同时，便提出要兴办新式教育：“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多寡为断。”从商人的角度看，更是“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
此间，随着科举制废除和新式教育兴起，苏州办学机构及其权力，已经由官府直接下移民间，正是趁此机会，苏商总会积极将势力楔入了学界。1905年至1906年间，苏州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性质的学务管理机构“长元吴三邑学务公所”，发起者正是王同愈等商会领袖。
学务公所成立后的活动，涵盖学堂设施、经费管理安排、课程设置、师资培养乃至小学教育、实业教育、军国民教育。涉及面之广，俨然一个全面管理整个苏州学务的组织机构。
而学务公所也确实成绩斐然，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有六批学生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学员。
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规定各省设提学使管理学务，商会通过学务公所对学界的管理和参与途径一度被取消。但一年之后，苏州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教育组织“长元吴教育会”，发起人蒋炳章、尤先贾、彭福孙等人，仍是商会领袖，而从其职能、人员构成看，这“简直是学务公所的再生”。这使得苏州的学务管理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双重领导体制的格局。而事实上，当时苏州官办或民办教育的学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会背后的商会及各业商人支持。
教育之外，苏州的不良社会旧习革除，乃至议政、赈灾、公用设施建设等地方事务中，无处不见商人们奔走的身影，他们甚至还组织商团武装保卫地方。
绅商
苏州商务总会是在1905年10月成立的，发起人王同愈等，最初的目的是抵挡洋货、对接“风气早开”的上海，以挽救渐渐没落的苏州商业。同时维持商业秩序、进行官商沟通。
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在此后的晚清民国之世，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了地方事务。它的成立，正逢中国地方自治风潮勃兴之时。
自1860年代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起家的汉人地方实力派渐渐坐大一方，到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已经公然宣称“东南互保”，斥责朝廷与11国同时开战的诏令为“矫诏”“乱命”。
晚清的地方自治，正是士绅、商人们与各省督抚、京中开明派呼应而起。1906年左右，南书房翰林吴士鉴率先上奏朝廷，正式提议仿照东西方良法，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以达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主权伸而民气和，举国一心，以日进于富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随后，各省纷纷成立自治研究所、自治期成会、自治局。城镇里还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并成立负责市政的机关。
苏州是苏南中心城市，明清时代“精致江南”的典范。崇文重教之外，遍地手工工场也是城市一景，由此孕育了强大的“前近代市民社会”，在明末就曾出现市民自发暴动，怒殴拘捕乡贤周顺昌的魏忠贤党羽。
此后，即便在1860年代的战乱中遭遇重创、江南龙头城市的地位被上海取代，其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仍为天下之先，而手工工场也在战后渐渐重兴，更在20世纪初逐渐转型为股份公司等近代形式企业。
传统与现代的合力，使得苏州地方自治先于大多数中国城市展开。而亦绅亦商的商界领袖，则是地方自治天然的引领者。“绅商”正是晚清民初苏州商人群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商会会长王同愈，苏经苏纱厂总经理，出身翰林院编修；其他发起人如潘万成酱园店东潘祖谦，是三品候补道员；尤先甲曾任内阁中书、三代二品封典，辛亥革命爆发时，正是他率商会和地方绅士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反正”。
荒地归属之争
事实上，商会的勃兴，一直与晚清地方自治紧密相随。地方自治之所以声势浩大，正是因为它强调工商业上的自主经营、自由联合，促进了新兴的经营形式——股份公司的成立。此前，对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官有权而商无权，官有利而商无利，商人历来望而生畏。
地方自治促成城镇工商业繁荣，工商业繁荣造就的强大商人群体，自身权益之外，他们还关注“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费孝通：《乡土重建》），极力推动地方自治，而城镇的功能也进一步变化。当经济功能日益超过政治功能时，一座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渐渐完成了。
