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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的登场,使自民党内部矛盾得到缓解,朝野之间尖锐对立的局面也得到一定改观。但在野势力不会轻易放弃“政权轮替”的终极目标,如果其促成众议院提前解散举行大选,日本还将面临新一轮的政界重组
安倍以樱花凋零般的速度离开了首相宝座,他带着几分刚毅,也带着几分无奈。人们在震惊之余,也感叹着日本政坛的花开花落。
安倍辞职,与其说是因反对党“逼宫”,不如说是由于党内各派势力打压所致。自小泉上台,日本政坛便进入“地震多发期”。小泉曾信誓旦旦地要“砸烂派阀”“捣毁自民党”,但2005年众议院大选的结果却是自民党“一党独大”,“森派”(即现在的“町村派”)“一枝独秀”。
小泉内阁虽然算得上是个长期政府,但像样的政绩无非是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法案”。安倍上台后的政治口号是“摆脱战后体制”,“构建美好国家”。然而,正如小泉的“新保守主义”在亚洲外交上遇到阻力一样,安倍的“新日本主义”在国内和党内也遇到了阻力。
以2007年参议院选举为契机,“反安倍、非安倍”势力重新集结。尽管安倍以改组内阁、出让权利、放弃部分主张为条件,以求得继续执政的机会,但被严重削弱的安倍势力,外有在野党“逼宫”,内有反对派掣肘,安倍已无法控制局面。
刚刚第二次起航的“安倍号”只能搁浅。
安倍遗产:新日本主义
其实,在小泉政权结束时,就应该是“温和派”出场收拾局面,以调整各派之间的政策差异,纠正小泉内外政策上的偏差。但是,“民族派”的安倍却急于求成地匆忙登场。他虽然也对小泉路线予以纠偏,在亚洲近邻外交上稳住了阵脚。可是,安倍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又不可避免地与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生摩擦。
安倍是以小泉路线继承人的身份登上首相宝座的,但是,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他无法实施继续改革的路线。而且,他的“恢复历史文化传统、走向民族自尊自立”的“新日本主义”国家理念,也与小泉的“新保守主义”拉开了距离。因此,在自民党内部,安倍既得不到旧保守派(吉田路线支持者)的支持,也得不到新保守派(小泉及其追随者)的认可,陷入孤立境地已是不可避免。
一年前的自民党总裁竞选,实际上就是“温和派”与“民族派”之间的一次较量。不论是“森派”内部安倍晋三与福田康夫之间的“安福之战”,还是安倍与“反安倍”派阀势力之争,主要都是围绕着两种争论:对外是奉行“鹰派”路线,还是奉行“鸽派”路线;对内是“增长第一”,还是“协调发展”。
作为“民族派”,安倍在外交上表现出对美“亲而不从”,对华“和而不同”的日本特色。在内政上,安倍极力摆脱“吉田路线”的影响,比如修改《教育基本法》,制定了《国民投票法》,还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安倍的上述主张体现了安倍的“新日本主义”理念,其具体施政方针为整合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奠定了基础。这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将被载入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史册。
安倍是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也是实现战后“非主流保守派”(鹰派)遗愿的实践者。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战后日本的“民族派”历尽艰辛,终于在安倍手上出了一些“政绩”。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限,日本的“民族派”还无法尽施本领,只好暂时归山。不过,他们代表着日本社会和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渴望与诉求。
自民党内的“温和派”多表现为“稳健派”和“鸽派”,他们多以平和的手法处理内外事务。如“谷垣派”和“山崎派”,以及原来的大派阀“桥本派”,都很注意协调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国内政策取向上也非常注意协调发展。当然,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和“权钱交易”现象,以及派阀主导政府权力的政治体制也是事实。
本次“温和派”福田康夫出山竞选自民党总裁,得到党内八个派阀的支持,就被反对派阵营称为“派阀复活”。反对势力还将福田比喻为在明治维新的进程中出现的“幕府将军”。
一年前的自民党总裁竞选,由于朝鲜试射导弹帮了“强硬派”安倍的忙,使舆论很快倒向了安倍,福田为了“举党一致”而放弃参选,使安倍顺利踏上首相宝座。这次,在执政党面临权力危机的时刻,福田受命于危难之中,参选自民党总裁。
也正因此,福田康夫和父亲福田赳夫组成的日本宪政史上第一对“父子宰相”,成为可能。
福田内阁:希望与安心
随着“温和派”登场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自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也将使朝野之间尖锐对立的局面得到改观。
在去年竞争自民党总裁时,党内各派阀中的稳健派、温和派、鸽派就力推福田出山,但最终未能实现。后安倍时期来临,在自民党处于执政危机的时刻,福田挺身而出,即刻得到除麻生派以外的各派阀的广泛支持。福田打败竞争对手麻生可谓是众望所归。
福田与安倍虽同出一门(“清和会”,即“森派”),但政策主张、执政风格截然不同。与安倍相比,福田成熟、老练;与麻生相比,福田沉稳、更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素质,并给人以信赖感。
福田可能在改革上不会有小泉那样的大动作、快步伐。同时,也不会像安倍那样急于求成地恢复传统文化、摆脱战后传统的“吉田路线”。即将诞生的福田内阁将是一个“稳健内阁”和“调整型内阁”。
