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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东北地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还伴随着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转型。而东北地域文化模式中的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三个特质对东北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阻滞效应。理论上认清东北文化模式转型内在机制，加快东北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东北地域文化转型的制度推力对于我们制定东北文化战略，选择改造东北地域文化的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东北地域文化模式；文化阻滞效应；文化模式转型
作者简介：王星（1979-），男，江苏连云港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从事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3-0065-06收稿日期：2006-05-11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理性文化精神的分析引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框架之中，以后对文化模式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探讨一直在学界经久不衰，成为各个学科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文化现代化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现实指标和内容。中国改革开放将当代中国社会带入转型的轨道，文化转型成为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进程中的自然内涵，因此探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传统文化系统三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东北地域文化为个案，通过分析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剖析东北地域文化对振兴东北和东北现代化的功能，指出东北地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从而为解析东北现象寻求另一个角度。
一、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
文化模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整合、筛选的结果，文化概念的界定是理解文化模式的前提。笔者沿袭社会科学研究文化的方法［注：①文化哲学理解文化就是“人化”，所谓文化泛指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成创造的人。］，将文化概念界定为一定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以满足其需要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包括其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样式、地方语言和特定符号表征等［1］(P361)。笔者如此界定文化概念有两个意图：⑴只有将文化理解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的一种自足现象，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才可能，同时这种分化不但是理论逻辑建构的结果，而且是现实存在的；⑵文化的解释总是结合于特定的社会场域和历史背景进行的，一般性、宏大的概念界定无法满足实证个案研究的需要，相反，狭义的、专门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更有力。实质上，这里的文化范畴更多地具有符号学的内涵，将文化理解为人们日常性的符号规范系统使文化本身具有了意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社会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转型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嵌入在整个社会网络系统中的原有文化模式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推动或者阻滞的效应，这正是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模式现代化转型的意义所在。
关于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独特性的相关论述很多，但是关于东北地域文化自性的分析多停留在表现形式与模式的堆积和整理上，对于东北地域文化模式内在机理分析乏力，有待于提升为抽象的概念理念型。基于此，笔者将东北文化模式的自性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基础。
所谓制度性依赖是指东北文化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而言的。与关内相比，从长时段看，东北整个地域具有地广人稀、开垦晚、战乱多、发展快等特点，这种特性使东北人的人际互动方面缺乏一个形成有效习俗的机会，因而理性的制度安排就成为调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主要规则，这从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
所谓外来性促进是指东北文化产生的基础而言的。这种文化特质的产生主要因为在古代社会，与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相比，东北地域文化属于低位文化，这种低位文化在高位文化的俯冲下几乎不堪一击，产生“文化原生区衰落”现象，这与世界各地新开发地区、新移民区的状况大致相似。而从现今东北文化的特征来看，原始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制度等几乎荡然无存。处于野蛮状态的部落可以在军事上征服高度文明的区域，但其低位文化却永远处于被高位文化同化的处境却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
所谓官本位的基础是指东北人根据所经历的遭遇而产生的一种畸形文化表现形式。东北人所承受的文化积淀浅薄、长期的战乱创伤、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使之对关系、人情及“官位”所体现的丰富资源十分向往和依赖，正如邴正教授分析的“不重规则重人情、不计效益重礼仪、不重个人能力重关系网”就是官本位在现今社会的具体表现。
东北地域文化模式自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制度背景，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就地理环境而言，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的东部，总面积约为12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8，人口约2.1亿，约占全国的1/8。它北临俄罗斯，东临朝鲜半岛，西邻蒙古大草原，南望渤海，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地形把整个东北紧紧扎在其中，漫长的边界线使东北地区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域相比，更缺乏共融性和文化沟通的便利环境。受纬度、海陆位置、地势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东北独特的气候环境，同时使东北自然资源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注：①东北经济区域自南向北跨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自东向西看，东部是湿润区，中部是半湿润区，西部是半干旱区。东部主要是森林资源，中部主要是平原的农耕地，西部则为草场资源，南部为海洋资源。从矿产资源的分布来看，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煤炭等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使东北地域失去原生文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使该区域文化选择呈现不均衡性，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和吸收成为其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而根据华人移民的一般规律，越是移民迁入多的地域，华人的传统性越强，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命、恩”三面一体的文化惯习必然在东北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独特的发展历史。东北地域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人类生息的场所，但是直到清统一前，东北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显然低于中原的农耕文化，大多处于原始自然经济状态。直到19世纪末期，清廷的封禁政策的开始松动并慢慢取消，东北文化才进入急速的转折和选择时期，一般人认为东北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阶段（1861年以前），资源开发阶段（1861-1962年）和由资源开发向工业过渡阶段（1962年以后）［2］。东北独特的发展历史是伴随着大量关内移民形成的，19世纪下半叶在清廷放荒、免税补助的政策推动下，东北移民潮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其中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每年十万乃至百万的移民高峰。解放后，东北移民依然保持了较大的规模，且移民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国家号召和倾向性的人才政策，使移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要明显高于以往自发移民的水平。这自然使东北地域文化表现出很强的移民文化色彩，外来促进性的地域文化特质在长期的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中得以形成。同时这种曲折的发展历史使东北地域文化缺少连续性，在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完成了文化选择，使之更多地包含一种制度依赖的因素，缺乏能动性、自觉性，缺乏主动的挑战创新精神。
