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可能要搭上全部身家的赌局里，外人看的是输赢，局中人想的是存亡，小胜如履薄冰，小败则如丧考妣，想尽早脱身又不敢面对结果，如坐针毡的滋味外人真无法体会。
　　伊朗与沙特今天的处境便如同赌局中人，尼米尔教士之死是一点火花，德黑兰沙特大使馆的大火也是一点火花。若没有中东大赌局的干柴遍地，这点火花本不至于闹到中断邦交、各国站队的地步;但也正因为中东地区早已狼烟四起，这点火花也不会左右两国关系、地区形势的大局。IS杀人盈野，两国军队攻城略地，在一个已经混乱且可见未来还要继续混乱下去的中东地区，所有的一切都是地区大势中小小的起伏，脱离开大势其意义无从谈起。

尼米尔之死

　　教士尼米尔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他除了是伊朗在沙特什叶派信众中的代言人以外，其本人是与IS沆瀣一气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还是一个死于反抗专制的自由斗士？在现有的资讯下，这一切如坠云雾之中。
　　尼米尔曾经在伊朗受过严格的神学教育，以伊斯兰律法学家的身份回国。但尼米尔对伊朗的教士-议会二元体制并不认同，对伊朗在叙利亚的扩张政策及核政策也颇多公开非议。尼米尔多年来坚持抨击沙特的政治体制及宗教政策，甚至对王室成员及其忠仆口出恶言——2012年他在布道时公开宣称已故沙特内政部长纳伊夫“虫啮其尸”。但公开场合下，尼米尔一直要求沙特东部200万什叶派信众以和平方式维护自身权利。
　　维基解密资料显示，尼米尔还和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存在着秘密联系，也似乎证明他是一个符合西方偏好的政治人物。因此，尼米尔之死甚至成为了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又和IS瓜葛不清，2015年12月甚至发生了一次真假难辨的绑架案，自称IS的武装分子抓了狩猎途中的卡塔尔王子，公开要求交换尼米尔。吊诡的是，IS历来坚持屠杀什叶派信众的政策。
　　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尼米尔，与各派政治力量对话又屡屡冒犯，却从没真正踩到不可触摸的底线，如果没有中东局势的大乱与各国的风声鹤唳，沙特原本可以在容忍他多年之后继续容忍他。如果没有什叶派盟主的帽子扣在头上，再加上沙特领导海合会与什叶派武装鏖战沙场，伊朗大概也不会对很不听话的尼米尔如此重视。
　　尼米尔死于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局势，自旧时代已经成形的秩序结构已然打破，那些千年不倒的王室部族、教士集团，以及新兴的议会政党、军事强人，在中东的混乱局面下要么丢掉性命，要么深陷危机。而出身草莽、好勇斗狠的武装团伙IS拿出几段经义就能拉起队伍创下偌大基业，甚至自称哈里发。
　　传统秩序下的尼米尔们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的牢骚无关痛痒。但在人心思乱的今天，他们振臂一呼就可能据地称王。有复杂的海内外关系，有足够的信众，有几十年的“反骨”传统，这一切在非常时期已成为非常之罪。尼米尔的命运就此一锤定音。

沙特、伊朗各展抱负

　　由果推因，其实不难得出伊朗与沙特在中东乱局中各展抱负、得利甚多的结论。说起来，霍梅尼革命之后的伊朗处境确实堪忧：打倒巴列维王朝占领大使馆与美国交恶，输出伊斯兰革命引发世俗政权、王朝政府的忧虑，彰显统一什叶派大志引来逊尼派的敌视，最后波斯人的身份又引来阿拉伯的围攻，伊朗一时间四面楚歌。萨达姆在设计两伊战争时因为获得了多方助力甚至曾乐观地实施了一战让伊朗亡国的计划。伊朗人咬牙顶住了萨达姆的进攻，但百万兵民的鲜血代价，也不过就换得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反观今天的伊朗，“什叶大走廊”初见端倪，伊朗军事顾问已经深入到伊拉克、巴林、也门、叙利亚的前线，与美国掰了几年手腕的核开发，最后换得美伊协议，石油制裁措施解除在即，霍梅尼没有实现的目标在新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手中全部完成。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看，伊朗进可攻、退可守，几乎是毫无疑问的赢家。正值春风得意，沙特竟然敢于在什叶派扬眉吐气之时杀害名声显赫的教士，伊朗不做反应岂不是怪事？
　　不过，伊朗如是，沙特何尝不是？自伊拉克、埃及、利比亚诸国相继内乱，由纳赛尔缔造的复兴党为主体的世俗主义政权在逊尼派世界中已经烟消云散。沙特王权在反恐战争、世界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和IS勃兴等压力之下不但稳住了国内局势，过去不起眼的海合会在今天更成为对抗伊朗军事扩散、稳定逊尼派阵营的定海神针。新王萨勒曼继位之后，沙特更是威风八面，一场石油战争不但让美国页岩油商人损失惨重，更使俄罗斯狼狈不堪。中东地区敢于同时和美俄叫板的政治领袖只此一位，他自然不能忍受伊朗焚烧大使馆的外交侮辱。海合会其他国家与伊朗断交和降低外交级别，也从另一侧证明了沙特的威望。
　　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场两强的对峙，哈梅内伊公开宣称“天罚”与“神圣报复”，沙特将纵火定性为恐怖袭击，沙特安全官员甚至和宿敌以色列军方秘晤。眼花缭乱的口水战让两国随后几天的灭火降温工作也显得别有深意。伊朗逮捕了纵火者，罢免了负有安保责任的地方官员，沙特外交官则表示与伊朗开战是“疯了”“胡说”。谁都知道两国不会罢手，大家揣测他们如何在教派纠纷、国家竞争中布局落子。