福田将对小泉实施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带来的弊端进行纠正和修复,还将对安倍推行“新日本主义”所带来的内外不安定感进行适度的调整。福田亮出的执政口号与改革理念是:“自立与共生”“希望与安心”。这样一来,在野党“逼宫”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似乎很难找到批评执政党的借口。
当然,作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民主党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实现“政权轮替”的机会,促使众议院提前解散并进行大选仍是其既定目标,福田新内阁可能只有半年的喘息之机。
日前,福田借竞选之机已向在野党释放善意,表示愿意就延长《反恐特措法》与民主党协商,甚至在解散众议院的问题上也准备“商量解散”。福田对国内各派势力的包容性,以及他在外交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娴熟技巧,将成为他在困难时期执掌政权的资本。
众议院提前大选之后的日本政局还无法估量,但那必将是日本新一轮的政界重组。自民党可能失败,民主党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政权轮替”。但同时更有可能的是,朝野两大党分裂后重新组合并联合执政。
福田新内阁如果诞生,在短期内能够做出的政绩有两个:一个是迅速改善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另一个就是打出“新福田主义”招牌。
与安倍、麻生在对朝外交上持强硬立场相比,福田一直强调对话的必要性。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签订时,小泉、福田被国内的保守派批评为“对朝软弱派”。日前,福田向媒体表示,“自己要亲手解决北朝鲜问题”。
另外,与安倍在“靖国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不同,福田明确表示,如果担任首相将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既可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随其亚洲观的变迁而得到调整。1957年,日本明确了自己“亚洲一员”的身份。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日本无法兑现自己的亚洲外交政策,这种状况得到改观是在20年后的福田赳夫内阁时期。
1977年8月1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就是所谓的“福田主义”,是曾经侵略过亚洲的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对整个亚洲做出的“新交代”,也是战后日本对其亚洲外交政策所做的一次最明了的宣示。
福田康夫是否会继承其父的“和平主义”亚洲外交路线,成为许多观察家关注的问题。我们期待着随“新福田主义”的出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有更充实的内容。可以预见的是,福田新内阁如果诞生,中日关系将持续平稳地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安倍以樱花凋零般的速度离开了首相宝座,他带着几分刚毅,也带着几分无奈。人们在震惊之余,也感叹着日本政坛的花开花落。
安倍辞职,与其说是因反对党“逼宫”,不如说是由于党内各派势力打压所致。自小泉上台,日本政坛便进入“地震多发期”。小泉曾信誓旦旦地要“砸烂派阀”“捣毁自民党”,但2005年众议院大选的结果却是自民党“一党独大”,“森派”(即现在的“町村派”)“一枝独秀”。
小泉内阁虽然算得上是个长期政府,但像样的政绩无非是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法案”。安倍上台后的政治口号是“摆脱战后体制”,“构建美好国家”。然而,正如小泉的“新保守主义”在亚洲外交上遇到阻力一样,安倍的“新日本主义”在国内和党内也遇到了阻力。
以2007年参议院选举为契机,“反安倍、非安倍”势力重新集结。尽管安倍以改组内阁、出让权利、放弃部分主张为条件,以求得继续执政的机会,但被严重削弱的安倍势力,外有在野党“逼宫”,内有反对派掣肘,安倍已无法控制局面。
刚刚第二次起航的“安倍号”只能搁浅。
安倍遗产:新日本主义
其实,在小泉政权结束时,就应该是“温和派”出场收拾局面,以调整各派之间的政策差异,纠正小泉内外政策上的偏差。但是,“民族派”的安倍却急于求成地匆忙登场。他虽然也对小泉路线予以纠偏,在亚洲近邻外交上稳住了阵脚。可是,安倍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又不可避免地与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生摩擦。
安倍是以小泉路线继承人的身份登上首相宝座的,但是,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他无法实施继续改革的路线。而且,他的“恢复历史文化传统、走向民族自尊自立”的“新日本主义”国家理念,也与小泉的“新保守主义”拉开了距离。因此,在自民党内部,安倍既得不到旧保守派(吉田路线支持者)的支持,也得不到新保守派(小泉及其追随者)的认可,陷入孤立境地已是不可避免。
一年前的自民党总裁竞选,实际上就是“温和派”与“民族派”之间的一次较量。不论是“森派”内部安倍晋三与福田康夫之间的“安福之战”,还是安倍与“反安倍”派阀势力之争,主要都是围绕着两种争论:对外是奉行“鹰派”路线,还是奉行“鸽派”路线;对内是“增长第一”,还是“协调发展”。
作为“民族派”,安倍在外交上表现出对美“亲而不从”,对华“和而不同”的日本特色。在内政上,安倍极力摆脱“吉田路线”的影响,比如修改《教育基本法》,制定了《国民投票法》,还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安倍的上述主张体现了安倍的“新日本主义”理念,其具体施政方针为整合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奠定了基础。这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将被载入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史册。
