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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料子裤。前日本，后尿素，裤裆里夹着百分数。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杂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没读完我就笑了。作者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四干会”的情形，文字质朴而生动。
草野间有高人，你不服不行。
要理解这段顺口溜，不是过来人，没有背景交代是很难的。
先说说“料子裤”。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在彼时的农村，衣服的颜色非黑即蓝，没穿过补丁衣服的人是没有的。所谓料子裤，自然不是棉布，多泛指化纤类的面料，因为它更挺括有型，当然也非常稀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继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于是日本尿素陆续进入中国。那时，每个县都有化肥厂，但大多只能生产液态的氨水，日本的固体尿素不仅质量好，其尼龙包装袋也光滑而结实，于是用它改装裤子，就成为一种时尚。当然，料子裤有很多种，比如华贵的毛呢，用尿素包装袋改造的料子裤，只能算是叨陪末座。
再说说“四干会”。
在我记忆中，每年春节过后，县里都要开“三干会”或“四干会”，以动员春耕生产。三干会是开到大队一级，四干會则开到小队长。试想，一个县有多少小队长？所以四干会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尿素袋比较紧缺，于是四干会上穿“料子裤”的人很多，说大干部也穿它未免夸张，但一般社员确实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知道，尼龙染色很难，所以即使做了认真的加工处理，原来包装上的商标还隐约可见，于是美丽的料子裤上，就有了影影绰绰的“前日本，后尿素”。尿素的含氮量是明码标注的，在改装后的料子裤上，它无一例外都位于裆部，于是就有了最逗的“裤裆里夹着百分数”。
由这段顺口溜，我不禁想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屎蛋。
屎蛋当然是外号，本名叫王兴保。为什么弄了这么个外号，就与肥料有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肥料的主角不是化肥，而是各种有机肥，包括人粪尿。我念小学时，每天上学都要捎带着拾鸡粪，它是学校日常开支的经济来源。那时，庄户人家都有两个尿罐，尿满了就挑到生产队的菜园并记账。当然，最重要的肥料来源是养猪，每年年终决算时，粮食的分配分三大块，所谓人分劳分肥分。人分即口粮，它是个基础定数；劳分则取决于劳力的多寡与出勤情况，原则自然是多劳者多得食；肥分就是你贡献了多少猪粪，比如我们家，因为没有壮劳力，就只能努力养猪。
我读初中时，青州正在修张庄水库，离我们学校有四五里地。水库工地上，全是青壮年劳力，排泄量很大，自然是个天然肥料库，于是到工地拾粪便成为一景。据说一旦有人蹲下，会涌上来几个人抢，甚至用粪叉子大打出手。王兴保经常去工地拾粪，并因此常常迟到，他走进教室时，会带进一股人粪尿的味道。那时的人，每个季节就一身衣服，一旦上身是很少换洗的，假如王兴保在工地上“战斗”过的话，他身上没有味道反倒不正常了。
当时正值“文革”，学校纪律松弛，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过，王兴保几乎天天迟到，终于有一天，班主任老师调侃了他一句：王兴保，你简直成了时传祥啦！
时传祥是谁？我们摸不着头脑。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班长说，时传祥是个掏粪的，全国劳动模范，曾经被刘少奇接见，已经被打倒了。
班长比我们大几岁，不仅成熟很多，而且特别关注时事政治。
“时”与“屎”谐音，于是王兴保便有了“屎蛋”的雅号。
王兴保很小就死了娘，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据说他爹不大正干，经常偷着做点小买卖，当时叫偷机倒把，如果出身不好是不敢干的。王兴保家三代雇农，又没有人检举，于是他爹的日子，远比一般社员滋润。但这个所谓的滋润，也仅止于他一人，比如可以喝个小酒之类，而王兴保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在我记忆中，王兴保的帽沿总有一半耷拉着，深秋时节，天已经很冷了，他还是一条带补丁的半裤。
王兴保的商业细胞，大约得自于父亲的遗传或者身教，据他说，他很小就自己编粪筐并拾粪。那时所有的生产队菜园，都收购各种粪便，人粪是最贵的。王兴保的劳动所得，都由他自己支配，所以积极性很高。他小学就会抽烟，而且从来不抽旱烟末。当时，青州卷烟厂生产的香烟中，最便宜的是“勤俭”牌，九分钱一包。再高一个档次的叫“金鱼”，一毛五一包。王兴保手头阔绰时，就抽“金鱼”，我们是邻村，放学回家的路上要共同走几里地，几个同学打打闹闹一起走，他经常分烟给大家抽，非常大方，你不抽是不行的。
不过，拾粪或者抽烟，还不是王兴保最娇艳的“花絮”。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女老师，姓王，约三十岁，人生得又白又胖。在那个年代，胖人是很少的，所以王老师的丰腴非常扎眼。此外，王老师更大的特点是脾气好，在我印象中，在教我们的两年中，她不仅没发过一次火，甚至没批评过任何一位同学。
