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1894年—1933年
　　湖南宜章人
　　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1919年5月3日晚上，不到25岁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邓中夏在北大参加了有多个学校的代表出席的动员会。当学生会主席易克嶷向大家报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时，有的同学抱头大哭。邓中夏跳上台去，一边挥手一边说：“不要哭了！我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同学们热烈响应，高喊游行示威、反对签字、收回主权等，“大厅都震动了”。大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数小时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夏明钢

　　1895年—1976年
　　湖南新宁人
　　新四军军部秘书
　　1917年，夏明钢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他深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时常阅读《新青年》，去北大旁听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课。五四运动爆发当天，24岁的他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方桌上，振臂高呼，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现场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喊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呼过口号，学生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北京城风起云涌。

高君宇

　　1896年—1925年
　　山西静乐人
　　党的早期政治活动家
　　5月4日的抗议活动中，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住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23岁的高君宇等人带头攀墙冲进曹宅，学生匡互生打开大门，大家如潮水一般一拥而入，把曹宅捣毁一空。军警逮捕了许多学生，高君宇协助李大钊多方奔走，当局于5月7日释放了学生。高君宇又组织北大学生举行欢迎大会，学生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张太雷

　　1898年—1927年
　　江苏武进人
　　政治活动家
　　21岁那年，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念书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将名字由“泰来”改为“太雷”，寓意震醒痴顽，惊醒世人。他参加北洋大学学生演讲团，到东大沽等地演讲，每次听众数百。有人听后说：“先生们所讲的话真对，如果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随后，张太雷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

邓颖超

　　1904年—1992年
　　河南光山人
　　妇女运动先驱
　　邓颖超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时， 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演讲部长……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都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

何葆仁

　　1895年—1978年
　　福建厦门人
　　晚年长居新加坡
　　何葆仁幼时赴南洋依靠兄辈， 后考入复旦大学。1919年5月5日深夜至6日凌晨， 复旦的大钟突然敲响，学生们惊醒，聚到饭厅听老师讲述北京学生遭军警镇压的事。24岁的何葆仁站上凳子，主張天一亮就去联络各大学和中学，采取一致行动。上海学生的游行轰轰烈烈地发生了。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何葆仁任会长。当时争论的头件大事便是要不要总罢课。何葆仁以沉毅的态度，宣告26日开始总罢课。罢课当日，何葆仁演讲，两万学生悲愤堕泪。6月3日，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支持学生，五四运动的重心转向了上海。

陈毅

　　1901年—1972年
　　四川乐至人
　　共和国元帅
　　1919年6月1日，18岁的陈毅和兄长陈孟熙踏上赴法求学的旅程。他们到达上海后，时逢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万民欢呼，游行庆祝。陈毅、陈孟熙和同学们都加入游行队伍中。在上海，陈毅倾听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康白情的激情演讲，深刻地理解了五四思想和精神。他后来回忆：“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我）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

陈潭秋

　　1896年—1943年
　　湖北黄冈人
　　中共一大代表
　　五四运动爆发时，23岁的陈潭秋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求学。他酷爱文学，精习英语，擅长足球和长跑，是个风云人物。他被学生们推选为武汉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炎夏，陈潭秋一行人来到上海，6万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怒火烧得正旺。陈潭秋投身这团烈火中，参加上海学生的活动，走访了许多学校，拜访了学友和同乡，结识了同在上海的董必武、李汉俊，交谈了参加五四运动的体会和今后的打算。

劉半农

　　1891年—1934年
　　江苏江阴人
　　文学家、语言学家
　　1917年，26岁的刘半农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次年3月， 他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 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造成“危害”;刘半农则用了原名，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答王敬轩》，用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王敬轩”所列的“罪状”，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场辩论将文学革命推向舆论的前沿，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文化运动并参与进来。

郑振铎

　　1898年—1958年
　　浙江温州人
　　作家、诗人
　　1919年， 郑振铎21岁，在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他清晰地记得五四那天是礼拜天。当时家住在赵家楼附近的他午睡才醒，就听见有人说，外面失火了！等跑到一个空场上，他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面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郑振铎来到学校，和同学们一商量，便立即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投身到运动中。之后，郑振铎与沈雁冰（即茅盾）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等刊物。

闻一多

　　1899年—1946年
　　湖北黄冈人
　　诗人、学者
　　1919年5月5日早晨，清华大学里，学生们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 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时年20岁的闻一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紧随潮流投身斗争，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文艺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1919年5月17日给父亲的家书中，他说：“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 学生尚不出力， 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冰心

　　1900年—1999年
　　福建长乐人
　　诗人、儿童文学家
　　5月4日那天，19岁的冰心正在东交民巷的医院里陪护二弟。她从医院女工口中得知，街上有好多学生在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她听了又兴奋又愤慨，第二天就回到协和女子大学参加学生运动。“为了抵制日货，我还旷课创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原本学医的冰心由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王芸生

　　1901年—1980年
　　天津人
　　《大公报》总编辑
　　1919年，18岁的王芸生正在天津一个洋行当学徒。每天下班后，他去阅报栏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大报纸。其中，天津本地的《益世报》密集地刊登天津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的消息和报道。受到感召的王芸生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1937年他写道：“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1947年又强调道：“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

匡互生

　　1891年—1933年
　　湖南邵阳人
　　教育家
　　5月4日，当学生队伍来到曹汝霖住宅时，28岁、身材高大的匡互生见曹门紧闭，便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自己满手鲜血却毫不在意。愤怒的学生冲进曹宅，要找卖国贼论理，却遍找不到。匡互生取出火柴，举火焚烧。他1925年回忆道：“（五四运动前）其险恶正不亚于满清末年，而所谓‘革命之声’却又‘寂焉无闻’。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见这种情形，抚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问，就觉得责无旁贷，不能不有所作为了……”

罗家伦

　　1897年—1969年
　　浙江绍兴人
　　教育家、思想家
　　5月4日上午10点，在北大主修外国文学的22岁学生罗家伦正准备和大家去天安门游行，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于是罗家伦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当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罗家伦等人作为代表，前往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交涉。他们“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五四运动后，罗家伦受胡适影响渐深，反对学生运动并亲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