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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茨人口不过30万出头，这里有着行动派风气：
旁观、评论与记录并不足够，艺术家们更讲求实践参与。
每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秋季当代艺术节就是一个典范
6年前，奥地利人托马斯与我在芬兰的一次媒体团旅行中认识，一见如故。他比我大10岁，但并不妨碍我们推心置腹。
托马斯来自格拉茨，也因此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从5年前开始，我每年至少来两次格拉茨，一次为6月的夏季古典音乐节而来，另一次则是为9月和10月的秋季先锋艺术节（Steirischer Herbst）。
这是一个步行或乘几站有轨电车就能走遍的欧洲小城，没有大城市的交通成本，一天也就能拉得很长，看许多的景致了。特别的是，乍看与一般欧洲小城无异的格拉茨，在来了不下10次之后，仍让我感觉到新鲜。这实在算是奇事。
前两天，我从希腊海岛飞格拉茨，去看秋季艺术节。机上邻座是一对鹿特丹的老夫妇，他们听说格拉茨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定的“设计之都”，于是决定去看看那里的建筑和设计。我于是立即想到要向他们推荐自己十分喜欢的圣安德鲁教堂。
这座始建于1270年的天主教堂可不一般。教堂经过了几轮重建，2010年又经全面翻新，里外都充满了一般宗教场所少有的现代艺术装饰与装置。比如说，你远远就能看到教堂门前的基督像上方刻着硕大的绿色英文字体：科幻小说。
新外墙是格拉茨艺术家古斯塔夫·特罗格的杰作。几年前他以行为雕塑“玻璃人”闻名全球艺术界。他选择了色彩世界中的50种颜色，将这些颜色与它们的名字以不同字体和大小印到教堂外墙上。他在日常生活经验与教堂的“神圣”之间制造出张力，时不时就能读到冷幽默：除了最显眼的“科幻小说”之外，在“光环”上写着小小一行赭红色的“皮诺曹”，正门边的墙上大写着灰蓝色的“怀疑”。他还为圣安德鲁教堂的内部装饰度身创作了三样玻璃雕塑：一根连接地板与教堂穹顶的玻璃柱，柱子上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玻璃片拼贴在一起，随着日光的不同角度，反射出抽象而有趣的镜像。
但这里并不是艺术展厅。教堂开发的手机APP会提醒你：这里仍然是“连通上帝与人类的精神空间”，艺术的角色只是打开一扇门，介入神圣与世俗的对话。
这次到了格拉茨后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圣安德鲁“朝圣”，往回走时忽然看到那对鹿特丹老夫妇正向我走来，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
教堂所在的Kernstock街也有一段故事。街名来自20世纪奥地利一位著名艺术家，但他二战期间有亲纳粹之嫌，战后这条街一直没改名，遭到当地居民质疑。20年前，美国摇滚界涅槃乐队来格拉茨演出，乐队离开后，当地居民很干脆地将涅槃乐队灵魂人物科特·柯本的名字放在街牌上，替代了Kernstock。不过最近不知怎么的，名字又换了回来。
艺术节的多媒体戏剧《鼹鼠之夜（欢迎来到洞穴世界！）》。
在格拉茨期间，每天我都与老朋友托马斯见面，吃饭喝酒。他是老派新闻人，一辈子住在这个小城，与担任奥地利绿党发言人的太太一人一辆自行车，坚持不买车。与这样的朋友交往，套用一句粤谚，是可以“牙齿当金使”的：说一句话，是一句话。和他可以提前一周约定某天几点在哪条街的哪家酒馆里，不需要短信或Facebook多此一举的确认。每次都准时，从来不放鸽子。
有时作为旅行者的我日程不能完全确定，托马斯会跟我说：每星期天，下午6点到7点，我会在那里，看报纸喝咖啡。你来就来，来不了就来不了。反正我在。
阿诺·施瓦辛格是格拉茨人。托马斯的丈母娘会对每个来客说起她少女时代爬山扭了脚被施瓦辛格抱起过的往事。在格拉茨市中心有一个热狗摊，门脸上挂了几张施瓦辛格回家乡来这里吃香肠的照片。我尝了附近的几家热狗摊，这家确实是风味最佳的。
