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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人民银行7月21日发布公告称，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是11年来人民币汇率的首次较大幅度地变动，也是“意料之中、预料之外”的一次变动。2%的升值究竟意味着什么？何谓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如何用战略眼光和全局观点来看待这次汇率调整？本刊记者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专业人士，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谢国忠：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
谢国忠：
加强货币的弹性
中国宣布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并在前一天中央银行公布的中间价基础上，允许有0.3%的浮动区间（即汇率每天最多升值0.3%）。中央银行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管理货币。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次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但它却表示中国尽最大努力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希望美方对此有正面的回应，从而改善目前的中美关系。
由于调整幅度小，对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将相对有限。但对于边际利润偏低的中国出口行业而言，可能会对其盈利能力构成重大冲击。然而我认为，投资周期将仍然是2006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动力。
这次升值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假如预期有更大升幅的市场对这次调整表示失望，热钱有可能因此而撤走。假如市场视这次调整为一连串类似升幅即将出台的先兆，它则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热钱流入和延长经济过热期。
我们认为人民币在短期内再升值的可能性很低。中国的出口行业规模庞大，但边际利润却十分微薄。它实际上只是那些拥有自己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的工厂。如果人民币要成为强势货币，出口行业必须向拥有自己分销渠道和品牌的自主经营模式转型。而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这次升值旨在舒缓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并为改良长远的货币政策奠下基石。美元转强和美国利率上升为这次调整创造了条件，因为这样才不致破坏美元的稳定性。
由于央行需要平衡市场对货币升值的预期，中间价在未来日子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另外， 由于占三分之一的中国出口是输往美国，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这次升值对经济的冲击有限。推动经济的动力仍主要来自投资周期。随着产能过剩压低价格，中国的投资周期已开始下滑。鉴于投资占了中国GDP的一半，货币的小幅度调整应不会改变现行的经济态势。
然而，对中国的出口业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业规模庞大，但边际利润不高，因为它是以加工模式为基础的。出口行业的利润有可能因这次人民币升值而降低10-20%。
依我们所见，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也很有限。油价或欧元的单日波幅也可以达到2%。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2%不会对其它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数额庞大。如何解读这次升值将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稳定性。从一个极端来看，热钱可能视这次升值为一连串类似调整即将出台的先兆，从而引发更多的热钱流入。它有可能使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并延长中国的经济过热周期。
但从另一个极端看，由于市场对升值抱有更大的期望，热钱可能对这次调整失望因而撤出中国。在中国投资周期下滑之际，它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通缩。这种对金融市场影响的不可预测性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风险。央行在未来几天必须审慎处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央行将尽力使市场对货币走强或走弱的预期保持平衡。此举将有助于稳定热钱的局面。
美中关系近来不断恶化。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并且有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一直大造声势，迫使中国把货币升值。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仍不适合配合强势货币的运作，因此，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希望美方能把这次调整视为保留面子之举，并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国家主席将于九月访问美国。这将是双方摆脱过去的阴影，更加注重双边经济关系的积极一面的一个契机。由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很强，双方的经贸和投资合作意义巨大。
王志浩（Stephen Green）：
渣打银行中国区高级分析师，长驻上海。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一级荣誉学位以及华威大学的硕士学位，同时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王志浩（Stephen Green）：
