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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离休后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等高官，被称为“反腐愚公”和“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老人说，他要在反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在他的追悼会上，自发而来的群众在烈日下排出几十米，屡有民众失声痛哭，也有人高呼：“我们永远怀念您！”这是对他一生最准确的评价。
开篇 “我学不来那一套”
2020年6月12日，昆明市烈日炎炎。自发前来悼念的人，在告别室门口排起长队。人群中，有坐在轮椅上的老者，也有众多来自附近的村民。大家或手捧黄色菊花，或手持杨老遗像，一一走进告别室，鞠躬道别。“有的人一大早从宣威、大理、楚雄等城市包出租车赶来。”
现场，屡有民众失声痛哭，也有人高呼：“我们永远怀念您！”
“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挽联下，杨维骏的遗像和灵柩被白色菊花连接成的花圈环绕。
杨维骏生前曾担任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委，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30多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实事求是，为民请命。
有一次，杨维骏帮失地农民上访。后来，农民和县政府的矛盾激化，剑拔弩张。在省委一个干部的协调下，县领导最終同意派人和农民代表谈判，并十分客气地对杨维骏说，欢迎他下次再来指导工作。
却没想到，杨维骏爽快地答应，“好！”
协调此事的干部暗自提醒他，“人家是跟你讲客套话。”杨维骏回答，“我这个人不懂得客套话，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实际上，杨维骏是一个谈判高手。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女儿杨多奇说，“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他摇摇头说。
生前，老人说，他还要在反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
生命总有尽头，而灵魂永远不朽。
杨维骏进入公众视线：2010年“公车上访”，“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困苦上”
2010年12月17日上午，时年88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坐着一辆黑色奥迪A6小轿车，带着两辆小面包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面包车里是12名上访的失地农民，来自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他们的2400多亩土地被撂荒了三四年，没有得到补偿，村里人已经上访了60多次。
上访村民吴文兴回忆，那天一早，访民们在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聚集，400多人在大厅里或蹲或站。忽然来了一位面容清瘦的老者。
老人问：“你们反映的什么事情？有书面材料吗？”村民们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
眼前这位“省里的老领导”，“句句都体贴民情”，而且“对土地问题非常了解”。
这一次，杨维骏决定带几个村民代表直接去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在站岗的武警还没回过神儿时，两辆破旧的面包车已经跟着杨维骏的奥迪车，进了政协大门。这辆挂着被称作“双A9”的特殊牌照的奥迪车，“是省里给副省级以上退下来的老干部配的，什么机关都进得去”。
那一回，杨维骏也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吴文兴注意到，杨维骏上下楼几趟后，有点儿气喘吁吁。这让村民们十分过意不去。他们不知道的是，前些年，这个离休干部曾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
时近正午，三辆车只好各自回家。但此时，“离休的副主席带农民上访”的故事，已经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有人来杨家询问事由。杨维骏淡然反问道：“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困苦上？”
这件事，被媒体称为“公车上访”。“88岁离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很多网站选择了这个题目，一夜之间，这位云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因为“为民请命”而走红网络，有网友称他为“最可爱的官员”，尽管这样的“请命”对杨维骏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带村民上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又只身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跟着杨维骏上访未果之后，村民们没敢再去麻烦他，直到再次接到杨维骏的电话。“杨主席没忘记我们的事，为我们又跑了好几趟！”吴文兴大声告诉每一个前来探听消息的村民。于是，村民们订做了一块匾，上书“中国好官”，打算“敲锣打鼓地送进杨家，亲手挂在客厅里”。
很快，关于采访“公车上访”的电话接踵而来，杨维骏不得不一遍遍强调“我不是官员，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
杨维骏的身世：“我是烈士之子”“在国仇家恨中长大”
世人在“公车上访”后才知道杨维骏，其实他在很多年前就为云南乃至中国作出过巨大贡献。杨维骏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1949年3月，当时的昆明尚未解放，18岁的杨靖华经人介绍与杨维骏认识，他回忆“当时他找的人都住到他家里，管吃管住，然后找交通工具送去游击队”。“是他说服卢汉起义的，当时我们的游击队的力量根本到不了昆明。”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而谈及此，杨维骏谦逊地说“只是一小点贡献”。 在自传里，杨维骏写道：“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其父为滇中名将杨蓁。辛亥革命时杨蓁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杨维骏3岁那年，1925年春，杨蓁奉孙中山之命，赴范石生军任总指挥，率师入桂讨伐叛军。同年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
虽然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母亲那儿听说了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带兵打仗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昆明的第一条公路也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的。