上世纪60年代，格拉茨由自由开明的斯泰尔人民党执政，政府对文化艺术发展的投入是当时奥地利之最。实验风起，建筑设计上的“格拉茨学派”也逐渐成型，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与反叛精神十分浓郁，当时连首都维也纳也只能望其项背。“格拉茨学派”的传统今日依然强盛，与柏林、蒙特利尔并肩跻身全球“设计十强城市”。
格拉茨人口不过30万出头，这里有着行动派风气：旁观、评论与记录并不足够，艺术家们更讲求实践参与。每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秋季当代艺术节就是一个典范。它最初是一个学院型节庆，逐年进化，如今已是新艺术诞生与呈现的独立平台，以打破高雅艺术造成的障碍并极力跳出欧洲中心的视角为特色。
担任艺术节总监已有11年的维罗尼卡·考普-哈斯勒的办公室位于一幢18世纪的老楼内，楼对面就是一战前夕遇刺的费迪南大公的故居。她告诉我，“中国人正在做些什么”，是他们初步设计的2016年艺术节的主题。“我们想探索与呈现中国在经济之外、文化图景方面的变迁。如今世上除了西方，还存在别的完全自主的中心，这种自主性是骄傲的欧洲与美国所不习惯的。”
去过威尼斯双年展、巴塞尔艺术展的人，都能体会到艺术界是极为封闭和圈子化的。到纽约去看场戏，台下观众也全是业界的。维罗尼卡说，当场互相交流时感觉固然良好，但她对艺术界这种井底之蛙的视野和自我安全感是反对的。“当代艺术工作者在人群中也就占0.1%吧。”因此，她所领头策展的格拉茨秋季艺术节试图从整体社会语境切入，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两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艺术节也将视角集中到了“老欧洲与它周围世界的关系”之上。两年前，艺术节就将把大批叙利亚难民推向偷渡船的“蛇头”现象搬上舞台。维罗尼卡希望观众跳出欧洲中心视角，用“去殖民化”的新思路去反思现状。用她的话来讲，到了今天，在台上脱得一丝不挂、谈论最私密的话题，早就不在话下;今天最大的丑闻其实来自政治，如难民的处境、欧洲对自身价值观的缺乏反思等。去年和今年的艺术节，都能看到探讨当前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和文化现状的舞台与影响装置演出“建设中的中非关系”，聚焦中国矿工在赞比亚钦戈拉地区的生活，直击人称“小非洲”的广州宝汉直街的摊档小贩生态。
“前卫”是过时的名词，现在说起都难逃讽刺的意味，但斯泰尔马克之秋艺术节最独特之处就是其先锋性，每年都面向本地和国际征集各个领域的新艺术。
不轻易外租的格拉茨社会民主党活动大楼这次破例借给了艺术节的核心项目“敞开”（Open Wide）。位于城市花园边上的这个古典四合院内，由英国艺术家Morag Myerscough装饰上明亮的粉红色绸带，搭建出一个门庭开放的亭园，寓意欢迎各地和各界人士，当然也包括难民。在艺术节进行的一个月内，这个亭园里每天由不同国籍的移民主持和组织活动，如非洲移民给大家泡茶，格拉茨中餐馆老板来做饭，阿富汗移民唱自家民歌等等。
2016年艺术节以一场隐喻作为开幕演出。法国人Philippe Quesne创作了多媒体戏剧《鼹鼠之夜（欢迎来到洞穴世界！）》。硕大的鼹鼠是人类的比喻，它们像西西弗斯，花费全部时间去搬石头;它们日夜在等候并不会发生的事情，令人想起赛缪尔·贝克特荒诞剧本里的角色，也令人联想起柏拉图的“洞见”说。
当然了，艺术节也不全是以形而上的形式探讨社会意义的节目。一晚，我看了由比利时四人舞蹈剧团Need company演出的《永远》。这场演出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创作灵感来自马勒的声乐与交响创作《大地之歌》，而《大地之歌》的词全部来自中国唐诗的译文。《永远》中的男主角全场一人清唱了这部作品的多首曲目。
