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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侵华日军集结重兵疯狂进攻武汉。为保障抗战后方所需，不少民族工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纷纷向西北、西南转移。著名的荣氏企业在武汉的工厂——申新四厂也在此时迁往陕西宝鸡，为避免日机轰炸，纱厂在长乐塬山脚下挖出24孔窑洞，建成窑洞工厂。窑洞工厂虽多次遭遇日军空袭，但都顽强地承受住了大规模的轰炸，书写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壮丽史诗。
救亡图存的艰难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广大内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七七事变后，位于沿海地区的教育、文物、工业资源陆续内迁，武汉三镇成为工商企业内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许多厂矿，或被毁灭，或被侵华日军以“委托经营”“军事管理”等形式吞并。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约25万兵力，计有各型舰艇约120艘、飞机约300架，妄图一举拿下武汉。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5日内撤离武汉，向重庆迁移。8月4日，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为保留抗战工业火种，避免工业资源落入敌手，武汉三镇近六成工厂纷纷内迁至重庆、西安、宝鸡等地。
荣氏企业是旧中国实力雄厚、规模宏大的民族企业集团之一，因其当时在面粉业和棉纺业雄居首位而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1921年，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四厂在汉口开工建设，次年建成投产后又屡有扩充。1937年，申新四厂有5万纱锭，布机875台，还设有印染部。战争使他们经营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许多工厂被日军炸毁或占有，损失总计约值3500万元，相当于其战前总资产的35%。
1938年8月4日一大早，宋美龄一行人来到申新四厂，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将武汉的3个棉纺厂和50多个小工厂连同工人一起迁到西北，以供应抗战后方衣被所需。当时去重庆的长江水路已经拥挤不堪，没有船只运送机器，而陕西的宝鸡相对比较安全。
起初，申新四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内迁的首选地是重庆。1938年4月，两厂经理、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带队亲赴重庆考察，在猫背沱定下新址。6月起，一批设备和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的背景下，李国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秦邦宪的建议，将武汉企业内迁至宝鸡。
申新、福新两厂内迁过程中，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4日，路易·艾黎陪同宋美龄视察武汉申新纱厂，他劝说宋美龄告诉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去重庆的水路已拥挤不堪，要求纱厂立即改变方向，沿陇海铁路内迁至宝鸡。
8月8日，武汉申新纱厂清纱、停机，启动向宝鸡迁移的工作。一时间，车间内到处都是工人拆卸设备忙碌的身影。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座规模巨大的工厂整体西迁，谈何容易。
决定在宝鸡办厂后，李国伟派遣瞿冠英到宝鸡考察。当时的宝鸡是一个仅有六七千人的农业小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经济十分落后。瞿冠英发现，位于宝鸡县城以东的十里铺陈仓峪塬下有一片荒滩，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紧邻着陇海铁路的斗鸡台火车站，便于装卸货物，遂决定选址于此。
1938年8月16日，工厂内迁宝鸡的第一批机器设备从武汉徐家棚火车站装车出发。此后，申新、福新两厂的设备陆续向宝鸡搬运，前后共发出20批车次。内迁之路，困难重重。第21批货物运至河南信阳时，遭到敌军袭击，不得已退回武汉。一批设备在短途转运中，在汉江上遭遇大风，200多箱纱机和一台发電机沉入江底。