3．独特的制度背景。东北的移民是制度性的产物，它受到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所引导、所激励、所影响。同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显示，东北的经济发展也是制度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农业开发，日伪时期的工业基础建设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工业经济基础建设均是如此。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一个比例极重的部分就是单位文化。建国后，单位体制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但是东北地域中的单位制度除了具有全国单位社会的一般的“共性”外，还具有自性，有学者称之为“典型单位制”［3］。东北典型单位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五”与“二五”期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的背景下形成的超大型的工业社区；形成了“强单位、弱政府”的社会结构；集中化的单位生活空间等特征。在典型单位制背景下，东北地域文化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和国营惯习，长期的计划单位氛围的浸染，使东北人具有很强权威等级观念和官本位的文化性格，这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人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活动行为。
建国初期的工业战略创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的陈旧和管理体制的落后使东北相当数量的大型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国家计划的“断奶”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把许多东北大中型国有企业推向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末端［注：①以吉林为例，2002年40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46户需要关闭破产，全省只有15%的工业企业工艺装备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60%以上属于70-80年代水平，15%属于50-6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数据来源：邱泽奇《从传统企业转型谈振兴东北》，载于《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2期。］，昔日成就东北辉煌的工业基础成为今日阻碍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包袱，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决不能仅停留于国有企业转型，而是要进行工业再造，工业基础的再造需要原有体制的改革和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更需要东北地域人力资本的提升。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改变东北人的单位惯习，再造东北地域文化模式，构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精神基础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东北经济模式属于“集体主义经济”，主体的经济形态整合在配套设施完备、产业链条完整的大型国有企业之中，计划经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导的经济形态，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体制贯彻最彻底的地区，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影响最深，市场经济的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民间启动力不足，抑制了东北地域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东北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风气，不具备分工细致的个体产业集群和个人独立创业的文化环境。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是在东北发展历史过程中不断选择而形成的，它既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构成了新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精神基础。文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刚性，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模式构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强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同时会抵制和阻碍新的异质性制度的进入与干预。
二、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阻滞效应
突破经济文化一体化理论框架，将文化模式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分析是目前学界文化研究的主流，也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观点。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到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社会文化网络对经济活动起着定向、选择、规范和制约的作用［4］（P123）。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迅速，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网络基础的现代性并没有生成，“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和活动图式依旧发挥着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的规范和解释功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还依旧存在”，并且这种阻滞效应往往在正式规范制度的掩饰下，更具有隐蔽性，危害性也更大［5］（P263）。
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笔者以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应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政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政府主导了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正式制度的设计和供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发起者和引导者；经济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是老工业基地制度变迁的实践对象和承接者，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实现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组织转型的核心内容和目标；社会个体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践的主体，转换东北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和“市场人”的转向一方面需要割裂人与单位的父爱式的制度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培育社会个体市场意识，抛弃依赖情结，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这三个层面的变动不是同步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体形成了强烈的制度性依赖的惯习，使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极低［注：②据樊纲、王小鲁的研究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东北的辽宁位列全国31个省的第10名，吉林第18名，黑龙江第21名，数据来源于其著作《中国市场化程度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市场经济文化与理念发育不良。