舞台上摆满了“瓷器树”，多片白色瓷器被大型裁纸刀切割成叶片形状。四位舞者以肢体表现基于四季与大自然之上对生死的思考。最后，“瓷叶”从树上掉落，跌碎一地，震撼人心。
旁观、评论与记录并不足够，艺术家们更讲求实践参与。
每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秋季当代艺术节就是一个典范
6年前，奥地利人托马斯与我在芬兰的一次媒体团旅行中认识，一见如故。他比我大10岁，但并不妨碍我们推心置腹。
托马斯来自格拉茨，也因此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从5年前开始，我每年至少来两次格拉茨，一次为6月的夏季古典音乐节而来，另一次则是为9月和10月的秋季先锋艺术节（Steirischer Herbst）。
这是一个步行或乘几站有轨电车就能走遍的欧洲小城，没有大城市的交通成本，一天也就能拉得很长，看许多的景致了。特别的是，乍看与一般欧洲小城无异的格拉茨，在来了不下10次之后，仍让我感觉到新鲜。这实在算是奇事。
前两天，我从希腊海岛飞格拉茨，去看秋季艺术节。机上邻座是一对鹿特丹的老夫妇，他们听说格拉茨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定的“设计之都”，于是决定去看看那里的建筑和设计。我于是立即想到要向他们推荐自己十分喜欢的圣安德鲁教堂。
这座始建于1270年的天主教堂可不一般。教堂经过了几轮重建，2010年又经全面翻新，里外都充满了一般宗教场所少有的现代艺术装饰与装置。比如说，你远远就能看到教堂门前的基督像上方刻着硕大的绿色英文字体：科幻小说。
新外墙是格拉茨艺术家古斯塔夫·特罗格的杰作。几年前他以行为雕塑“玻璃人”闻名全球艺术界。他选择了色彩世界中的50种颜色，将这些颜色与它们的名字以不同字体和大小印到教堂外墙上。他在日常生活经验与教堂的“神圣”之间制造出张力，时不时就能读到冷幽默：除了最显眼的“科幻小说”之外，在“光环”上写着小小一行赭红色的“皮诺曹”，正门边的墙上大写着灰蓝色的“怀疑”。他还为圣安德鲁教堂的内部装饰度身创作了三样玻璃雕塑：一根连接地板与教堂穹顶的玻璃柱，柱子上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玻璃片拼贴在一起，随着日光的不同角度，反射出抽象而有趣的镜像。
但这里并不是艺术展厅。教堂开发的手机APP会提醒你：这里仍然是“连通上帝与人类的精神空间”，艺术的角色只是打开一扇门，介入神圣与世俗的对话。
这次到了格拉茨后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圣安德鲁“朝圣”，往回走时忽然看到那对鹿特丹老夫妇正向我走来，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
教堂所在的Kernstock街也有一段故事。街名来自20世纪奥地利一位著名艺术家，但他二战期间有亲纳粹之嫌，战后这条街一直没改名，遭到当地居民质疑。20年前，美国摇滚界涅槃乐队来格拉茨演出，乐队离开后，当地居民很干脆地将涅槃乐队灵魂人物科特·柯本的名字放在街牌上，替代了Kernstock。不过最近不知怎么的，名字又换了回来。
在格拉茨期间，每天我都与老朋友托马斯见面，吃饭喝酒。他是老派新闻人，一辈子住在这个小城，与担任奥地利绿党发言人的太太一人一辆自行车，坚持不买车。与这样的朋友交往，套用一句粤谚，是可以“牙齿当金使”的：说一句话，是一句话。和他可以提前一周约定某天几点在哪条街的哪家酒馆里，不需要短信或Facebook多此一举的确认。每次都准时，从来不放鸽子。
有时作为旅行者的我日程不能完全确定，托马斯会跟我说：每星期天，下午6点到7点，我会在那里，看报纸喝咖啡。你来就来，来不了就来不了。反正我在。
阿诺·施瓦辛格是格拉茨人。托马斯的丈母娘会对每个来客说起她少女时代爬山扭了脚被施瓦辛格抱起过的往事。在格拉茨市中心有一个热狗摊，门脸上挂了几张施瓦辛格回家乡来这里吃香肠的照片。我尝了附近的几家热狗摊，这家确实是风味最佳的。