安倍是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也是实现战后“非主流保守派”(鹰派)遗愿的实践者。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战后日本的“民族派”历尽艰辛,终于在安倍手上出了一些“政绩”。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限,日本的“民族派”还无法尽施本领,只好暂时归山。不过,他们代表着日本社会和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渴望与诉求。
自民党内的“温和派”多表现为“稳健派”和“鸽派”,他们多以平和的手法处理内外事务。如“谷垣派”和“山崎派”,以及原来的大派阀“桥本派”,都很注意协调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国内政策取向上也非常注意协调发展。当然,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和“权钱交易”现象,以及派阀主导政府权力的政治体制也是事实。
本次“温和派”福田康夫出山竞选自民党总裁,得到党内八个派阀的支持,就被反对派阵营称为“派阀复活”。反对势力还将福田比喻为在明治维新的进程中出现的“幕府将军”。
一年前的自民党总裁竞选,由于朝鲜试射导弹帮了“强硬派”安倍的忙,使舆论很快倒向了安倍,福田为了“举党一致”而放弃参选,使安倍顺利踏上首相宝座。这次,在执政党面临权力危机的时刻,福田受命于危难之中,参选自民党总裁。
也正因此,福田康夫和父亲福田赳夫组成的日本宪政史上第一对“父子宰相”,成为可能。
福田内阁:希望与安心
随着“温和派”登场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自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也将使朝野之间尖锐对立的局面得到改观。
在去年竞争自民党总裁时,党内各派阀中的稳健派、温和派、鸽派就力推福田出山,但最终未能实现。后安倍时期来临,在自民党处于执政危机的时刻,福田挺身而出,即刻得到除麻生派以外的各派阀的广泛支持。福田打败竞争对手麻生可谓是众望所归。
福田与安倍虽同出一门(“清和会”,即“森派”),但政策主张、执政风格截然不同。与安倍相比,福田成熟、老练;与麻生相比,福田沉稳、更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素质,并给人以信赖感。
福田可能在改革上不会有小泉那样的大动作、快步伐。同时,也不会像安倍那样急于求成地恢复传统文化、摆脱战后传统的“吉田路线”。即将诞生的福田内阁将是一个“稳健内阁”和“调整型内阁”。
福田将对小泉实施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带来的弊端进行纠正和修复,还将对安倍推行“新日本主义”所带来的内外不安定感进行适度的调整。福田亮出的执政口号与改革理念是:“自立与共生”“希望与安心”。这样一来,在野党“逼宫”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似乎很难找到批评执政党的借口。
当然,作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民主党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实现“政权轮替”的机会,促使众议院提前解散并进行大选仍是其既定目标,福田新内阁可能只有半年的喘息之机。
日前,福田借竞选之机已向在野党释放善意,表示愿意就延长《反恐特措法》与民主党协商,甚至在解散众议院的问题上也准备“商量解散”。福田对国内各派势力的包容性,以及他在外交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娴熟技巧,将成为他在困难时期执掌政权的资本。
众议院提前大选之后的日本政局还无法估量,但那必将是日本新一轮的政界重组。自民党可能失败,民主党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政权轮替”。但同时更有可能的是,朝野两大党分裂后重新组合并联合执政。
福田新内阁如果诞生,在短期内能够做出的政绩有两个:一个是迅速改善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另一个就是打出“新福田主义”招牌。
与安倍、麻生在对朝外交上持强硬立场相比,福田一直强调对话的必要性。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签订时,小泉、福田被国内的保守派批评为“对朝软弱派”。日前,福田向媒体表示,“自己要亲手解决北朝鲜问题”。
另外,与安倍在“靖国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不同,福田明确表示,如果担任首相将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既可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随其亚洲观的变迁而得到调整。1957年,日本明确了自己“亚洲一员”的身份。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日本无法兑现自己的亚洲外交政策,这种状况得到改观是在20年后的福田赳夫内阁时期。
1977年8月1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就是所谓的“福田主义”,是曾经侵略过亚洲的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对整个亚洲做出的“新交代”,也是战后日本对其亚洲外交政策所做的一次最明了的宣示。
福田康夫是否会继承其父的“和平主义”亚洲外交路线,成为许多观察家关注的问题。我们期待着随“新福田主义”的出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有更充实的内容。可以预见的是,福田新内阁如果诞生,中日关系将持续平稳地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