企业内迁时，申新纱厂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迁，谁知，当决定西迁后，很多人当场表态，宁可不要遣散费，也要随厂一起走，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部队迁走之后，还有4名工人徒步从武汉沿着900多千米的铁路一路走到宝鸡来找工厂。
1938年9月，申新四厂第一批机器运抵宝鸡，同时还调来管理和技术人员138人。年底，申新、福新两厂的2万纱锭、400台织布机及日产3000袋面粉的制粉机等2万多箱设备，陆续运达宝鸡斗鸡台。
之后，李国伟在斗鸡台长乐塬购买400亩土地用于建厂，又从西安、咸阳、耀县购买砖瓦石灰盖厂房，钢筋水泥只能从重庆采购，经水路运到宝鸡。费尽周折，十几间厂房终于盖了起来。
1939年夏天，申新纱厂搜集老式木炭发电机、蒸汽机甚至十几台旧汽车引擎开始发电，斗鸡台车站顿时灯光雪亮，耀人眼目。当地人从未见过电灯，车站内外挤满了好奇的人群。这时，东边驶来一列火车，火车司机见前方灯火通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忙打讯号向车站讯问，才知道是斗鸡台车站通电了。
1939年8月9日，纺织厂开工生产，2000纱锭开始转动。到1939年底，生产出细纱锭1645枚及近400件棉纱，工人增至570人，成为宝鸡当时唯一的工业企业。
“炸”出来的窑洞工厂
申新开工以后，面临极大的困难。当时，物资极其匮乏，普通物品需要出省采购，每月需用的机物料均为“舶来品”，因为敌军严密封锁这些资源，想要顺利到达宝鸡申新纱厂异常艰难，这就要求工厂必须节制所使用的资源。李国伟对工人强调，要把这点来之不易的机物料当作人体的血液一样爱惜，处处都要精确的核实计量，不要有一点的浪费。李国伟一生致力于民族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工商联常委。
1939年1月19日，敌机首次轰炸宝鸡，申新纱厂一度成为敌机袭击的重点。1940年8月的一次敌机轰炸中，厂区中弹20多枚，厂房受损严重，1114包棉花被焚毁，织布机、布车等机器被炸坏。
10月11日，位于西安的大华纱厂遭敌机投弹50余枚，死伤工人40多人，棉花2万多担被烧，包括租自申新纱厂的10台纺纱机在内的大量机器被毁。这对申新纱厂触动很大，副总经理章剑慧首先提议在陈仓峪开挖地下车间，窑洞工厂的构想，甫一提出便得到“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的高度肯定。但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开凿用于工业生产的大型窑洞，本就与普通的民居式窑洞差异巨大，这对来自南方的申新员工来说，更是全新的挑战。 1940年4月，李国伟将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的李启民请到申新纱厂，协助处理窑洞工程中的问题。李启明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到国外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受李国伟之邀来到申新纱厂，担任申新厂工务主任，负责修建窑洞工程事宜。此前他准备和未婚妻结婚，战争使两人不得不相隔两地，一个在宝鸡，一个在上海，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李启明才和心爱的人举办婚礼。
1940年11月，申新纱厂在长乐塬山脚下动工开挖窑洞，尽管有一定思想准备，但建设过程还是异常曲折，先是遇到古墓群，后又遇到地下水，特别是因开掘过快，接连7个洞口塌方，工人迟迟不愿入洞开挖。工厂不能开工生产，就不能满足抗战前线物资需要，这让李国伟忧心如焚。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修建窑洞工厂非常困难，宝鸡当地砖供应不足，厂方就从咸阳、西安等地购买砖，沿铁路运到斗鸡台。没有水泥，就用石灰和黄沙和成砂浆，石灰还要到数百千米之外的耀县拉运。
到1941年2月底，耗资113万元，历时 1年零两个月，全长1.75千米、洞内面积达4831平方米的窑洞工厂竣工。24孔窑洞中，长度在64米以上的有7孔，最长的达109米。7孔长洞被6条横洞贯通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络。申新纱厂将前纺车间全部设备和1.2万锭细纱机转移到这里。
在窯洞工厂建设后期，申新自汉口抢运出的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组和原动部厂房亦抢修及建设完毕，开始运转发电。
1941年4月19日，窑洞工厂正式运转，申新把它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窑洞工厂正式生产后，工人们提出“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等振奋人心的口号，棉纱产量达到申新开厂以来的最高水平，平均每锭日产20支棉纱0.8市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据当地老人讲，窑洞工厂生产出来的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再由专门设立的被服厂制作成军装运往前线。
