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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刑对改造罪犯，稳定监管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减刑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减刑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以保障减刑权的公正行使。
【关键词】减刑；实践；问题；完善
一、减刑基本理论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有立功表现或悔改表现的，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刑法所指的减刑，只适用于上述特定的对象。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刑罚理论，一种是报应主义，另一种是预防主义。
报应主义主张：刑罚是对犯罪人犯罪的一种回报，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在报应主义看来，刑罚被认为是犯罪人向社会偿还的债务，欠债就要偿还，减刑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预防主义分为一般预防主义和个别预防主义两种。一般预防主义主张：刑罚最主要的作用是震慑，通过这种震慑作用可以很好地威慑想要犯罪的人。在一般预防主义看来，威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刑罚不能缩短调整，所以，一般预防主义也不能成为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
个别预防主义主张：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人身危险性减弱就应该适当地调整其刑期。个别预防主义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地位提高，更加注重对犯罪人的矫正。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消长来调整刑期，符合必然的逻辑。
二、实践中减刑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减刑实体规定较为详细，对减刑的条件等做了明确规定，此文不再赘述，而程序规定则有所缺失。从法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的规定以及实践来看，我国减刑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审理形式欠规范，质量不高
首先，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未作明确规定减刑的审理方式。书面审理是实践中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既不讯问犯罪人也不询问被害人，也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仅对执行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对犯罪人服刑期间的表现也不去调查核实。
其次，减刑的审理过程也不公开，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某种程度上，法院不过是依据执行机关的意思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而已，对减刑的实质性监督制约形同虚设，唯一的制约就是规定每年呈报裁定减刑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和比例。
最后，法院系统对减刑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法院不会设立专门的业务庭承担这项工作，减刑案件不列入统计、考核工作，仅作为附带性、突击性工作。根据学者的调研，在某法院，427件减刑案件由5名法官在2至4天内办结，平均每人每天办结至少20件，这样的审判质量可想而知。因此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
（二）检察机关监督不足
实践中，书面审理是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检察机关不会参与。再加上在我国司法系统中，监狱、法院和检察院等分工明确，检察机关不负责具体的刑罚执行活动，所以检察机关无法实际了解，仅靠法院的审查程序看不到犯罪人在服刑期间的真实表现，这样就导致检察机关很难对减刑进行有效的监督。
虽然我国检察院系统也设有监所检查机构，但是在检察系统里面被划为非重要部门，使得监所检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无大作为。另外在用人问题上也遗留着不良阴影，一般分配到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检察人员会被认为失去晋升机会，加上其工作性质使得整个监所检察普遍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其监督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被害人、被判刑人无权参与
首先，作为被害人一方，减刑意味着犯罪人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极可能导致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和伤害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和抚慰，甚至会引起被害人对国家执法和司法的不满，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实践中被害人被现行程序排除在外，参与主体的对等性不能得到实现，这也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单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就会产生消极影响：没有正当、公正程序，对被害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维护，所以现实中被害人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作为被判刑人一方，被判刑人也不能参与其中，实践中缺乏正当机制和程序来保障其权益，无论减刑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提出质疑，否则会认为“对抗改造”之嫌，这样不利于体现对被害人主体性的尊重。
三、减刑制度的完善
（一）在法院设立刑事审判执行庭
中级人民法院普通刑事审判庭案件数量较多，既要审理重大、复杂的一审案件，又要处理大量的二审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办理减刑案件就成为一个额外的负担，办案质量得不到保障。如果单独设立一个合议庭专司减刑、假释案件，案多人少的情况会好得多。
（二）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扩大参与范围
首先，开庭审理减刑案件，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的各种权利，比如说申请减刑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和复议权、要求公开审判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
其次，开庭审理减刑案件，要有正当程序，在罪犯、被害人、狱管人员、检察人员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审查罪犯具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事实依据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同时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最后，扩大参与范围，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等。
（三）减刑案件的提请权归属检察院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成为提请减刑的主体，这样既能监督监狱又能监督法院，实现对减刑案件公正性的监督与保障。
综上所述，实践中减刑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善于发现并逐渐完善，对保障减刑权的公正行使，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王志刚.我国减刑程序之反思与完善[J].湖北社会科学，2009，（7）.
