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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眼中，相当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名不副实。
“如果真要摘帽子，在戴帽30年后算总账的话，50多个抽查到的城市里，至少能摘十几个。”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值得反思的是：30年来我们到底出台了多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研究了多少公共政策？发展和保护的思路有没有厘清？
大多支离破碎
我国对历史城市的保护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时，围绕首都北京规划建设的探索，开启了新中国探索历史城市的保护之路。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年后又将保护对象覆盖到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名镇、名村。
30年后再回头看，虽然成就瞩目，但是问题突出、形势严峻。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30年间，我们的保护意识和监管体系都是有缺失的。以至于2012年的大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不仅仅是通报的8个城市，根据检查组和相关专家掌握的情况，其他城市普遍存在问题。
最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历史环境的肆意破坏上。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城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的基本构成要素，其物质空间形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起居生活形态则是传承当地特色历史文化的鲜活标本。
一旦历史街区遭到严重破坏乃至完全消失，名城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历史文化特征。令人惋惜的是，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无论整体格局还是传统风貌，大都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以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光环，只不过是对其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肯定而已。
林徽因曾无奈地感叹：“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实不幸被言中。
名城典型病
曹昌智介绍，“历史文化名称”的第一种典型“病症”是“拆真建假”。
按照《名城保护规范》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界线以内，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建筑用地面积，占保护区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该在60%以上。
但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地方，保护规划所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蚕食殆尽，或改变了建设用地的性质，充斥了大量仿古建筑和不协调建筑。有的城市领导者一拍脑袋就作出决定，将民众全迁出来，原来的东西统统拆掉，全部新建。
第二种“病症”是“过度开发”。
有的地方甚至把城市总体规划和保护规划早已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棚户区”，列为政府的“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大拆大建，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开发。
在方兴未艾的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热中，一些城市和村镇并非为了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是希望通过打造国字号文化品牌，实施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
这种破坏现象，越是在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越是在领导直接干预具体项目的地方，越是严重。有的古城虽然古建筑得以保存，但是过度商业化也使城市失去了原有的民俗风貌。
第三种“病症”是“孤岛式”保护。
把周边的东西都拆了，只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如一些著名的古楼、重要的会址等等，破坏了文物环境的整体性。
第四种“病症”是保护意识和措施“贫血”。
一些地方，或是思想没意识到，甚至熟视无睹，或是有些意识到了，却不知道怎么保护。
曹昌智说：“你问住建部，住建部说就按照保护规划。保护规划需要投入很多资金，但是投入之后没产出。列入名城保护的城市有很多都是经济比较差的，资金缺口是一个大问题。政策性的专项资金不足，也造成难以为继的尴尬。”
要不要“摘帽子”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的抽查，就是想查出一批破坏严重、保护不力的城市，提出整改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如果不到位，复查后就报给国务院，先列入“濒危名单”，再摘掉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
从整改复查的情况看，有的城市，真正有价值的古建筑和老街区都已经被拆光，整改都无处下手。如此，“文化名城”的帽子是摘还是不摘？
曹昌智等多位专家的顾虑是：真的摘了帽子，可能一个城市目前仅存的一点东西，地方政府也会索性不要了，彻底没了顾忌。
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维系和经营，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效，“威胁”地方政府要“摘帽子”， 有很多地方主管官员首先考虑是自己的“帽子”会不会因此受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去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检查不是目的，而是敦促的手段。所以复查之后，专家组对很多城市都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是说‘以观后效’。”曹昌智说。
在他看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次到了十字路口。
上一次是在“文革”以后，大量的古建筑遭到破坏，但那时基础还不错。而现在形势要更严峻。城市化的浪潮中，GDP的召唤下，有很多人从思想认识上就把遗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有些人认为这些文物就算保留下来了，也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能体现经济发展，还阻碍市容市貌的改变。”
他认为，过度开发带来的人为破坏，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的破坏都更严重。