王兴保个子很矮，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且是居中的位置，也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数学课的时候，王老师经常笑着嗔怪王兴保，多是些语焉不详的半截话，比如“哎呀王兴保！”当大家齐唰唰地看王兴保的时候，他端庄地坐在那儿，并无任何异常，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同样的情形重复过很多次后，我们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问王兴保，他笑而不语，故意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放学的路上，大家打趣王兴保，他大笑，笑得很有成就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到路边的庄稼地里撒尿时，王兴保有了一个新项目：表演撒尿，他能撒出很多花样。
那可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在海明威和王小波的小说中，曾出现过，但都是一笔带过，远没有王兴保撒尿来得有创意。
王兴保跟我同岁，都是13岁，在同学中年龄偏小。那时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十七八岁，甚至已经订亲。我特别晚熟，直到高中才进入青春期，现在想来，王兴保比较早熟，对他的此类举动，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阅世渐深，也读过几本书后，我才读懂了这位很有些另类的同学。
在“文革”那种乱糟糟的环境中，没有母亲，父亲又撒手不管，王兴保的生存非常接近原始的自然状态。他上有哥哥，下有妹妹，而哥哥与妹妹都没有上学。显然，如果父亲经常不着家的话，这位哥哥便扮演了“父兄”的角色，比如很小就要照顾弟弟妹妹并到生产队挣工分，如果失职的话，老爹回来他大约要挨揍的。妹妹则负责烧火做饭，洗洗涮涮，很小就学着做母亲了。王兴保夹在中间，既有大把的自由又无人拘管，于是他活成了一只悠然而率性的“野狗”。
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一位本村的同学来拜年，说到了王兴保。他说，王兴保一直没说上媳妇，就跟一位邻居乱搞，后来人家丈夫知道了，便跟王兴保打。俩人打来打去闹了好几年，也没决出胜负，有一回王兴保喝多了，捅了那个男人一刀。人倒是没死，但残废了，王兴保赔了很多钱并坐了两年牢。最后同学叹息道，唉，这个人，这一辈子算是交代了。
那个春节，因为王兴保而有些沉重，就像远处有一株美丽的菩提树，被人突然砍倒了。那些贫瘠而混沌的日子，那些像小兽一样快乐的时光，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后的诗行。当你告别青涩，成熟地打量这个世界和人，并精明地零售或批发你的表情时，你会经常感到，这个世界很荒芜很无趣。
几次想去看看王兴保，但最终没有成行。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底气，没有支付能力。他在流浪，我也在流浪，其实所有的人都在流浪，区别仅仅是流浪的原因与方向不同吧。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杂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没读完我就笑了。作者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四干会”的情形，文字质朴而生动。
草野间有高人，你不服不行。
要理解这段顺口溜，不是过来人，没有背景交代是很难的。
先说说“料子裤”。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在彼时的农村，衣服的颜色非黑即蓝，没穿过补丁衣服的人是没有的。所谓料子裤，自然不是棉布，多泛指化纤类的面料，因为它更挺括有型，当然也非常稀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继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于是日本尿素陆续进入中国。那时，每个县都有化肥厂，但大多只能生产液态的氨水，日本的固体尿素不仅质量好，其尼龙包装袋也光滑而结实，于是用它改装裤子，就成为一种时尚。当然，料子裤有很多种，比如华贵的毛呢，用尿素包装袋改造的料子裤，只能算是叨陪末座。
再说说“四干会”。
在我记忆中，每年春节过后，县里都要开“三干会”或“四干会”，以动员春耕生产。三干会是开到大队一级，四干會则开到小队长。试想，一个县有多少小队长？所以四干会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尿素袋比较紧缺，于是四干会上穿“料子裤”的人很多，说大干部也穿它未免夸张，但一般社员确实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知道，尼龙染色很难，所以即使做了认真的加工处理，原来包装上的商标还隐约可见，于是美丽的料子裤上，就有了影影绰绰的“前日本，后尿素”。尿素的含氮量是明码标注的，在改装后的料子裤上，它无一例外都位于裆部，于是就有了最逗的“裤裆里夹着百分数”。
由这段顺口溜，我不禁想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屎蛋。
屎蛋当然是外号，本名叫王兴保。为什么弄了这么个外号，就与肥料有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肥料的主角不是化肥，而是各种有机肥，包括人粪尿。我念小学时，每天上学都要捎带着拾鸡粪，它是学校日常开支的经济来源。那时，庄户人家都有两个尿罐，尿满了就挑到生产队的菜园并记账。当然，最重要的肥料来源是养猪，每年年终决算时，粮食的分配分三大块，所谓人分劳分肥分。人分即口粮，它是个基础定数；劳分则取决于劳力的多寡与出勤情况，原则自然是多劳者多得食；肥分就是你贡献了多少猪粪，比如我们家，因为没有壮劳力，就只能努力养猪。