史料记载，从1938年4月至1944年4月，侵华日军先后32次出动334架次飞机轰炸宝鸡地区，共投弹1372枚，炸死578人，炸伤502人，炸毁房屋1525间。作为工业集中地，申新纱厂所在地区是侵华日军轰炸的重点。在敌军对宝鸡地区的多次轰炸中，有26次是冲着申新来的。
1940年8月31日，12架敌机轰炸申新纱厂、斗鸡台火车站等地，申新厂区直接中弹20多枚，由于窑洞工厂尚未完工，此次遭袭伤亡5人，1000多包棉花被焚，70多台织布机、10辆布车及伸幅机、码布机等一批机械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多万元。
1940年9月2日，敌机袭击申新纱厂，投弹200余枚，炸死工人14名，炸伤15名，炸毁房屋100多间……
1941年5月22日，8架敌机轰炸申新，投弹40余枚，其中2枚直接命中窑洞工厂顶部。由于人员和主要纺织设备已迁入窑洞，此次受袭申新员工无一伤亡，大型设备无一受损，仅有分散隐藏的棉花若干包被焚毁。恰逢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到厂视察，于洞中避险的他，看到窑洞在日军航空炸弹打击下安然无恙，对这种既能防御空袭，又能持续生产的地下工厂模式大为赞赏。
日军并没有放弃破坏申新的企图。又一次空袭中，申新厂区在炸弹的呼啸声里连续中弹，发电厂、锅炉房、汽轮机房等均未能幸免。警报解除后，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申新职工发现窑洞工厂不远处3米多深的地下，竟还有一枚未爆的炸弹！经过小心翼翼的检查，发现这枚重达150磅的炸弹，因为撞针恰巧被厂区落水管上的铁丝挂断，才成为哑弹。后来，申新纱厂请宝鸡驻军将炸弹外运到渭河滩，倒掉炸药，为1米多高的外壳配置木质底座陈列在大楼前厅，提醒人们时刻牢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今天，这座弹壳仍陈列在宝鸡市博物馆中。
据该厂老工人回忆，日军空袭时，在窑洞内也能听到飞机轰鸣。但工厂平时多次进行防空演习，组织工程队、灭火队、抢险队等，预案充分，保证了设备安全生产和上千名员工的安全。工人们用铁轨代替钢筋，在屋面上铺黄沙，伪装成土丘迷惑敌机，再用防空伪装网遮盖烟囱与厂房。
全面复工后，李国伟组织起汽车队和嘉陵江水上运输队，保障了从重庆到宝鸡的生产物资水陆运输。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申新纱厂生产了6.2万吨棉纱、43.2万匹棉布，为抗战前后方供应了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
当时申新纱厂有4000多名员工，其中家属有3万多人。工人中一部分是从武汉随迁而来的，大部分是从中部省份逃亡而来，还有一部分是河南和宝鸡本地人。从1940年开始，宝鸡申新纱厂撑起了西北轻工业的半壁江山。《宝鸡申新纺织厂史》记载，李国伟在这里接待过蒋纬国、陈立夫、白崇禧、林语堂等人，也接待过奔赴解放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随着工厂在宝鸡落地生根，职工人数不断增加。1941年起，申新纱厂对工人免费开展文化补习，设立阅览室、组织评剧团，成立篮球、排球等多支运动队。青年工友创作歌曲、编演舞剧，定期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窑洞工厂内的一张老照片里，工人学习文化的课堂上，“抗战救国”的标语清晰可见。
受到战时艰苦奋斗精神的感染，李国伟将陈仓峪更名为“长乐园”，寄托长久安乐的美好愿望。由于恰好处在渭北台塬地区，长乐园被后人误称为长乐塬，如今反而广为流传。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宝鸡十里铺保存并壮大了民族工业的火种。据统计，抗战时期内迁到宝鸡的工厂有陇海铁路管理局宝鸡机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大新面粉厂、泰华毛纺厂、秦昌火柴厂等15家。加上陆续发展起的民族工业，到1941年，宝鸡形成沿陇海铁路，西到县城、东到岐山蔡家坡，汇聚有工合合作社和工厂达200多家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1942年，西北建立的工厂已达到546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0.56%。
涅槃重生的申新纱厂
宝鸡解放前夕，胡宗南在溃逃前派工兵队进入纱厂，要炸毁发电机，工人自发围在发电机前阻拦，并推派代表与工兵交涉。最后工兵指导员无法执行任务，落泪而去。两个月后，宝鸡解放。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进驻福新申新大楼，在这里指挥了扶眉战役的后续战斗。此后，申新纱厂为一野加工了棉衣、棉胎，17名工人还跟随一野大军，为解放西北出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申新公司改制为“新秦企业有限公司”，1966年成为国有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陆续从新秦公司各工厂考察选调出200多名优秀人员，派到大西北各地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紧接着，又从新秦公司各厂选拔2000多名技术骨干支援各地，壮大了西北工业企业的力量。此后，经过多次改制，新秦公司演变为“陕棉十二厂”，直至今天的宝鸡大荣纺织有限公司。