地域文化模式的特性将政府、经济组织与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相对闭锁的文化结构形态，它们三者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既有制度结构的作用，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文化等新的异质因素的引进与介入。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理性文化精神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法制契约经济，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根本上与前现代的经验性的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相对立”［5］（P277），独特的文化模式必有独特的区域经济与之相适应，它对经济的影响就是人的价值观的稳定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张扬或压抑［6］（P80）。具体而言，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中地域文化模式的阻滞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移民文化的影响。东北社会的移民结构单一，在解放前长期以来以灾民和贫苦农民为主体，同质性极强的移民结构虽然对于东北荒地开发具有积极作用，可是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发展作用不大，灾民小富即安的心态在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的东北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东北的“猫冬文化”就是东北人开拓意识差、自我满足心态的体现。东北社会频繁的移民流动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东北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像关内地区深厚的乡土伦理关系结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7］（P50），因此东北社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原生型乡土社会”。在理论上来讲，宗法伦理关系的薄弱有利于契约关系的生长，我们知道，契约精神和制度的生发是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但是对于东北这个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域而言，“跑马圈地”的移民开发活动根本不会产生契约精神，或者说他们根本无需契约制度。而东北地域社会宗法家族结构的缺位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扶助力量的相对不足，有学者指出，江南地域乡镇企业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乡土社会的组织资源，而此类组织资源的匮乏是东北民间经济启动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4］（P118）。
2．制度性作用。如上文所言，东北地域文化是在长期的中央政策引导和权力干预的背景下形成的，东北文化模式中就渗透着强烈的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其一，依赖感强，缺乏精明的创业精神；其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主要指地方对中央政策的顺从和老百姓对政府的顺从两方面，东北人较少能突破政府体制的限制去大胆创新；其三，贪婪性，一些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利用制度转型的空子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腐败现象严重。这些制度性的作用对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是致命的，是与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相违背的，制度性依赖是东北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制度性依赖所产生的东北地域文化主要内容就是东北典型单位文化的形成，东北地域的典型单位制一方面使超大型的单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导致了民间的现代化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单位文化中的制度性依赖以及官本位的特质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目标的实现和东北地域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东北地域文化模式；文化阻滞效应；文化模式转型
作者简介：王星（1979-），男，江苏连云港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从事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3-0065-06收稿日期：2006-05-11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理性文化精神的分析引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框架之中，以后对文化模式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探讨一直在学界经久不衰，成为各个学科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文化现代化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现实指标和内容。中国改革开放将当代中国社会带入转型的轨道，文化转型成为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进程中的自然内涵，因此探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传统文化系统三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东北地域文化为个案，通过分析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剖析东北地域文化对振兴东北和东北现代化的功能，指出东北地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从而为解析东北现象寻求另一个角度。
一、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
文化模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整合、筛选的结果，文化概念的界定是理解文化模式的前提。笔者沿袭社会科学研究文化的方法［注：①文化哲学理解文化就是“人化”，所谓文化泛指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成创造的人。］，将文化概念界定为一定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以满足其需要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包括其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样式、地方语言和特定符号表征等［1］(P361)。笔者如此界定文化概念有两个意图：⑴只有将文化理解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的一种自足现象，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才可能，同时这种分化不但是理论逻辑建构的结果，而且是现实存在的；⑵文化的解释总是结合于特定的社会场域和历史背景进行的，一般性、宏大的概念界定无法满足实证个案研究的需要，相反，狭义的、专门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更有力。实质上，这里的文化范畴更多地具有符号学的内涵，将文化理解为人们日常性的符号规范系统使文化本身具有了意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社会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转型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嵌入在整个社会网络系统中的原有文化模式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推动或者阻滞的效应，这正是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模式现代化转型的意义所在。
关于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独特性的相关论述很多，但是关于东北地域文化自性的分析多停留在表现形式与模式的堆积和整理上，对于东北地域文化模式内在机理分析乏力，有待于提升为抽象的概念理念型。基于此，笔者将东北文化模式的自性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基础。