我读初中时，青州正在修张庄水库，离我们学校有四五里地。水库工地上，全是青壮年劳力，排泄量很大，自然是个天然肥料库，于是到工地拾粪便成为一景。据说一旦有人蹲下，会涌上来几个人抢，甚至用粪叉子大打出手。王兴保经常去工地拾粪，并因此常常迟到，他走进教室时，会带进一股人粪尿的味道。那时的人，每个季节就一身衣服，一旦上身是很少换洗的，假如王兴保在工地上“战斗”过的话，他身上没有味道反倒不正常了。
当时正值“文革”，学校纪律松弛，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过，王兴保几乎天天迟到，终于有一天，班主任老师调侃了他一句：王兴保，你简直成了时传祥啦！
时传祥是谁？我们摸不着头脑。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班长说，时传祥是个掏粪的，全国劳动模范，曾经被刘少奇接见，已经被打倒了。
班长比我们大几岁，不仅成熟很多，而且特别关注时事政治。
“时”与“屎”谐音，于是王兴保便有了“屎蛋”的雅号。
王兴保很小就死了娘，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据说他爹不大正干，经常偷着做点小买卖，当时叫偷机倒把，如果出身不好是不敢干的。王兴保家三代雇农，又没有人检举，于是他爹的日子，远比一般社员滋润。但这个所谓的滋润，也仅止于他一人，比如可以喝个小酒之类，而王兴保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在我记忆中，王兴保的帽沿总有一半耷拉着，深秋时节，天已经很冷了，他还是一条带补丁的半裤。
王兴保的商业细胞，大约得自于父亲的遗传或者身教，据他说，他很小就自己编粪筐并拾粪。那时所有的生产队菜园，都收购各种粪便，人粪是最贵的。王兴保的劳动所得，都由他自己支配，所以积极性很高。他小学就会抽烟，而且从来不抽旱烟末。当时，青州卷烟厂生产的香烟中，最便宜的是“勤俭”牌，九分钱一包。再高一个档次的叫“金鱼”，一毛五一包。王兴保手头阔绰时，就抽“金鱼”，我们是邻村，放学回家的路上要共同走几里地，几个同学打打闹闹一起走，他经常分烟给大家抽，非常大方，你不抽是不行的。
不过，拾粪或者抽烟，还不是王兴保最娇艳的“花絮”。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女老师，姓王，约三十岁，人生得又白又胖。在那个年代，胖人是很少的，所以王老师的丰腴非常扎眼。此外，王老师更大的特点是脾气好，在我印象中，在教我们的两年中，她不仅没发过一次火，甚至没批评过任何一位同学。
王兴保个子很矮，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且是居中的位置，也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数学课的时候，王老师经常笑着嗔怪王兴保，多是些语焉不详的半截话，比如“哎呀王兴保！”当大家齐唰唰地看王兴保的时候，他端庄地坐在那儿，并无任何异常，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同样的情形重复过很多次后，我们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问王兴保，他笑而不语，故意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放学的路上，大家打趣王兴保，他大笑，笑得很有成就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到路边的庄稼地里撒尿时，王兴保有了一个新项目：表演撒尿，他能撒出很多花样。
那可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在海明威和王小波的小说中，曾出现过，但都是一笔带过，远没有王兴保撒尿来得有创意。
王兴保跟我同岁，都是13岁，在同学中年龄偏小。那时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十七八岁，甚至已经订亲。我特别晚熟，直到高中才进入青春期，现在想来，王兴保比较早熟，对他的此类举动，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阅世渐深，也读过几本书后，我才读懂了这位很有些另类的同学。
在“文革”那种乱糟糟的环境中，没有母亲，父亲又撒手不管，王兴保的生存非常接近原始的自然状态。他上有哥哥，下有妹妹，而哥哥与妹妹都没有上学。显然，如果父亲经常不着家的话，这位哥哥便扮演了“父兄”的角色，比如很小就要照顾弟弟妹妹并到生产队挣工分，如果失职的话，老爹回来他大约要挨揍的。妹妹则负责烧火做饭，洗洗涮涮，很小就学着做母亲了。王兴保夹在中间，既有大把的自由又无人拘管，于是他活成了一只悠然而率性的“野狗”。
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一位本村的同学来拜年，说到了王兴保。他说，王兴保一直没说上媳妇，就跟一位邻居乱搞，后来人家丈夫知道了，便跟王兴保打。俩人打来打去闹了好几年，也没决出胜负，有一回王兴保喝多了，捅了那个男人一刀。人倒是没死，但残废了，王兴保赔了很多钱并坐了两年牢。最后同学叹息道，唉，这个人，这一辈子算是交代了。
那个春节，因为王兴保而有些沉重，就像远处有一株美丽的菩提树，被人突然砍倒了。那些贫瘠而混沌的日子，那些像小兽一样快乐的时光，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后的诗行。当你告别青涩，成熟地打量这个世界和人，并精明地零售或批发你的表情时，你会经常感到，这个世界很荒芜很无趣。
几次想去看看王兴保，但最终没有成行。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底气，没有支付能力。他在流浪，我也在流浪，其实所有的人都在流浪，区别仅仅是流浪的原因与方向不同吧。