大约在1907年9月，苏州成立了苏省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1908年又扩充并改名为苏省自治局。同年年初，苏州自治筹办处设立。这个筹办处的章程与细则，一扫晚清衙门的暮气，带着“明显的商人精神”。如“办事人员额外加餐或超出额定伙食标准时，需自行付费”“办公时间不得会见与公务无关的客人等等”，议事决策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筹办处的督导，1909年7月15日，苏州下属长洲、吴中、元和三县在苏城元妙观成立城厢自治公所。地方自治公所的权限和职责是“决议处理地方之政”，如吴县木渎镇“自治会”的宗旨，便提到“凡镇中所有修造桥梁、掩埋暴露、施送棉衣米药等事及已办之学堂局所并一切地方公务悉隶该自治会”。此时，清廷民政部的“自治章程”还要迟至两年后才能颁布。
如果说，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还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话，那么在它督导下成立的地方自治公所，则完全是一个商人色彩浓厚的民间自治机构。在《长元吴自治公所成立会公启》上，落款的有28人，几乎全部是苏州民间的头面绅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它是在官方支持下成立的民间自治组织，然而它们一旦成立，就与官方处在相对矛盾的地位。如1910年9月，自治公所通过决议案，要求苏州农工商务局“将城区荒地全数拨归自治公所作为自治公产，并移交原有荒册。但农工商务局“置之不复，反将城厢荒地招人承领”。
自治公所立即为此上书谘议局，要求后者出面干预。谘议局行文江苏督抚，要求敦促农工商务局实行（《江苏谘议局第二年度报告》第二册）。这一官民之争，虽因武昌起义的爆发而未有最终结果，但从中可见，由绅商们主导的自治机构，已然对地方政府权力产生制约。
1910年5月，《东方杂志》评价商人主导的苏州自治活动称：“城自治一律克期成立，惟有江苏议案灿然具备，地方利弊居然有负责任之主体……苏人长此，数年之后，必且特拔于全国各地方之上。”
财富而非权位
较之自治公所，市民公社是更具苏州特色的地方自治活动。它的出现，也意味着商人更深地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
1909年6月，苏州洋货业商董施莹向苏州商务总会、自治筹办处及府县衙门呈文说：“观前大街，地居冲要，店铺林立，尚无联合之机关。商等目击情形，急思振作，爰拟组织公社……”
施莹希望借助市民公社组织，承担卫生、保安等一应地方事务，“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进行”。
从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开始，苏州街道的其他市民也纷纷仿效。1910年7月，韩庆澜等商人呈文苏州商务总会，声称商民有办理地方自治之义务，请求允准成立阊门外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同年9月，金阊下塘大街商人曹永暹等也申请组织市民公社，纷纷声称把“办理本区域自治范围以内一切公益之事”作为自己的目标。（《吴县志》）
市民公社的主要工作，最初注重于疏浚河道、修路筑桥、建置路灯等市政建设，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卫生消防、治安及社会福利事业。
从存世的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职员名单及其所属店号，也可清楚地看到商人在其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由此，商人的财产原则也被贯彻到了市民公社的活动之中。几乎每一个市民公社都规定，只有纳款才能成为选举人。这种基于财富而非权位功名的选举人资格规定，依然透现出近现代商业社会的曙光。
并且，市民公社只隶属于苏州总商会。并不理会官方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这也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承认。此后地方官府有事在基层贯彻，也往往移请商会转饬市民公社。个中玄机，一是官权在地方政治中的弱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商人为核心的有产市民，在地方事务中权力分量的日渐加重。也正是在这种官权与商权的消长之中，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进。
商人武装
与官权分庭抗礼之外，苏州商人们甚至组织起了武装商团。商团的前身“苏商体育会”，于1906年秋由商人倪开鼎、洪毓麟等向苏州商会提出创设动议，其目的是“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保护公益、秩序、治安。”
初期的苏商体育会，并不具有商人军事武装团体的性质，其成员主要是练习柔软体操，也没有枪械。数月之后，开始增加器械体操和各种兵式操法，到1907年5月，苏商体育会即拥有了枪械，然后改编了成商团：“以辅助军警，自保治安，养成军国民资格，维持商场秩序为宗旨”。到1922年10月，苏州商团团本部之下所设支部已多达19个，总共拥有团员1120人。
1928年7月，苏州商团各方面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人数增至2188人，拥有各式枪枝共1567枝，其中不乏先进的冲锋枪、手提式机关枪等，稍后还经批准配备了军用摩托车，达到了苏州商团发展的高峰。
从清末开始，凡是遇有地方不靖或发生匪乱，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商请体育会出防协助维持治安。每年至关重要的冬防期间，体育会和商团更是协助军警维持治安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
商团有严格的惩戒条例。1927年2月，陆墓支部第二排第五班团员马继善在出防整队行动之时，私自携带武器离队，即受到严厉惩处，“除棍责外，立予开革，以儆效尤，而除害马”。
苏州商团虽然不是正规的军队，至多只属于民间性质的准军事力量，然而在辛亥苏州光复前后，“城厢内外，风鹤频惊，各商团分投梭巡，认真弹压，昼以继夜，风雨无阻，地方秩序，赖以安全。”
