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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11月27日，坐在因战争从上海避往香港的轮船上，31岁的著名导演蔡楚生从黄浦江中四望，视野里的上海南市仍然火光烛天，浦东也在日军的轰炸下熊熊燃烧。为了记录这种“不安定的日子”和“说不出的痛苦”，蔡楚生开始写起了日记。
1967年6月7日，61岁的蔡楚生写下了日记的最后一则：“上午一直在躺着，至下午勉起身。天阴雨，甚冷，和我的心情一样。”在此前后，蔡楚生不仅常年头痛、咳嗽、吐血、气喘，而且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影协职工红色造反大队”、“红色造反者电影野战兵团”等打成了“三反分子”和“裴多菲俱乐部主席”，整天扫地、铲煤或者被批斗。第二年7月15日，电影大师的生命终于不堪负荷，休止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廊的地板上，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5载春秋。
蔡楚生一生30年的日记摘编，收录在《蔡楚生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四卷。70多万言的性情文字，既呈现出这一代中国电影人遭遇战争的颠沛流离和卷入动乱的身心痛苦，又闪耀着一种只有在这一个中国电影人内心深处才能体会得到的爱的光辉。原来，那些因《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南海潮》等影片走进电影院而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电影观众，他们感受到的，也就是编导者蔡楚生始终想要他们感受的那种情怀。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相伴永远的爱与痛。
日记伴随着蔡楚生的足迹，从香港再回到上海，而后以北京为中心，远至法国的戛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和苏联的莫斯科，近至国内的广州、海口、三亚和从化等地；另外，以1949年为时间的分界线，蔡楚生日记的前半部分，主要以一个电影编导者的身份，控诉日本侵略战争和战后黑暗时局带来的家国创痛及个人生活的赤贫和苦闷；后半部分则先后以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称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身份，记述自己在兴奋紧张的政治运动、繁重忙乱的工作议程与每况愈下的健康条件下任劳任怨、勉力而为。可以看出，无论是战争的威逼还是政治的重压，无论是贫困的煎熬还是病痛的纠缠，都没有改变蔡楚生对这个世界的同情和热爱。即便是在最无望和悲观的时刻，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少年儿童的纯真脸庞与相从甚密的故人新知、不可遏止的创作灵感等等，都在吸引着蔡楚生的注意力或成为他灵魂深处的寄托。蔡楚生的爱与痛，不仅是这一个中国电影人在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面前的特殊遭际，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与革命、国家与政党背景下典型的心路历程。
二
日本侵华战争不仅影响了蔡楚生的创作格局，而且改变了他的思想境界和人生道路。如果说，在《都会的早晨》（1933）、《渔光曲》（1934）、《新女性》（1935）、《迷途的羔羊》（1936）和《王老五》（1937）等优秀影片中，蔡楚生对黑暗时局的揭露和日本侵略的控诉还不够直接与锐猛的话，那么，他在香港编导的《孤岛天堂》（1938）和《前程万里》（1940）等影片，特别是回到上海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则因为更加切近的战争体验与更为深广的人文关怀而拥有了一种沉郁顿挫的史诗气质。这种史诗气质的获得，便能从其日记中略窥一斑。
1938年11月18日日记记述，当晚蔡楚生从香港仔到鸭脷洲授课。归途中，因用手电照见一具小孩的尸体，心情“黯然”；原本想要“硬着心肠前行”，但转念一想，如果这个小孩还没有死亡的话，“则我此时虽穷困，仍当抱归，并竭我力以鞠育之”。然而，走近一看，小孩的脚趾指甲已经灰白，便知“断气已久”。想到他的父母因为穷困而将亲生孩子丢在路旁，“我几泪下”。可资参照的是，1939年1月15日日记记述，当晚蔡楚生总是在自己的租住处听到小鸡“吱吱悲鸣”于露台下的海边，因念其处境之苦，“至为不忍”，决定拯救它；于是，由四弟划着磷火下到海边，在临水的一根大木头下发现了这只“离群孤雏”，小鸡身已半湿，可见其狼狈情形。等到把它放入鸡笼，小鸡便急着跑到母鸡的翅膀下取暖。看到这种情形，“我与四弟乃觉欢慰”。两则日记，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却也透露出针对底层平民和弱小生命的朴素的良善之心。