上世纪60年代，格拉茨由自由开明的斯泰尔人民党执政，政府对文化艺术发展的投入是当时奥地利之最。实验风起，建筑设计上的“格拉茨学派”也逐渐成型，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与反叛精神十分浓郁，当时连首都维也纳也只能望其项背。“格拉茨学派”的传统今日依然强盛，与柏林、蒙特利尔并肩跻身全球“设计十强城市”。
格拉茨人口不过30万出头，这里有着行动派风气：旁观、评论与记录并不足够，艺术家们更讲求实践参与。每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秋季当代艺术节就是一个典范。它最初是一个学院型节庆，逐年进化，如今已是新艺术诞生与呈现的独立平台，以打破高雅艺术造成的障碍并极力跳出欧洲中心的视角为特色。
担任艺术节总监已有11年的维罗尼卡·考普-哈斯勒的办公室位于一幢18世纪的老楼内，楼对面就是一战前夕遇刺的费迪南大公的故居。她告诉我，“中国人正在做些什么”，是他们初步设计的2016年艺术节的主题。“我们想探索与呈现中国在经济之外、文化图景方面的变迁。如今世上除了西方，还存在别的完全自主的中心，这种自主性是骄傲的欧洲与美国所不习惯的。”
去过威尼斯双年展、巴塞尔艺术展的人，都能体会到艺术界是极为封闭和圈子化的。到纽约去看场戏，台下观众也全是业界的。维罗尼卡说，当场互相交流时感觉固然良好，但她对艺术界这种井底之蛙的视野和自我安全感是反对的。“当代艺术工作者在人群中也就占0.1%吧。”因此，她所领头策展的格拉茨秋季艺术节试图从整体社会语境切入，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两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艺术节也将视角集中到了“老欧洲与它周围世界的关系”之上。两年前，艺术节就将把大批叙利亚难民推向偷渡船的“蛇头”现象搬上舞台。维罗尼卡希望观众跳出欧洲中心视角，用“去殖民化”的新思路去反思现状。用她的话来讲，到了今天，在台上脱得一丝不挂、谈论最私密的话题，早就不在话下;今天最大的丑闻其实来自政治，如难民的处境、欧洲对自身价值观的缺乏反思等。去年和今年的艺术节，都能看到探讨当前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和文化现状的舞台与影响装置演出“建设中的中非关系”，聚焦中国矿工在赞比亚钦戈拉地区的生活，直击人称“小非洲”的广州宝汉直街的摊档小贩生态。
“前卫”是过时的名词，现在说起都难逃讽刺的意味，但斯泰尔马克之秋艺术节最独特之处就是其先锋性，每年都面向本地和国际征集各个领域的新艺术。
不轻易外租的格拉茨社会民主党活动大楼这次破例借给了艺术节的核心项目“敞开”（Open Wide）。位于城市花园边上的这个古典四合院内，由英国艺术家Morag Myerscough装饰上明亮的粉红色绸带，搭建出一个门庭开放的亭园，寓意欢迎各地和各界人士，当然也包括难民。在艺术节进行的一个月内，这个亭园里每天由不同国籍的移民主持和组织活动，如非洲移民给大家泡茶，格拉茨中餐馆老板来做饭，阿富汗移民唱自家民歌等等。
2016年艺术节以一场隐喻作为开幕演出。法国人Philippe Quesne创作了多媒体戏剧《鼹鼠之夜（欢迎来到洞穴世界！）》。硕大的鼹鼠是人类的比喻，它们像西西弗斯，花费全部时间去搬石头;它们日夜在等候并不会发生的事情，令人想起赛缪尔·贝克特荒诞剧本里的角色，也令人联想起柏拉图的“洞见”说。
当然了，艺术节也不全是以形而上的形式探讨社会意义的节目。一晚，我看了由比利时四人舞蹈剧团Need company演出的《永远》。这场演出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创作灵感来自马勒的声乐与交响创作《大地之歌》，而《大地之歌》的词全部来自中国唐诗的译文。《永远》中的男主角全场一人清唱了这部作品的多首曲目。
舞台上摆满了“瓷器树”，多片白色瓷器被大型裁纸刀切割成叶片形状。四位舞者以肢体表现基于四季与大自然之上对生死的思考。最后，“瓷叶”从树上掉落，跌碎一地，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