人民币汇率将向“篮子、区间和爬行”型转变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比的浮动范围很小，市场现在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新制度将如何运作。正如中国人民银行所强调的，理解参考和盯住一篮子货币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前者为货币当局设计汇率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而后者所需要的条件可能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完全准备好。这意味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将持续，而人民币汇率将参考一篮子货币和宏观经济数据。因此，原来的汇率制度是一目了然，而现在的则不是，正如周小川行长在日前所表示的。毕竟，中国不披露汇率政策细节的做法在世界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认为北京想向“篮子、区间和爬行”型（a basket band crawl）转变。新加坡是实施此种汇率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新加坡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权重是根据他们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关系决定的。我们估计一篮子中前十五个货币超过新加坡总贸易权重的91%。第二，以该篮子为基础，名义有效汇率（NEER）每天都会重新计算。另一种选择是用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汇率——即真实有效汇率（REER）——但是这比较复杂，因为必须收集和调整每个国家的通胀率，而通胀率一般是以每月为基准。因此，名义篮子更容易操作和跟踪。
第三，新加坡元可以围绕篮子汇率的中间值上下浮动1.5%，该值由新加坡货币当局（MAS）在季度会议上决定。这给市场和MAS在汇率政策上很大的回旋余地。第四，每天的变动是由市场和中央银行的汇率立场决定。波动只被允许在波动幅度内。在新加坡，幅度中心被认为每年逐步上升2%。
中国会效仿新加坡吗？使用一篮子爬行制度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也从接近央行人士处听到过这样的谈论。它将给人民币在适应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变化方面一些灵活度。一篮子爬行制度还会提供一个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有序升值的框架。由于结构性的贸易盈余、比邻国更快增长的生产率和远强于美元的定价能力，人民币在未来的升值是必然的，但是这两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新加坡已经正式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它的中央银行并不会制定一个目标利率，而是允许货币流动以控制流动性。一个国家只能保持资本自由流动、钉住汇率制度和独立的利率政策的“神圣三角”中的两个角。新加坡选择了其中的前两项，放弃了第三项。相比之下，大型的发达经济国家如美国倾向于让市场来决定他们的汇率，而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利率的自主性。中国应该如何呢？目前，她拥有一个看似钉住的汇率，资本控制（有相当的漏洞）和利率独立（尽管这受到有漏洞的资本控制的限制）。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大陆型经济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适合拥有自由浮动的汇率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目前，资本控制是应该的。考虑到大量可贸易部门，根据一篮子汇率原则进行汇率管理是有道理的。但是，随着中国的资本账户更趋开放，以及人民币在地区市场贸易的增加，中国将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更为自由的浮动汇率还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来考虑一篮子货币是如何运作的吧。货币篮子中货币的组成和权重将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变动。该权重往往以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规模为基础以及其他考虑，例如贸易所用货币，资本流入来源和流出目的地，以及和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的可用货币。
最后，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担心向准货币篮子汇率制度的转变会减少中国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他们认为中国会少买、甚至出售美元资产，而购买欧元和日元资产（或者其他在篮子里的货币）以保证外汇资产组合的权重反映了篮子中货币的权重。不限于美元资产的资产多样性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也许还没有完成。但是，没有必要恐慌。要求人民银行保持一篮子和外汇储备组合的匹配并没有非常有强有力的理由。首先，在2005年2季度拥有71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的贸易盈余，中国支付失衡的风险是很小的。因此将外汇储备与贸易流匹配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其次，所有这三项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都是非常强的，因此货币当局在需要时可以获得所需的货币。
如果人民币不跟随一篮子爬行制度意味着汇率预测永远是一件狡猾的事情。总之，中国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汇率改革，这对经济来说是有益的。但是相比盯住制，短期中它会产生更多的困惑，以及可能更多的挫折。
谭 雅 玲：
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71年、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院校外语专业；1985年进入中国银行从事国际金融研究至今。
谭 雅 玲：
人民币小幅升值与改革
综合性思考
由于此次人民币小幅升值既在市场预期之中，又在市场预期之外，升值时机和条件把握较好，对于市场影响或许十分有限，但是未来的发展机遇或风险，还有待市场观察与跟踪。
从美元逆转的启示看，我们似乎看到愈是开放的市场，投机者愈没兴趣、获利余地较小，调整时伤害程度也较轻；而有点封闭或改革的市场，投资者利润点或“机遇”较大。在研究国际金融和汇率问题时，应该承认一个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阶段和金融进程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处于基本模式形成和完善后的进一步创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则是处于模仿西方模式，结合国情进行改革的初级试点或中级摸索阶段；发达国家是在更高级的创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是在积累健全阶段，两者对汇率制度及其方向的需求也随之有差别。从博弈格局分析，发达国家处于主动调整，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一个是扩张型，一个是需求型，各自对于汇率波动与调整的要求就截然不同。