事实上，在香港，蔡楚生虽为著名编导并拍摄过海内外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但因时局关系，他自己也始终处在不可思议的赤贫状态。日记中不断出现的“囊中空空”、“囊空如洗”、“穷困已极”、“饿甚”、“不名一文”等描述与“预支”剧本费、“威逼”友朋们请客、跟女朋友曼云聊天使其“慨然”相借一元角子以及跑到饭馆“吃大户”等情节，都是这一时期蔡楚生生活状态的写真。1939年9月9日日记，便极为细腻生动：“十二时起身，袋中只剩十一铜仙，宗义兄约进点于‘江源’，乃得解决此早餐。付两人之擦皮鞋钱，则仅剩七仙矣。午后饿极，而无法得食——因已欠‘中华楼’十余元，再也不肯赊账也。卒得一法——令阿逢往‘江源’叫来两块面包，计四仙，于是乃解决中饭问题。近晚又饿极。海志、凤宁、炳亮诸兄过访，无法招待其吃饭。我则往新厂之同人包饭桌上‘打游击’。”很难想象，一个早因《渔光曲》和《新女性》等影片享誉中外的电影编导，才华横溢而又兢兢业业，竟在香港沦落到食不果腹的境地。跟这一时期许多从内地去到香港的影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蔡楚生没有割断始终滋养着他的地气，他自己就是底层的一分子。
尽管如此，蔡楚生还是跳出了仅为衣食谋的狭隘圈。他始终关注着战事的进程，既为家乡父老的生命安全担忧，又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鼓与呼。1938年5月12日，报载厦门失守，第一批难民三千余人到港；“见南方从此多事”，蔡楚生在次日日记中表达出“为之忧心如捣”的焦灼心情；5月27日日记记述，因思虑老家汕头有事，蔡楚生于早晨八时出了香港仔，在鲜鱼公司和一烟纸店借阅报纸，得知汕头“尚称安静”，才“为之稍慰”；6月29日日记记述，报载昨日敌机在广州狂炸，计死伤千余人，“为抗战以来最大之惨剧”。10月22日，得知广州失守的消息后，蔡楚生更是“痛苦莫可名状”，进而在日记中写道：“自敌在大鹏湾登陆以来，尚未及十日，而素称所谓‘广东精神’之广州竟以失守闻，宁非荒天下之大唐！广州复陷，武汉亦危，汪精卫已在发表违背全国民意之和平论调。闻此，我为之怒发冲冠！中国不亡于日本之攻击，而将亡于政学系、改组派、CC派等之牵掣捣乱！……与廖承志、连贯谈广州失守事，咸致无限悲陵。” 正因为如此，对暴敌入侵的控诉、对汉奸卖国的痛恨、对香港澳门醉生梦死的憎厌以及对内地难民流离失所的同情，几乎成为这一时期蔡楚生日记的主要内容。他会因为托朋友购买的毛毯是日货改装而心生“不快之感”（1938年1月20日），也会因为农历春节香港全城鞭炮不绝而发出“可叹”之慨（1938年1月31日）；会因为香港“乌烟瘴气”的烟窟“数欲作呕”（1938年4月8日）以及澳门“肩摩踵接”、“拥挤不堪”的赌窟“叹息不止”，也会因为在豪华餐厅“思及国内难民正在家破人亡”而“不能下箸”（1938年6月23日）。对多达十余万的聚集于新界并“多露宿山头或田地中”和“正在山原草野上度其餐风宿露之悲苦长夜”的难民，蔡楚生不仅表示“凄然”，而且感到“令人发指”。（1938年11月28日、12月24日）在1939年12月31日的日记里，蔡楚生总结自己的心绪，仍是一以贯之的“怆然欲绝”，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呼之欲出：“十二时炮声四作，此草草劳人之一年，又已成为过去，所剩下者为光棍一条，傲骨一身，与前途尚在不可知之数之展望。夜月正明，襟怀似水，缅念故国，能不怆然欲绝！辗转不能成寐，至一时余朦胧入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憎分明的品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直至抗战结束、回到上海之后仍然有增无减。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国庆日”，但在1948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蔡楚生称此“国庆日”“黯淡无光”，并明确指出：“辽两战火炽，各处抢购之风潮不可遏制，除达官贵人，谁欲强颜欢笑？！”随后，25目的日记记述：“夜冷而雨，念灾黎之受苦不置——我昨夜在街上见檐下瑟缩许多难民，彼等乃终夜在我睡梦中出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蔡楚生日记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不仅是其人格理想的追寻，而且是对屈原、杜甫、曹雪芹和鲁迅一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博大襟怀的赓续。尽管在战前拍摄的影片中，这种忧患意识和博大襟怀已经有所显露，但只有经过如此真切的体会，才有可能将民众凄苦及其家国之梦上升到一种如此悲天悯人的高度。《孤岛天堂》中众人看着国旗上升的结尾，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上流社会灯红酒绿与下层民众无以为食的对比蒙太奇段落，便是蔡楚生电影超越时代、永远动人的魅力之所在。
三