苏州社会各界也对商团的作用多有肯定。如1934年9月，江苏省政府又再次下达商团改编令，吴县公款公产管理处潘起鹏领衔请求暂缓，苏州各界团体直接向官府公开表明商团重要作用，并支持保留商团。尽管不到两年后商团仍被迫自行宣布解散。
商人政府
1923年6月，曹锟武力胁迫时任总统黎元洪辞职，随即成立总统大选筹备处，展开一系列贿选活动。6月13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曹锟担任总统。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通过了组织民治委员会等四项决议；并于会后发出通电，否认高凌霨为首的摄政内阁之合法性。7月14日，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成立，并宣布了五项任务：一、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利；二、管理国家财政；三、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四、监督各省行政；五、依法组织国会。民治委员会的委员，多为大商人或各行业头面人物，未能将中小商人纳入，更未能吸收其他社会阶层参与，除了“打几通空洞的电报，开几次人数不足的会议，举行几个赶热闹的示威游行外，民众几全无活动能力”，只存在了四个多月。然而作为中国商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一次积极实践，被毛泽东赞为“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
（整理：牛丽君）
1907年，苏州城里开始实施新出台的“治理卫生简章”：召集绅商垫款购买驳船，然后雇挑夫分段逐户收取粪便，装船运至城外空地堆放，并及时将街道打扫洁净。居民每户各贴钱一文，大店铺每日二三文不等，贫户之家则不取分文，结果“居民各家，所费式微，无不乐从”。
简章的制定者，不是苏州市政当局，而是原本与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风马牛不相及的“苏州商务总会”。
这缘于苏州市政当局一桩棘手尴尬事：负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苏州巡警总局，为城市公共卫生计，试图对挑粪夫的工作时间、工具等进行规范化管理，结果导致挑粪夫们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冲突中，有挑粪夫被巡警殴打，导致全体挑粪夫宣布罢工以示抗议。一旦罢工成真，整个城市都将臭气熏天。
不过罢工最终被消弭于无形，个中关键，乃是“苏州商务总会”的调停：一面致函巡警局查办肇事巡警，一面知会肥壅业给所有雇员挂上腰牌，粪担一律加盖、按时收粪、指定地方停担。寥寥几条，均是市政当局与挑粪夫争执之关键所在，于是双方皆大欢喜。而市民也深得其便。这只是苏州商人们参与的众多地方公共事务之一。
此前，苏州巡警总局一直在为市容管理的事头疼：原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总是有许多铺户，任意将栏杆、铺板、柜台搭出街道，以广招徕。造成市容不整之外，对交通也多有妨碍。巡警总局多次出示谕禁，还拟定了清道条规，但占道设摊还是屡禁不绝、无法根除。
而难题的最后解决，同样有赖于当时成立不久的“苏州商务总会”：联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之外，苏商总会的商人们还四处上街劝导。到总会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起，苏州街头就再也看不见巡警总局禁止占道设摊的告示了。
商会=教育局
如果说，前两件事能顺利解决，还有赖于挑粪夫、摊贩连同他们的整个行业组织，均依附在涵盖百业的商务总会名下的话，那么商务总会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则已经完全越出了商会职能本身。
苏州一直是中国帝制时代状元的摇篮，士人学子嗜学成风。然而到20世纪初，领一城风气之先的苏州绅商们已经对科举制产生怀疑，在1905年呈请成立商会的同时，便提出要兴办新式教育：“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多寡为断。”从商人的角度看，更是“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
此间，随着科举制废除和新式教育兴起，苏州办学机构及其权力，已经由官府直接下移民间，正是趁此机会，苏商总会积极将势力楔入了学界。1905年至1906年间，苏州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性质的学务管理机构“长元吴三邑学务公所”，发起者正是王同愈等商会领袖。
学务公所成立后的活动，涵盖学堂设施、经费管理安排、课程设置、师资培养乃至小学教育、实业教育、军国民教育。涉及面之广，俨然一个全面管理整个苏州学务的组织机构。
而学务公所也确实成绩斐然，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有六批学生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学员。
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规定各省设提学使管理学务，商会通过学务公所对学界的管理和参与途径一度被取消。但一年之后，苏州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教育组织“长元吴教育会”，发起人蒋炳章、尤先贾、彭福孙等人，仍是商会领袖，而从其职能、人员构成看，这“简直是学务公所的再生”。这使得苏州的学务管理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双重领导体制的格局。而事实上，当时苏州官办或民办教育的学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会背后的商会及各业商人支持。