所谓制度性依赖是指东北文化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而言的。与关内相比，从长时段看，东北整个地域具有地广人稀、开垦晚、战乱多、发展快等特点，这种特性使东北人的人际互动方面缺乏一个形成有效习俗的机会，因而理性的制度安排就成为调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主要规则，这从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
所谓外来性促进是指东北文化产生的基础而言的。这种文化特质的产生主要因为在古代社会，与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相比，东北地域文化属于低位文化，这种低位文化在高位文化的俯冲下几乎不堪一击，产生“文化原生区衰落”现象，这与世界各地新开发地区、新移民区的状况大致相似。而从现今东北文化的特征来看，原始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制度等几乎荡然无存。处于野蛮状态的部落可以在军事上征服高度文明的区域，但其低位文化却永远处于被高位文化同化的处境却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
所谓官本位的基础是指东北人根据所经历的遭遇而产生的一种畸形文化表现形式。东北人所承受的文化积淀浅薄、长期的战乱创伤、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使之对关系、人情及“官位”所体现的丰富资源十分向往和依赖，正如邴正教授分析的“不重规则重人情、不计效益重礼仪、不重个人能力重关系网”就是官本位在现今社会的具体表现。
东北地域文化模式自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制度背景，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就地理环境而言，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的东部，总面积约为12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8，人口约2.1亿，约占全国的1/8。它北临俄罗斯，东临朝鲜半岛，西邻蒙古大草原，南望渤海，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地形把整个东北紧紧扎在其中，漫长的边界线使东北地区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域相比，更缺乏共融性和文化沟通的便利环境。受纬度、海陆位置、地势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东北独特的气候环境，同时使东北自然资源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注：①东北经济区域自南向北跨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自东向西看，东部是湿润区，中部是半湿润区，西部是半干旱区。东部主要是森林资源，中部主要是平原的农耕地，西部则为草场资源，南部为海洋资源。从矿产资源的分布来看，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煤炭等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使东北地域失去原生文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使该区域文化选择呈现不均衡性，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和吸收成为其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而根据华人移民的一般规律，越是移民迁入多的地域，华人的传统性越强，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命、恩”三面一体的文化惯习必然在东北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独特的发展历史。东北地域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人类生息的场所，但是直到清统一前，东北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显然低于中原的农耕文化，大多处于原始自然经济状态。直到19世纪末期，清廷的封禁政策的开始松动并慢慢取消，东北文化才进入急速的转折和选择时期，一般人认为东北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阶段（1861年以前），资源开发阶段（1861-1962年）和由资源开发向工业过渡阶段（1962年以后）［2］。东北独特的发展历史是伴随着大量关内移民形成的，19世纪下半叶在清廷放荒、免税补助的政策推动下，东北移民潮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其中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每年十万乃至百万的移民高峰。解放后，东北移民依然保持了较大的规模，且移民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国家号召和倾向性的人才政策，使移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要明显高于以往自发移民的水平。这自然使东北地域文化表现出很强的移民文化色彩，外来促进性的地域文化特质在长期的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中得以形成。同时这种曲折的发展历史使东北地域文化缺少连续性，在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完成了文化选择，使之更多地包含一种制度依赖的因素，缺乏能动性、自觉性，缺乏主动的挑战创新精神。
3．独特的制度背景。东北的移民是制度性的产物，它受到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所引导、所激励、所影响。同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显示，东北的经济发展也是制度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农业开发，日伪时期的工业基础建设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工业经济基础建设均是如此。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一个比例极重的部分就是单位文化。建国后，单位体制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但是东北地域中的单位制度除了具有全国单位社会的一般的“共性”外，还具有自性，有学者称之为“典型单位制”［3］。东北典型单位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五”与“二五”期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的背景下形成的超大型的工业社区；形成了“强单位、弱政府”的社会结构；集中化的单位生活空间等特征。在典型单位制背景下，东北地域文化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和国营惯习，长期的计划单位氛围的浸染，使东北人具有很强权威等级观念和官本位的文化性格，这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人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活动行为。
建国初期的工业战略创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的陈旧和管理体制的落后使东北相当数量的大型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国家计划的“断奶”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把许多东北大中型国有企业推向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末端［注：①以吉林为例，2002年40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46户需要关闭破产，全省只有15%的工业企业工艺装备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60%以上属于70-80年代水平，15%属于50-6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数据来源：邱泽奇《从传统企业转型谈振兴东北》，载于《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2期。］，昔日成就东北辉煌的工业基础成为今日阻碍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包袱，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决不能仅停留于国有企业转型，而是要进行工业再造，工业基础的再造需要原有体制的改革和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更需要东北地域人力资本的提升。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改变东北人的单位惯习，再造东北地域文化模式，构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精神基础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东北经济模式属于“集体主义经济”，主体的经济形态整合在配套设施完备、产业链条完整的大型国有企业之中，计划经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导的经济形态，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体制贯彻最彻底的地区，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影响最深，市场经济的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民间启动力不足，抑制了东北地域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东北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风气，不具备分工细致的个体产业集群和个人独立创业的文化环境。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自性是在东北发展历史过程中不断选择而形成的，它既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构成了新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精神基础。文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刚性，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模式构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强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同时会抵制和阻碍新的异质性制度的进入与干预。