新中国建立以来，蔡楚生历任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称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在很多时候，他仍然希望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十分不愿意在迎来送往中兴师动众。他会经常在日记里为劳动各位深表不安。现在看来，这就是蔡楚生的本色。其实，早在1937年11月29日，船靠香港后八人迎接，蔡楚生便在日记里写道：“以我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竟劳朋友们前来等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惭愧。”此后，蔡楚生更是愿意选择深居简出。1958年12月9日，为了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南海潮》，蔡楚生乘车至广州，当日日记记述：“车因晚点，到两点三刻才到达广州。来接车的有洪道、友六、梁东、残云、为一、卢珏等许多同志，这真令我感到不安。”1964年7月15日，为了从广州返回北京学习整风，蔡楚生日记写道：“洪道同志坚要送行，我坚辞，他终于没来，这是一快事。李榜金、吴文华、戴江、志斌等来，于七时和我一起携东西赴机场。文华又要了些香蕉，增加重量，可感而不可谢。”
如果说，不愿兴师动众是对他人的关心和体谅，那么，对阮玲玉的念念不忘，则可看出蔡楚生对相知相爱者的至真性情。在1949年前后的日记摘编里，蔡楚生均多次对阮玲玉的逝世表达了超出一般的愤怒和伤悼，其间感怀无不令人动容。
1939年3月8日，蔡楚生在日记中记述：“今日为阮玲玉逝世之五周年纪念日，回忆当晚闻此消息之情形，此时尤为心悸。从前年十一月后，阮之墓处已沦入暴敌之手，芳魂衰草，饮恨黄泉，灵魂如有知，当更增河山破碎之悲也。”次年3月8日，蔡楚生继续因阮玲玉而发表感慨：“五年前之今日，阮玲玉被吃人之社会所吞噬。某刊物出特刊以吊阮，我意不若以吊此社会之为愈也！忆阮死后，某怕死之友人曾为文吊之，有云‘个人实不愿责此社会’，‘温情’固温情矣，其如‘没骨头’与有若干之卑劣性何？回思及此，犹不免致其愤慨。”1948年4月4日，回到上海的蔡楚生在清明前一天再一次赴联义山庄寻找阮玲玉之墓；因此墓仍然未建墓碑，故“拟倡议由联华同人代建”。1949年，蔡楚生也没有忘记3月8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三八妇女节’，亦即阮玲玉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
直到1956年3月8日，蔡楚生日记仍在为阮玲玉之死寄托哀思：“今天为三八妇女节，阮玲玉二十一年前于此日自杀逝世，追念故旧，为之凄然。”此后，日记记载了蔡楚生为纪念阮玲玉所作的诸多事情。如为准备给阮玲玉建碑事致信上海联谊会（1958年11月29日）、为阮玲玉墓碑题字并寄去上海（1959年3月18日）、去田汉先生处与郑君里等人一起谈写阮玲玉电影剧本事宜（1960年4月7日）等等。1961年11月13日，在广州，蔡楚生跟《南海潮》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观看了上海寄来的《新女性》的新印拷贝。日记写道：“此片摄于1934年，27年来我也还是第一次再看，看了不禁产生许多感想。最感意外的是此片在立场观点上，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并无错误；又次是阮玲玉的演技非常真实深刻，今天演员们的演技也还未能超过；再次就是想起当年此片因抨击了黄色新闻记者而使我们受到全上海黄色报刊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致使阮玲玉终于自杀等。”1963年10月11日，蔡楚生跟时汉威谈论《新女性》之“整理配音”工作，并告诉他：“阮玲玉因这作品而被旧社会逼死，在新社会我们有义务尽快把它整理出来，使阮玲玉‘复活’，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就是歌颂新社会反对旧社会的工作。”在蔡楚生日记摘编中，最后一次出现阮玲玉，是在1965年3月8日，蔡楚生写道：“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偶又忆起，今天也是阮玲玉逝世的三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呀！”
让蔡楚生念念不忘的，除了阮玲玉，还有从1940年便着手创作剧本的影片《南海潮》（初名《南海风云》）。新中国建立后，蔡楚生会务无数、公务缠身，健康状况更是不容乐观。1949年10月25日日记记述：“继续在电影局举行会议。所讨论者为编制、任务、底片及新闻片、纪录片等问题。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六时休息。我因睡不好，又太忙，竟至连大便也没有时间，午后即感头痛不已，胃亦频感欲呕，但仍一直坚持至散会，可云辛苦之至。”1950年4月11日日记总结当天情状：“简直像个车轮，整天团团转。”在普通人看来，看电影是种难得的娱乐，但在蔡楚生那里，已经成为“严重之负担”（1950年5月26日）；有时一天要看大小十一部影片，“真是把眼睛都看歪了”（1952年6月13日）；与此同时，身体的病痛也总是如影随形。1958年1月25日，蔡楚生日记记述：“今天我始终感不适，至晚尤甚，入夜彻夜脑作剧痛，服了三次安眠药，至晨前才稍平眠。像这样的疼痛，我觉在人的一生中受一次已经够了，但我却绝大部分的日子要受这样的罪，真是有苦难言。” 即便如此，对生活的兴趣、对劳动的热爱与对创作的灵感，还是让蔡楚生忘不了自己的《南海潮》。