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沉森在讨论近代中国史学的时候，敏锐地认识到王国维以降的几代史家心中，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当世道人心渐渐以西潮为尚之际，西方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也俨然成了全人类的公理。几代史家对这些知识的接受程度当然不同，但没有人能置之不顾。实际上，无论是径直采纳新说，还是回头在古代史里重新发现“我们原本也有”，甚至有所保留、辩驳，都可以看做焦虑下的应对之策，尽管作者未必自知。对清季以降亲历西潮的几代人，有必要区别对待。从态度上说，自然可以简单地分为保守、温和、激进，但选择态度的原因却人各不同。中西对立，中不如西的价值观，是清中晚期以来几代人渐渐树立的，积贫积弱下的不自信多少促成了这一点。
　　五四青年面对前代人积累起来的中西对立观，又在译书盛行、大学开放之际，较易获得西式知识，并被告知“这些才是好的”。由是而激情地反对传统，相当程度上已是无须“判断”的事。这场变革的正反面作用都已得到一些评价，它的影响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在我看来，心理上的劣势从那时起始终未曾消弭。无论是“超英赶美”、诺奖情结、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与这种心态脱不开干系。
　　艺术也不例外。如果从八十年代重新打开国门，西潮再一次涌入时算起，不难发现相当一批“当代艺术”，都借鉴了西方更早的“当代”——黄永等人的“厦门达达”艺术活动，就是对达达主义肆无忌惮的模仿。绘画方面，在表现形式上无论是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不恭敬地说一句，也都有人玩儿过了。观众、学者和艺术家们渐渐都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传统元素”或许也是一种焦虑下的策略，有点儿像那几代在故纸堆里找出“普世价值”的历史学家，发现了“我们自己也有”的好东西，松了一口气。考虑到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迎合买家的“东方趣味”，或许也促成了对传统的回溯。我并不是要贬低这种趋向，也无意于抹煞每位艺术家的个性、趣味和诚意。只是想说：历史学家解释史实时，常常重新“塑造”了传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引入的“传统元素”也不会是原汁原味的——也正因为如此，被诠释的意象才给观者带来新的思考。2011年成都双年展当代艺术展以“溪山清远”为主题，意图展现对古意的审视和欣赏。策展人乐观地将之视为“当代艺术家对文明的有价值的再发现”。这个主题令人想起南宋夏圭的《溪山清远》图卷。它本身就是李唐以来山水传统的产物，但是沉静自足，并不刻意呈现自己的风格谱系，看上去既无人迹，也无“人意”。尽管成都展的参展艺术家还是未知数，但以参与本年四月份旧金山同题展览的杨冕为例，不难看出他以四原色在布面上重新绘就的《李成<寒林平野>》、《沈周<庐山高>》等图，多少有意展现印刷品与原件、点彩与水墨并置的紧张感。在此，原画的作者与寓意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总以为传统像河流，每个世代都汇入新的支脉。“山远天高烟水寒”，要想寻根溯源，几乎不可能。当代艺术中的传统意象当然漾出了一些温和、幽远的风韵，可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似曾相似的趣味，而是每一位艺术家如何认识传统，理解了哪一部分，又以怎样的方式诠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