“古城是有生命的，不会一成不变，和其他的‘死文物’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搞明白，哪些东西应该被保留和传承，同时怎样用传承下来的文脉和文明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曹昌智说，“现在往往只从技术层面看问题，123个文化名城都做了保护规划，为什么很多都执行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如果真要摘帽子，在戴帽30年后算总账的话，50多个抽查到的城市里，至少能摘十几个。”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值得反思的是：30年来我们到底出台了多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研究了多少公共政策？发展和保护的思路有没有厘清？
大多支离破碎
我国对历史城市的保护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时，围绕首都北京规划建设的探索，开启了新中国探索历史城市的保护之路。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年后又将保护对象覆盖到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名镇、名村。
30年后再回头看，虽然成就瞩目，但是问题突出、形势严峻。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30年间，我们的保护意识和监管体系都是有缺失的。以至于2012年的大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不仅仅是通报的8个城市，根据检查组和相关专家掌握的情况，其他城市普遍存在问题。
最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历史环境的肆意破坏上。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城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的基本构成要素，其物质空间形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起居生活形态则是传承当地特色历史文化的鲜活标本。
一旦历史街区遭到严重破坏乃至完全消失，名城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历史文化特征。令人惋惜的是，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无论整体格局还是传统风貌，大都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以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光环，只不过是对其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肯定而已。
林徽因曾无奈地感叹：“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实不幸被言中。
名城典型病
曹昌智介绍，“历史文化名称”的第一种典型“病症”是“拆真建假”。
按照《名城保护规范》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界线以内，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建筑用地面积，占保护区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该在60%以上。
但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地方，保护规划所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蚕食殆尽，或改变了建设用地的性质，充斥了大量仿古建筑和不协调建筑。有的城市领导者一拍脑袋就作出决定，将民众全迁出来，原来的东西统统拆掉，全部新建。
第二种“病症”是“过度开发”。
有的地方甚至把城市总体规划和保护规划早已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棚户区”，列为政府的“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大拆大建，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开发。
在方兴未艾的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热中，一些城市和村镇并非为了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是希望通过打造国字号文化品牌，实施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
这种破坏现象，越是在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越是在领导直接干预具体项目的地方，越是严重。有的古城虽然古建筑得以保存，但是过度商业化也使城市失去了原有的民俗风貌。
第三种“病症”是“孤岛式”保护。
把周边的东西都拆了，只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如一些著名的古楼、重要的会址等等，破坏了文物环境的整体性。
第四种“病症”是保护意识和措施“贫血”。
一些地方，或是思想没意识到，甚至熟视无睹，或是有些意识到了，却不知道怎么保护。
曹昌智说：“你问住建部，住建部说就按照保护规划。保护规划需要投入很多资金，但是投入之后没产出。列入名城保护的城市有很多都是经济比较差的，资金缺口是一个大问题。政策性的专项资金不足，也造成难以为继的尴尬。”
要不要“摘帽子”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的抽查，就是想查出一批破坏严重、保护不力的城市，提出整改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如果不到位，复查后就报给国务院，先列入“濒危名单”，再摘掉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
从整改复查的情况看，有的城市，真正有价值的古建筑和老街区都已经被拆光，整改都无处下手。如此，“文化名城”的帽子是摘还是不摘？
曹昌智等多位专家的顾虑是：真的摘了帽子，可能一个城市目前仅存的一点东西，地方政府也会索性不要了，彻底没了顾忌。
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维系和经营，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效，“威胁”地方政府要“摘帽子”， 有很多地方主管官员首先考虑是自己的“帽子”会不会因此受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去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检查不是目的，而是敦促的手段。所以复查之后，专家组对很多城市都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是说‘以观后效’。”曹昌智说。
在他看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次到了十字路口。
上一次是在“文革”以后，大量的古建筑遭到破坏，但那时基础还不错。而现在形势要更严峻。城市化的浪潮中，GDP的召唤下，有很多人从思想认识上就把遗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有些人认为这些文物就算保留下来了，也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能体现经济发展，还阻碍市容市貌的改变。”
他认为，过度开发带来的人为破坏，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的破坏都更严重。
“古城是有生命的，不会一成不变，和其他的‘死文物’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搞明白，哪些东西应该被保留和传承，同时怎样用传承下来的文脉和文明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曹昌智说，“现在往往只从技术层面看问题，123个文化名城都做了保护规划，为什么很多都执行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