1953年4月25日，蔡楚生在电影局进餐，跟局长王阑谈起艺术领导的事。蔡楚生同意由袁牧之、陈荒煤做艺委会的负责人，因为这样“既可减轻力不胜任的精神负担”，“且可多从事学习或作创作”；7月7日，蔡楚生在日记中写下随感：“我平时不大能解释灵感。今天因为病了，吃得很少，此时已是清晨五时，感于奇饿而起吃东西，也并在看苏联名著，忽觉有强烈的诗意般的创作欲望之涌现。这应该就是灵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呢？细加体味，才悟到这是对生命和青春的爱慕，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对真理和美好的事物的渴求。因而由衷地想表现人、表现生活、表现劳动，并愿为追求真理与美好的事业而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我对灵感的解释。”事实上，这种灵感还会在蔡楚生拖着病痛的身体忙碌地工作中不时地闪现。1958年4月2日，蔡楚生一共写成22张大字报，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请求组织上解除他的电影局副局长职衔，“让我去从事创作”。
经过四年左右的精心准备和艰苦拍摄，1962年8月，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导演的《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终于完成上映。这部埋藏在蔡楚生心里二十多年的影片，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而且有可能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多项大奖。然而，政治斗争的风云已经开始摧残蔡楚生的灵魂。《南海潮》上集被批评检讨和删剪，整风运动弄得蔡楚生不断地“写检查”并“请求处分”，“心情很紧张”，“夜里老做恶梦”。这些情况，都在蔡楚生1964年以后的日记里有所描述。如果没有妻子曼云的支撑与外孙女一红的安慰，身心俱疲的蔡楚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1965年1月12日日记写道：“今天是我五十九岁的诞辰。回首这数十年间究竟为人民做了些什么？而且错误缺点如此之多，想想真令我难过，后来为此而久久不能入睡。”2月22日日记记载：“应该说，今天是我近年来心情最烦苦的一天了。我在写信给云时，手都是抖的，只是我在信上都不愿有所流露，免得她因此而不愉快”
山雨欲来的整风运动和继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带给蔡楚生的身心打击远远超出他能承受的限度。1965年5月19日，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来电报，催蔡楚生去拍《南海潮》下集。蔡楚生即刻复信，“告以作品有错误、缺点，领导上作了批评，我也认识到自己思想上没改造好，并对作品作了删改，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再有拍下集的任何想法。——要拍将来就拍新的题材和新的英雄人物”；此后，珠影各方面继续劝说，蔡楚生都断然回复“坚决不拍”了（1965年7月24日、9月5日、11月4日）。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蔡楚生每到发言，怕的就是“犯错误”（1950年5月10日）；但现在，“错误”已经犯下了，蔡楚生似乎是真心悔过的。1965年7月4日日记就充满了自责：“上午把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改了数不清有多少遍，下午改给《大众电影》的稿子，又改了数不清有多少遍才交于今同志。七改八改，只说明我能力太差，并不说明我是如何谨嗅。”而到1966年4月19日，已在从化疗养院疗养的蔡楚生写下这样的日记内容：“晨听广播，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指出这是以三十年代电影的这根黑线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应从此中吸取教训，来改造自己，全力为党、为社会主义做好工作。”
然而，蔡楚生已经没有了“改正”的机会。1966年10月11日日记记述：“晨五时余起身，扫地，七时余扫地结束，疲乏不堪。写信给革命委员会，希望每星期天能回去，不知能否同意？下午二时推煤手上扎了一根刺，回来正在拔，张忠来了，他说现在在劳动，拔什么刺？我即忍着剧痛去劳动，完了回来再拔，出了血。”11月3日日记记述：“晨起强出扫地，几乎要躺倒。九时至十时末去铲煤。下午写信给红卫兵，希望能请三天假，回家治疗，但张忠说必须有医生准假证。一时半至三时半，我拖着要躺倒的身体去铲煤，到了最后半个小时，人都快要昏过去了。强顶完，回来睡了一会，似好些。夜里仍咳得厉害。准备明天去看医生。”1967年5月26日，蔡楚生还在“扫地”，并在斗争大会中“被一个工人，猛击一拳，又被猛压下地”。