教育之外，苏州的不良社会旧习革除，乃至议政、赈灾、公用设施建设等地方事务中，无处不见商人们奔走的身影，他们甚至还组织商团武装保卫地方。
绅商
苏州商务总会是在1905年10月成立的，发起人王同愈等，最初的目的是抵挡洋货、对接“风气早开”的上海，以挽救渐渐没落的苏州商业。同时维持商业秩序、进行官商沟通。
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在此后的晚清民国之世，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了地方事务。它的成立，正逢中国地方自治风潮勃兴之时。
自1860年代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起家的汉人地方实力派渐渐坐大一方，到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已经公然宣称“东南互保”，斥责朝廷与11国同时开战的诏令为“矫诏”“乱命”。
晚清的地方自治，正是士绅、商人们与各省督抚、京中开明派呼应而起。1906年左右，南书房翰林吴士鉴率先上奏朝廷，正式提议仿照东西方良法，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以达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主权伸而民气和，举国一心，以日进于富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随后，各省纷纷成立自治研究所、自治期成会、自治局。城镇里还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并成立负责市政的机关。
苏州是苏南中心城市，明清时代“精致江南”的典范。崇文重教之外，遍地手工工场也是城市一景，由此孕育了强大的“前近代市民社会”，在明末就曾出现市民自发暴动，怒殴拘捕乡贤周顺昌的魏忠贤党羽。
此后，即便在1860年代的战乱中遭遇重创、江南龙头城市的地位被上海取代，其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仍为天下之先，而手工工场也在战后渐渐重兴，更在20世纪初逐渐转型为股份公司等近代形式企业。
传统与现代的合力，使得苏州地方自治先于大多数中国城市展开。而亦绅亦商的商界领袖，则是地方自治天然的引领者。“绅商”正是晚清民初苏州商人群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商会会长王同愈，苏经苏纱厂总经理，出身翰林院编修；其他发起人如潘万成酱园店东潘祖谦，是三品候补道员；尤先甲曾任内阁中书、三代二品封典，辛亥革命爆发时，正是他率商会和地方绅士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反正”。
荒地归属之争
事实上，商会的勃兴，一直与晚清地方自治紧密相随。地方自治之所以声势浩大，正是因为它强调工商业上的自主经营、自由联合，促进了新兴的经营形式——股份公司的成立。此前，对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官有权而商无权，官有利而商无利，商人历来望而生畏。
地方自治促成城镇工商业繁荣，工商业繁荣造就的强大商人群体，自身权益之外，他们还关注“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费孝通：《乡土重建》），极力推动地方自治，而城镇的功能也进一步变化。当经济功能日益超过政治功能时，一座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渐渐完成了。
大约在1907年9月，苏州成立了苏省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1908年又扩充并改名为苏省自治局。同年年初，苏州自治筹办处设立。这个筹办处的章程与细则，一扫晚清衙门的暮气，带着“明显的商人精神”。如“办事人员额外加餐或超出额定伙食标准时，需自行付费”“办公时间不得会见与公务无关的客人等等”，议事决策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筹办处的督导，1909年7月15日，苏州下属长洲、吴中、元和三县在苏城元妙观成立城厢自治公所。地方自治公所的权限和职责是“决议处理地方之政”，如吴县木渎镇“自治会”的宗旨，便提到“凡镇中所有修造桥梁、掩埋暴露、施送棉衣米药等事及已办之学堂局所并一切地方公务悉隶该自治会”。此时，清廷民政部的“自治章程”还要迟至两年后才能颁布。
如果说，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还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话，那么在它督导下成立的地方自治公所，则完全是一个商人色彩浓厚的民间自治机构。在《长元吴自治公所成立会公启》上，落款的有28人，几乎全部是苏州民间的头面绅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它是在官方支持下成立的民间自治组织，然而它们一旦成立，就与官方处在相对矛盾的地位。如1910年9月，自治公所通过决议案，要求苏州农工商务局“将城区荒地全数拨归自治公所作为自治公产，并移交原有荒册。但农工商务局“置之不复，反将城厢荒地招人承领”。
自治公所立即为此上书谘议局，要求后者出面干预。谘议局行文江苏督抚，要求敦促农工商务局实行（《江苏谘议局第二年度报告》第二册）。这一官民之争，虽因武昌起义的爆发而未有最终结果，但从中可见，由绅商们主导的自治机构，已然对地方政府权力产生制约。
1910年5月，《东方杂志》评价商人主导的苏州自治活动称：“城自治一律克期成立，惟有江苏议案灿然具备，地方利弊居然有负责任之主体……苏人长此，数年之后，必且特拔于全国各地方之上。”
财富而非权位