“从小我母亲就讲给我们，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爱国爱民，同情贫穷的老百姓。”杨维骏家的会客室正中，一直悬挂着父亲赞颂辛亥革命的碑文拓片。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我是在国仇家恨里长大的。”1937年回到昆明时，杨维骏已经15岁了。1945年，杨维骏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杨维骏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老师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费孝通（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儿女进幼儿园，因为杨维骏是右派，王婉琦从不敢报丈夫的名字，只说自己是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省红会院名气大，老师们不会歧视。
杨维骏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
也许是家世和经历让他“见不得不平事”。八十多岁时，杨维骏走在大街上看到人起争执，还会上前拉架，急得老伴王婉琦一把抱住他：“你这么大年纪，轻轻一推就倒了，还去拉别人？”
一天，王婉琦在饭桌上说起，小区里的金牛餐厅因为生意红火被人觊觎，找了个借口说是厨房排烟影响了住户，要被赶走，邻居们都十分不舍。
本是无心的聊天，杨维骏却又打抱不平了。第二天，他亲自拿着尺子爬上楼顶，丈量了餐厅排烟管道和居民楼之间的距离，写下论证反驳，还发动100多户住户签名。金牛餐厅终于得以保留。但是杨维骏后来不敢去那家餐厅吃饭，尽管这是家门口最方便最实惠的餐厅——因为人家不肯收他的钱。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女儿杨多奇说，“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
在任时，杨维骏就举报过许多副厅级以上官员。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在他离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前的一段时间，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他摇摇头说。
这个女儿眼中的“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这样批评官场里的“一团和气”：“一层层都有官僚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有种朝气、讲原则。”
这正如吴文兴对他的评价。这个前村民小组长感叹，杨维骏的身上，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有村民给他拿点自己种的菜，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
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
从云南省民盟离休后，杨维骏享受副部级待遇，住的是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家属院，生活有保姆照顾。但老人家没有颐养天年，而是想为群众做点事情。杨家的访客经常会令门口站岗的武警多看两眼。有手指粗黑、袜子破得像渔网一样的上访者自己找上门来，将油腻的布袋往餐桌上一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平日里爱干净的杨维骏，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杨维骏的家里，到处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和他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有时，政府向老干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他是带着人去做调查，回来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面对外面的种种非议，杨维骏不以为然。他把“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挂在书房自勉，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公车上访”事件传开之后，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令这个“中国好官”应接不暇。
有电视台来采访杨维骏，驾驶员有些顾虑，要求記者不要拍摄那辆已经出名的汽车。杨维骏却生气地说：“你怕什么？”
杨维骏与白恩培的交锋：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离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2013年，杨维骏坚持举报了十余年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让他二度迎来晚年的高光时刻。
杨维骏和白恩培没共事过。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3年。
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离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这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到任没几天。杨维骏给白恩培提了一些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几次三番，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得到明确答复，几次下来，杨维骏“就不问了”。
“我知道他是敷衍我，就这样了。”此后，杨维骏对白恩培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台戏”。
不过经此一事，杨维骏得到了省委有关领导的主动关注。
一位新上任省领导就曾带着秘书前往他家探望。他们聊了大概20分钟。“我还想找4个专家，请你安排半天时间，咱们好好深入探讨一下。”杨维骏说。领导点头记下，同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最爱听取不同的意见”。
快到中秋节，这位领导让人送来两盒月饼。杨维骏有些失望，他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两盒月饼”。
白恩培在云南当了近十年省委书记。杨维骏说，后来党内和民主党派的老干部的座谈会不再一起开，每次发言，他也被安排在最后，可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超时，主持人便结束会议。自知被领导厌烦的杨维骏在开会前都会做两手准备，拟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数份书面材料。一次，下午2点开会，他在上午11点接到电话通知，下午会议的发言已排满。“没关系，我准备了书面材料。”杨维骏对工作人员说。
下午的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白恩培象征性地问：“杨老，还有什么意见吗？”“我的书面意见在开会前已经交给你们了。”杨维骏是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抗议。
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
2008年，因为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杨维骏写成材料，带到了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