救亡图存的艰难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广大内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七七事变后，位于沿海地区的教育、文物、工业资源陆续内迁，武汉三镇成为工商企业内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许多厂矿，或被毁灭，或被侵华日军以“委托经营”“军事管理”等形式吞并。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约25万兵力，计有各型舰艇约120艘、飞机约300架，妄图一举拿下武汉。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5日内撤离武汉，向重庆迁移。8月4日，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为保留抗战工业火种，避免工业资源落入敌手，武汉三镇近六成工厂纷纷内迁至重庆、西安、宝鸡等地。
荣氏企业是旧中国实力雄厚、规模宏大的民族企业集团之一，因其当时在面粉业和棉纺业雄居首位而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1921年，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四厂在汉口开工建设，次年建成投产后又屡有扩充。1937年，申新四厂有5万纱锭，布机875台，还设有印染部。战争使他们经营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许多工厂被日军炸毁或占有，损失总计约值3500万元，相当于其战前总资产的35%。
1938年8月4日一大早，宋美龄一行人来到申新四厂，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将武汉的3个棉纺厂和50多个小工厂连同工人一起迁到西北，以供应抗战后方衣被所需。当时去重庆的长江水路已经拥挤不堪，没有船只运送机器，而陕西的宝鸡相对比较安全。
起初，申新四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内迁的首选地是重庆。1938年4月，两厂经理、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带队亲赴重庆考察，在猫背沱定下新址。6月起，一批设备和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的背景下，李国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秦邦宪的建议，将武汉企业内迁至宝鸡。
申新、福新两厂内迁过程中，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4日，路易·艾黎陪同宋美龄视察武汉申新纱厂，他劝说宋美龄告诉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去重庆的水路已拥挤不堪，要求纱厂立即改变方向，沿陇海铁路内迁至宝鸡。
8月8日，武汉申新纱厂清纱、停机，启动向宝鸡迁移的工作。一时间，车间内到处都是工人拆卸设备忙碌的身影。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座规模巨大的工厂整体西迁，谈何容易。
决定在宝鸡办厂后，李国伟派遣瞿冠英到宝鸡考察。当时的宝鸡是一个仅有六七千人的农业小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经济十分落后。瞿冠英发现，位于宝鸡县城以东的十里铺陈仓峪塬下有一片荒滩，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紧邻着陇海铁路的斗鸡台火车站，便于装卸货物，遂决定选址于此。
1938年8月16日，工厂内迁宝鸡的第一批机器设备从武汉徐家棚火车站装车出发。此后，申新、福新两厂的设备陆续向宝鸡搬运，前后共发出20批车次。内迁之路，困难重重。第21批货物运至河南信阳时，遭到敌军袭击，不得已退回武汉。一批设备在短途转运中，在汉江上遭遇大风，200多箱纱机和一台发電机沉入江底。
企业内迁时，申新纱厂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迁，谁知，当决定西迁后，很多人当场表态，宁可不要遣散费，也要随厂一起走，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部队迁走之后，还有4名工人徒步从武汉沿着900多千米的铁路一路走到宝鸡来找工厂。
1938年9月，申新四厂第一批机器运抵宝鸡，同时还调来管理和技术人员138人。年底，申新、福新两厂的2万纱锭、400台织布机及日产3000袋面粉的制粉机等2万多箱设备，陆续运达宝鸡斗鸡台。