由于目前在全球汇率矛盾积聚中，经济、金融层面的不均衡是最大问题，主要货币经济体很难协同别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合作，美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似乎开始转嫁汇率问题于石油，以新的可能战略组合，应对国际汇率“不合作”，尤其是针对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设计于长远的思路惯性，值得市场警觉与思考。
货币汇率本身应是一国主权经济金融问题，特别是在我国金融尚未全面开放，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和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的前提下。但经济全球化的紧密性，伴随信心心理因素主导的上升，一国经济金融，特别是汇率已经不能孤立存在，进而使得国际与国内联系更加紧密。
从国际方面看，面对国际环境的较大不确定变化，我国虽然强调人民币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不变，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压力似乎缓解，应对卓有成效。但是从国内看，经济持续发展或金融改革开放具有压力与风险，应引起重视。我们坚持人民币稳定并不等于人民币永远不变，汇率机制的形成与转变需要条件与时机的匹配，但这不是等待中自然形成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去探索。尤其是我国面对WTO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压力、挑战愈加紧迫，我国银行改革的压力与潜在的挑战更为严峻。
1、对战略全局与局部应对的思考——我国金融入世后已经有了一些改革发展，但是当前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在谈论人民币问题时更多的焦点则关注在银行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健全。而在面对国际环境波动时，我们往往就贸易谈贸易，就汇率谈汇率，缺乏全面综合战略性的全面应对设想，有时就显得被动或无奈。尤其是国内相关改革缺少配套综合性，政策的不完善，结构的不合理等，加大社会氛围的不稳定。从国内发展状况与需求看，更多的思考应是全面而实际的金融改革，等待与缓慢的改革将最终对金融和经济产生不利与被动。我国金融改革应注重长远与配套工程，而不应以应对或应付作为改革取向，被动依据外围环境的改革不仅有可能违背国情的需要，且加大潜在的风险预期，使得国际投机具有空间可乘。尤其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处于调整与重组阶段，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系数呈上升阶段，任何可能空隙都将是投机炒作的氛围。因此，我国金融调整局部的抉择应与全面的金融趋势相吻合、配套，利率改革与金融改革的步骤与进程应协同、协调实施。
2、对成本效率与时间紧迫的思考——尤其是针对目前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强调实效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效果微乎甚微。仅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似乎缺少实质性的进展，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效益依然较为弱化。因此，当前在谈论人民币时，人们更多的忧虑则在于银行层面；每当此时人们谈论最多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成为改革的托词。然而，借鉴亚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银行对于金融稳定的保障作用十分重要；而从日本经济10年失败的教训中可以看到银行的拖累与制约十分突出；相比较美国经济的相对成功和金融风险的化险为夷，最为重要的在于银行资产素质和规模效益的支撑与保障。我国面对入世的承诺与改革的实际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逐渐加快，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银行的支持与保障作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托，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依然十分突出与严峻。因此，金融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研讨与口号上，而应有实实在在的规则与制度作为起点与突破。其突出表现应体现在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效益上。值得关注与比较的是我国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方式以及服务质量的效率差异；人员臃肿且得过且过的我国银行与人员精干且使用得当的外资银行在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果的素质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紧迫感与挑战性的心理调整，不能以原有的理念和模式去应对新的环境与格局。因此，当务之急还在于了解和熟知WTO规则要求，有针对性的实施改革与开放，顺应自身条件的需要和国际环境的需求。
3、对改革观念与实施效果的思考——在当前的形势与环境下，我们更应十分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尤其是在近年我国有利机遇较为突出，外围国际环境相对不利和恶化的趋势明显，使得我国优势与亮点更为瞩目。但实际上，无论从经济规模和金融效益上，我们尚无法与世界先进体相比，更何况我国经济正处于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接轨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规范与完善都面临艰难而复杂的进程，从而使我国人民币问题调整空间相对较小。而当前尤为突出的是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密切的证券市场的规范与监管，这不仅对国内投资者具有直接意义，而且对于外国投资者也愈加重要。
加强忧患意识应该强调的重点在于增强责任观念。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渐扩大与加快，金融风险的压力与金融安全的意义也随之上升，各类金融机构更需强化责任规则与制度规范，防范可能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伴随金融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金融风险规避与防范更为重要，各级责任落实与监督愈加不可忽视。金融界的职责与义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稳定及为经济保驾护航作用的发挥，因此绝不可掉以轻心。而责任不应以权利和地位体现，而是以效益和效率为依托，其中责任观念是规避和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其体现是以素质与水平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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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1949年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方汇率到市场决定，由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演变。