或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临终之时的蔡楚生到底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的日记已经中断了403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1937年11月27日，坐在因战争从上海避往香港的轮船上，31岁的著名导演蔡楚生从黄浦江中四望，视野里的上海南市仍然火光烛天，浦东也在日军的轰炸下熊熊燃烧。为了记录这种“不安定的日子”和“说不出的痛苦”，蔡楚生开始写起了日记。
1967年6月7日，61岁的蔡楚生写下了日记的最后一则：“上午一直在躺着，至下午勉起身。天阴雨，甚冷，和我的心情一样。”在此前后，蔡楚生不仅常年头痛、咳嗽、吐血、气喘，而且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影协职工红色造反大队”、“红色造反者电影野战兵团”等打成了“三反分子”和“裴多菲俱乐部主席”，整天扫地、铲煤或者被批斗。第二年7月15日，电影大师的生命终于不堪负荷，休止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廊的地板上，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5载春秋。
蔡楚生一生30年的日记摘编，收录在《蔡楚生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四卷。70多万言的性情文字，既呈现出这一代中国电影人遭遇战争的颠沛流离和卷入动乱的身心痛苦，又闪耀着一种只有在这一个中国电影人内心深处才能体会得到的爱的光辉。原来，那些因《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南海潮》等影片走进电影院而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电影观众，他们感受到的，也就是编导者蔡楚生始终想要他们感受的那种情怀。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相伴永远的爱与痛。
日记伴随着蔡楚生的足迹，从香港再回到上海，而后以北京为中心，远至法国的戛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和苏联的莫斯科，近至国内的广州、海口、三亚和从化等地；另外，以1949年为时间的分界线，蔡楚生日记的前半部分，主要以一个电影编导者的身份，控诉日本侵略战争和战后黑暗时局带来的家国创痛及个人生活的赤贫和苦闷；后半部分则先后以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称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身份，记述自己在兴奋紧张的政治运动、繁重忙乱的工作议程与每况愈下的健康条件下任劳任怨、勉力而为。可以看出，无论是战争的威逼还是政治的重压，无论是贫困的煎熬还是病痛的纠缠，都没有改变蔡楚生对这个世界的同情和热爱。即便是在最无望和悲观的时刻，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少年儿童的纯真脸庞与相从甚密的故人新知、不可遏止的创作灵感等等，都在吸引着蔡楚生的注意力或成为他灵魂深处的寄托。蔡楚生的爱与痛，不仅是这一个中国电影人在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面前的特殊遭际，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与革命、国家与政党背景下典型的心路历程。
二
日本侵华战争不仅影响了蔡楚生的创作格局，而且改变了他的思想境界和人生道路。如果说，在《都会的早晨》（1933）、《渔光曲》（1934）、《新女性》（1935）、《迷途的羔羊》（1936）和《王老五》（1937）等优秀影片中，蔡楚生对黑暗时局的揭露和日本侵略的控诉还不够直接与锐猛的话，那么，他在香港编导的《孤岛天堂》（1938）和《前程万里》（1940）等影片，特别是回到上海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则因为更加切近的战争体验与更为深广的人文关怀而拥有了一种沉郁顿挫的史诗气质。这种史诗气质的获得，便能从其日记中略窥一斑。
1938年11月18日日记记述，当晚蔡楚生从香港仔到鸭脷洲授课。归途中，因用手电照见一具小孩的尸体，心情“黯然”；原本想要“硬着心肠前行”，但转念一想，如果这个小孩还没有死亡的话，“则我此时虽穷困，仍当抱归，并竭我力以鞠育之”。然而，走近一看，小孩的脚趾指甲已经灰白，便知“断气已久”。想到他的父母因为穷困而将亲生孩子丢在路旁，“我几泪下”。可资参照的是，1939年1月15日日记记述，当晚蔡楚生总是在自己的租住处听到小鸡“吱吱悲鸣”于露台下的海边，因念其处境之苦，“至为不忍”，决定拯救它；于是，由四弟划着磷火下到海边，在临水的一根大木头下发现了这只“离群孤雏”，小鸡身已半湿，可见其狼狈情形。等到把它放入鸡笼，小鸡便急着跑到母鸡的翅膀下取暖。看到这种情形，“我与四弟乃觉欢慰”。两则日记，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却也透露出针对底层平民和弱小生命的朴素的良善之心。