　　无人可以否认伊朗和沙特如今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能带来什么，并不是短期就可以盖棺定论的。
　　就伊朗而言，谁都知道哈梅内伊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谁也不会认为他有着与霍梅尼一样的野心。伊朗自中东乱局之后的外交进展是明显的，但西方分析人士往往将这种优势称为“沙滩”之上的建筑。
　　首先，1979年以来的经济制裁、两伊战争再到伊朗核问题以来的追加制裁，伊朗经济在近些年的疲软态势已经极为明显。温和的鲁哈尼能够执政并在核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代表着伊朗精英界休养生息的共识。
　　其次，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什叶派联盟的出现是这一宗教派别政治权力长期被压抑的产物，而非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彻底和解。因此，伊朗不会出现一个像埃及前总统、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一样的人物，他们也无法深入其他什叶派阿拉伯国家内部。
　　最后，什叶派在穆斯林人口居于少数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逊尼派的太多豪强在反恐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被美国人拉下马来，但这不能改变逊尼派底蕴强大的事实。伊朗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无可争议的胜利，甚至在伊拉克也是如此。伊拉克什叶派的虚弱已经昭然于世人面前，无论美国大兵还是IS匪徒都在伊拉克如入无人之境。战争是如此昂贵的游戏，很难想象如果斗争长期化伊朗还能够游刃有余，伊朗的中东布局必将面临慢性失血的严峻考验。
　　至于沙特，熟悉战后中东历史和沙特家族史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沙特过去不曾是也不曾谋取过逊尼派领袖的地位，它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沙特王室在运用石油经济、操纵欧佩克方面的能力有目共睹。但沙特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长期充当的都是一个合作者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自愿承担的。
　　即便政治体制不同，沙特依然在几十年里先后配合纳赛尔的埃及、萨达姆的伊拉克，这体现了这个家族一以贯之的政治风格。他们很清楚沙特社会结构的脆弱和军队战斗力的孱弱，重视自己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友谊，不愿意让过多的政治责任影响自家的买卖。
　　即便这些曾经的阿拉伯领导者一一失败，沙特感到伊朗将战线推到巴林及自己的东部边界，但豪华的沙特军队依然没有在战争中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战斗力和积极的进攻精神。与石油战的孤注一掷相比，沙特如今在中东地区的对外干涉行为在本质上其实是防守，它并没有采取像当年的萨达姆试图要灭亡什叶派之国科威特一样的做法，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意图，所做的只是威慑什叶派武装使其离沙特王国稍远点而已。