二、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阻滞效应
突破经济文化一体化理论框架，将文化模式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分析是目前学界文化研究的主流，也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观点。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到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社会文化网络对经济活动起着定向、选择、规范和制约的作用［4］（P123）。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迅速，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网络基础的现代性并没有生成，“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和活动图式依旧发挥着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的规范和解释功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还依旧存在”，并且这种阻滞效应往往在正式规范制度的掩饰下，更具有隐蔽性，危害性也更大［5］（P263）。
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笔者以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应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政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政府主导了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正式制度的设计和供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发起者和引导者；经济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是老工业基地制度变迁的实践对象和承接者，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实现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组织转型的核心内容和目标；社会个体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践的主体，转换东北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和“市场人”的转向一方面需要割裂人与单位的父爱式的制度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培育社会个体市场意识，抛弃依赖情结，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这三个层面的变动不是同步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体形成了强烈的制度性依赖的惯习，使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极低［注：②据樊纲、王小鲁的研究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东北的辽宁位列全国31个省的第10名，吉林第18名，黑龙江第21名，数据来源于其著作《中国市场化程度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市场经济文化与理念发育不良。地域文化模式的特性将政府、经济组织与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相对闭锁的文化结构形态，它们三者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既有制度结构的作用，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文化等新的异质因素的引进与介入。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理性文化精神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法制契约经济，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根本上与前现代的经验性的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相对立”［5］（P277），独特的文化模式必有独特的区域经济与之相适应，它对经济的影响就是人的价值观的稳定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张扬或压抑［6］（P80）。具体而言，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中地域文化模式的阻滞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移民文化的影响。东北社会的移民结构单一，在解放前长期以来以灾民和贫苦农民为主体，同质性极强的移民结构虽然对于东北荒地开发具有积极作用，可是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发展作用不大，灾民小富即安的心态在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的东北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东北的“猫冬文化”就是东北人开拓意识差、自我满足心态的体现。东北社会频繁的移民流动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东北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像关内地区深厚的乡土伦理关系结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7］（P50），因此东北社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原生型乡土社会”。在理论上来讲，宗法伦理关系的薄弱有利于契约关系的生长，我们知道，契约精神和制度的生发是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但是对于东北这个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域而言，“跑马圈地”的移民开发活动根本不会产生契约精神，或者说他们根本无需契约制度。而东北地域社会宗法家族结构的缺位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扶助力量的相对不足，有学者指出，江南地域乡镇企业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乡土社会的组织资源，而此类组织资源的匮乏是东北民间经济启动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4］（P118）。
2．制度性作用。如上文所言，东北地域文化是在长期的中央政策引导和权力干预的背景下形成的，东北文化模式中就渗透着强烈的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其一，依赖感强，缺乏精明的创业精神；其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主要指地方对中央政策的顺从和老百姓对政府的顺从两方面，东北人较少能突破政府体制的限制去大胆创新；其三，贪婪性，一些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利用制度转型的空子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腐败现象严重。这些制度性的作用对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是致命的，是与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相违背的，制度性依赖是东北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制度性依赖所产生的东北地域文化主要内容就是东北典型单位文化的形成，东北地域的典型单位制一方面使超大型的单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导致了民间的现代化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单位文化中的制度性依赖以及官本位的特质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目标的实现和东北地域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