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八路军队伍里有一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它就是工卫旅。工卫旅的前身是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是山西新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讲述的是任应枢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的过程。这支后来编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的队伍，短短几个月内迅速发展壮大，谱写了一曲曲英勇善战、不屈不挠、勇于胜利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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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应枢于山西大学毕业后，１９３６年底加入牺盟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加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担任分配部运输科科长。１９３７年秋，他从太原回到家乡孝义县司马镇，组建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他向当时驻在汾阳县三泉镇张家堡村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汇报了游击队前后活动情况，得到邓小平的赞扬和指示。
　　面对游击队力量薄弱、活动又无经费等困难，任应枢派出大批同志深入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动员工作，并用抗日游击队名义，发动失业矿工开采在逃地主豪绅的两座煤窑。还发动群众捐赠捡到的阎锡山溃兵的枪支弹药。并从孝义县城“全兴宏”字号购买大量钢料，雇用铁匠锻打钢刀长矛以供军需。经过一段时间，方圆数十里内群众抗日活动如火如荼，捐米面的、赠服装的纷至沓来，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他组织领导的这支以青年学生和农民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３００多人，声震汾、孝、平、介方圆几十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任应枢率队开进孝义县城，继续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抗日声势颇为喜人。然而他没有料到，一场无形的血战即将发生。一天，队部参谋文秀石（暗藏的国民党蓝衣社特务）诡秘地对任应枢说：“队长，国军驻介休高桂滋部，势大饷足，名正言顺，咱们何不找他去？”沉默良久，任应枢慢慢地站起来说：“水流千里归大海。只是这海，我看只有人民和人民的武装方可算得。值此国难当头，国军虽正统却逃之夭夭，八路军虽在野却虎气生生。依我之见，谁抗日，咱跟谁。”然而，事情尚未就此了結。过些天，文秀石拉了副队长霍万海频繁出入于孝义县长刘怀伟处。一天晚上，文秀石跑到队部反映：“城西窑上村某院上窑里有个阎军便衣，带着一支手枪。我看派几个人把枪下掉，把人拉到南门外干掉。”任应枢听说有枪，心里一热，转身告三分队队长赵良德：“今晚去一下，枪留下抗日用，人放走，不一定是汉奸。”但任应枢中计了。他不知道住在窑上村的那位是孝义县某区牺盟会特派员张希康。第二天，阎军７１师及孝义县公安局借口游击队打牺盟会特派员，将抗日游击队驻地包围。县长刘怀伟带了警察冲进队部找当事人。人是找不到，但任应枢却被以解决矛盾为由带进县府软禁起来。这时文秀石、霍万海已经在部队中造舆论，扬言部队要并入高桂滋部。被软禁中的任应枢觉得事出蹊跷，联系前些日子那场关于部队归属的争论，顿时心急如焚。任应枢顾不了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持匣子枪冲出县府，赶回部队。被谣言迷惑的战士终于清醒过来。任应枢当即派人监视文、霍二人，并根据邓小平当时和他谈到的八路军活动区域，派人去打听八路军去向。当他得知山西工人抗日武装自卫总队当时正驻在汾阳、中阳两县交界的边山地区师庄、王家池一带的情况，马上决定率队投奔工卫总队，并且作了周密安排。
　　１９３７年腊月二十四日拂晓，任应枢带部队以出城操练为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孝义县城北、西、东三门拉出，急行军到汾阳县三泉镇任家堡村。随即，他又命令刘秉三及其子刘子亮（原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已离休）星夜赶到师庄，与自己汾阳河汾中学时的老同学、工卫总队政治主任侯俊岩同志取得联系。同时派出抗日游击队的几名骨干到工卫总队驻地参观学习。在工卫总队，到处歌声嘹亮、斗志昂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深深吸引着这些游击队指战员。这支抗日游击队遂改编为我党领导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第４大队。任应枢被任命为大队长，党派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顾永田任教导员。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像久别的孩子找到母亲，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参加工卫队后，迎着曙光，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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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８年初，工卫总队决定组成以任应枢为团长的第４工作团，在汾阳、文水、交城一带近敌区开展民运工作。这里是工卫总队的前哨阵地，做好这一带的群众工作，对巩固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有着重要意义。任应枢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汾阳河汾中学任教。