[3]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3）.
【关键词】减刑；实践；问题；完善
一、减刑基本理论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有立功表现或悔改表现的，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刑法所指的减刑，只适用于上述特定的对象。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刑罚理论，一种是报应主义，另一种是预防主义。
报应主义主张：刑罚是对犯罪人犯罪的一种回报，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在报应主义看来，刑罚被认为是犯罪人向社会偿还的债务，欠债就要偿还，减刑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预防主义分为一般预防主义和个别预防主义两种。一般预防主义主张：刑罚最主要的作用是震慑，通过这种震慑作用可以很好地威慑想要犯罪的人。在一般预防主义看来，威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刑罚不能缩短调整，所以，一般预防主义也不能成为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
个别预防主义主张：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人身危险性减弱就应该适当地调整其刑期。个别预防主义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地位提高，更加注重对犯罪人的矫正。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消长来调整刑期，符合必然的逻辑。
二、实践中减刑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减刑实体规定较为详细，对减刑的条件等做了明确规定，此文不再赘述，而程序规定则有所缺失。从法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的规定以及实践来看，我国减刑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审理形式欠规范，质量不高
首先，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未作明确规定减刑的审理方式。书面审理是实践中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既不讯问犯罪人也不询问被害人，也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仅对执行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对犯罪人服刑期间的表现也不去调查核实。
其次，减刑的审理过程也不公开，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某种程度上，法院不过是依据执行机关的意思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而已，对减刑的实质性监督制约形同虚设，唯一的制约就是规定每年呈报裁定减刑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和比例。
最后，法院系统对减刑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法院不会设立专门的业务庭承担这项工作，减刑案件不列入统计、考核工作，仅作为附带性、突击性工作。根据学者的调研，在某法院，427件减刑案件由5名法官在2至4天内办结，平均每人每天办结至少20件，这样的审判质量可想而知。因此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
（二）检察机关监督不足
实践中，书面审理是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检察机关不会参与。再加上在我国司法系统中，监狱、法院和检察院等分工明确，检察机关不负责具体的刑罚执行活动，所以检察机关无法实际了解，仅靠法院的审查程序看不到犯罪人在服刑期间的真实表现，这样就导致检察机关很难对减刑进行有效的监督。
虽然我国检察院系统也设有监所检查机构，但是在检察系统里面被划为非重要部门，使得监所检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无大作为。另外在用人问题上也遗留着不良阴影，一般分配到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检察人员会被认为失去晋升机会，加上其工作性质使得整个监所检察普遍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其监督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被害人、被判刑人无权参与
首先，作为被害人一方，减刑意味着犯罪人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极可能导致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和伤害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和抚慰，甚至会引起被害人对国家执法和司法的不满，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实践中被害人被现行程序排除在外，参与主体的对等性不能得到实现，这也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单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就会产生消极影响：没有正当、公正程序，对被害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维护，所以现实中被害人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作为被判刑人一方，被判刑人也不能参与其中，实践中缺乏正当机制和程序来保障其权益，无论减刑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提出质疑，否则会认为“对抗改造”之嫌，这样不利于体现对被害人主体性的尊重。
三、减刑制度的完善
（一）在法院设立刑事审判执行庭
中级人民法院普通刑事审判庭案件数量较多，既要审理重大、复杂的一审案件，又要处理大量的二审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办理减刑案件就成为一个额外的负担，办案质量得不到保障。如果单独设立一个合议庭专司减刑、假释案件，案多人少的情况会好得多。
（二）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扩大参与范围
首先，开庭审理减刑案件，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的各种权利，比如说申请减刑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和复议权、要求公开审判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
其次，开庭审理减刑案件，要有正当程序，在罪犯、被害人、狱管人员、检察人员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审查罪犯具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事实依据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同时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最后，扩大参与范围，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等。
（三）减刑案件的提请权归属检察院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成为提请减刑的主体，这样既能监督监狱又能监督法院，实现对减刑案件公正性的监督与保障。
综上所述，实践中减刑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善于发现并逐渐完善，对保障减刑权的公正行使，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王志刚.我国减刑程序之反思与完善[J].湖北社会科学，2009，（7）.
[3]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