斗争规则变了

　　在习惯了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势力范围眼花缭乱的拓展后，似乎没有人谈及两个大国的疲惫，更没人谈论两个国家战略如果失败的后果。但是，那些身处乱局之中的政治家们则不可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自9·11以后，从伊拉克战争到阿拉伯之春，从利比亚革命到叙利亚内战，阿拉伯世界无日不战。即便是胜利者，看着熟悉的老对手或老朋友身死族灭或铁笼受审，他们的感受绝不会像局外人那样轻松。
　　过去的地区竞争虽也不是温良恭俭让，但国家间还保持着基本的平衡，社会还维持着基本的秩序。但今天的中东，世道变了。统治者一旦丧失权威，无论基于政策失败还是其他什么理由，这种失败就意味着内战爆发，西方人或邻居的军事占领，然后就是监禁或肉体消灭。
　　那么，是什么让中东的政治波动迅速由我们曾经熟悉的街头示威、投掷石块转化得如此血腥和残暴？当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摧枯拉朽时，几乎一夜间，善战的民兵就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然后迅速由一个地区扩张到另一个地区，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小集体最后做大成像基地分支、IS这样的巨枭。
　　美国占领军的肆无忌惮、伊斯兰情感受到的伤害、武器的失控、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与民众赤贫化，这些都是理由之一。但最最重要的是，阿拉伯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无论反恐战争还是阿拉伯之春，美国打击的对象都是阿拉伯世俗主义政权。当然，从结果看，复兴党系统的纳赛尔主义政权纷纷落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说法将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评估得过于简单。
　　颜色革命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摧毁了阿拉伯地区社会改革法制化、秩序化的最后希望，摧毁了世俗政治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后威望。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上台的要么是煽动者，要么是贪污犯，被热情推举出来的街头政治家不是和老派政治沆瀣一气，就是因没有经验举步维艰，最后全民陷入幻灭。而颜色革命失败的国家，民众愤懑难平，不再相信和平抗争，又在街头政治中锻炼了队伍，最后在枪支泛滥、极端分子横行的世界中走向暴力。根本没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则同时要面对世俗派和激进宗教组织的双重压力。
　　在西方政治话语的语境里，如果连阿拉伯世俗主义都没有了合法性，那么王朝体制则更不可问了。美国可以选择性地搞阿拉伯之春，但它没法阻止街头政治的逻辑在阿拉伯世界蔓延，更没法用美国派的简单模式复制出一个成功榜样来。世俗政治家威望扫地，国王酋长们战战兢兢，民众则彻底断了世俗主义的期待，大踏步走向极端宗教主义。今天的中东，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温和派，在IS、基地组织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的映衬下，连伊朗政权都可以被视为温和了。要放在20年前，谁会相信霍梅尼革命竟然还算是理性温和的呢？
　　极端主义的泛滥、逊尼派什叶派的混战，有伊朗和沙特这样弄潮儿的战略考虑，但更多是一种弥漫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恐惧和绝望。流了如此多的鲜血，牺牲如此多的青年，政治依然故我甚而更坏，民众如何不走向激进？社会的反扑如此激烈，传统的镇压全不见效，还没被关进笼子或死掉的统治者如何不更铁腕？
　　几乎一夜间，各国社会内精英阶层与草根之间相互挤压相互妥协的空间就这样消失，有条件的国家立刻陷入混战;暂时还稳定的国家则危机四伏，急于把社会的戾气转嫁到国外。至于那些拿起武器的民兵，没人敢真的相信他们，又没人敢完全拒绝他们。
　　中东的政治家都清楚，这个地区的斗争规则变了，被武装起来的不再是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而是立场不明、朝秦暮楚的民兵，他们可能与世俗政权或国王合作，更可能投向激进的IS或自己IS化，反过来在伊朗、沙特或其势力范围内再建一个新的哈里发。今天的中东地区几乎找不到一个不承认教法神圣的国家，因此谁也不能说面对IS的传染自己是免疫的。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伊朗与沙特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历史性的老命题。当所有人都知道新的变化发生了之后，这些命题还能否起到曾经起到的作用就很难说了。伊朗和沙特在地缘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在一个旧秩序存在的情况下当然足以让两国政府的支持率再创新高。但天知道，在新的形势下所有的成果会不会被躲在一旁的IS或其他什么组织攫取？
　　要命的是，那些被推翻的政权、那些陷入混乱的社会与伊朗、沙特并无太大区别，他们的统治方式、他们的社会矛盾都是雷同而非各异的。谁也不能保证明天的伊朗、沙特不会陷入这样的混乱当中。
　　什叶派联盟和逊尼派联盟还可能存在，但那些努力把握着联盟船舵的国家，却未必能够握紧舵把。更激进、更纯粹也更危险的教派武装正在建立新的规则、新的秩序和新的政治哲学。在阿拉伯之春毁掉了伊斯兰世界向前看的动力之后，这些向后看的最纯粹的教派武装远比已经融入现行秩序中的国王或神学家更能吸引信众。于是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大旗下，国家与极端组织竞逐谁更极端，展开了这场前路不明的危险赌局。谁都知道它终将结束，但谁也无法预料谁最先倒下，谁最深受其害。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