杨维骏起初打算等白恩培来敬酒时将材料递给他，“但他肯定会顺手交给秘书，起不到效果”。杨维骏改了主意，利用白恩培上台致词的机会，他走到主桌，将事先打印好的材料分别交给在座的每一位省委常委。等白恩培回到座位上时，桌上正摆着这份材料。
这一招后来见效了，但有人对杨维骏说，白书记很不高兴。
在此事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坐不住了，他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维骏表示感谢。2008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头版的一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向我省省级领导班子通报情况》的报道中，房凤友讲到云南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积极探索对矿业权设置和转让的有效途径，建立和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的良好秩序”。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
与此同时，杨维骏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离休的副部级干部实名举报现任省委书记，消息在高层和老干部圈内不胫而走，他还收到匿名信，除了表达敬佩，还提醒他注意安全。妻子不解，对他的举报颇有微辞，甚至担心他被人利用。可杨维骏依然如故。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从不会选择沉默。
有一次杨维骏到朋友家做客，妻子私下里跟朋友说：“我劝他不听，你再找时间劝劝吧。”朋友相劝，杨维骏却回道：“你这是息事宁人。”
2011年，白恩培到全国人大任职。杨维骏还是锲而不舍地举报他。不久，杨维骏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了解他举报的后续情况。“秦光荣跟我说，白恩培属于中管干部，他无权过问。”
2013年，91岁的杨维骏趁着在北京看病，曾先后两次赴中纪委上访，反映了云南当地5个案子。这些案子都直接或间接与白恩培有关。
他创下了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而他的实名举报，也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2014年，白恩培落马。法院查明，其受贿额高达2.46亿元，并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故而判处其死缓，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白恩培更成为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正部级高官。
杨维骏面临的威胁：有人要让他“永远闭嘴”，医生诊断他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落马，但杨维骏说，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他还会提下去。他說，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
杨维骏的举报对象中，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他致力举报的秦光荣、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
2016年，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副书记仇和受贿案，对被告人仇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19年5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9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起诉书指控：秦光荣利用担任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和省委书记等职務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他共发布300多篇博文。其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
“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以前，杨维骏还会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后来他就先在家写好材料，再拿到小区外边的打印店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然后再上传到网上。通常，一篇文章要花费近6个小时，他常在夜里10点多被保姆叫回家。
因长期查看举报材料，杨维骏被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并让他注意休息。但杨维骏说自己不能停下来，“反腐斗争阻力很大，我的文章就是向云南的腐败分子们正面宣战”。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原云南省纪委的一位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4点，有人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早上6点。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不过，为了“安全考虑”，杨维骏还是把坚持了多年的游泳给停了。
杨维骏最后一次接受访问：“我快一百岁了”“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2019年10月下旬，记者拜访杨维骏，这可能是杨维骏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报道节选：
2019年10月21日下午4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
这天，因为扎针位置的问题，杨维骏和老伴拌了几句嘴。老伴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采访）当天下午，王婉琦出门未归，保姆初来乍到，上楼收衣服把自己锁在了阳台上。看记者等在门外，没法，杨维骏支起拐杖，一点点挪动双脚往大门移动。“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越来越近，透过门缝，瞥见那具消瘦的身躯，穿一件红色棉质格子外套，深灰色睡裤起满了白色小球。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我快一百岁了。”他对记者说。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闲暇之时，他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在文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是杨维骏的人生格言。他曾说，与腐败作斗争，是他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2020年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据云南日报报道，杨维骏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杨维骏做到了。