较之自治公所，市民公社是更具苏州特色的地方自治活动。它的出现，也意味着商人更深地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
1909年6月，苏州洋货业商董施莹向苏州商务总会、自治筹办处及府县衙门呈文说：“观前大街，地居冲要，店铺林立，尚无联合之机关。商等目击情形，急思振作，爰拟组织公社……”
施莹希望借助市民公社组织，承担卫生、保安等一应地方事务，“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进行”。
从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开始，苏州街道的其他市民也纷纷仿效。1910年7月，韩庆澜等商人呈文苏州商务总会，声称商民有办理地方自治之义务，请求允准成立阊门外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同年9月，金阊下塘大街商人曹永暹等也申请组织市民公社，纷纷声称把“办理本区域自治范围以内一切公益之事”作为自己的目标。（《吴县志》）
市民公社的主要工作，最初注重于疏浚河道、修路筑桥、建置路灯等市政建设，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卫生消防、治安及社会福利事业。
从存世的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职员名单及其所属店号，也可清楚地看到商人在其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由此，商人的财产原则也被贯彻到了市民公社的活动之中。几乎每一个市民公社都规定，只有纳款才能成为选举人。这种基于财富而非权位功名的选举人资格规定，依然透现出近现代商业社会的曙光。
并且，市民公社只隶属于苏州总商会。并不理会官方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这也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承认。此后地方官府有事在基层贯彻，也往往移请商会转饬市民公社。个中玄机，一是官权在地方政治中的弱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商人为核心的有产市民，在地方事务中权力分量的日渐加重。也正是在这种官权与商权的消长之中，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进。
商人武装
与官权分庭抗礼之外，苏州商人们甚至组织起了武装商团。商团的前身“苏商体育会”，于1906年秋由商人倪开鼎、洪毓麟等向苏州商会提出创设动议，其目的是“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保护公益、秩序、治安。”
初期的苏商体育会，并不具有商人军事武装团体的性质，其成员主要是练习柔软体操，也没有枪械。数月之后，开始增加器械体操和各种兵式操法，到1907年5月，苏商体育会即拥有了枪械，然后改编了成商团：“以辅助军警，自保治安，养成军国民资格，维持商场秩序为宗旨”。到1922年10月，苏州商团团本部之下所设支部已多达19个，总共拥有团员1120人。
1928年7月，苏州商团各方面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人数增至2188人，拥有各式枪枝共1567枝，其中不乏先进的冲锋枪、手提式机关枪等，稍后还经批准配备了军用摩托车，达到了苏州商团发展的高峰。
从清末开始，凡是遇有地方不靖或发生匪乱，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商请体育会出防协助维持治安。每年至关重要的冬防期间，体育会和商团更是协助军警维持治安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
商团有严格的惩戒条例。1927年2月，陆墓支部第二排第五班团员马继善在出防整队行动之时，私自携带武器离队，即受到严厉惩处，“除棍责外，立予开革，以儆效尤，而除害马”。
苏州商团虽然不是正规的军队，至多只属于民间性质的准军事力量，然而在辛亥苏州光复前后，“城厢内外，风鹤频惊，各商团分投梭巡，认真弹压，昼以继夜，风雨无阻，地方秩序，赖以安全。”
苏州社会各界也对商团的作用多有肯定。如1934年9月，江苏省政府又再次下达商团改编令，吴县公款公产管理处潘起鹏领衔请求暂缓，苏州各界团体直接向官府公开表明商团重要作用，并支持保留商团。尽管不到两年后商团仍被迫自行宣布解散。
商人政府
1923年6月，曹锟武力胁迫时任总统黎元洪辞职，随即成立总统大选筹备处，展开一系列贿选活动。6月13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曹锟担任总统。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通过了组织民治委员会等四项决议；并于会后发出通电，否认高凌霨为首的摄政内阁之合法性。7月14日，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成立，并宣布了五项任务：一、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利；二、管理国家财政；三、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四、监督各省行政；五、依法组织国会。民治委员会的委员，多为大商人或各行业头面人物，未能将中小商人纳入，更未能吸收其他社会阶层参与，除了“打几通空洞的电报，开几次人数不足的会议，举行几个赶热闹的示威游行外，民众几全无活动能力”，只存在了四个多月。然而作为中国商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一次积极实践，被毛泽东赞为“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
（整理：牛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