1973年之前，人民币实行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之后，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
1981-198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公开牌价的双重汇率制度。
1985年，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１美元兑换2.8人民币。之后几年，人民币汇率逐步下调，到1990年底，１美元兑换5.22元人民币。
1980年起，各地陆续开始实行外汇调剂制度，形成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格局。
1993年底，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至１美兑换5.8人民币。
1994年１月１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迈出大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执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最终将走向完全可兑换。
汇率并轨之初，１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此后人民币缓慢升值， 到2001年中为１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并且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1998-1999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人民币经受了严重的贬值压力。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又遭遇了强大的升值压力。
2005年３月14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经理说：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 浮动的汇率制度。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在进行，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这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
2005年６月26日，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这项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
2005年７月21日19时，中国政府宣布对汇率形成机制做重大改革，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即刻起，人民币兑美元升值２％，由8.27：１调整为8.11：１。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是中间价上下３‰的幅度内浮动。
中国人民银行7月21日发布公告称，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是11年来人民币汇率的首次较大幅度地变动，也是“意料之中、预料之外”的一次变动。2%的升值究竟意味着什么？何谓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如何用战略眼光和全局观点来看待这次汇率调整？本刊记者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专业人士，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谢国忠：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
谢国忠：
加强货币的弹性
中国宣布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并在前一天中央银行公布的中间价基础上，允许有0.3%的浮动区间（即汇率每天最多升值0.3%）。中央银行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管理货币。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次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但它却表示中国尽最大努力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希望美方对此有正面的回应，从而改善目前的中美关系。
由于调整幅度小，对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将相对有限。但对于边际利润偏低的中国出口行业而言，可能会对其盈利能力构成重大冲击。然而我认为，投资周期将仍然是2006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动力。
这次升值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假如预期有更大升幅的市场对这次调整表示失望，热钱有可能因此而撤走。假如市场视这次调整为一连串类似升幅即将出台的先兆，它则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热钱流入和延长经济过热期。
我们认为人民币在短期内再升值的可能性很低。中国的出口行业规模庞大，但边际利润却十分微薄。它实际上只是那些拥有自己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的工厂。如果人民币要成为强势货币，出口行业必须向拥有自己分销渠道和品牌的自主经营模式转型。而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这次升值旨在舒缓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并为改良长远的货币政策奠下基石。美元转强和美国利率上升为这次调整创造了条件，因为这样才不致破坏美元的稳定性。
由于央行需要平衡市场对货币升值的预期，中间价在未来日子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另外， 由于占三分之一的中国出口是输往美国，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这次升值对经济的冲击有限。推动经济的动力仍主要来自投资周期。随着产能过剩压低价格，中国的投资周期已开始下滑。鉴于投资占了中国GDP的一半，货币的小幅度调整应不会改变现行的经济态势。
然而，对中国的出口业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业规模庞大，但边际利润不高，因为它是以加工模式为基础的。出口行业的利润有可能因这次人民币升值而降低10-20%。