（责编/兰嘉娜 责校/陈小婷 来源/《离休高官“公车上书”》，雷成/文，《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5日;《仇和受贿案一审宣判》，黄瑾、程宏毅/文，《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11版;《“反腐愚公”杨维骏的最后时光》，王昱倩、杜萌/文，《新京报》2020年6月12日;《秦光荣主动投案，云南连续两任省委书记落马》，何强/文，《新京报》2019年5月9日）
开篇 “我学不来那一套”
2020年6月12日，昆明市烈日炎炎。自发前来悼念的人，在告别室门口排起长队。人群中，有坐在轮椅上的老者，也有众多来自附近的村民。大家或手捧黄色菊花，或手持杨老遗像，一一走进告别室，鞠躬道别。“有的人一大早从宣威、大理、楚雄等城市包出租车赶来。”
现场，屡有民众失声痛哭，也有人高呼：“我们永远怀念您！”
“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挽联下，杨维骏的遗像和灵柩被白色菊花连接成的花圈环绕。
杨维骏生前曾担任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委，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30多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实事求是，为民请命。
有一次，杨维骏帮失地农民上访。后来，农民和县政府的矛盾激化，剑拔弩张。在省委一个干部的协调下，县领导最終同意派人和农民代表谈判，并十分客气地对杨维骏说，欢迎他下次再来指导工作。
却没想到，杨维骏爽快地答应，“好！”
协调此事的干部暗自提醒他，“人家是跟你讲客套话。”杨维骏回答，“我这个人不懂得客套话，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实际上，杨维骏是一个谈判高手。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女儿杨多奇说，“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他摇摇头说。
生前，老人说，他还要在反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
生命总有尽头，而灵魂永远不朽。
杨维骏进入公众视线：2010年“公车上访”，“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困苦上”
2010年12月17日上午，时年88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坐着一辆黑色奥迪A6小轿车，带着两辆小面包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面包车里是12名上访的失地农民，来自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他们的2400多亩土地被撂荒了三四年，没有得到补偿，村里人已经上访了60多次。
上访村民吴文兴回忆，那天一早，访民们在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聚集，400多人在大厅里或蹲或站。忽然来了一位面容清瘦的老者。
老人问：“你们反映的什么事情？有书面材料吗？”村民们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
眼前这位“省里的老领导”，“句句都体贴民情”，而且“对土地问题非常了解”。
这一次，杨维骏决定带几个村民代表直接去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在站岗的武警还没回过神儿时，两辆破旧的面包车已经跟着杨维骏的奥迪车，进了政协大门。这辆挂着被称作“双A9”的特殊牌照的奥迪车，“是省里给副省级以上退下来的老干部配的，什么机关都进得去”。
那一回，杨维骏也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吴文兴注意到，杨维骏上下楼几趟后，有点儿气喘吁吁。这让村民们十分过意不去。他们不知道的是，前些年，这个离休干部曾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
时近正午，三辆车只好各自回家。但此时，“离休的副主席带农民上访”的故事，已经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有人来杨家询问事由。杨维骏淡然反问道：“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困苦上？”
这件事，被媒体称为“公车上访”。“88岁离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很多网站选择了这个题目，一夜之间，这位云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因为“为民请命”而走红网络，有网友称他为“最可爱的官员”，尽管这样的“请命”对杨维骏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带村民上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又只身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跟着杨维骏上访未果之后，村民们没敢再去麻烦他，直到再次接到杨维骏的电话。“杨主席没忘记我们的事，为我们又跑了好几趟！”吴文兴大声告诉每一个前来探听消息的村民。于是，村民们订做了一块匾，上书“中国好官”，打算“敲锣打鼓地送进杨家，亲手挂在客厅里”。
很快，关于采访“公车上访”的电话接踵而来，杨维骏不得不一遍遍强调“我不是官员，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
杨维骏的身世：“我是烈士之子”“在国仇家恨中长大”
世人在“公车上访”后才知道杨维骏，其实他在很多年前就为云南乃至中国作出过巨大贡献。杨维骏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1949年3月，当时的昆明尚未解放，18岁的杨靖华经人介绍与杨维骏认识，他回忆“当时他找的人都住到他家里，管吃管住，然后找交通工具送去游击队”。“是他说服卢汉起义的，当时我们的游击队的力量根本到不了昆明。”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而谈及此，杨维骏谦逊地说“只是一小点贡献”。 在自传里，杨维骏写道：“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其父为滇中名将杨蓁。辛亥革命时杨蓁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杨维骏3岁那年，1925年春，杨蓁奉孙中山之命，赴范石生军任总指挥，率师入桂讨伐叛军。同年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
虽然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母亲那儿听说了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带兵打仗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昆明的第一条公路也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的。
“从小我母亲就讲给我们，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爱国爱民，同情贫穷的老百姓。”杨维骏家的会客室正中，一直悬挂着父亲赞颂辛亥革命的碑文拓片。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我是在国仇家恨里长大的。”1937年回到昆明时，杨维骏已经15岁了。1945年，杨维骏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杨维骏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老师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费孝通（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儿女进幼儿园，因为杨维骏是右派，王婉琦从不敢报丈夫的名字，只说自己是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省红会院名气大，老师们不会歧视。