之后，李国伟在斗鸡台长乐塬购买400亩土地用于建厂，又从西安、咸阳、耀县购买砖瓦石灰盖厂房，钢筋水泥只能从重庆采购，经水路运到宝鸡。费尽周折，十几间厂房终于盖了起来。
1939年夏天，申新纱厂搜集老式木炭发电机、蒸汽机甚至十几台旧汽车引擎开始发电，斗鸡台车站顿时灯光雪亮，耀人眼目。当地人从未见过电灯，车站内外挤满了好奇的人群。这时，东边驶来一列火车，火车司机见前方灯火通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忙打讯号向车站讯问，才知道是斗鸡台车站通电了。
1939年8月9日，纺织厂开工生产，2000纱锭开始转动。到1939年底，生产出细纱锭1645枚及近400件棉纱，工人增至570人，成为宝鸡当时唯一的工业企业。
“炸”出来的窑洞工厂
申新开工以后，面临极大的困难。当时，物资极其匮乏，普通物品需要出省采购，每月需用的机物料均为“舶来品”，因为敌军严密封锁这些资源，想要顺利到达宝鸡申新纱厂异常艰难，这就要求工厂必须节制所使用的资源。李国伟对工人强调，要把这点来之不易的机物料当作人体的血液一样爱惜，处处都要精确的核实计量，不要有一点的浪费。李国伟一生致力于民族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工商联常委。
1939年1月19日，敌机首次轰炸宝鸡，申新纱厂一度成为敌机袭击的重点。1940年8月的一次敌机轰炸中，厂区中弹20多枚，厂房受损严重，1114包棉花被焚毁，织布机、布车等机器被炸坏。
10月11日，位于西安的大华纱厂遭敌机投弹50余枚，死伤工人40多人，棉花2万多担被烧，包括租自申新纱厂的10台纺纱机在内的大量机器被毁。这对申新纱厂触动很大，副总经理章剑慧首先提议在陈仓峪开挖地下车间，窑洞工厂的构想，甫一提出便得到“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的高度肯定。但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开凿用于工业生产的大型窑洞，本就与普通的民居式窑洞差异巨大，这对来自南方的申新员工来说，更是全新的挑战。 1940年4月，李国伟将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的李启民请到申新纱厂，协助处理窑洞工程中的问题。李启明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到国外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受李国伟之邀来到申新纱厂，担任申新厂工务主任，负责修建窑洞工程事宜。此前他准备和未婚妻结婚，战争使两人不得不相隔两地，一个在宝鸡，一个在上海，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李启明才和心爱的人举办婚礼。
1940年11月，申新纱厂在长乐塬山脚下动工开挖窑洞，尽管有一定思想准备，但建设过程还是异常曲折，先是遇到古墓群，后又遇到地下水，特别是因开掘过快，接连7个洞口塌方，工人迟迟不愿入洞开挖。工厂不能开工生产，就不能满足抗战前线物资需要，这让李国伟忧心如焚。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修建窑洞工厂非常困难，宝鸡当地砖供应不足，厂方就从咸阳、西安等地购买砖，沿铁路运到斗鸡台。没有水泥，就用石灰和黄沙和成砂浆，石灰还要到数百千米之外的耀县拉运。
到1941年2月底，耗资113万元，历时 1年零两个月，全长1.75千米、洞内面积达4831平方米的窑洞工厂竣工。24孔窑洞中，长度在64米以上的有7孔，最长的达109米。7孔长洞被6条横洞贯通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络。申新纱厂将前纺车间全部设备和1.2万锭细纱机转移到这里。
在窯洞工厂建设后期，申新自汉口抢运出的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组和原动部厂房亦抢修及建设完毕，开始运转发电。
1941年4月19日，窑洞工厂正式运转，申新把它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窑洞工厂正式生产后，工人们提出“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等振奋人心的口号，棉纱产量达到申新开厂以来的最高水平，平均每锭日产20支棉纱0.8市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据当地老人讲，窑洞工厂生产出来的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再由专门设立的被服厂制作成军装运往前线。
史料记载，从1938年4月至1944年4月，侵华日军先后32次出动334架次飞机轰炸宝鸡地区，共投弹1372枚，炸死578人，炸伤502人，炸毁房屋1525间。作为工业集中地，申新纱厂所在地区是侵华日军轰炸的重点。在敌军对宝鸡地区的多次轰炸中，有26次是冲着申新来的。