他所带领的来自４大队的二三十个工作团员大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向这里的农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组织起各乡村的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歌咏队、交通队、儿童团及民兵组织，一时，这一带群众抗战活动很活跃。锄奸护村、站岗放哨、减租减息、报名参军等活动开展起来了。同年５月，任应枢受命以第４工作团为基础，组建山西工卫纵队直属汾阳游击支队（简称“任支队”）并任支队长，开往汾阳、孝义、平遥、介休一带开展民运和扩军工作。支队驻汾阳城北山区边缘的山庄头村。任应枢率部插入晋中平川，边宣传，边组织群众，并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千方百计打击敌人。在平遥县北官地村伏击日军宣抚班，在汾阳县小相村截获日军辎重汽车，镇压汾阳白石据点铁杆汉奸“双生二保”，在文水县开栅村附近设伏缴获日军十几大车军需品，尽数运送回我工卫纵队抗日根据地，对当地群众积极抗日鼓舞很大。
　　任支队神出鬼没，摸岗哨，除汉奸，割电线，破坏敌人交通线，搅得敌人鸡犬不宁。“任胡子”（任应枢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留胡明志：抗战一日不胜，胡子一日不剃，群众亲切地称其为“任胡子”）的威名传遍方圆数百里的吕梁山区、晋中平川。日军一方面指使汾阳日伪县长张燕芳、孝义日伪县长李含旭等捎书诱降任应枢，另一方面又在太原日伪《新民日报》上悬赏３０００元活捉“任胡子”。这些阴谋失败后，即秘密调兵遣将，处心积虑要拔除任支队驻地汾阳山庄头这颗眼中钉。一个月黑之夜，汾阳、文水两县多数据点的日本鬼子倾巢出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分两路向山庄头村我游击支队指挥机关秘密包抄过来。汾阳之敌由黄彩坡向右，文水之敌由神堂底向左迂回包围。他们料定任支队不会南向平川，必然北向退入后山，因而文水右翼之敌行至神堂底即停止前进，抢占山庄头村北山梁高地构筑工事，布置了机枪阵地，张开口袋等我军钻进去。汾阳之敌于左侧先到黄彩坡，沿山梁向山庄头村迂回，从西北东三面包围进攻我军驻地，敌人妄图在我军顺沟后退时，居高临下消灭我军于高山之下，峡谷之中。
　　形势非常紧迫。指挥所里，有人在焦急地抓耳挠腮，有人叫喊要决一死战。吵嚷声中，任应枢忽地站起，口里说道：“兵不厌诈。”然后，两手一招，向聚拢过来的同志们果断地布置了他的计划……从山庄头村南向太汾公路有两条道可通，一条是崖畔上的大道，一条是从沟底沿山沟南下，经冯郝沟通杏花村的山沟小路。就在天开始发亮，东方出现鱼肚白时，从山庄头村向西望去，黄彩坡方向成队的日本鬼子在蠕动进逼。在山庄头村南向通往太汾公路的大道上，有三四个人在隐约可见的山梁上日军的枪口下，大模大样地向公路走去。那是任应枢带了两三个战士，佯作不知有敌，故意迷惑敌人，背敌在崖畔上向南行进。日伪军恐怕暴露偷袭目标，虽近在咫尺却既没开枪，也没叫一声，而在与大路基本平行的山沟里，我军大队人马却悄无声息地急速向南行进着。约半个时辰以后，鬼子缩小包围圈，成半圆形向山庄头村劈头盖顶压去。进村一看，万万没有料到网中之鱼任支队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突出重围，走得一个不剩。原来，任应枢根据敌人估计任支队只会后撤而绝不敢南向公路的心理，料定敌人南路空虚，设防不严，再一次违反常规，来了个十分大胆的行动。他机警地命令部队乘天色还未大亮，出敌不意，甩开三面包围之敌，从村南口南北方向的山沟出去，从杏花村附近越过太汾公路，隐蔽在青纱帐中，而自己却带领两三个战士，为排斥部队行动走了崖畔大道，来了个猴子戏虎，使我军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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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支队穿过汾阳东部，直插汾阳、孝义、平遥、介休四县交界地区。这几个县城虽已被日寇占领，但这个地区却是敌人统治力量还达不到的空隙地带，正好成为我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割据地区。这一带又是抗战前夕红军东征时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在蒋阎军政逃之夭夭，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盼望有人领导他们抗日救国的时候，挺进敌后的任支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人民箪食壶浆迎接自己的子弟兵。部队每到一村，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大书抗战标语，贴传单，聚众讲演，访问乡亲，宣传抗日。群众为部队备宿送饭，通风报信，有的送子参军，有的献出枪支。新组建的任支队发扬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对群众秋毫无犯。每在一个村庄宿营二三日，总有一些热血青年要跟着走，参加部队。与此同时，任支队白天袭击日军的交通线，夜间坡坏敌人的电话线，镇压汉奸，摧毁日伪乡村政权，建立抗日政权，并为工卫旅筹了不少款。活动两三个月后，任支队扩编为三个中队，发展到５００多人，完成了扩军、筹款、发动群众三个任务，随即奉命由平川返回汾、文、交边山抗日根据地。部队昼伏夜行，经过三天行军，经文水开栅口子到达交城县西冶川青沿村，正式编为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２２团３营，任应枢被任命为营长。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日，经工卫旅主要领导康永和、侯俊岩介绍，任应枢在交城县西社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这支英雄部队先后驻防静乐县米峪镇、岢岚县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下旬，由晋绥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同志带领返回八分区，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斗。以后编入工卫旅２１团。解放战争中的１９４６年，编入晋绥野战军主力部队１纵队独立２旅，在保卫延安，解放晋中、太原，进军大西北等多次重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