依我们所见，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也很有限。油价或欧元的单日波幅也可以达到2%。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2%不会对其它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数额庞大。如何解读这次升值将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稳定性。从一个极端来看，热钱可能视这次升值为一连串类似调整即将出台的先兆，从而引发更多的热钱流入。它有可能使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并延长中国的经济过热周期。
但从另一个极端看，由于市场对升值抱有更大的期望，热钱可能对这次调整失望因而撤出中国。在中国投资周期下滑之际，它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通缩。这种对金融市场影响的不可预测性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风险。央行在未来几天必须审慎处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央行将尽力使市场对货币走强或走弱的预期保持平衡。此举将有助于稳定热钱的局面。
美中关系近来不断恶化。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并且有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一直大造声势，迫使中国把货币升值。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仍不适合配合强势货币的运作，因此，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希望美方能把这次调整视为保留面子之举，并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国家主席将于九月访问美国。这将是双方摆脱过去的阴影，更加注重双边经济关系的积极一面的一个契机。由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很强，双方的经贸和投资合作意义巨大。
王志浩（Stephen Green）：
渣打银行中国区高级分析师，长驻上海。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一级荣誉学位以及华威大学的硕士学位，同时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王志浩（Stephen Green）：
人民币汇率将向“篮子、区间和爬行”型转变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比的浮动范围很小，市场现在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新制度将如何运作。正如中国人民银行所强调的，理解参考和盯住一篮子货币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前者为货币当局设计汇率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而后者所需要的条件可能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完全准备好。这意味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将持续，而人民币汇率将参考一篮子货币和宏观经济数据。因此，原来的汇率制度是一目了然，而现在的则不是，正如周小川行长在日前所表示的。毕竟，中国不披露汇率政策细节的做法在世界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认为北京想向“篮子、区间和爬行”型（a basket band crawl）转变。新加坡是实施此种汇率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新加坡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权重是根据他们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关系决定的。我们估计一篮子中前十五个货币超过新加坡总贸易权重的91%。第二，以该篮子为基础，名义有效汇率（NEER）每天都会重新计算。另一种选择是用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汇率——即真实有效汇率（REER）——但是这比较复杂，因为必须收集和调整每个国家的通胀率，而通胀率一般是以每月为基准。因此，名义篮子更容易操作和跟踪。
第三，新加坡元可以围绕篮子汇率的中间值上下浮动1.5%，该值由新加坡货币当局（MAS）在季度会议上决定。这给市场和MAS在汇率政策上很大的回旋余地。第四，每天的变动是由市场和中央银行的汇率立场决定。波动只被允许在波动幅度内。在新加坡，幅度中心被认为每年逐步上升2%。
中国会效仿新加坡吗？使用一篮子爬行制度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也从接近央行人士处听到过这样的谈论。它将给人民币在适应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变化方面一些灵活度。一篮子爬行制度还会提供一个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有序升值的框架。由于结构性的贸易盈余、比邻国更快增长的生产率和远强于美元的定价能力，人民币在未来的升值是必然的，但是这两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新加坡已经正式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它的中央银行并不会制定一个目标利率，而是允许货币流动以控制流动性。一个国家只能保持资本自由流动、钉住汇率制度和独立的利率政策的“神圣三角”中的两个角。新加坡选择了其中的前两项，放弃了第三项。相比之下，大型的发达经济国家如美国倾向于让市场来决定他们的汇率，而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利率的自主性。中国应该如何呢？目前，她拥有一个看似钉住的汇率，资本控制（有相当的漏洞）和利率独立（尽管这受到有漏洞的资本控制的限制）。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大陆型经济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适合拥有自由浮动的汇率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目前，资本控制是应该的。考虑到大量可贸易部门，根据一篮子汇率原则进行汇率管理是有道理的。但是，随着中国的资本账户更趋开放，以及人民币在地区市场贸易的增加，中国将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更为自由的浮动汇率还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来考虑一篮子货币是如何运作的吧。货币篮子中货币的组成和权重将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变动。该权重往往以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规模为基础以及其他考虑，例如贸易所用货币，资本流入来源和流出目的地，以及和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的可用货币。
