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宫崎骏极其讨厌眼下流行的智能产品。在接受吉卜力工作室免费杂志《热风》的采访时， 他尖刻地把苹果用户称为“自渎者”。他说，那些人在地铁里用微妙手势触碰iPad的模样，像公开手淫一般令人嫌恶。
　　在一个电子消费品网站上，有人骂宫崎骏老糊涂了，“你忘了自己的名声从哪儿来的吗？还不是电影、电视、DVD。”后面立刻有人跟帖，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真是俗人！人家生在造飞机的家族，自己是东京大学政经系毕业的左翼青年。他就是彻底放弃动画事业去非洲种地，也比你这可怜的俗世人生有意义得多。”
　　很鲜活的网络对话。不过老实说，两种反应都不算击中靶心。宫崎骏多次表示创作的主要目的是给孩子们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世界值得活下去”。这一点，毕生没有改变。可见他忧心的，只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孰主孰从的问题：我们制造出来的物品反过来控制我们，宫崎骏觉得断然不能忍受。然而，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
　　相较于艺术家的尖刻，哲学家的哀叹更显悲凉。波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里写道，在一个被物品围困的时代，所谓生活，只是在配合商品更新换代的节奏。除了功能，各种物品似乎还具有某些超越的意义。它们互相映衬，互相暗示，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强制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系列复杂而有序的动机。
　　如果有人觉得这种哀叹过于玄虚，那么就看看消费者为了购买新发售的电子商品排起的长龙吧。或者，在苹果与三星之间，在iPad与Nexus 7之间，在4S与5C之间，在Lumia 920t与Xperia Z1之间，审视一下物品与人生肯定而荒唐的关联。然而这种审视仍然属于某个重大问题的谜面—我们甚至做不到把整个谜题描述完全。假如问题仅仅是物品通过奇妙的方式控制着我们，解决方案可能要简单许多。要命之处在于，我们好像的确心甘情愿。我们觉得，物品对心灵的抚慰，效果远胜于任何高雅的允诺。这是多么复杂幽深的物欲！
　　从谜面往下挖掘，有人也许会说起物品的社会炫耀功能。但是它们种类太庞杂，花样太繁多，并不能为大众提供了一套类似于等级制度的清晰象征。还有人拾起弗洛伊德的牙慧，说这就是所谓的本能。然而本能列不出一个详尽的清单，欲望也不存在高低有序的型号。再高明的神经科学家也无法在人脑里找出BMW或者Louis Vuitton的对应物。物品分明是人造的，所对应的物欲可能也是，尽管宛若天成。
　　有人评价苹果，说这是一家“发明了你自己不知道会需要的产品的公司”，无心中泄了密。一方面，活在眼下的每个人都被不断告知，你是自由的，你有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被不断提醒，这个才是你的需要，那个不是。这就像给一堆金属构件装上程序，使其按照指令行事，却可笑地命名为“自动机器人”。
　　再往深处挖掘，说不定我们会陷入一个观念的迷宫。不过，假如有人偶尔读过《激情与利益》这本小册子，他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迷宫正是现象世界的支柱。
　　在书中，作者赫希曼用一种观念史的方法讨论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他说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人性会给世界带来致命的危险。传统上他们认为，人类行为有三大根本动力：激情、理性和利益。很早哲学家就意识到，激情的力量最强大。比如对权力的追求、对荣誉的渴望、对情感的向往等等。这些强烈的激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欲望，创造世界的同时也毁灭世界。到后来他们又意识到，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不具决定意义。最后他们发现，惟有利益很特别。这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特殊激情，同时兼具理性的冷静。它格外持久，格外稳定，还容易预见。更特别的是，它是一种疗效可靠的抑制剂，可以用来克服其它任何欲望。经过哲学家几个世纪的改造，大约到17世纪中叶，利益基本上被窄化成了物质利益，即物欲。赫希曼总结道，对利益观念的大幅改造，与社会控制以及国家管理密不可分，只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想而已。
　　当物欲填满人心，世界一片和平。故而孟德斯鸠颇有几分欣喜地说：“欲望促使人们成为坏人，但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大卫·霍克尼似乎早就想通了这一层。五年前他就开始用iPhone作画。前不久，这位76岁的英国老画家还在旧金山展出了150件用iPad创作的大幅作品，在我看来不乏精品。假如宫崎骏撞见同为艺术大家的霍克尼用手触碰iPad的模样，他会不会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