事实上，在香港，蔡楚生虽为著名编导并拍摄过海内外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但因时局关系，他自己也始终处在不可思议的赤贫状态。日记中不断出现的“囊中空空”、“囊空如洗”、“穷困已极”、“饿甚”、“不名一文”等描述与“预支”剧本费、“威逼”友朋们请客、跟女朋友曼云聊天使其“慨然”相借一元角子以及跑到饭馆“吃大户”等情节，都是这一时期蔡楚生生活状态的写真。1939年9月9日日记，便极为细腻生动：“十二时起身，袋中只剩十一铜仙，宗义兄约进点于‘江源’，乃得解决此早餐。付两人之擦皮鞋钱，则仅剩七仙矣。午后饿极，而无法得食——因已欠‘中华楼’十余元，再也不肯赊账也。卒得一法——令阿逢往‘江源’叫来两块面包，计四仙，于是乃解决中饭问题。近晚又饿极。海志、凤宁、炳亮诸兄过访，无法招待其吃饭。我则往新厂之同人包饭桌上‘打游击’。”很难想象，一个早因《渔光曲》和《新女性》等影片享誉中外的电影编导，才华横溢而又兢兢业业，竟在香港沦落到食不果腹的境地。跟这一时期许多从内地去到香港的影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蔡楚生没有割断始终滋养着他的地气，他自己就是底层的一分子。
尽管如此，蔡楚生还是跳出了仅为衣食谋的狭隘圈。他始终关注着战事的进程，既为家乡父老的生命安全担忧，又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鼓与呼。1938年5月12日，报载厦门失守，第一批难民三千余人到港；“见南方从此多事”，蔡楚生在次日日记中表达出“为之忧心如捣”的焦灼心情；5月27日日记记述，因思虑老家汕头有事，蔡楚生于早晨八时出了香港仔，在鲜鱼公司和一烟纸店借阅报纸，得知汕头“尚称安静”，才“为之稍慰”；6月29日日记记述，报载昨日敌机在广州狂炸，计死伤千余人，“为抗战以来最大之惨剧”。10月22日，得知广州失守的消息后，蔡楚生更是“痛苦莫可名状”，进而在日记中写道：“自敌在大鹏湾登陆以来，尚未及十日，而素称所谓‘广东精神’之广州竟以失守闻，宁非荒天下之大唐！广州复陷，武汉亦危，汪精卫已在发表违背全国民意之和平论调。闻此，我为之怒发冲冠！中国不亡于日本之攻击，而将亡于政学系、改组派、CC派等之牵掣捣乱！……与廖承志、连贯谈广州失守事，咸致无限悲陵。” 正因为如此，对暴敌入侵的控诉、对汉奸卖国的痛恨、对香港澳门醉生梦死的憎厌以及对内地难民流离失所的同情，几乎成为这一时期蔡楚生日记的主要内容。他会因为托朋友购买的毛毯是日货改装而心生“不快之感”（1938年1月20日），也会因为农历春节香港全城鞭炮不绝而发出“可叹”之慨（1938年1月31日）；会因为香港“乌烟瘴气”的烟窟“数欲作呕”（1938年4月8日）以及澳门“肩摩踵接”、“拥挤不堪”的赌窟“叹息不止”，也会因为在豪华餐厅“思及国内难民正在家破人亡”而“不能下箸”（1938年6月23日）。对多达十余万的聚集于新界并“多露宿山头或田地中”和“正在山原草野上度其餐风宿露之悲苦长夜”的难民，蔡楚生不仅表示“凄然”，而且感到“令人发指”。（1938年11月28日、12月24日）在1939年12月31日的日记里，蔡楚生总结自己的心绪，仍是一以贯之的“怆然欲绝”，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呼之欲出：“十二时炮声四作，此草草劳人之一年，又已成为过去，所剩下者为光棍一条，傲骨一身，与前途尚在不可知之数之展望。夜月正明，襟怀似水，缅念故国，能不怆然欲绝！辗转不能成寐，至一时余朦胧入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憎分明的品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直至抗战结束、回到上海之后仍然有增无减。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国庆日”，但在1948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蔡楚生称此“国庆日”“黯淡无光”，并明确指出：“辽两战火炽，各处抢购之风潮不可遏制，除达官贵人，谁欲强颜欢笑？！”随后，25目的日记记述：“夜冷而雨，念灾黎之受苦不置——我昨夜在街上见檐下瑟缩许多难民，彼等乃终夜在我睡梦中出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蔡楚生日记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不仅是其人格理想的追寻，而且是对屈原、杜甫、曹雪芹和鲁迅一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博大襟怀的赓续。尽管在战前拍摄的影片中，这种忧患意识和博大襟怀已经有所显露，但只有经过如此真切的体会，才有可能将民众凄苦及其家国之梦上升到一种如此悲天悯人的高度。《孤岛天堂》中众人看着国旗上升的结尾，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上流社会灯红酒绿与下层民众无以为食的对比蒙太奇段落，便是蔡楚生电影超越时代、永远动人的魅力之所在。
三