最后，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担心向准货币篮子汇率制度的转变会减少中国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他们认为中国会少买、甚至出售美元资产，而购买欧元和日元资产（或者其他在篮子里的货币）以保证外汇资产组合的权重反映了篮子中货币的权重。不限于美元资产的资产多样性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也许还没有完成。但是，没有必要恐慌。要求人民银行保持一篮子和外汇储备组合的匹配并没有非常有强有力的理由。首先，在2005年2季度拥有71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的贸易盈余，中国支付失衡的风险是很小的。因此将外汇储备与贸易流匹配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其次，所有这三项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都是非常强的，因此货币当局在需要时可以获得所需的货币。
如果人民币不跟随一篮子爬行制度意味着汇率预测永远是一件狡猾的事情。总之，中国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汇率改革，这对经济来说是有益的。但是相比盯住制，短期中它会产生更多的困惑，以及可能更多的挫折。
谭 雅 玲：
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71年、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院校外语专业；1985年进入中国银行从事国际金融研究至今。
谭 雅 玲：
人民币小幅升值与改革
综合性思考
由于此次人民币小幅升值既在市场预期之中，又在市场预期之外，升值时机和条件把握较好，对于市场影响或许十分有限，但是未来的发展机遇或风险，还有待市场观察与跟踪。
从美元逆转的启示看，我们似乎看到愈是开放的市场，投机者愈没兴趣、获利余地较小，调整时伤害程度也较轻；而有点封闭或改革的市场，投资者利润点或“机遇”较大。在研究国际金融和汇率问题时，应该承认一个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阶段和金融进程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处于基本模式形成和完善后的进一步创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则是处于模仿西方模式，结合国情进行改革的初级试点或中级摸索阶段；发达国家是在更高级的创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是在积累健全阶段，两者对汇率制度及其方向的需求也随之有差别。从博弈格局分析，发达国家处于主动调整，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一个是扩张型，一个是需求型，各自对于汇率波动与调整的要求就截然不同。
由于目前在全球汇率矛盾积聚中，经济、金融层面的不均衡是最大问题，主要货币经济体很难协同别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合作，美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似乎开始转嫁汇率问题于石油，以新的可能战略组合，应对国际汇率“不合作”，尤其是针对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设计于长远的思路惯性，值得市场警觉与思考。
货币汇率本身应是一国主权经济金融问题，特别是在我国金融尚未全面开放，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和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的前提下。但经济全球化的紧密性，伴随信心心理因素主导的上升，一国经济金融，特别是汇率已经不能孤立存在，进而使得国际与国内联系更加紧密。
从国际方面看，面对国际环境的较大不确定变化，我国虽然强调人民币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不变，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压力似乎缓解，应对卓有成效。但是从国内看，经济持续发展或金融改革开放具有压力与风险，应引起重视。我们坚持人民币稳定并不等于人民币永远不变，汇率机制的形成与转变需要条件与时机的匹配，但这不是等待中自然形成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去探索。尤其是我国面对WTO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压力、挑战愈加紧迫，我国银行改革的压力与潜在的挑战更为严峻。
1、对战略全局与局部应对的思考——我国金融入世后已经有了一些改革发展，但是当前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在谈论人民币问题时更多的焦点则关注在银行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健全。而在面对国际环境波动时，我们往往就贸易谈贸易，就汇率谈汇率，缺乏全面综合战略性的全面应对设想，有时就显得被动或无奈。尤其是国内相关改革缺少配套综合性，政策的不完善，结构的不合理等，加大社会氛围的不稳定。从国内发展状况与需求看，更多的思考应是全面而实际的金融改革，等待与缓慢的改革将最终对金融和经济产生不利与被动。我国金融改革应注重长远与配套工程，而不应以应对或应付作为改革取向，被动依据外围环境的改革不仅有可能违背国情的需要，且加大潜在的风险预期，使得国际投机具有空间可乘。尤其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处于调整与重组阶段，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系数呈上升阶段，任何可能空隙都将是投机炒作的氛围。因此，我国金融调整局部的抉择应与全面的金融趋势相吻合、配套，利率改革与金融改革的步骤与进程应协同、协调实施。