杨维骏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
也许是家世和经历让他“见不得不平事”。八十多岁时，杨维骏走在大街上看到人起争执，还会上前拉架，急得老伴王婉琦一把抱住他：“你这么大年纪，轻轻一推就倒了，还去拉别人？”
一天，王婉琦在饭桌上说起，小区里的金牛餐厅因为生意红火被人觊觎，找了个借口说是厨房排烟影响了住户，要被赶走，邻居们都十分不舍。
本是无心的聊天，杨维骏却又打抱不平了。第二天，他亲自拿着尺子爬上楼顶，丈量了餐厅排烟管道和居民楼之间的距离，写下论证反驳，还发动100多户住户签名。金牛餐厅终于得以保留。但是杨维骏后来不敢去那家餐厅吃饭，尽管这是家门口最方便最实惠的餐厅——因为人家不肯收他的钱。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女儿杨多奇说，“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
在任时，杨维骏就举报过许多副厅级以上官员。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在他离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前的一段时间，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他摇摇头说。
这个女儿眼中的“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这样批评官场里的“一团和气”：“一层层都有官僚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有种朝气、讲原则。”
这正如吴文兴对他的评价。这个前村民小组长感叹，杨维骏的身上，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有村民给他拿点自己种的菜，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
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
从云南省民盟离休后，杨维骏享受副部级待遇，住的是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家属院，生活有保姆照顾。但老人家没有颐养天年，而是想为群众做点事情。杨家的访客经常会令门口站岗的武警多看两眼。有手指粗黑、袜子破得像渔网一样的上访者自己找上门来，将油腻的布袋往餐桌上一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平日里爱干净的杨维骏，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杨维骏的家里，到处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和他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有时，政府向老干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他是带着人去做调查，回来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面对外面的种种非议，杨维骏不以为然。他把“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挂在书房自勉，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公车上访”事件传开之后，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令这个“中国好官”应接不暇。
有电视台来采访杨维骏，驾驶员有些顾虑，要求記者不要拍摄那辆已经出名的汽车。杨维骏却生气地说：“你怕什么？”
杨维骏与白恩培的交锋：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离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2013年，杨维骏坚持举报了十余年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让他二度迎来晚年的高光时刻。
杨维骏和白恩培没共事过。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3年。
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离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这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到任没几天。杨维骏给白恩培提了一些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几次三番，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得到明确答复，几次下来，杨维骏“就不问了”。
“我知道他是敷衍我，就这样了。”此后，杨维骏对白恩培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台戏”。
不过经此一事，杨维骏得到了省委有关领导的主动关注。
一位新上任省领导就曾带着秘书前往他家探望。他们聊了大概20分钟。“我还想找4个专家，请你安排半天时间，咱们好好深入探讨一下。”杨维骏说。领导点头记下，同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最爱听取不同的意见”。
快到中秋节，这位领导让人送来两盒月饼。杨维骏有些失望，他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两盒月饼”。
白恩培在云南当了近十年省委书记。杨维骏说，后来党内和民主党派的老干部的座谈会不再一起开，每次发言，他也被安排在最后，可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超时，主持人便结束会议。自知被领导厌烦的杨维骏在开会前都会做两手准备，拟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数份书面材料。一次，下午2点开会，他在上午11点接到电话通知，下午会议的发言已排满。“没关系，我准备了书面材料。”杨维骏对工作人员说。
下午的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白恩培象征性地问：“杨老，还有什么意见吗？”“我的书面意见在开会前已经交给你们了。”杨维骏是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抗议。
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
2008年，因为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杨维骏写成材料，带到了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
杨维骏起初打算等白恩培来敬酒时将材料递给他，“但他肯定会顺手交给秘书，起不到效果”。杨维骏改了主意，利用白恩培上台致词的机会，他走到主桌，将事先打印好的材料分别交给在座的每一位省委常委。等白恩培回到座位上时，桌上正摆着这份材料。
这一招后来见效了，但有人对杨维骏说，白书记很不高兴。