1940年8月31日，12架敌机轰炸申新纱厂、斗鸡台火车站等地，申新厂区直接中弹20多枚，由于窑洞工厂尚未完工，此次遭袭伤亡5人，1000多包棉花被焚，70多台织布机、10辆布车及伸幅机、码布机等一批机械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多万元。
1940年9月2日，敌机袭击申新纱厂，投弹200余枚，炸死工人14名，炸伤15名，炸毁房屋100多间……
1941年5月22日，8架敌机轰炸申新，投弹40余枚，其中2枚直接命中窑洞工厂顶部。由于人员和主要纺织设备已迁入窑洞，此次受袭申新员工无一伤亡，大型设备无一受损，仅有分散隐藏的棉花若干包被焚毁。恰逢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到厂视察，于洞中避险的他，看到窑洞在日军航空炸弹打击下安然无恙，对这种既能防御空袭，又能持续生产的地下工厂模式大为赞赏。
日军并没有放弃破坏申新的企图。又一次空袭中，申新厂区在炸弹的呼啸声里连续中弹，发电厂、锅炉房、汽轮机房等均未能幸免。警报解除后，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申新职工发现窑洞工厂不远处3米多深的地下，竟还有一枚未爆的炸弹！经过小心翼翼的检查，发现这枚重达150磅的炸弹，因为撞针恰巧被厂区落水管上的铁丝挂断，才成为哑弹。后来，申新纱厂请宝鸡驻军将炸弹外运到渭河滩，倒掉炸药，为1米多高的外壳配置木质底座陈列在大楼前厅，提醒人们时刻牢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今天，这座弹壳仍陈列在宝鸡市博物馆中。
据该厂老工人回忆，日军空袭时，在窑洞内也能听到飞机轰鸣。但工厂平时多次进行防空演习，组织工程队、灭火队、抢险队等，预案充分，保证了设备安全生产和上千名员工的安全。工人们用铁轨代替钢筋，在屋面上铺黄沙，伪装成土丘迷惑敌机，再用防空伪装网遮盖烟囱与厂房。
全面复工后，李国伟组织起汽车队和嘉陵江水上运输队，保障了从重庆到宝鸡的生产物资水陆运输。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申新纱厂生产了6.2万吨棉纱、43.2万匹棉布，为抗战前后方供应了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
当时申新纱厂有4000多名员工，其中家属有3万多人。工人中一部分是从武汉随迁而来的，大部分是从中部省份逃亡而来，还有一部分是河南和宝鸡本地人。从1940年开始，宝鸡申新纱厂撑起了西北轻工业的半壁江山。《宝鸡申新纺织厂史》记载，李国伟在这里接待过蒋纬国、陈立夫、白崇禧、林语堂等人，也接待过奔赴解放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随着工厂在宝鸡落地生根，职工人数不断增加。1941年起，申新纱厂对工人免费开展文化补习，设立阅览室、组织评剧团，成立篮球、排球等多支运动队。青年工友创作歌曲、编演舞剧，定期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窑洞工厂内的一张老照片里，工人学习文化的课堂上，“抗战救国”的标语清晰可见。
受到战时艰苦奋斗精神的感染，李国伟将陈仓峪更名为“长乐园”，寄托长久安乐的美好愿望。由于恰好处在渭北台塬地区，长乐园被后人误称为长乐塬，如今反而广为流传。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宝鸡十里铺保存并壮大了民族工业的火种。据统计，抗战时期内迁到宝鸡的工厂有陇海铁路管理局宝鸡机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大新面粉厂、泰华毛纺厂、秦昌火柴厂等15家。加上陆续发展起的民族工业，到1941年，宝鸡形成沿陇海铁路，西到县城、东到岐山蔡家坡，汇聚有工合合作社和工厂达200多家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1942年，西北建立的工厂已达到546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0.56%。
涅槃重生的申新纱厂
宝鸡解放前夕，胡宗南在溃逃前派工兵队进入纱厂，要炸毁发电机，工人自发围在发电机前阻拦，并推派代表与工兵交涉。最后工兵指导员无法执行任务，落泪而去。两个月后，宝鸡解放。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进驻福新申新大楼，在这里指挥了扶眉战役的后续战斗。此后，申新纱厂为一野加工了棉衣、棉胎，17名工人还跟随一野大军，为解放西北出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申新公司改制为“新秦企业有限公司”，1966年成为国有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陆续从新秦公司各工厂考察选调出200多名优秀人员，派到大西北各地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紧接着，又从新秦公司各厂选拔2000多名技术骨干支援各地，壮大了西北工业企业的力量。此后，经过多次改制，新秦公司演变为“陕棉十二厂”，直至今天的宝鸡大荣纺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