新中国建立以来，蔡楚生历任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称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在很多时候，他仍然希望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十分不愿意在迎来送往中兴师动众。他会经常在日记里为劳动各位深表不安。现在看来，这就是蔡楚生的本色。其实，早在1937年11月29日，船靠香港后八人迎接，蔡楚生便在日记里写道：“以我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竟劳朋友们前来等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惭愧。”此后，蔡楚生更是愿意选择深居简出。1958年12月9日，为了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南海潮》，蔡楚生乘车至广州，当日日记记述：“车因晚点，到两点三刻才到达广州。来接车的有洪道、友六、梁东、残云、为一、卢珏等许多同志，这真令我感到不安。”1964年7月15日，为了从广州返回北京学习整风，蔡楚生日记写道：“洪道同志坚要送行，我坚辞，他终于没来，这是一快事。李榜金、吴文华、戴江、志斌等来，于七时和我一起携东西赴机场。文华又要了些香蕉，增加重量，可感而不可谢。”
如果说，不愿兴师动众是对他人的关心和体谅，那么，对阮玲玉的念念不忘，则可看出蔡楚生对相知相爱者的至真性情。在1949年前后的日记摘编里，蔡楚生均多次对阮玲玉的逝世表达了超出一般的愤怒和伤悼，其间感怀无不令人动容。
1939年3月8日，蔡楚生在日记中记述：“今日为阮玲玉逝世之五周年纪念日，回忆当晚闻此消息之情形，此时尤为心悸。从前年十一月后，阮之墓处已沦入暴敌之手，芳魂衰草，饮恨黄泉，灵魂如有知，当更增河山破碎之悲也。”次年3月8日，蔡楚生继续因阮玲玉而发表感慨：“五年前之今日，阮玲玉被吃人之社会所吞噬。某刊物出特刊以吊阮，我意不若以吊此社会之为愈也！忆阮死后，某怕死之友人曾为文吊之，有云‘个人实不愿责此社会’，‘温情’固温情矣，其如‘没骨头’与有若干之卑劣性何？回思及此，犹不免致其愤慨。”1948年4月4日，回到上海的蔡楚生在清明前一天再一次赴联义山庄寻找阮玲玉之墓；因此墓仍然未建墓碑，故“拟倡议由联华同人代建”。1949年，蔡楚生也没有忘记3月8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三八妇女节’，亦即阮玲玉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
直到1956年3月8日，蔡楚生日记仍在为阮玲玉之死寄托哀思：“今天为三八妇女节，阮玲玉二十一年前于此日自杀逝世，追念故旧，为之凄然。”此后，日记记载了蔡楚生为纪念阮玲玉所作的诸多事情。如为准备给阮玲玉建碑事致信上海联谊会（1958年11月29日）、为阮玲玉墓碑题字并寄去上海（1959年3月18日）、去田汉先生处与郑君里等人一起谈写阮玲玉电影剧本事宜（1960年4月7日）等等。1961年11月13日，在广州，蔡楚生跟《南海潮》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观看了上海寄来的《新女性》的新印拷贝。日记写道：“此片摄于1934年，27年来我也还是第一次再看，看了不禁产生许多感想。最感意外的是此片在立场观点上，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并无错误；又次是阮玲玉的演技非常真实深刻，今天演员们的演技也还未能超过；再次就是想起当年此片因抨击了黄色新闻记者而使我们受到全上海黄色报刊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致使阮玲玉终于自杀等。”1963年10月11日，蔡楚生跟时汉威谈论《新女性》之“整理配音”工作，并告诉他：“阮玲玉因这作品而被旧社会逼死，在新社会我们有义务尽快把它整理出来，使阮玲玉‘复活’，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就是歌颂新社会反对旧社会的工作。”在蔡楚生日记摘编中，最后一次出现阮玲玉，是在1965年3月8日，蔡楚生写道：“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偶又忆起，今天也是阮玲玉逝世的三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呀！”
让蔡楚生念念不忘的，除了阮玲玉，还有从1940年便着手创作剧本的影片《南海潮》（初名《南海风云》）。新中国建立后，蔡楚生会务无数、公务缠身，健康状况更是不容乐观。1949年10月25日日记记述：“继续在电影局举行会议。所讨论者为编制、任务、底片及新闻片、纪录片等问题。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六时休息。我因睡不好，又太忙，竟至连大便也没有时间，午后即感头痛不已，胃亦频感欲呕，但仍一直坚持至散会，可云辛苦之至。”1950年4月11日日记总结当天情状：“简直像个车轮，整天团团转。”在普通人看来，看电影是种难得的娱乐，但在蔡楚生那里，已经成为“严重之负担”（1950年5月26日）；有时一天要看大小十一部影片，“真是把眼睛都看歪了”（1952年6月13日）；与此同时，身体的病痛也总是如影随形。1958年1月25日，蔡楚生日记记述：“今天我始终感不适，至晚尤甚，入夜彻夜脑作剧痛，服了三次安眠药，至晨前才稍平眠。像这样的疼痛，我觉在人的一生中受一次已经够了，但我却绝大部分的日子要受这样的罪，真是有苦难言。” 即便如此，对生活的兴趣、对劳动的热爱与对创作的灵感，还是让蔡楚生忘不了自己的《南海潮》。1953年4月25日，蔡楚生在电影局进餐，跟局长王阑谈起艺术领导的事。