在此事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坐不住了，他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维骏表示感谢。2008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头版的一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向我省省级领导班子通报情况》的报道中，房凤友讲到云南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积极探索对矿业权设置和转让的有效途径，建立和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的良好秩序”。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
与此同时，杨维骏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离休的副部级干部实名举报现任省委书记，消息在高层和老干部圈内不胫而走，他还收到匿名信，除了表达敬佩，还提醒他注意安全。妻子不解，对他的举报颇有微辞，甚至担心他被人利用。可杨维骏依然如故。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从不会选择沉默。
有一次杨维骏到朋友家做客，妻子私下里跟朋友说：“我劝他不听，你再找时间劝劝吧。”朋友相劝，杨维骏却回道：“你这是息事宁人。”
2011年，白恩培到全国人大任职。杨维骏还是锲而不舍地举报他。不久，杨维骏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了解他举报的后续情况。“秦光荣跟我说，白恩培属于中管干部，他无权过问。”
2013年，91岁的杨维骏趁着在北京看病，曾先后两次赴中纪委上访，反映了云南当地5个案子。这些案子都直接或间接与白恩培有关。
他创下了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而他的实名举报，也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2014年，白恩培落马。法院查明，其受贿额高达2.46亿元，并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故而判处其死缓，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白恩培更成为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正部级高官。
杨维骏面临的威胁：有人要让他“永远闭嘴”，医生诊断他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落马，但杨维骏说，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他还会提下去。他說，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
杨维骏的举报对象中，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他致力举报的秦光荣、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
2016年，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副书记仇和受贿案，对被告人仇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19年5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9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起诉书指控：秦光荣利用担任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和省委书记等职務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他共发布300多篇博文。其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
“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以前，杨维骏还会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后来他就先在家写好材料，再拿到小区外边的打印店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然后再上传到网上。通常，一篇文章要花费近6个小时，他常在夜里10点多被保姆叫回家。
因长期查看举报材料，杨维骏被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并让他注意休息。但杨维骏说自己不能停下来，“反腐斗争阻力很大，我的文章就是向云南的腐败分子们正面宣战”。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原云南省纪委的一位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4点，有人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早上6点。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不过，为了“安全考虑”，杨维骏还是把坚持了多年的游泳给停了。
杨维骏最后一次接受访问：“我快一百岁了”“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2019年10月下旬，记者拜访杨维骏，这可能是杨维骏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报道节选：
2019年10月21日下午4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
这天，因为扎针位置的问题，杨维骏和老伴拌了几句嘴。老伴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采访）当天下午，王婉琦出门未归，保姆初来乍到，上楼收衣服把自己锁在了阳台上。看记者等在门外，没法，杨维骏支起拐杖，一点点挪动双脚往大门移动。“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越来越近，透过门缝，瞥见那具消瘦的身躯，穿一件红色棉质格子外套，深灰色睡裤起满了白色小球。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我快一百岁了。”他对记者说。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闲暇之时，他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在文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是杨维骏的人生格言。他曾说，与腐败作斗争，是他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2020年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据云南日报报道，杨维骏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杨维骏做到了。
（责编/兰嘉娜 责校/陈小婷 来源/《离休高官“公车上书”》，雷成/文，《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5日;《仇和受贿案一审宣判》，黄瑾、程宏毅/文，《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11版;《“反腐愚公”杨维骏的最后时光》，王昱倩、杜萌/文，《新京报》2020年6月12日;《秦光荣主动投案，云南连续两任省委书记落马》，何强/文，《新京报》201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