2、对成本效率与时间紧迫的思考——尤其是针对目前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强调实效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效果微乎甚微。仅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似乎缺少实质性的进展，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效益依然较为弱化。因此，当前在谈论人民币时，人们更多的忧虑则在于银行层面；每当此时人们谈论最多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成为改革的托词。然而，借鉴亚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银行对于金融稳定的保障作用十分重要；而从日本经济10年失败的教训中可以看到银行的拖累与制约十分突出；相比较美国经济的相对成功和金融风险的化险为夷，最为重要的在于银行资产素质和规模效益的支撑与保障。我国面对入世的承诺与改革的实际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逐渐加快，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银行的支持与保障作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托，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依然十分突出与严峻。因此，金融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研讨与口号上，而应有实实在在的规则与制度作为起点与突破。其突出表现应体现在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效益上。值得关注与比较的是我国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方式以及服务质量的效率差异；人员臃肿且得过且过的我国银行与人员精干且使用得当的外资银行在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果的素质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紧迫感与挑战性的心理调整，不能以原有的理念和模式去应对新的环境与格局。因此，当务之急还在于了解和熟知WTO规则要求，有针对性的实施改革与开放，顺应自身条件的需要和国际环境的需求。
3、对改革观念与实施效果的思考——在当前的形势与环境下，我们更应十分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尤其是在近年我国有利机遇较为突出，外围国际环境相对不利和恶化的趋势明显，使得我国优势与亮点更为瞩目。但实际上，无论从经济规模和金融效益上，我们尚无法与世界先进体相比，更何况我国经济正处于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接轨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规范与完善都面临艰难而复杂的进程，从而使我国人民币问题调整空间相对较小。而当前尤为突出的是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密切的证券市场的规范与监管，这不仅对国内投资者具有直接意义，而且对于外国投资者也愈加重要。
加强忧患意识应该强调的重点在于增强责任观念。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渐扩大与加快，金融风险的压力与金融安全的意义也随之上升，各类金融机构更需强化责任规则与制度规范，防范可能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伴随金融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金融风险规避与防范更为重要，各级责任落实与监督愈加不可忽视。金融界的职责与义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稳定及为经济保驾护航作用的发挥，因此绝不可掉以轻心。而责任不应以权利和地位体现，而是以效益和效率为依托，其中责任观念是规避和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其体现是以素质与水平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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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1949年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方汇率到市场决定，由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演变。
1973年之前，人民币实行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之后，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
1981-198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公开牌价的双重汇率制度。
1985年，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１美元兑换2.8人民币。之后几年，人民币汇率逐步下调，到1990年底，１美元兑换5.22元人民币。
1980年起，各地陆续开始实行外汇调剂制度，形成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格局。
1993年底，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至１美兑换5.8人民币。
1994年１月１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迈出大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执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最终将走向完全可兑换。
汇率并轨之初，１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此后人民币缓慢升值， 到2001年中为１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并且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1998-1999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人民币经受了严重的贬值压力。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又遭遇了强大的升值压力。
2005年３月14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经理说：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 浮动的汇率制度。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在进行，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这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
2005年６月26日，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这项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
2005年７月21日19时，中国政府宣布对汇率形成机制做重大改革，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即刻起，人民币兑美元升值２％，由8.27：１调整为8.11：１。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是中间价上下３‰的幅度内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