蔡楚生同意由袁牧之、陈荒煤做艺委会的负责人，因为这样“既可减轻力不胜任的精神负担”，“且可多从事学习或作创作”；7月7日，蔡楚生在日记中写下随感：“我平时不大能解释灵感。今天因为病了，吃得很少，此时已是清晨五时，感于奇饿而起吃东西，也并在看苏联名著，忽觉有强烈的诗意般的创作欲望之涌现。这应该就是灵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呢？细加体味，才悟到这是对生命和青春的爱慕，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对真理和美好的事物的渴求。因而由衷地想表现人、表现生活、表现劳动，并愿为追求真理与美好的事业而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我对灵感的解释。”事实上，这种灵感还会在蔡楚生拖着病痛的身体忙碌地工作中不时地闪现。1958年4月2日，蔡楚生一共写成22张大字报，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请求组织上解除他的电影局副局长职衔，“让我去从事创作”。
经过四年左右的精心准备和艰苦拍摄，1962年8月，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导演的《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终于完成上映。这部埋藏在蔡楚生心里二十多年的影片，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而且有可能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多项大奖。然而，政治斗争的风云已经开始摧残蔡楚生的灵魂。《南海潮》上集被批评检讨和删剪，整风运动弄得蔡楚生不断地“写检查”并“请求处分”，“心情很紧张”，“夜里老做恶梦”。这些情况，都在蔡楚生1964年以后的日记里有所描述。如果没有妻子曼云的支撑与外孙女一红的安慰，身心俱疲的蔡楚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1965年1月12日日记写道：“今天是我五十九岁的诞辰。回首这数十年间究竟为人民做了些什么？而且错误缺点如此之多，想想真令我难过，后来为此而久久不能入睡。”2月22日日记记载：“应该说，今天是我近年来心情最烦苦的一天了。我在写信给云时，手都是抖的，只是我在信上都不愿有所流露，免得她因此而不愉快”
山雨欲来的整风运动和继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带给蔡楚生的身心打击远远超出他能承受的限度。1965年5月19日，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来电报，催蔡楚生去拍《南海潮》下集。蔡楚生即刻复信，“告以作品有错误、缺点，领导上作了批评，我也认识到自己思想上没改造好，并对作品作了删改，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再有拍下集的任何想法。——要拍将来就拍新的题材和新的英雄人物”；此后，珠影各方面继续劝说，蔡楚生都断然回复“坚决不拍”了（1965年7月24日、9月5日、11月4日）。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蔡楚生每到发言，怕的就是“犯错误”（1950年5月10日）；但现在，“错误”已经犯下了，蔡楚生似乎是真心悔过的。1965年7月4日日记就充满了自责：“上午把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改了数不清有多少遍，下午改给《大众电影》的稿子，又改了数不清有多少遍才交于今同志。七改八改，只说明我能力太差，并不说明我是如何谨嗅。”而到1966年4月19日，已在从化疗养院疗养的蔡楚生写下这样的日记内容：“晨听广播，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指出这是以三十年代电影的这根黑线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应从此中吸取教训，来改造自己，全力为党、为社会主义做好工作。”
然而，蔡楚生已经没有了“改正”的机会。1966年10月11日日记记述：“晨五时余起身，扫地，七时余扫地结束，疲乏不堪。写信给革命委员会，希望每星期天能回去，不知能否同意？下午二时推煤手上扎了一根刺，回来正在拔，张忠来了，他说现在在劳动，拔什么刺？我即忍着剧痛去劳动，完了回来再拔，出了血。”11月3日日记记述：“晨起强出扫地，几乎要躺倒。九时至十时末去铲煤。下午写信给红卫兵，希望能请三天假，回家治疗，但张忠说必须有医生准假证。一时半至三时半，我拖着要躺倒的身体去铲煤，到了最后半个小时，人都快要昏过去了。强顶完，回来睡了一会，似好些。夜里仍咳得厉害。准备明天去看医生。”1967年5月26日，蔡楚生还在“扫地”，并在斗争大会中“被一个工人，猛击一拳，又被猛压下地”。
或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临终之时的蔡楚生到底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的日记已经中断了403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